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长江宏观于博团队）

Original 于博刘承昊于博宏观札记

收录于合集

作者：于博，刘承昊

核心观点

在本篇专题中，我们试图重新理顺增长与就业的关系。通过研究近30年来中美经济周期，我们发现：GDP和就业的波动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但并非所有的经济复苏都会带来就业的同步改善，即存在“无就业复苏”现象。

我们进一步探究为何会出现无就业复苏。我们发现，无就业复苏是劳动力市场效率下降所致，而产能过剩和产业转型导致的结构性失业，是劳动力市场效率下降的主因。更进一步地，我们通过分析21世纪初德国的哈茨改革，寻找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方法。我们发现，哈茨改革通过促进雇主和雇员间激励相容，实现了劳动力市场的降本增效，也提高了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值得借鉴。

总的来看，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依旧任重道远。稳增长的需求刺激如果“走老路”，可能会导致短期就业转好，而长期风险积累；但如果稳增长与产业转型并举，则需要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出清效率，避免劳动力淤积在非正式就业中，避免出现美国式自我强化的无就业复苏。

就业压力持续显现

我们曾在前期报告《四条线索全面厘清就业》中指出：2022年稳就业压力较大，结构性问题突出。一方面，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去年10-12月青年调查失业率显著高于历年同期；另一方面，分行业看，服务业及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蓄水池作用正在逐渐弱化。

就业压力正从局部向整体宏观经济传导。最为直观的结果就是，四季度全国居民收入两年平均增速回落，使得全国居民消费支出两年平均增速趋缓。如果未来就业进一步承压，那么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也必然继续受限。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那么，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究竟有何关联？

从长时序上看，不论中美，GDP和就业的波动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就中国而言，我们将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相加，构建中国的“非农就业人数”，计算其增速与GDP增速的相关性。以1991-2020的年度数据为基础，二者相关系数高达0.75。从美国来看，其非农就业增速与GDP季度同比增速亦有极强的相关性。以1960-2021的季度数据为基础，二者相关系数高达0.82。

而在政策工具上，中美承托总需求的方式相近，均以积极财政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主。就中国而言，1990年以来历次经济增速下滑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财政支出的力度都较为积极，1999、2009、2015财政支出相较GDP的比重明显增强，政府发力明显。就美国而言，1980年代后，货币主义的影响力增加，面对经济衰退，美联储降息承托总需求的操作更为普遍，从时序先后来看，美联储的及时降息都承托了GDP增速回升。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增长都会带来就业的改善，有一种复苏，就业的恢复严重落后于产出的增长，那就是：无就业复苏。

警惕“无就业复苏”

无就业复苏，又称失业型复苏，最早出现在1990年代的美国。以NBER经济增速见底的时间点为基准，1991、2001、2009年GDP增速回升至衰退前水平均在1年内完成，而非农就业人数回到衰退前水平分别花了14个月、28个月、19个月。从另一个角度看，1990年后就业复苏上显著慢于1960-1980年的平均水平。而2020年疫情后，美国的非农就业也尚未恢复到2020年初的水平，同样呈现出无就业复苏的特征。

事实上，无就业复苏不仅屡次在美国出现，中国也曾多次出现“类无就业复苏”，具体特征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非农就业人数相对于经济活动人口增速来看，1998-2000、2009-2010、2015等年份，中国的非农就业人口增速相对于经济活动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呈现出就业相对弱于劳动力供给的现象。

另一方面，以非农就业增速/GDP增速的比值作为非农就业弹性来看，上述年份就业弹性显著偏弱，反映经济增长对于就业的带动能力弱于其他年份的现象，符合无就业复苏的内涵。

不论是美国的“无就业复苏”，还是我国的“类无就业复苏”，都反映出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业压力并不必然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得到缓解。无就业复苏一旦出现，经济在见底爬升之后仍要承受长达1-2年的就业压力。

我们曾多次指出，经济增长是“面子”，就业是“里子”。无就业复苏的现象或使得经济复苏带来的实质性改善大打折扣。据人社部统计，2021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口规模超过2亿人，且四季度以来，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超季节性放缓，这都意味着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或正面临着“类无就业复苏”的现象，值得警惕。

当“失业者众”遭遇“堪用者寡”

要解决无就业复苏的现象，必须先明确无就业复苏为何发生。

在我们看来，产能过剩或是我国两次出现“类无就业复苏”现象的主要原因。在1998年国企改革和2016年供给侧改革之前，我国工业部门产能利用率持续走低，产能过剩的现象突出。产能过剩积弊难除，随之而来的出清过程是“痛苦”的。

产业工人随产能出清而失业，劳动力市场面临两种冲击，出清效率下降：一是“失业者众”，劳动力市场的消化能力不足以应对大量新增的劳动力供给；二是“堪用者寡”，伴随产能出清而失业的劳动力的技能往往不能匹配新的工作，存在较高的摩擦成本。

也就是说，长期产能过剩可能是产能出清时期出现无就业复苏的诱因。瞬间返回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过多、技能不匹配导致的高摩擦成本，导致了劳动力市场效率下降。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历次无就业复苏都伴随着某些经济岗位的消失。以美国三次无就业复苏为例，计算在经济衰退过程（NBER标准的由周期顶到周期底过程）以及就业复苏过程（NBER标准的周期顶到非农就业人数恢复至周期底的过程）中各大类行业就业人数的变化率。我们发现，有部分行业在经济衰退及就业复苏两个过程中均出现了就业负增长，这反映出在此类行业中存在工作岗位的结构性削减（组图中各图第三象限）。这说明美国的无就业复苏中存在产业结构的变迁。

美国历次无就业复苏中，上述产业转型主要体现为去工业化和服务业扩张。在三次无就业复苏中，美国耐用品制造及非耐用品制造行业的岗位均出现结构性削减。这一现象可能是产业外迁或制造业企业进行自动化升级所导致的。而三次无就业复苏中，教育与医疗行业的就业始终在结构性扩张，反映出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产能比重在逐步增加。而在1991、2009年两次衰退中，我们还能看到建筑业的萎缩；而在2001年看到金融业的相对扩张。

在产业转型的背后，留下的是被“遗忘”的一群人。自1990年起，美国自雇佣就业与非全日制就业显著扩张，从1990年不到2800万人扩张到2009年的3600万人，而后持续稳定在3300万人以上。

越来越大的非正式就业规模，带来的是越来越难出清的劳动力市场和更加固化的无就业复苏。

从数据趋势上看，1990-1991、2000-2001年经济衰退期间，非正式就业人数同步上涨，但在经济转好后，自雇佣的劳动者规模显著减少，反映出经济转好后劳动力市场有能力消化部分劳动力。

然而，随着产业转型的推进，非正式就业规模不断扩张。2009年后经济虽然转好，但非全日制工作规模显著走高。而疫情期间，非全日制工作减少的同时，自雇佣类型的就业者规模增加，反映出劳动力市场对庞大的灵活就业劳动力缺乏消化能力，难以将这部分劳动者转化为正式工作。

在非正式就业难以转移为正式就业这一问题上，芝加哥联储的研究曾指出：单位员工医保成本的提升阻碍了雇主的雇佣意愿，导致非正式就业的劳动力始终淤积在正式就业之外。

美国的案例告诉我们，产业转型带来的劳动力出清如果淤积在非正式就业市场，可能会加剧经济衰退时劳动力市场“消化不良”的现象。

也就是说，无就业复苏的遗留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在面对下一次经济衰退时更加脆弱。

总的来看，中美两段经济史的经验数据表明，无就业复苏可能是一个劳动力市场运转不良的结果，而这一结果是经济结构转型、劳动力市场在复苏期未能完整出清所共同导致的。

更重要的是，无就业复苏的现象可能会在多轮经济衰退中自我强化，有成为“永久性”现象的趋势。

那么，我们不禁要追问，如何打破无就业复苏的自我强化，提升劳动力市场的出清能力？从历史上看，德国哈茨改革或许能提供一些帮助。

哈茨改革：劳动力市场降成本

哈茨改革出台前，德国面临经济增长但失业攀高的长期化趋势。1990年两德统一，东德的私有化进程并不顺利。由于东德根据西德工资水平调整工资，导致企业雇佣成本陡然升高，雇佣意愿下降。90年代初期，德国经济失速下滑，虽然1993年后经济重新进入上行区间，但失业率仍向上攀升，1997年末升至9.7%。同时劳动参与率也显著下滑，从1991年接近60%下滑到58%左右，进一步反映就业状况恶化。

失业成为拖累经济的问题，社会保障支出压力显著增大。1990年代德国社保基金支出由于严重的失业问题而保持高速增长。1991年德国社保基金支出同比增速达29.4%，且1991-1996年间支出增速始终高于GDP增速。

1998年科尔政府出台《劳动促进法》，但效果不彰。科尔政府试图通过审查失业者拒绝安排就业的理由、增加就业培训等方式鼓励失业者返回劳动力市场。但由于失业者高福利与企业高税负形成了恶性循环，失业者缺乏激励回归劳动力市场、企业也缺乏雇佣激励，因此失业率始终未有明显改善。

21世纪初，施罗德政府上台推动哈茨改革，从职介机构改革开始，全面改善劳动力市场效率。2002年联邦劳工局爆发了内部丑闻，官方职介机构暴露出效率低下和造假问题。同年8月，联邦总理施罗德组建的哈茨改革委员会提出劳动力政策改革方针。2002-2004年间，通过四部《劳动力市场现代服务法》，简称为哈茨I、II、III和IV，完成哈茨改革，对德国职介机构和就业促进措施进行了全方位调整。

哈茨改革的核心是：促进主体间激励相容，减少摩擦。哈茨改革的主要手段是：1）改革职介机构效率，减少摩擦性失业，2）削减失业保险降低自发性失业的激励，3）鼓励企业创造低税负的弹性岗位，增加劳动力供需匹配的场景。

哈茨改革后，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德国失业率也保持趋势性下降。哈茨改革显著降低了社保基金支出压力，2004年社保基金救济金支出增速一度转负。同时，德国就业也在实质改善。虽然2002-2005年德国调和失业率上升，但同期德国劳动参与率逐年回升。2005年后，德国失业率开始稳步下降。除了在2009年中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反弹至7.7%以外，失业率一路下探，并在2016年9月降至4.0%，基本实现充分就业。

需要指出的是，德国就业状况的改善也有需求支撑。在2002年欧元区建成后，欧盟一体化进一步深化。此后，德国始终扮演着欧盟内部的制造国和出口国角色。德国对欧盟成员国的货物出口规模始终大于德国对欧盟以外国家的出口。同时，德国出口占欧盟内部出口贸易的20%以上，长期位居欧盟内部出口贸易份额排名第一。也就是说，哈茨改革的成功并非是在完全脱离总需求增长的背景下实现的。

总的来说，哈茨改革值得借鉴的部分是政府担任协调激励的中间人，实现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优化。政府并未直接通过总需求刺激的方式修正结构性问题，也没有主动扩张政府部门的公益性岗位。政府通过优化职介平台逐步降低整体市场的摩擦成本。同时，以降低负激励（失去失业金的机会成本、增加雇佣的税收负担）为杠杆，撬动岗位创造、打通劳动力供需双方接触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