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宏观于博团队】中国就业压力的全景观察——“就业比增速更重要”系列三

Original 于博刘承昊于博宏观札记

收录于合集

作者：于博，刘承昊

核心观点

相比经济形势，就业形势更为严峻，值得重点关注。本文结合我们曾提出的中国就业市场观察指标图谱，详细、全面地分析了当前就业市场的供求格局、不同行业的用工情况、不同群体的就业困难。同时，我们从居民行为出发，阐明了就业压力持续上升，可能造成总需求加速收缩的风险。我们认为，疫情的缓解或许无法完全消解当前的就业压力，仍需总需求刺激政策尽早“出场”，避免总需求螺旋式收缩。

缘起：为什么就业压力更值得关注

相比经济形势，就业形势更为严峻。从数据来看，虽然4月增长相关的数据与2020年初相比尚属温和，但失业率数据距离2020年2月仅一步之遥。从政策来看，高层今年尤为重视就业问题，政府工作报告多次强调就业的重要性，4月以来已有四次国常会部署稳就业工作。在此背景下，全方位分析就业压力至关重要，将有助于研判总需求变化方向、估计政策纾困的力度。

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状况日益突出

从整体劳动力市场出发，观察就业压力，我们发现：1）3月、4月传统就业季“旺季不旺”，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特征较为明显；2）全社会用工需求弱于历年同期，疫情使得大城市承载就业的能力有所下降；3）平均工作时间回落，或加剧失业风险，进一步加重就业压力。

聚焦企业：多数行业用工需求加速收缩

聚焦企业分析了不同行业用工情况，我们发现：1）制造业多数行业4月用工明显收缩，且压力从一季度用工规模收缩较快的地产链、出口链拓展到了装备制造行业；2）服务业行业用工收缩明显，接触性服务业承载就业的能力持续下降；3）建筑业疫后就业规模持续没能回到疫情前水平，4月疫情冲击工地开工，导致土木工程用工环比大幅收缩；4）小企业创造岗位的能力不断收缩，小企业4月用工规模大于大中型企业；5）从不同所有制企业用工情况来看，国企用工扩容仍有空间。

聚焦劳动力：压力泛化，重点人群就业难度加大

从劳动力视角出发，分析当前就业压力，我们发现：1）分年龄来看，就业压力已不仅仅局限于青年，近两个月25-59岁人口失业风险明显抬升；2）高校毕业生就业弱于去年同期，供过于求的现象较全国劳动力市场整体更为突出；3）今年一季度农民工群体外出务工较为积极，但农民工在东部和疫情敏感型行业务工的情况或导致农民工群体面临停工减收风险。

影响几何：就业压力或导致总需求加速收缩

从居民主观感受来看，就业预期与收入预期存在强关联，而当前居民对于就业的主观感受或在不断恶化。当居民对就业的主观感受日趋恶化，或选择主动收缩开支，增强预防性储蓄。在政府赤字不扩张的情况下，居民部门减少支出、增强预防性储蓄的需求，将直接导致企业部门盈余的减少，并可能导致总需求螺旋式收缩。

结论：就业承压，政策亟需化解隐忧

客观来看，就业压力已然不可忽视，且未有好转的趋势。虽然就业压力缘于疫情冲击，但疫情缓解或难带动就业自动回稳。一来，疫情持续转好，但经济活跃度并未明显回升；二来，中美经验都表明，失业率上行容易下行难。在当前形势下，亟需总需求刺激性政策尽早“出场”，制止就业拖累经济景气螺旋式下滑。

1. 缘起：为什么就业压力更值得关注

2. 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状况日益突出

3. 聚焦企业：多数行业用工需求加速收缩

4. 聚焦劳动力：压力泛化，重点人群就业难度加大

5. 影响几何：就业压力或导致总需求加速收缩

6. 结论：就业承压，政策亟需化解隐忧

以下是正文

缘起：为什么就业压力更值得关注

4月经济数据表现偏弱在市场预期之内，但不代表全无隐忧。我们在4月经济数据点评中就曾提出，“近忧”易解，疫情冲击导致的供应链下降问题或将随疫情转好而解决；但“远虑”难消，经济冲击所产生的就业压力和居民预期转弱的风险短时间或难消散。

从数据来看，虽然4月增长相关的数据与2020年初相比尚属温和，但失业率数据距离2020年2月仅一步之遥。

换言之，如果经济形势仍可用“偏弱”来形容，那么就业形势应当称之为“严峻”，值得重点关注。

而从政策来看，高层今年尤为重视就业问题。

自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始，我国始终强调“就业优先”战略。而今年以来，“就业优先”在经济政策中所占的比重日益突出，李克强总理在两会上就多次强调就业的重要性。

一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业目标在设定时比GDP目标更为严格：在设定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目标时，用的是“5.5%左右”，而在设定就业目标时，用的是“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5%以内”。

二是，在政府工作报告解释“5.5%”从何而来时，强调了稳就业、保民生、防风险的三方面需要，说明在目标设定时，政府就已明确将就业与增长相关联。

三是，在两会闭幕后的总理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也表示“就业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今年我们加大宏观政策的支持力度，财政货币政策要围绕实现就业目标来展开，所以我们叫就业优先也是宏观政策，其他政策配套为实现就业目标而努力。我总觉得，只要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就能够实现有些人说的中国的所谓潜在的增长力。”

以上三点均反映了：在当前政策体系中，稳就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已经成为经济政策的主要关切。

而从当前情况来看，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已连续两个月差于5.5%的全年目标，稳就业工作的压力正在逐月抬升。

4月以来，六次国常会中有四次部署了稳就业工作，再度印证就业在政策体系中的关键地位。4月27日的国常会提出：“压实各地稳就业责任，作为政府绩效考核内容，创造性落实，确保完成全年就业目标”，反映出高层对于就业问题高度重视。5月9日，国务院层面还组织了召开了“全国稳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进一步强化稳就业工作部署。

高层为何重视就业？主要原因在于，就业是衡量经济发展“质效”的关键指标，仅有GDP增速而没有就业的增长很难称为高发展质量。

从美国经验来看，虽然失业率与GDP增长保持了较好的同步性，但相比于经济增长，失业率与普通民众福利的关系更为紧密。从政策实践来看，有两个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就业比增长更为重要：

一是，60年代末，“奥肯定律”的提出者Authur Okun推出了“痛苦指数”的概念。他认为，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所衡量的痛苦指数能更好地衡量普通人的经济福祉。基于这一指数所构建的选举策略帮助卡特在1976年的选举中战胜福特当选美国总统。

二是，我们在前期报告《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中曾介绍过，90年代以来，美国持续出现GDP增长，但就业改善缓慢，甚至没有改善的“无就业复苏”现象。这一现象常被诟病为“虚假的复苏”。

当就业压力比经济增速更值得担忧，全方位评估就业压力就显得格外重要。这将有助于研判未来总需求变化方向、估计政策纾困的力度。

在本文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借助“中国就业市场观察指标图谱”，从三大视角来分析当前就业压力：1）从就业市场整体来看，供需状况分别如何；2）从企业一方来看，分行业、分规模、分类型企业用工状况如何，哪些企业面临较大压力，哪些企业仍有吸纳就业的空间；3）从劳动者一方来看，分年龄、分重点群体的就业压力如何，劳动力供给和岗位状况如何。

在定位当前就业压力的真实水平和结构性特征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就业对于总需求的潜在影响，并以此对后续政策力度进行了展望。

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状况日益突出

从CIER求人倍率来看，今年一季度求人倍率季节性下降，但下探深度超出2019和2021年。就指标而言，求人倍率的计算方式是：招聘需求人数/求职申请人数，即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我国人社部官方公布的求人倍率指标在去年三季度后停止更新。从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和智联招聘合作开发的CIER求人倍率来看，今年一季度中国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双双增长，但劳动力供给涨幅更快，使得求人倍率超季节性下滑。这反映出，今年一季度我国劳动力市场承载就业的能力不及往年。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侧面印证劳动力需求不及往年。就业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在3、4月传统就业旺季，今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表现明显弱于历年同期平均水平，4月数据更是低于2020年同期。这反映出今年3、4两月全国劳动力需求不及往年，劳动力市场吸纳就业的能力有所下降。

而从城镇调查失业率角度出发，就业压力明显集中在大城市，与2020年初的状况不同。4月31大城市调查失业率攀升至6.7%，连续两个月创2018年以来新高，且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的缺口不断扩大。从经验上看，城市在吸纳和承载就业方面较农村具有天然优势，然而上海持续封控，以及广州、苏州等地陆续出现散发疫情，显著削弱了大城市在一季度的就业吸纳能力。这与2020年初大城市表现好于全国整体的状况有所不同，或使得全国就业压力短期化解难度加大。

而从关联指标来看，平均工作时间趋势性下降，反映失业问题或有泛化风险。从经验上看，企业面对裁员决策时的首要选择是降低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因而，可以认为平均工作时间在逻辑上是失业风险的领先指标[1]。4月就业人员平均工作时间进一步下探，反映企业裁员概率增大，或进一步加重全社会就业压力。

[1] 注：平均工作时间仅和企业内裁员行为相关，但调查失业率同时衡量了新进劳动力求职困难和企业内的裁员行为，因而，平均工作时间不必然领先于调查失业率。

总结而言，本章从整体劳动力市场出发观察就业压力，发现：

1）3月、4月传统就业季“旺季不旺”，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特征较为明显；

2）全社会用工需求弱于历年同期，疫情使得大城市承载就业的能力有所下降；

3）平均工作时间回落，或加剧失业风险，进一步加重就业压力。

聚焦企业：多数行业用工需求加速收缩

我们以全A非金融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为样本，计算了公司对应的统计局二级子行业的营收两年平均增速和员工总数两年平均增速，来刻画疫情之后各行业用工情况变化。

疫后两年，行业间用工需求分化日趋明显，传统就业蓄水池用工数量出现萎缩。从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各行业用工增速和营收增速整体呈正相关关系，但受到疫情及2020年以来监管政策的影响，吸纳就业的主力行业均明显受挫，包括：教育、住宿、纺服、公共设施管理行业。而疫后员工数量快速增长的行业多是技术密集型行业（科研、卫生、软件），对于普通劳动力存在进入壁垒。

而从一季报经营数据来看，企业的人力成本负担均不同程度上抬。分行业来看，人力成本负担较重的行业，人力成本占营业支出比例的中位数同比上抬的幅度反而较大。成本压力加大或加剧企业裁员风险，导致疫后用工规模分化的趋势进一步固化。

随着疫情持续扩散，各大类行业用工规模已开始环比收缩。从PMI从业人员指数来看，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用工在3月、4月用工明显收缩，充分反映疫情制约生产，进而影响企业用工需求。其中，服务业、制造业用工持续处于收缩状态（低于50%荣枯线），而建筑业用工状况在年初短暂转好后快速转为收缩状态。

聚焦制造业，多数行业用工状况在4月恶化，同比、环比表现均趋弱。

就规上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2]来看，今年一季度制造业用工需求小幅正增长，表现偏弱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地产链（钢铁、建材）和出口链（纺织服装、家具）两大产业链上。

[2] 注：平均用工人数指标包含劳务派遣用工，较上市公司数据而言更为全面。

但进入4月后，从PMI从业人员指数来看，75%的行业4月用工环比表现弱于2021年同期，68.8%的行业4月用工环比表现弱于一季度均值，且用工规模处于收缩状态（低于50%）。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4月用工收缩较为严重的行业更多的是中游装备制造行业，与一季度规上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表现较差的行业并不重叠，反映出疫情冲击之下，上中下游多数行业的用工状况均不理想，就业压力是全方位的。

聚焦建筑业，疫情后建筑业用工持续萎缩，4月环比表现趋弱。

从季度频率的建筑业从业人员同比增速来看，疫情之后，建筑业用工数量持续负增长，并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今年一季度建筑业从业人数同比下降0.5%，降幅较2021Q4两年平均增速收窄。

而进入4月，房屋建筑、土木工程与装修行业PMI从业人员指数都处于收缩区间，其中，基建用工（土木工程行业）收缩最为明显，或反映出疫情制约建筑开工，导致企业用工需求明显下降。

聚焦服务业，4月多数服务业子行业用工的环比表现显著趋弱，接触性服务业用工收缩最为明显。

从PMI从业人员指数来看，88.2%的服务业子行业4月用工环比表现弱于去年同期，70.6%的行业4月用工环比表现弱于一季度均值，且用工规模环比收缩。

就重点行业来看，接触性服务业受冲击最为明显，餐饮、住宿两行业4月PMI从业人员指数均低于40%，且餐饮行业连续7个月用工环比收缩，住宿行业连续9个月用工环比收缩。这反映出，在疫情的反复冲击之下，两大传统用工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显著弱化。

聚焦不同规模的企业来看，小企业创造岗位的能力有所减弱，4月用工收缩更为明显。

从小微企业调查数据来看，去年三季度以来，小微企业创造就业的能力持续下滑。今年一季度单个小微企业创造岗位的平均数量仍为4.3个（不含经营者本人），但创造岗位数量的中位数下降为1个，反映用工需求有所放缓。

进入4月，以制造业为例，小型企业PMI从业人员指数收缩较大中型企业而言更为明显，或缘于疫情期间小型企业经营承压更为显著，影响其用工需求。

聚焦不同所有制企业用工情况来看，国有企业用工扩容或有较大空间。

今年一季度国有工业企业用工降幅明显大于其他所有制企业，但在3月开始，降幅有所收窄。但私营企业表现则相反，私营企业一季度用工增速较1-2月累计增速有所回落。从经验来看，国有企业为代表的软约束部门在就业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可以发挥其缓冲垫的作用，逆周期吸纳更多就业[3] ，而私营企业在经营承压的同时扩充用工规模的能力相对较弱。因而，从一季度情况来看，国有企业在二、三季度逆向扩充用工规模仍有较大空间。

[3] 注：2020年国有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同比下降2.8%，好于工业企业同比下降3.1%的平均水平；而2020年全国国有企业年末从业人员数同比增长0.7%，反映全行业口径的国有企业具备逆周期吸纳就业的能力。

总结而言，本章聚焦企业分析了不同行业用工情况，发现：

1）制造业多数行业4月用工明显收缩，且压力从一季度用工规模收缩较快的地产链、出口链拓展到了装备制造行业；

2）服务业行业用工收缩明显，接触性服务业承载就业的能力持续下降；

3）建筑业疫后就业规模持续没能回到疫情前水平，4月疫情冲击工地开工，导致土木工程用工环比大幅收缩；

4）小企业创造岗位的能力不断收缩，小企业4月用工规模大于大中型企业；

5）从不同所有制企业用工情况来看，国企用工扩容仍有空间。

聚焦劳动力：压力泛化，重点人群就业难度加大

分年龄来看，就业压力已不仅局限在青年群体，存在泛化风险。

从去年三季度开始，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持续高于历年同期，反映青年就业压力逐步显现。进入2022年，青年人群就业压力不降反增，4月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录得数据以来最高值。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就业压力已泛化到25-59岁人口。从历年经验来看，每年3月，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会出现季节性回落。但今年受到疫情影响，3月、4月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不降反增，逼近2020年同期水平。

究其原因，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上升一小部分原因或是去年24岁人口（接近硕士毕业年龄）就业问题延续到今年，被划分到25-59岁年龄段；但更大概率反映的是企业裁员行为增多，导致25-59岁人口失业问题增多，抬高了该年龄群体的调查失业率水平。

从重点人群来看，首先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供需关系较劳动力市场整体情况更为严峻。

从供给来看，全国2022年高校毕业生数量约为1076万人，较2021年增长19.1%，为2015年以来供给绝对量最大也是增长最快的年份。

而从供需状况来看，今年一季度企业对于高校毕业生的环比需求和同比需求分别回落6%、8%，远低于全国就业市场整体需求的环比、同比增速。需求减弱叠加供给高增长，造成高校毕业生供过于求的现象更为突出。

从结果上看，根据智联招聘的调研，截至4月中旬，获得offer的高校毕业生比例较去年回落16.1%，签约率回落2.9%，反映出今年高校毕业生找工作的难度大于去年同期。

此外，就高校毕业生的两大蓄水池而言，公务员考试和研究生考试的竞争也日益激烈。2021年两大考试招录比例均回落，总录取人数在120万人左右，承载“过剩”高校毕业生的能力或难有更大突破。

聚焦农民工群体，今年一季度农民工外出务工规模有所回升，收入增速较为可观。

从季度监测数据来看，今年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积极性较高，今年一季度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规模同比增长2.2%，规模绝对量较2019年3月增长129万人。

农民外出务工积极性高或缘于外出务工收入增长较为可观。今年一季度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同比增长5.9%，月均收入为4436元，高于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1926元的月均可支配收入。

然而，在疫情冲击之下，农民工群体就业或遭遇较大困难。

一方面，东部地区是承载农民工群体就业的最主要力量，然而今年年初以来的本土疫情多集中以长三角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若遭遇疫情，农民工群体或面临停工和收入锐减的风险。

另一方面，从行业分布来看，2021年农民工更多流向建筑业，比例上升至22.8%，且批发零售业本身承载了14.5%的外出务工劳动力，但这两大行业面对疫情冲击都更为敏感。若遭遇局部疫情，在这两个行业务工的农民工同样面临停工风险。

总结而言，本章从劳动力视角出发，分析当前就业压力，发现：

1）分年龄来看，就业压力已不仅仅局限于青年，近两个月25-59岁人口失业风险明显抬升；

2）高校毕业生就业弱于去年同期，供过于求的现象较全国劳动力市场整体更为突出；

3）今年一季度农民工群体外出务工较为积极，但农民工在东部和疫情敏感型行业务工的情况或导致农民工群体面临停工减收风险。

影响几何：就业压力或导致总需求加速收缩

在前三章，我们从客观的角度分析了当前的就业压力。

客观上来讲，在疫情冲击之下，当前的就业压力是全方位的，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类行业或某一类人群。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经济中不可忽视的长期压力来源。

在这一结论的基础上，我们不禁要问：就业压力增强和泛化对总需求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本章，我们将聚焦居民支出决策，讨论就业转弱如何影响影响其支出决策。

讨论居民支出决策的起点是收入。从收入情况来看，居民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占比不断抬升。一季度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MA4）中，工资性收入占比抬升至55.9%。这反映出就业对于居民收入的基石性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从居民预期来看，居民对收入的感受与对就业的感受存在强相关性。就业转弱，大概率会使居民对收入的预期转弱。

而就当前来说，居民对于就业的主观感受或在不断恶化。从央行调查问卷来看，虽然今年一季度居民就业感受指数出现季节性回升，但其绝对值录得42.4%，仍处于收缩区间。同时，从高频指标来看，百度上以“失业”为关键词的搜索量在今年二季度出现中枢上抬的现象，或反映出居民部门对就业的主观感受正在变差。

当居民对就业的主观感受日趋恶化，或选择主动收缩开支，增强预防性储蓄。从今年一季度数据来看，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MA4）已经停止回升，表明居民在支出上已经变得更为谨慎。同时，从央行城镇储户调查问卷的结果来看，一季度居民选择更多储蓄的比例已经创2002年有数据以来的新高，而选择更多消费的比例则在趋势性下降。

如前文所述，居民对于就业的感受与其对收入的感受存在强相关性。居民就业的恶化，或将加速居民需求的转弱，进而导致居民更激进地收缩支出。

而在萨缪尔森《经济学》的经典循环流向图模型中，我们就已经知道：一个经济体中，某一部门的盈余必然成为其他部门的赤字。在政府赤字不扩张的情况下，居民部门减少支出、增强预防性储蓄的需求，将直接导致企业部门盈余的减少。

更重要的是，居民预防性储蓄的行为更像是经济正常循环的漏损，是通过冲击企业部门的收入，导致企业盈余的减少。而这一过程可能反过来导致企业部门对居民部门的工资支出减少，导致总需求螺旋式收缩。

结论：就业承压，政策亟需化解隐忧

客观来看，就业压力已然不可忽视。本文已从三个视角全面分析了当前我国面临的就业压力。总的来说，在本轮疫情的冲击下，就业压力已经不再是去年下半年的结构性问题，而已经转化为更广泛的、全面性的压力。多数行业企业用工规模收缩趋势明显，而今年劳动力市场供给快速增长，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更为严重的职位缺口。而从趋势来看，就业压力正在不断提高，暂时未有自然消退的现象。

虽然就业压力缘于疫情冲击，但疫情缓解或难带动就业自动回稳。

一方面，虽然目前疫情持续转好，但经济活跃度并未明显恢复。以2020年4月30日的各渠道物流流量绝对水平为基准，我们发现，截至5月15日，仅有邮政快递寄递件数（106.6）、重点港口吞吐量（105.9）、铁路货运量（100.2）恢复到了100以上，高速货车通行量（87.3）、民航保障货运航班数量（89.1）、邮政快递揽收件数（98.9）仍在100以下。经济活跃度回升慢于疫情转好，或意味着企业产销恢复节奏慢于疫情好转，就业压力短期难消。

另一方面，失业率上行容易下行难。从美国经验来看，经济景气下行过程中失业率上升的速度往往快于景气回暖过程中失业率下行的速度。从我国经验来看，2020年初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后，直到2020年10月，我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才回到2020年1月水平。从根源上看，失业率易上难下或缘于劳动力市场存在广泛的摩擦，而拥挤的劳动力市场将使得供需匹配的信息成本较往常更大，劳动力市场出清速度也就更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