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碳中和战略相当于改革开放2.0， 碳市场为中国百万亿碳中和投资保驾护航
碳市场为中国百万亿碳中和投资保驾护航
经济学家圈近期独家专访了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北京绿色金融协会秘书长梅德文。以下为全文：
经济学家圈：您怎么理解碳达峰和碳中和？中国碳中和有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梅德文：碳达峰、碳中和对于中国非常重要，中国碳中和面临巨大的挑战，同时也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根据著名的卡亚模型，一个国家的碳排放取决于人口数量、人均GDP、单位GDP能耗强度、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按照发展和排放的关系，可以将不同国家的排放大致划分为几个类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是低排放、高发展，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是低排放、低发展，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发展都高度依赖排放，所以是高排放、高发展。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去年GDP是100万亿人民币，但是我们也是世界最大能源消耗国家，去年能耗50亿吨标煤。我们为什么能源消耗这么多呢？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能源结构决定的，所以说，中国碳中和压力巨大，这是因为：
第一，经济结构。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工厂，第二产业占比较高，固定资产投资在GDP占比超过40%，中国经济过去靠大拆大建、大修大补这种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模式，这是不可持续的。这是我们的宏观经济结构，需要调整。
第二，能源结构。我们的能源结构是“富煤、贫油、少气”，中国气候事务特使解振华主任近期强调，中国能源消费结构，煤炭消费占比仍然超过50%以上，我们的单位GDP能耗强度是世界平均值的1.4倍，是发达国家的2.1倍，而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另据统计，去年，中国化石能源占比仍然接近85%，可再生能源占比只有15%左右。一般而言，发达国家能源转型的路径首先是煤，接着是油和气，再然后才是新能源，是这样的能源转型三阶段，而去年，我们石油的对外依存度73%，天然气对外依存度43%，这都是非常高的，我们中国的能源转型只能一步到位到新能源，这是很困难的。
另外一方面，碳中和的机遇同样非常巨大，甚至说是千载难逢。
因为碳达峰碳中和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倒逼机制，倒逼中国经济转向绿色经济、倒逼中国能源转向绿色能源、倒逼中国金融转向绿色金融，倒逼全社会转向绿色生产方式、绿色生活方式，我认为这是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意义。做个比较，碳中和的技术创新可能有一点类似于20年前的互联网，它是个系统性的创新体系。因为要实现碳中和，归根结底要依赖低碳技术、零碳技术、固碳技术还有负碳技术创新。碳中和的金融创新，可能有点类似于30年前的资本市场，因为它需要一个新型的资本市场，那就是碳市场。碳中和的制度创新可能有一点类似于40年前的安徽小岗。大家知道，改革开放后，只经过短短的32年时间（1978-2010年），中国就超越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做对了什么？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解释，依据科斯定理，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从安徽小岗村开始，全面启动了农村分田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产权改革，就是把土地的经营权确权给了劳动者即农民，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确权的制度改革、制度创新，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生产效率，让中国焕发出巨大的土地红利、人口红利、资本红利和制度红利，毫无疑问，这些红利为后来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分田到户几年后，中国就解决了当年最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几亿人吃不饱饭的古老大难题。今天，我们再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看看碳达峰碳中和问题，包括广义的环境污染问题，其根源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效率过低、能源效率过低、金融效率过低，其本质上都是资源配置效率过低的问题，如何提高效率？也许可以参考借鉴改革开放初期的分田到户改革，把环境产权清晰地确权，只要确权了，市场就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就能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中国的碳中和问题。习总书记有句至理名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千真万确，绿水青山确实是金山银山，但绿水青山不可能自己变成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如何才能变成金山银山？这就需要给它进行政策上确权，即明晰环境产权，然后技术上量化，就是把环境资源、生态资源或者说环境效益、环境收益进行量化，最后在碳市场定价，这样就变成金山银山了，这其实就是一个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即市场化配置资源的过程。
另外，从能源角度讲，碳中和促进能源转型，即由煤油气等化石能源转向风能光伏新能源，就是以碳基能源走向硅基能源，以化石能源走向可再生能源。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是从这种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经济结构走向低碳经济，这意味着中国发展要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根据美国著名战略学家迈克尔.波特的观点，国家发展经历四个阶段，即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的较高时期，国家竞争优势将转向主要依靠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更强调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激励创新制度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驱动经济发展。我们目前总体上还处在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这前面两个阶段，距离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还有一定的距离。这是因为中国过去那种依赖资源投入的方式不可持续。过去我们是依靠投资和出口，现在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不可能再走过去老路。所以，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院士近期强调，中国过去40年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40年，即从2021年到2060年，碳中和可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总之，就像当年的农村分田到户改革一样，今天的碳中和战略，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当于是改革开放2.0。
经济学家圈：您对我国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的目标，对经济的短期和长期您觉得有什么影响？然后关于绿色金融投资方面，然后您觉得会迎来一个投资的高潮？
梅德文：所谓碳达峰，理论上说，二氧化碳排放增量等于经济增长率减去碳强度降低率，所以说，碳达峰就是经济增长率曲线和碳强度降幅曲线交叉的那一点。我国2005-2020年间三个“五年计划”碳强度累计降幅21%、20%和19%，年均4-5%的降幅是发达国家最近30年平均降幅的2倍，因此峰值的本质是经济潜在增长率降到4-5%区间。碳达峰的统计学意义便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其背后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由资源密集型转化为知识密集型，随着资源投入的边际收益不断降低，碳排放见底，碳中和到来。
展开来说，我们知道，有个所谓的宏观经济不可能三角，即“调增长、调结构、防通胀”，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两个目标。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我们中国过去更多的是选择了保增长和防通胀，自然就牺牲了调结构。所以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调结构，调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也没有完成，可见调结构的艰难，这是因为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去年GDP刚破1万美元，保增长肯定是第一位的，这也是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增长有限，所以还要控制物价，要保持物价稳定，最后只能牺牲调结构了。
而从某种意义上上说，碳中和本质上就是调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能源结构，甚至金融结构，无论结果还是过程，无论目标还是手段，都需要调结构，从绿色生产到绿色消费到绿色流通，都要确保绿色发展的，只有全生命周期绿色之后才能碳中和。所以说，宏观经济不可能三角在碳中和时代就演变成了“经济增长、绿色供应与物价稳定”，要实现碳中和就必须保持中高速增长和绿色供应，那就意味着带来物价上涨的潜在风险，这也是央行原周小川行长在内的一批专家屡屡警示的，简单说就是发展与减排之间面临两难的选择。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主任早在10年前就说过，根据统计，发达国家大约都是在人均GDP在3到4万美元的时候实现碳达峰，即经济发展与碳达峰之间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中国的人均GDP去年刚刚突破1万美元，那么经过测算，到2030年碳达峰的时候也就刚过2万美元，距离发达国家人均GDP3-4万美元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发展是本，减排是根，这就是发展与减排的两难。
另据统计，2020年底，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353.19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319.74万亿元，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10.15万亿元，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23.3万亿元。如果穿透之后，其底层基础资产，有很大比例都是化石能源资产，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的研究，世界化石能源资产可能会在2025年到2030年之间，发生一次大危机，就是化石能源资产会大幅度的贬值缩水，比如说以煤炭为代表的资产，例如煤电，未来违约率可能会很高，其风险敞口很大，未来金融机构也许因此会大大地降低收益，增加风险，这就是中国金融的大风险。这也是需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投资的逻辑所在。这是风险警示，另外，中国人民银行易纲行长最近强调，中国碳达峰每年需要2.2万亿元的投资，十年共计22万亿元；从碳达峰至碳中和每年需要3.9万亿元投资，30年需要117万亿元投资，碳达峰碳中和两项合计需要139万亿元投资。这个投资可以促进解决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也促进解决中国发展与减碳的两难矛盾。
经济学家圈：能源建筑行业这些高耗能的行业，它如何把握这次机遇？如果想实现碳中和还需要哪些创新技术？
梅德文：碳中和的实现，归根结底依赖两个创新，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制度创新。所谓技术创新，简单说就是开源节流，开源就是发展新能源，就是两个替代，即在能源供给侧用可再生能源或者说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侧用电能替代；节流就是工业节能，提高能源效率，鉴于能源结构与资源禀赋，中国仍然还要长期使用化石能源，提高能源效率，不可或缺，必不可少。展开来说，碳中和的技术创新可能体现在五个方面，或者说五个路径：第一，前端能源替代，包括风电、光电、水电、生物质发电等，即供给侧新能源替代，需求侧电能替代。第二，终端节能减排。第三，末端循环利用。第四，CCUS即碳的捕获、利用与封存。第五，碳汇。回顾经济历史，我们发现技术创新的背后是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与制度保障，包括金融制度、财税制度、法律制度等各种各样的制度创新与保障，“制度重于技术，制度高于技术，制度先于技术”，这可能是技术创新背后的规律，背后的逻辑，背后的演变。
在此，我们回顾下两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历史，可能大家都知道英国工业革命历史，但可能不太清楚英国的金融革命历史，不熟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先有英国金融革命，然后才有英国工业革命。金融革命为工业革命注入资本动力，工业革命不仅仅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至少还是金融革命的结果。因为工业革命早期使用的技术创新，大多数在工业革命之前早已有之，但这些技术革命既没有引来经济持续增长，也没有产生工业革命，为什么？因为缺乏大规模、低成本的长期资金的支持，无法实现产业化，终究还是一个小作坊。套用英国经济史学家、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约翰.希克斯的观点，“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因为工业革命兴起的新产业，工业原材料成本、研发成本、人力成本、厂房成本、设备成本开支都非常巨大。如果没有一个大规模的廉价的长期资金支持的话，工业革命是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的。
放眼世界，我们再次引用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的观点，他认为目前全世界正处在以风光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并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回顾历史，每一次全球工业革命都会开启一轮技术长周期带动的经济增长，大约持续60-100年，比较前两次工业革命，都形成了能源、产业和金融协同创新发展的经济体系：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形成了“煤+火车+银行”体系，形成了日不落帝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形成了“石油+汽车+资本市场”的体系，形成了美国超级大国；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将形成“风光新能源+电动车+碳市场”的体系，各国都在争夺这一体系的主导权。里夫金认为，中国机会最大！这是因为，在能源供给侧，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世界最大的风光新能源生产体系，2020年风电、光伏新能源装机总量分别是2.81亿、2.53亿千瓦，合计5.34亿千瓦，而且风光装机总量2030年要达到12亿千瓦。中国光伏产业具备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包括上游硅片、中游电池板与下游发电站，都有巨大的优势，隆基股份去年市值已经超过神华公司，目前市值五千亿。在能源传输侧，中国“长距离、大容量、低损耗”的特高压电网技术成熟，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在能源消费侧，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与储能产业发展迅速，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累计销售550万辆，供给、传输与消纳，或者说生产、流通与与消费，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新能源产业发展闭环。
当然，我上面一直说，制度重于技术，制度先于技术，新能源产业发展，碳中和的实现，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创新，碳中和需要碳市场创新。如果我们能够把碳市场做起来，发展成一个新兴的金融市场，在碳市场背景之下探索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那么中国就很有可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个长的技术增长周期，全世界碳中和带来的消费需求，能够使全世界经济走出总需求不足的困境。而中国可以借此培养一批新的绿色技术发展，新的绿色产业，稳固新的绿色经济，从而实现我刚才一再讲的就是从资源依赖跨向技术依赖阶段。
经济学家圈：您觉得目前来说我们很多的企业它纷纷去跨界造新能源汽车，然后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它会不会造成一个产能过剩的问题？欧洲很早以前它就做碳交易了，然后但是现在美国因为内部的一些问题，可能包括跟国别的国家的一些政治的问题，它内部有一些斗争，以欧洲国家来说的话，您觉得他会比我们超前吗？他们会不会站在一个历史的高点又回到了历史高点？
梅德文：当年林毅夫教授和已故的杨小凯教授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争论，就是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杨小凯认为中国是后发劣势，林毅夫认为中国是后发优势。电动车是不是产能过剩的问题，我认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因为任何一个新产业新事物的发展，都有个过程，就是从无序走向有序。经济学还有一个有效市场假说理论，就是说一个完善的市场，它自己能够自动调整的，在市场经济它有这样的功能。为什么大家都来进入电动车产业，那是因为大家都纷纷看到了这个产业的巨大潜力。
我觉得中国发展电动车产业有很多优势，我们具备技术、政策、成本与市场等很多优势。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主任的观点，就是发达国家在发展新能源以及这种新能源产业上，包括电动车，它有沉没成本、重置成本，而中国没有。刘主任讲过，根据统计，美国、欧盟与日本在碳达峰时，每千人汽车保有量分别是845辆、423辆，575辆，而中国目前仅有173辆，假定我们要达到400辆的水平，例如423辆，那么它还有200多辆可以直接使用新能源汽车，而发达国家必须达到燃油汽车产品的自然生命周期之后才能够替换。这就是他们的劣势，因为他们有沉没成本与重置成本，同时也是我们的优势，是中国具备发展新能源以及新能源电动车产业的所谓的成本优势、市场优势，当然我们还有技术优势与政策优势。举例说明，根据去年11月的相关统计，中国比亚迪公司去年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市值的汽车公司，蔚来第六，上汽第十，即去年世界十大市值汽车公司，中国已经占据3席。同时，在电动车领域最重要的相关产业即电池方面，中国锂离子电池产量世界第一，宁德时代稳居世界首位，目前市值已经达到12000亿。再补充一句，就是说不管储能还是新能源，这里面其实都有一个规律，IT产业有个著名的摩尔定律，经济学还有一个叫莱特定律，就是说某个产品，如果产量翻一倍的话，那么其成本可以下降15%。在电动车领域里面有这样的规定，电动车每增加一倍，储能电池价格会下降28%。当然，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技术的力量，相信创新的力量。中央政治局今年7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碳中和。”
经济学家圈：现在，统一的全国的碳交易的市场已经开市，对这方面来说的话，您对中国未来碳市场有一个什么样的展望呢？
梅德文：碳市场是行之有效的碳定价机制，是解决碳排放外部性的有效经济手段，可以实现总量控制目标下减排成本最小化，同时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增长。碳市场制度可能是破解中国发展与减碳两难矛盾，促进中国能源、产业和金融结构调整的有效工具。借助市场的力量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碳市场是一个选项，它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提升经济效能、能源效率和资金效率。一方面，通过碳市场的激励机制，鼓励新能源产业或非化石能源产业的发展，激励减排的正外部性问题；另一方面，通过碳市场的约束机制，抑制化石能源产业，解决碳排放的负外部性问题。毫无疑问，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必然需要大量投资，无论电力、交通等行业的碳减排，还是发展新科技，都需要新的投资。国际新能源组织IRENA认为全世界碳中和的投资需要131亿万亿美元，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测算说，如果按照中国在全世界碳排放的占比（29%左右），按照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那么测算出中国碳中和的投资需要283万亿人民币左右，周小川进一步提出，能否吸引这么多的投资，这么多的投资要引导好、激励好，不酿成大亏空，显然是大事、难事。大量的投资不可能凭空而来，也不会凭号召就实现，每项投资都需要导向，需要算账，而算账必须有依据，需要一个有效的碳价格信号。毋庸置疑，碳市场可以提供这样一个信号。
前文说到，回顾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金融支持主要是银行，靠债权融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金融支持，更多的是靠资本市场，靠股权融资；那么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靠什么金融支持？当然离不开银行与资本市场，但这是不够的，还需要增加一个新型金融市场，那就是碳市场。
所以说，为了实现碳中和，我们需要多从金融的角度来思考碳中和问题，有个观点叫“交易先于制度”，碳市场应该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鼓励审慎创新，我刚才一直引用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的观点，那就是英国金融革命早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
综上所述，为了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碳中和，我国必须建设一个有效性、流动性、稳定性的且具备广度、深度与弹性的碳市场，这需要三个条件，简单说，就是三个关键词——“立法、量化、定价”。首先，立法代表了全社会的意志，通过严格的立法确定减排总量和配额分配方法，建立严格的配套政策体系，是发现真实碳价的第一步。其次，量化和披露。严谨量化和披露是实现社会成本的保障，也是开展透明和包容监管的前提。对各个行业的排放数据进行核查，运用现代物流网和区块链技术实现更加低成本的核算量化，建立更加科学透明的数据支撑体系。最后，定价。需要吸纳更加多元化、规模化的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是指数量足够多的，具有不同风险偏好、不同预期、不同信息来源的市场主体，只有主体多元化，才能形成公允的均衡价格。同时要推出更加市场化与金融化的产品，以满足信用转换、期限转换、流动性转换等市场基本功能，还需要更加透明化和包容性的监管以促进严肃定价。
展开来说，碳市场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回顾中国碳市场历史，我们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刚好是两个七年，“七年之痒”，第一阶段是2005-2012年，整整七年的CDM即清洁发展机制阶段；第二个阶段是2013-2020年，又是整整七年的区域试点阶段；今年是全国碳市场的元年，全国碳市场可能将处于较长的完善期，即要完善全国碳现货市场建设，估计也需要七八年，也就是说从2021年至2028年左右，可能是全国碳现货市场阶段。展望未来，王康等专家认为，全国碳市场的扩容与产品的完善将同步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国碳市场将逐步克服其弱点。十四五期间，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航空这七大行业有序纳入，配额总量有望扩容至70-80亿吨/年，纳入企业将达到7000-8000家，按照当前碳价水平，未来全国碳市场总资产将有望达到4000-5000亿元。随着控排企业节能减排意识和碳资产管理意识普遍增强，随着企业碳管理体系和专业人才队伍的完善，碳资产将不再仅用于履约，通过金融创新盘活存量碳资产的需求更加旺盛，包括碳远期、碳互换、碳期权、碳租赁、碳债券、碳资产证券化和碳基金等金融服务将逐步完善。未来，专业碳资产公司、金融机构、个人投资者将可能有序进入碳交易市场，促进碳市场参与主体更加多元，资金聚集效果更加明显，市场逐步活跃从而形成稳定的正向循环。
经济学家圈：请您谈一谈碳市场碳交易方面的问题。您是怎么看待全球碳市场？
梅德文：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制定全球统一的碳定价体系，问题是目前全球碳市场价格差距过大。欧洲目前是50-60欧元，中国碳交易试点的平均价格24元人民币，现在全国碳市场的平均价格大约50多元人民币，从7月16日开市至7月30日一共11 个交易日，全国碳排放配额即CEA累计成交量595.19万吨，累计成交额2.99亿元，平均价格50元。不管从哪个方面，从国际关系、大国外交、国际贸易、应对碳边境调节税，从各方面讲的话，未来全球碳市场可能会一体化，全世界的碳定价总有一天会趋同，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王信局长认为，广义的碳金融市场应该包括绿色金融市场，碳金融市场包括碳市场、电力市场和绿色金融市场，而且碳金融市场的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有望形成良性互动。王信局长说下一阶段他认为需要做好人民币国际化与碳交易市场的良性互动。他强调：“第一，所谓建立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第二完善碳金融市场的建设，就是发展碳金融。第三就是提升碳金融市场的国际水平。第四，稳步推进资本账户资本这个账户可兑换。第五最重要增加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绿色低碳项目，人民币计价结算的直接投资，通过一带一路地区一带一路项目促进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说到碳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我们想到国际金融理论之中经典的“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也就是在“汇率稳定、独立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变量中，一个国家只能选择两个目标。这个理论在碳市场也许同样有效。长期来看，由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外部性，碳排放权天然具有国际自由流动的属性，如果要保持国内的碳中和产业优势和低碳政策独立，则碳价一定会向国际碳市场趋平。目前欧盟、美国、韩国的碳价都远远高于中国碳价，按照目前价格对比，欧洲度电碳价大约是中国度电碳价的十倍。有专家认为，中国碳市场以当前的价格水平很难起到资源配置、价格发现与风险管理的作用，无法成为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的有效市场机制。长远看，中国碳价必然要打破目前的低估状态。因为随着资本市场开放和全方位引进外资，外资也会进入中国碳市场，若干年之后，NDC即国家自主贡献相关制度日趋公平合理，国内外巨大的碳价差异会产生巨大的套利空间，一旦存在套利，价格差就会消除，这是一价定律、要素价格趋同理论等经济规律在碳市场的使然。
另外，今年3月，欧洲议会通过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决议，计划征收碳关税。一旦2023年以后碳关税正式启动实施，欧盟将对进口商品的含碳量进行征税。基于欧洲碳价与他国或者地区碳价的差值计算碳关税的机理，国际碳市场有望在未来实现逐步连通、各国与地区的碳价有望走向趋同，这也会促使我国的碳价上涨。
据悉，今年7月19日，《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民主党将于近期公布一项计划，根据该计划，美国将设立一项新的“碳边境税”，旨在“对来自中国和其他没有显着减少其产生的全球变暖污染的国家的进口征税”。初步预计，美国民主党的该提案如果得到美国国会支持并实施，每年将给美国增加160亿美元的边境税收。民主党该提案内容最核心、并且对中国最为不利的因素在于：其征收参考标准是进口产品原生产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而不是以人均碳排放作为统计维度。——而中国当前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尽管中国人均碳排放仅为美国人均碳排放的一半左右。
故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韩立群研究员认为，从长远看，如果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框架和规则因为发达国家的碳关税政策出现调整，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中国的减排工作。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统计，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全球减排的绝对量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中国来承担。中国已经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社会仍处在高速发展的国家来说，完成这项工作的难度要远远超过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未来40年，中国经济将经历一条非常陡峭的减排路径。发达国家碳关税等举措的实施，相当于给中国这条陡峭的路径上再增加一些障碍，要求中国在更加严格的排放约束条件下实现发展，用更短的时间来适应更大的变化。中国要实现各项国家发展目标，就必须在更为严格的环境中继续保持竞争力的上升趋势，何以解忧？唯有循序渐进地建设更加市场化、更加金融化与更加国际化的碳市场。
据说，硅谷有句名言:“人们总是高估一个新技术新事物的短期影响力，而低估它的长期影响力”。也许，碳市场就是这样一个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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