真实版“小芳”

作者：杨立亚
1969年，16岁的上海知青刘行军去北大荒插队，与当地女孩二丫相爱。
几年后，刘行军回上海读大学，临行前向二丫承诺．毕业后与她成婚。但二丫苦等3年，等到的却是一封分手信。二丫放不下心中的这份感情，没再谈恋爱。
18年后，刘行军惊闻二丫仍然单身，并且身患重病，他毅然重返北大荒，将二丫背到上海治病、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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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黑龙江德都县（今五大连池市）太平公社庆丰大队合影左起：杨东平、张家美、刘行军、赵家娟、裘锦文、解青、张耀祥、董爱玲、曲胜辉

01

刘行军语

上海知青刘行军18年后，我又回到了北大荒。二丫的妈妈颤巍巍地站在屋中间迎候我，只说了一句“孩子，你回来了”，就把我拥入怀中。我善良温厚的北大荒妈妈啊，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责怪的话。小弟愤怒地把头扭到一边，拒绝跟我打招呼，这个憨直的汉子，忘不了我害得他的姐姐差点丧命。二丫的舅舅只说了一句：“18年了!”不胜感慨。二丫还没起床，听说我来了，立时抖成一团，抖得一件棉袄穿了好半天，才勉强穿到身上。她迟迟不敢出来，她没有勇气出来，怕自己失态控制不住。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二丫终于从房间里出来了。这时大队书记听说我来了，也过来看我。屋子里坐满了人。二丫的头始终低着，声音喑哑：“你来了……”这就是我的二丫吗?她脸色苍白，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瘦削、虚弱得好像随时都会摔倒。“来了。”我的喉头有点哽咽，好似有一把利剑在搅动着心脏。二丫的衰弱病态让我的心中充满了内疚。说完这一句，她转身回了自己的小屋。吃过早饭，一屋子人悄然散去，二丫的妈妈也没了踪影。
我来到二丫的小屋，对坐在炕边的她说：“你怎么这么傻啊。真想不到你会这么傻!”我把她揽进怀里，两人放声大哭，诉说着离别后的这l8年，边说边哭。二丫18年的委屈和悲伤化做泪水的长河，不停地流啊流。我俩一直说到日上三竿，又说到日落西山。我说：“一切都是我造成的，这一次你得跟我走。”怀里的她瘦成了一把骨头，不把她带走，做最好的治疗，我担心她熬不过这个冬天。二丫哭了：“不了。见到你，我就没什么遗憾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可能跟你走了，我走不动了“我背你。背也要把你背回上海。后半生，我们再也不分开。”我坚定地说。第三天早晨4点多钟，我带着二丫离开了合心屯。二丫的身体太差了，严重的支气管哮喘让她的呼吸声粗得像拉风箱。她1.65米的身高，体重却只有38公斤，眼见油尽灯干了。我都担心她撑不到上海。火车上，我们俩舍不得合眼，不停地说着话，实在困了才打个盹儿。二丫说：“到了上海，我怕我不习惯呢。”“怕啥?有我呢。”“我不懂上海话，唧唧哝哝的，一句也听不懂。”“我教你，一句一句地教，总能学会的。”“我想家怎么办?从来没离家这么远。”“想家了咱们就回去。一年回一次北大荒，总行了吧?”二丫的眼珠转了转问：“你一个人住吗?”我说：“是的。”单位给我分了一套30多平方米的房子，我很少住，平时都住在单位值班室。这18年，除了跟前妻结婚的3年，我过的基本是集体生活。“房子还没装修，随便你怎么弄吧。”是的，我们的家，连同我的人，都交给她了。我凝视着眼前这个女人，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在忍受了l8年分离的痛苦之后，我们终于团聚了。我俯下身，在她的耳边轻声说：“我将从17岁开始补偿你。”但造化弄人，厄运对我们的考验一直没有停止。继1996年二丫的肺大泡破裂，手术切掉了左肺后，2004年2月，我又出现了腹痛、乏力、食欲不振、皮肤瘙痒等症状。上海一家医院诊断为甲肝。在住院治疗的43天里，我的体重急剧减了10几公斤。病情不断恶化，高烧不退，还出现了肝腹水。4月9日，已为我妻的二丫见情势不妙，把我转到上海中山医院，经全面检查，结果出来了。二丫被医生叫去办公室，回来时两眼通红。她强作笑颜：“肝炎，有点儿肝腹水，得住院治疗，没啥大事。”她的目光躲闪着。在她11岁时，我们就认识了，我熟悉她就像熟悉自己的掌纹。她的故作轻松，对紧张和悲伤的掩饰是瞒不过我的。病房里有4张床，其他3张床住的都是肝癌患者!突然的醒悟，好似呼啸而来的铁锤砸在我的胸口。我知道肝癌是死亡率极高的一种疾病，那么我还有多长时间?我才51岁，死亡就这么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悄然而至?病情来势汹汹，我极度虚弱，时而昏迷，时而清醒。连日忙于护理又陷于焦虑之中的二丫终于撑不住了，坐着小板凳，趴在床边打起了瞌睡，手却紧握着我的手。深夜，微弱的光线透过玻璃窗落在她的脸上，她的眼角依稀有泪。我想给她拭泪，却虚弱得抬不起手。l0年前，我将这个女人背到上海，向她发誓：“我背弃你、伤害你18年，我要从17岁开始补偿你，让你幸福……”她刚刚幸福了10年，难道我要再次背弃自己的誓言弃她而去……

02

二丫语

王亚文2004年4月9日，医生把我叫进办公室，告诉我：“你的丈夫是肝癌晚期，唯一的希望就是进行肝脏移植手术。”仿佛大地在脚下裂开，我坠向无底的深渊，空白、绝望、恐惧像拍天的巨浪一样涌来，仿佛要把我拍烂扯碎。在我的生命中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那是1980年，我接到他的分手信时。微笑的生活突然面目狰狞地挥起大棒，砸在我的头上，我的爱情、幸福和未来都碎了。第二天，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并告诉我，他的肝功能已衰竭，随时会出现肝昏迷和吐血的现象。医生还说，必须马上做整体肝脏移植手术，不过风险大，费用很高，至少要35万元。我们仅有一万元的存款。10年前，刘行军把我从北大荒背到上海后，我一直在养病，没有工作。刘行军的收入也不多，仅够维持我们的生活。l996年，我又做了一次手术，花去了四五万元。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单位分的30多平方米的住房，那是一房一厅，老式结构，厅是晒不到阳光的。当时上海的房价还没太涨，卖不了几个钱。死神扇动着黑色的羽翼，要把他从我的身边夺走。我要是能凑到35万元，电许能从死神手里夺回他。可是，我上哪儿去筹这笔巨款呢?我守在他的身边，紧紧地抓着他的手，死神随时随地会把他带走，可是我不甘，不甘我们就这样被命运再次分开……刘行军很快就出现了间歇性肝昏迷。医生告诉我，肝昏迷是肝癌患者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必须马上进行手术。马上凑齐35万元医疗费，才能救他的命!我哭了，除了哭，我还能怎样?傍晚，他再一次陷入昏迷。我肝肠寸断地把他的头抱进怀里：“哥，你醒醒，跟我回北大荒吧。那里有漫山遍野的向日葵，你说过，金灿灿的向日葵是世界上最美的花。”不，我决不轻易将我的丈夫交给死神，决不!就像当年我死死抱定爱情，决不肯放弃一样。刘行军总说我：“你这个女人啊，又傻又犟。”可是，怎样才能凑到这35万元的救命钱?我急得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乱转，在家里四处乱翻，哪怕一分一角都不放过。也想过向亲戚求助，可刘行军的父亲1984年患肺癌病故。他们家兄弟7个，生活都不宽裕。我的父亲也去世了。2000年，刘行军将我母亲和我的小弟一家接到上海，母亲在小区看车棚，弟弟做保安，弟媳在饭店洗碗。他们将积攒下的1000多元钱，一分不少地都给了我。最后我在家里翻出了刘行军的电话本，逐一打电话求救：“求求你，救救我们……”2004年4月14日，医院专家组决定，派人紧急寻找匹配的肝源，在此之前，先给刘行军换上人工肝脏，以血液透析来维持他的生命。手术定于2004年4月15日。上午9时，医生让我在术前风险告知书上签字，我的手抖得不行。当时肝脏整体移植手术在．我国刚刚起步，手术风险极大，很多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我签完字，想到即将到来的生离死别，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9时30分，刘行军在要被推进手术室时，突然拉住我的手：“对不起，丫妹，这些年难为你了。如果我出不来，你一定得挺住。”我俯下身，在他的耳边轻声说：“记住，你得活着回来。我等着你。你知道我傻，一根筋，认定的东西死也不放开。你不回来，我也就没命了。”说着，我的泪珠滴到了他的脸上。他抬手轻抚了一下我的头发：“傻丫头，我不会再坑你一次!”他被推进了手术室，我站在门外，双手合十向上天祈祷，保佑我的丈夫平安出来。我在这里等着，哪怕是地老天荒我也等……上苍也许听到了二丫的祷告，也许是因为目睹了我们18年的离别及团聚后的种种苦难，终于动了慈悲之心。

03

刘行军语

2004年4月15目下午3点多，当手术进行了一半、坏死的肝脏被摘除时，传来一个天大的喜讯。匹配的肝源提前空运到了上海！医生马上放弃了植入人工肝脏的计划，新的肝脏被移入……肝脏移植手术进行了6个多小时，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重症监护室里，身上插满了管子。医生笑着告诉我，手术非常成功，坏死的肝脏被摘除了，新的肝脏已经开始在我体内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逃出了死神的魔掌，接下来的几天，是极其危险的排异期。我用目光寻找着，看到了站在重症监护室玻璃墙外的二丫，她含泪带笑地望着我，向我摆手。我知道她的意思，她在说：“哥，你得坚强，你得活着走出来。”我示意她去休息，别在那里傻站着。她是只有半边肺的人，我担心她的身体撑不住。二丫摇头，倔强地站在外面，从手术开始，她就寸步不离地守着，生怕一不小心，死神就会带走我。我知道二丫心中的恐惧。1996年，二丫被推进手术室时，我的心里也曾这么恐惧过。我们不能再失去彼此了，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的愚蠢，我们曾失去了宝贵的l8年。

04

作者手记

2009年l0月，我到上海重访刘行军和二丫这对多灾多难的夫妻。刘行军换肝后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重返上海少年劳教所上班，但手术欠下的巨款还没有还清。坐在他们简陋的“蜗居”里，我问二丫：“如果人生能够重新来过，你还会选择刘行军吗?”“会的。”没有半点迟疑，二丫平静的回答中有不容置疑的坚决。

突然，他们养的鹩哥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叫声：“丫妹啊!”那声音酷似刘行军，在声声呼唤自己的爱人。

05

回忆

1969年4月，一群上海知青来到王亚文的家乡北大荒德都县庆丰村（即今日的五大连池市）插队。
王亚文说，刘行军闯进她的感情世界，缘于一次偶然的“事故”。刘行军到庆丰村五年后成了村卫生所的药剂员，负责为村民发放药品。1974年，王亚文的父亲生病到村卫生所拿药，刘行军不慎拿错了药。服下这些药，王老汉病情加重，被抢救了一夜终于获救。此后，刘行军因为内疚常常去王亚文家帮着干活，一来二去，王亚文开始注意起刘行军来。在冰天雪地的异乡，善良热情的当地姑娘王亚文成了刘行军惟一的安慰。小伙子和姑娘就这么默默地相爱了。1976年，他们准备结婚了。可就在那一年，知青大返城开始了。刘行军被保送去了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刘行军找到王亚文，告诉她自己学成后一定回来。1980年，刘行军大学毕业了，王亚文跑到县城火车站等她的刘哥哥回来。等了三天三夜，每天都兴冲冲地去，但都两手空空地回。毕业后，刘行军被分配到上海市闵行区一所小学工作。在家人朋友的劝说下，他给王亚文写了一封直截了当的信，“我不会跟你结婚的，我们分手吧”。接到信王亚文感觉：“真的是像晴天霹雳一样，我眼前一黑，一下子就靠到门上了。当时我好像是傻了一样。”刘行军后来跟父亲老战友的女儿结了婚，夫妻双双去了美国，几年后离了婚，刘行军一个人回到上海。时间到了1994年，那一年开始流行那首叫《小芳》的歌。也是在那一年，刘行军插队时的伙伴曲胜辉回了一趟北大荒，见到了惟悴不堪、一直独身一人的王亚文。亚文对曲胜辉的要求是：“不要找刘行军，不要打扰他的生活，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其实曲胜辉跟刘行军早就失去联系了。可谁都想不到的是，有一次曲胜辉去上海出差，居然在街上巧遇了已20年没见面的刘行军。曲胜辉有意识地问了一句：“你现在生活怎么样？”刘行军说他还是一个人。曲胜辉说：“那么你知不知道有人在等着你？就是亚文啊。”刘行军的心里咯噔一下。曲胜辉说：“你对不起人家。”震惊、自责、内疚使刘行军当晚给王亚文写了一封信，刘行军觉得再也不能把王亚文放弃了。1994年冬天，刘行军踏上了北去的列车，距离他和亚文最后一次见面已经整整18年了。那是一次五味杂陈的会面，王亚文回忆说：

“那天早晨四点多钟，我弟媳妇先跑进来，说来了来了。

我妈说，谁来了？

她说，那个上海人来了。

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了，反正我穿衣服都穿不上了，手一直在发抖。

等过了一会，我把衣服穿好了，我就坐在炕上隔着窗户看他们，他在跟我的家人聊天，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吧。

吃好饭了，收拾完了，家人都走了，就留下我们两个，这时候我们俩抱在一起都哭了。”

那次见面以后没过多长时间，他们结婚了。幸福10年
不久，王亚文从家乡出发去上海。此时的她由于长年的忧郁患上了肺炎，体重只有35公斤，整个人几乎垮掉了。身体极其虚弱的王亚文已经走不了路了，刘行军一路背着她回到了上海。两人结婚后的生活怎么样呢？王亚文说：“来上海前半年，上下楼他一直背我，这半年里我没烧过饭，没洗过衣服，没买过菜。他什么都依我，为了我多少钱也肯花。他说要从17岁开始补偿我，到2005年整整10年，所以我说今年我才27岁。”王亚文说：“说实话在这10年里，我真的是过得很开心很开心，我就感觉我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这10年里，我认为我虽然吃了那么多苦，但一切还是值得的。”然而，2004年2月，刘行军突然感觉浑身无力，40多天的时间里瘦了30多斤。刘行军得了肝衰竭，生命垂危，命运给了王亚文又一次磨难。几十万元的手术费用难住了刘行军和王亚文。
刘行军的单位支付了6万元，余下的手术费用，王亚文天天打电话恳求所有认识的人帮助他们，终于在当年4月15日把刘行军送上了手术台。刘行军说：

“4月15日的早晨我去做血透的时候，当时小二丫（亚文的昵称）就跟我说，你要挺住呀，你要挺住。

我当时就唱了一首歌给小二丫听，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唱这么一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

我把它改过来，改成‘世上只有丫妹好，刘哥的丫妹是个宝，每天望着我的丫妹，心里乐陶陶’。”

接着王亚文又给他唱了一遍：“世上只有刘哥好，刘哥的丫妹是个宝，离开刘哥的怀抱，幸福享不了。”
王亚文说：

“18年前，心里痛苦，可他还在这个世界上，哪一天出现奇迹，也许我就会看到他，所以在心里面有个希望。

但这次面对他的病痛，我觉得是要彻底失去他，一下子觉得就要崩溃了。

我觉得我们俩就是一条命。

手术之前我跟他谈话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俩现在就是一条命，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说你就算是为了我你也要活。”

手术持续了6个小时。此后，亚文每天凌晨4点就站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外，一站就是一天，站到第6天，医生允许她进去看丈夫一眼。一见面，刘行军一下子拉住王亚文的手，他说：“我又回来了。”
刘行军的身体十分虚弱，王亚文每天要陪着丈夫去楼下散步。每月医药费还要花好几千元，为了照顾丈夫，王亚文几乎寸步不离刘行军。“只要有爱在身边，我们就是最幸福的。”王亚文告诉记者。接下来的时间里，刘行军处在恢复阶段，他的抵抗力很差。“时间太短了，我和丫妹只有10年的好日子。”有时刘行军会叹口气，轻轻拍着妻子的手。这时，王亚文用手背试一下刘行军的额头温度，握着丈夫的手：

“很多事是冥冥中注定的，以前的事我不怪他，那个年代的事说不上谁对谁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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