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国会参议院高票通过基建法案，我们认为，拜登政府的加税方案或已在路上：
1）2020年以来，美国政府已实施六轮合计5.7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如果基建法案落地将再新增1万亿财政支出。无论是前期财政刺激带来的赤字还是基建法案，都急需财政资金来源，加税成为了现实选择。
2）今年4月份以来，美国CPI、PCE不断创下新高。通胀持续高企意味着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面临制约，美国无法像去年那样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加税成为了不二选择。
3）美国历史上，威尔逊、罗斯福、克林顿以及奥巴马政府都曾提出加税或结构性加税政策，民主党在政治主张上更倾向于“大政府小市场”的政治理念，加税是民主党政府的内生选择。
4）疫情加剧了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对富人阶层进行加税成为了美国政府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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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69:30表决通过了《美国基础设施和就业法案》，同时以50:49表决通过了预算决议，目前流程均已转至众议院，最快将于9月份正式落地。随着美国国会参议院高票通过基建法案，我们认为，拜登政府的加税方案或已在路上，也将迎来稳步推进。首先是来自财政支出的压力。2020年以来，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6轮关于疫情纾困的财政刺激法案，总规模合计5.7万亿美元，其中包括拜登上任后提出的“美国营救计划”（The American Rescue Plan），该计划总规模达1.9万亿美元，并以预算和解方案的方式于2021年3月获得通过。拜登政府还曾在3月底和4月底先后提出总规模2.3万亿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The American Job Plan）、总规模1.8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The American Family Plan），其内容包括重振美国制造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教育投资等较为长期的战略。虽然“美国就业计划”和“美国家庭计划”一经推出就遭到共和党强烈反对，但民主党马上调整策略、曲线救国，拟通过“《基建法案》+预算协议”，以实现美国就业和家庭计划支出。其中《基建法案》总规模约1万亿美元，核心内容包括规模约55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而预算决议总规模约3.5万亿美元，涵盖了教育（7260亿）、住房（3320亿）和清洁能源（1980亿美元）等项目。从“美国就业计划”到《基建法案》，大幅削减了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计划支出，导致基建投资规模从1.36万亿美元缩水至5500亿美元，但大部分的传统基建项目得以保留。而从参议院投票结果看，共和党对《基建法案》较为支持，众议院投票有望顺利通过，对预算决议仍较抵触，后续推进程度也仍待观察。受天量财政刺激的影响，2020年美国财政赤字规模一路飙升，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规模创下3.1万亿美元的新高，美国政府部门的宏观杠杆率也上升23.6个百分点至122.8%。而拜登政府上任后通过的“美国营救计划”，以及有望在9月份落地的《基建法案》，意味着新增财政刺激规模将不低于2.9万亿，如何筹集就业计划和家庭计划的资金成为了主要焦点。而无论是高企的财政赤字，还是基建法案的实施，都急需财政资金支持。其次是通胀高企带来的约束。2020年美国政府祭出天量财政刺激，总规模达到3.8万亿美元，在美国政府债务率处在历史高位、美债收益率处在历史低位的双重背景下，发行国债成为了最优选择。2020年美国政府共发行国债4.5万亿美元，占到当年美国GDP的22%。美联储作为最大的买家，购买了其中的2.4万亿。随着美联储在资产端大量增持美国国债，负债端也大量释放基础货币，带动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迅速攀升。“美联储一边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支持美国政府实施财政刺激，一边大量投放基础货币”的过程即是所谓的“财政赤字货币化”。2021年3月份以来，美国通胀迅速攀升，并持续创下新高。美国CPI同比增速从2月份的1.7%迅速上升至7月份的5.4%，PCE同比增速则从2月份的1.6%上升至6月份的4.0%。通胀持续高企预示着经济过热风险有所显现，因而美联储货币政策即将迎来转向。与此同时，4月份以来美联储国债逆回购规模也大幅上升，目前已突破1万亿美元。而无论是通胀高企引发货币政策转向预期，还是美联储通过天量逆回购回收流动性，都表明美国难以像去年那样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财政刺激必须另外寻找资金来源。对于美联储而言，就业数据的改善将成为压倒“货币政策维持宽松”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将是推动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关键因素。从目前最新数据来看，7月份美国失业率继续回落至5.4%，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的新低，61.7%的劳动参与率也是去年4月份以来的新高。而7月份美国新增非农就业更是回升到了94.3万人，非农就业总人数也回升至14682万人，相当于修复了疫情造成的总就业人数损失的74.5%，如果未来3个月新增就业能够维持在这一水平，那么10月份总就业人数将达到14965万人，相当于修复了疫情造成的总就业人数损失的87.2%，这将达到2013年12月美联储宣布taper时的水平。第三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治主张上存在明显差异。共和党主张“小政府，大市场”的政治理念，在经济理念上主张在没有政府干预下追求经济繁荣，因此也更支持减税政策。相比之下，民主党更倾向于“大政府，小市场”的政治理念奉行干预主义政策，更关注美国社会不平等、高失业等问题，在经济理念上更强调政府的干预作用，通过对富人加税等方法进行财产再分配，把征得的税收收入通过福利制度分给穷人、扩大政府开销、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等。我们统计了1913年以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中多数党情况，并匹配上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和企业所得税率的变化，发现：加税大多发生在民主党执政期间。除开战争时期的临时加税政策，罗斯福、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主张的加税政策都是典型的“大政府”理念的产物。尤其是罗斯福在任时期，罗斯福新政可以说是美国“小政府”向“大政府”的转型。上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使得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股市震荡，罗斯福总统上台推行新政，加大了政府职能，建立了一系列的福利项目及干预经济的政策。1934年，罗斯福提出税收法案，提高了富人的所得税和遗产税，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所得税，同时修补了相关税收漏洞。通过干预经济、发展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利用税收改革成功化解了30年代的美国金融危机。最后是贫富分化导致的社会割裂。贫富差距一直是美国长期存在的问题。在美国市场快速发展的阶段中，高收入群体的财富随资产价格上涨而不断增值，而低收入群体的财富则主要依靠工资积累，贫富差距被不断拉开。70年代以来，美国基尼系数快速拉升，美国财富最高1%的群体，持有全社会财富占比从1977年的21%一路攀升至2015年的36%，这1%的人持有的财富是排名后50%的群体持有社会总财富的23倍。
特朗普时期的税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名经济学家Emmanuel Saez和Gabriel Zucman调查发现：美国的税收制度并未有效地对最富有人群征税，最富有1%家庭的税负相当于其财富的3.2%，而普通家庭的比例则达7.2%。尤其是在特朗普税改政策实施之后，2018年，美国收入最高的400个家庭平均有效税率首次低于收入排名后50%的家庭，高收入、低税率的结构使得富人群体财富积累更快，贫富差距被不断拉开。疫情冲击使得贫富分化愈发严重。根据Affinity的数据，疫情以来美国高收入人群大幅减少了每日的消费支出。在此情况下，高收入人群减少消费使企业收入减少，因而企业加大了裁员力度（尤其是辞退低收入就业者），这使得低收入群体就业率持续降低。截至5月15日，美国低收入群体就业率较2020年1月下跌了21.9%，而高收入人群则已经在2020年12月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就业市场形成了典型的K型复苏，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们看来，拜登政府加税既是重重现实约束下的客观选择，对美国经济和相关政策将会产生一连串影响，值得关注；同时也对当前我国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提供了借鉴。
于博 SAC编号：S0490520090001 邮箱：yubo1@cjsc.com.cn宋筱筱 SAC编号：S0490520080011 邮箱：songxx3@cjsc.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