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丨唐宋八大家之苏轼09：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一生既有高居朝堂、志得意满的风光，也有九死一生、失魂落魄的遭遇，黄州、惠州、儋州，就是他先后三次被贬谪的地方，也是他人生不堪回首的三次低谷。然而，也正是这一次比一次更加遥远偏僻的贬谪之地，苏轼完成了从养尊处优的士大夫，到胸怀天下的文化巨人的嬗变。在这三次贬谪中，第一次贬谪最让苏轼措手不及。当时，苏轼担任湖州知州。可是朝廷中的一些人忌恨苏轼的盛名，一心想把苏轼扳倒，不过他们从苏轼的政绩中又挑不出什么毛病，便从苏轼的文字中寻找把柄，并罗列出“攻击新法”、“诽谤朝廷”等若干莫须有的罪名，要求宋神宗对苏轼处以死刑。随后，苏轼被押解到开封御史台，经过两个多月的刑讯逼供，苏轼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受了难以言喻的凌辱和折磨，最终，所谓的罪名成立，只等待皇帝判决。由于御史台又称乌台，所以这个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下狱后，爱戴他的地方百姓为之伤心落泪，朝野中那些正直的官员们，包括虽已退休在家、但仍有政治影响力的王安石，也纷纷上书劝谏，为苏轼鸣不平。最终，苏轼得以免除死罪，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实际上是作为罪人被监管在黄州。本期节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教授为您讲述唐宋八大家之苏轼--黄州惠州儋州。

09 黄州惠州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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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生既有高居朝堂、志得意满的风光；也有九死一生、失魂落魄的遭遇。黄州、惠州、儋州，就是他先后三次被贬谪的地方，也是他人生不堪回首的三次低谷。然而，也正是这一次比一次更加遥远偏僻的贬谪之地，苏轼完成了从养尊处优的士大夫，到胸怀天下的文化巨人的嬗变。

在这三次贬谪中，第一次贬谪最让苏轼措手不及。当时，苏轼担任湖州知州。可是朝廷中的一些人忌恨苏轼的盛名，一心想把苏轼扳倒。不过他们从苏轼的政绩中又挑不出什么毛病，便从苏轼的文字中寻找把柄，并罗列出“攻击新法”、“诽谤朝廷”等若干莫须有的罪名，要求宋神宗对苏轼处以死刑。随后，苏轼被押解到开封御史台，经过两个多月的刑讯逼供，苏轼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受了难以言喻的凌辱和折磨。最终，所谓的罪名成立，只等待皇帝判决。由于御史台又称乌台，所以这个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爱戴他的地方百姓为之伤心落泪，朝野中那些正直的官员们，包括虽已退休在家、但仍有政治影响力的王安石，也纷纷上书劝谏，为苏轼鸣不平。最终，苏轼得以免除死罪，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实际上是作为罪人被监管在黄州。那么，苏轼到了黄州之后，到底面临的是怎样的生活状态？苏轼对自己的过往人生究竟会做出怎样的反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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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被流放到海南岛三年之后，六十六岁的苏轼准备回到中原。这年五月他来到了金山的龙游寺，这个寺庙里边挂了他原来的一幅画像。苏轼这次来，又看到了自己的画像，他很感慨，写了一首诗，很短，只有四句：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自题金山画像》

我，我的心，像死灰一样的平静。我的身体像一叶扁舟，居无定所。你问我老苏这辈子都干了些啥？我就干了三件事：四十多岁的时候被贬到黄州，年近花甲的时候贬到广东惠州，六十多了贬到海外——海南岛，我这辈子就干了这三件事。我们能听得出来，这是一种巨大的自我解嘲，但是解嘲，自我解嘲是需要勇气的。就实际的生活而言，苏轼这一辈子三次被贬，累计将近十一年，占了他仕途经历的三分之一时间，这是非常不幸的，是很悲哀的。但是问题（是），生活是个辩证法。如果苏轼没有被贬这三次，也许他就不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苏东坡了，他只是苏子瞻；也许他身上就没有那么多让我们感觉到可爱的地方；他身上就没有那个让我们仰慕、倾慕和景仰的那些味道了。所以如果说从苏东坡的成长、成熟和作为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饶有趣味的、令人景仰的形象而言，这三次被贬反而对他来讲成为了机遇，是幸运。起码对于从他到现在的这将近一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史来讲是个幸运。

苏轼被贬黄州，这是他这一辈子第一次被贬谪。在他被贬谪之前，他是个成功者。他科举考得好，制科考得更好，做官做得很顺利。在朝廷做过官，在地方也做过行政首长，他不是个夸夸其谈的人，虽然他可以夸夸其谈。他很有才华，诗写得好、词写得好、文写得好，有一大帮朋友，大家都尊他为文坛的宗主。在地方做官的时候，办了很多漂亮的工程，都很不错。事实证明，他一直都是很正确的一个人。但是现在，被贬黄州的潜台词是：这一切都过去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个错误的人。所以，这对苏轼来讲，你注意，这是一种完全新的体验。因为他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所以苏轼刚开始被贬黄州的时候他是很恐惧的。问题就在于，他是很恐惧、是很害怕、是在躲藏，恨不能自己穿上个隐形衣，把自己变成透明人。但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他后来活了六十六，那剩下这二十二年，是不是就藏在草窠子里头，藏在树洞里头，就永远不见人了？难道就在恐惧、畏缩当中度过残生吗？这符合苏轼的个性吗？肯定不符合。

再者，话说回来了，他就是被贬黄州，这是人家帮他的。很多人都在帮他，我们前面说过的，连王安石都在帮他说话，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在帮他说话，张方平在帮他说话，司马光在帮他说话，很多人都在帮他说话。就说宋神宗本人，真的那么讨厌他吗？宋神宗讨厌他是有选择的，讨厌的是他话太多、嘴太长，成天抨击新法，但是宋神宗对他的才华是相当地钦佩。别人都说苏轼很像唐朝的李白，宋神宗说不对，怎么能像李白呢？李白有苏轼的才情，他没有苏轼的学问。（神宗）经常在宫里头看着看着书，就想不起来吃饭，他看谁的书呢？看苏轼的。其实对他是很喜欢的。所以我讲这什么意思？就是没有让他变成一个绝望的人，还是有希望的。在很大程度上，宋神宗把他弄到黄州来了，就是让他消停点，给他个教训，让你先休息一阵子，并没打算一棍子打死你。这跟贬惠州的时候不一样，大家要有概念。

贬黄州的时候，你注意，苏轼从开封出发走到黄州，走了一个多月。可是后来苏轼从河北定州走到惠州，走了半年多，那是完全性质不同的一种贬谪。黄州在哪儿呢？黄州我说这意思，它在长江边上，在长江中游，它离开封并不是特别远，它还没有完全脱离开皇帝的视野。一切都没沉到底呢，你难道自己就要放弃吗？换过来说，让你在黄州消停点，这未尝不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好好反省反省。不管贬谪你这事本身对不对，让你自己对你自己真实存在的缺点和缺陷反省反省，你难道就没有缺点吗？你就一直正确吗？你就一直高高在上吗？你就永远是那么恃才傲物、那么桀骜不驯，天下就你最有才华？真的是这样吗？值得反思。苏轼在黄州，对自己的人生的缺点，真的有反省。在佛教里边有一个术语叫“业”。什么叫“业”呢？就是你做了一件事情，这就是一个“业”。你做了这个事情，会对你有所反应，这叫“业报”。做了很多的事情都会有“业”，苏轼就在反省说，我这“业”是重在哪儿了？他“口业”太重，所以遭了报应了。他说自己写了那么多的文章，“悦可耳目。如人善博，日胜日负，自云是巧，不知是业。”（苏轼《胜相院经藏记》） 

我说的话、写的文章都很漂亮，大家听着都很高兴，可不知道这像赌博一样，有一天你是赢了，满把；有一天你就彻底输了，自己觉得还挺讨巧的。实际上是一种“业”，而且“业”太重。他的“业”主要重在哪儿呢？苏轼说看，我当年为了考科举，为了写漂亮的文章，写了很多洋洋洒洒的大道理，说了很多洋洋洒洒的空道理，像鸟儿一样，有点自鸣得意。细一看，有什么实际内容吗？没有。纵横捭阖、花里胡哨，排比句多、感叹句多，有实际内容吗？苏轼说，还是少。不是没有实际内容，还是少。

他反省自己反省地很聪明，他举了一个特别恰当的例子：他说你看，你要说是一棵树长得就跟钻天杨似的，直溜溜的，好看吗？不好看。人老喜欢这树长得歪歪扭扭的，最好长个瘤子。我们看在白桦树上，结个小瘤，感觉像个眼睛一样，好看。一个梅树，一杆老梅树上长一个瘤，感觉特苍劲有力。一看那石头长了很多花纹，多漂亮。苏轼说，完蛋。树身上长瘤那是病，石头上长了很多纹路，这样的石头不会很坚硬，这都是它们的病。它们的病被当做了一种美来欣赏，这叫什么？这叫病态美，就跟龚自珍写的《病梅馆记》一样。苏轼说，我多年以来把自己身上的瘤子和身上的这种石纹当做炫耀的东西，错了，这是很不对的。所以回顾我这三十年，真是错误多多、漏洞多多。甭管苏轼处于什么目的，这是一种很真诚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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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遭遇的“乌台诗案”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以诗治罪的先例，也拉开了中国文字狱历史的先河。苏轼被贬黄州，虽然是有官员之名，却无官职之实，实际上就是以罪人身份被看护、监管起来。那么在黄州的艰难岁月里，戴罪之身的苏轼究竟是如何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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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州的被贬，宣告了一个道理，就是你之前很高端、很正确、很完美，现在开始不完美了，你得开始新的生活。在新的环境里，你将再一次证明，你也许是正确的。证明才能证明呢？不让交朋友了，朋友们也不跟你联系了，也不敢写诗文了，也不敢发表意见了，怎么办呢？诗文不让写了，写什么呢？写《猪肉颂》、写菜谱。做官没权力了，不许签书公事，那干什么呢？做菜、下地劳动。在每一个具体的生活当中，永远都有正确的事等待你去做，不要无所事事。苏轼做了非常拿手的东坡肉，其实就是红烧肉。他不但自己做东坡肉（红烧肉），他还把它写出来，广播天下。我们现在一般都不说我们吃红烧肉，我们都说吃东坡肉。他写的《猪肉颂》写得非常好，原文说：

“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苏轼《猪肉颂》

你觉得这跟“大江东去”比起来是不是风格上有点差别啊？你别老想他在黄州写“大江东去”，他要没有这个《猪肉颂》的心态，能写出“大江东去”的意境吗？不可能。得先有这个充分的放松，才有那个充分的意境。《猪肉颂》，永远的《猪肉颂》，让中国人反复回味将近一千年。写得太俗了，但是写得太美了。

在朝廷的时候朋友多，苏轼这个人的特点。他儿子回忆说，我父亲如果一天见不着朋友，就坐卧不宁。那完了，黄州没那么多现成的朋友等着他，特别是跟他等量齐观的朋友。怎么办？没朋友，那就创造朋友。只要心态转变，天下的人都是你的朋友。苏轼是走街串巷，在路上碰见个农民，跟人家说，聊聊呗。人家说聊什么呀，我们都不识字。聊什么都行，讲故事吧，讲一个讲一个。那人说，故事讲不了，没有故事。瞎编一个总行吧？编不出来。随便讲个鬼的故事总行吧？我讲给你听好不好？交朋友，跑到人家去，有一个朋友煎饼煎得挺好吃的，他一咬，挺酥的，就问他这饼叫什么名字？朋友说，一边做着饼说，谁给饼，就是饼呗。饼谁给它起名字？没名字，那好了，就叫为什么酥吧，所以这饼的名字就叫“为甚酥”。又跑到一人家去，人家酿酒，正在酿酒。喝了一口，没有酒的味，有醋的味道，太酸了。就跟人说，你这有名儿吗？人家说也没名儿。说你这酒肯定是做醋把水放多了，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错着水”），这不就是找乐吗。“为甚酥”、“错着水”，这就是苏轼定名的知名品牌，两个品牌，一个是饼，一个是酒。

苏轼不光是关心自己的事，对大家的事依然很热心。但是他做不了什么，因为他没有职、没有权，怎么办呢？他做点公益活动，做点慈善活动。黄州这个地方地僻民贫，有些风俗非常恶劣：养不起那么多孩子，生孩子生下一两个能养着就不错了，那时候又没有节育的措施，生孩子生多了怎么办呢？就放在冷水盆里给他溺死。苏轼一听这个，心里特别难过，发起了一个慈善组织，叫“育儿会”。他发起的，并且自己首先捐款，向当地的富户，每年大家每家每户交一万块钱的会费，他首先捐了，用来买一些婴儿的保健品、必要的一些衣物，或者说养婴儿所需要的东西。通过这种方法来尽可能地挽救一些幼小的生命。苏轼说。我在黄州待着，只做这一件事，那也是很有价值的，也值了。你看，不但在修正自己，让自己的被贬变得健康，状态变得阳光，而且还要修正当地的陋习。一个健康、正确的人，公道的人，走到哪儿去，他都会带去正气。

苏轼在黄州，只有在劳动中、在关心他人中、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才能去掉那种桀骜不驯、唯我独尊的傲气，养成一种虚怀若谷的宽容之气；才能去掉那种文人的小家子气、那种意气、那种酸腐气，而身上具有一种宏阔的、博大的丈夫气。苏轼曾经跟朋友说，黄州真如井底。他刚来黄州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又小又闭塞，可不像井底吗？可问题是苏轼没有做井底之蛙，他在这口井里边读书、写作、做肉、做盖浇饭、开垦荒地、写《赤壁赋》、写“大江东去”，还交朋友，还问人家为什么这么酥？还起了名字“错着水”，他的生活尽可能地创造出丰富的生活。所以在这口枯井里边，流出来的是很清醇的中国文化的清源。这就是贡献啊，朋友们。一口枯井当中能够重新流出清新的、活泼的、文化的清泉，这是苏轼在黄州的巨大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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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黄州一共待了近五年时间。元丰八年，宋神宗病逝，宋哲宗继位，由于宋哲宗年幼，由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对苏轼十分器重，不仅把苏轼调回朝廷，还对他委以翰林学士这样的重任，可谓是风光无限。然而元佑八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哲宗重新起用新党，大力排斥旧党人，五十九岁的苏轼不幸再次成为牺牲品。他被贬至偏远的广东惠州，那么面对这次不期而遇的贬谪，苏轼会有怎样的反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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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贬到惠州，它的政治语言是很清晰的，就是不要再回来了，你的仕途到此完全结束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轼就被逼到了一个人生的、生命的一个绝境。当一个人已经倒退到无可再退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反省，要调整自己对待人生的态度和观念了。在黄州的时候，他有过一次调整，他把自己要融入到生活当中去，他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重新的丰富的内容。但这次被贬到惠州，情况变化很大，它太遥远了，太隔阂了，他的年纪也已经非常大了，他应该首先转变的是自己对待这个世界的看法、对待自己的看法、对待生命的看法。

他怎么来理解这个新的生活呢？在惠州，他住在嘉佑寺，惠州的边上有一座山，山上有一个亭子叫松风亭。他每天都去爬这个山，锻炼身体。有一天他就爬这个山的过程当中觉得很疲倦、很累，就坐在旁边休息，抬头一看，什么时候才能到山顶呢？一看，离松风亭还有相当的距离，就有点垂头丧气。可是忽然转念一想，我为什么非得爬到山顶呢？我为什么非得爬到松风亭啊？这不有病吗？人生只要顺着路走，沿途到处都是风景，非得到山顶才叫风景吗？非得到山顶才叫成功吗？才叫圆满吗？不是这样的。只要我细心地留心身边的每一刻、每一处风光，处处都是佳境，处处都是风景。所以，思路是不对的，这是一种让人疲倦和疲劳的思路，是一个要命的思路。我就到这半山腰，下山了。为什么？我已经看到了很美的风景。苏轼给朋友的信里边说，我一想到这一条，我立刻就像鱼钩脱离了我的嘴一样，大得自在，非常放松。这是为什么呀？就是不要再跟自己较劲了，现在对苏轼来讲，最重要的是要拥有一种能够保全自己生命的生活，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惠州时期，苏轼在给朋友的信里边所表达的很多的情绪，跟黄州的时候都有很大的不同。他给朋友的信里说，大不了我就是惠州人，我就是惠州一秀才，多年考科举考不上，没辙了，现在就住在这。大不了我本来不是苏轼苏东坡，我是谁呢？我是杭州灵隐寺退休的老和尚，现在退了休了，我们家后院里头弄一堆砖，垒个灶，上面放个锅，每天在这锅里熬点粥，喝点稀饭，就此也过得一生。没什么过不了的，我乐得自在。朋友们，我们一般是否定别人的业绩比较容易，否定自己的业绩比较困难。苏轼说自己大不了就是本地秀才，大不了就是退休的和尚，这意味着他对之前的荣华富贵和自己的诗词文在文坛上的卓越的贡献就一笔勾销了，大不了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可要知道，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惠州这地方真穷，市场经济不繁荣，每天才杀一只羊。当官的把羊都买走了，苏轼又不能跟他们去抢，怎么办呢？他就招呼手底下人说，去，把剩下的羊骨头买回来。羊骨头买回来怎么做呢？先放在锅里头煮，咕嘟咕嘟咕嘟，煮半天就煮熟了，拿出来以后在米酒里头泡一泡，然后再放到火上烤一烤，烤啊烤啊，烤得差不多的时候他怎么办呢？弄个牙签，就从这羊骨头缝里把这肉给剔出来。他给苏辙写的信里边说，说你们以前吃肉，都是一口下去都找不着骨头，牙齿就埋没在肉里边了，你们永远不会体会到我吃羊肉的体会。我这是吃螃蟹，这是吃螃蟹的方法用来吃羊肉，对身体很补，大补。这个方法我告诉你，你可以试用一下，不过这个方法让一众动物很不喜欢，就是狗，“众狗不悦矣”。这狗要听到我们都用这方法吃羊肉了，它会很不高兴的，抢它生意。你不觉得这样吃羊肉很辛苦吗？问题是，如果你真心快乐，它就不是辛苦的事情。

所以苏轼在惠州的这种人生的领悟，它告诉我们，所谓人生的快乐和痛苦，就是看你站的位置。你如果永远站在山的顶端，永远站在悬崖边上，永远期望着要跑世界第一，那你就会永远纠结，永远痛苦。但如果你缓回一步，退后一步的话，用吃螃蟹的方法来吃羊肉，并且考虑众狗的感受，你就会变得非常地放松，你就会变得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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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州，苏轼抱定了终老岭南、客死异乡的准备，然而朝廷仍然不放松对他的打击。绍圣四年，六十二岁的苏轼再次被贬，这次的地点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竟然是天涯海角的海南儋州。有宋一代，苏轼是唯一一个被贬海南的高官，可见对他的惩罚之重。那么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贬谪，苏轼到底如何在逆境中坚强地活下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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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到海南是无可再南了，再要南的话就下海了。给朋友的信里边，把这问题看得很透：

“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

                             ——苏轼《与王敏仲书》

这次被贬，断无生还之希望。我告诉你们，昨天已经跟我的长子苏迈，已经诀别。我告诉他，到了海南，第一件事，是给我造个棺材。第二就是给我挖一个坟墓。到那儿断无生还之希望，就把我葬在海外。古时候听说，做父亲的为了天下之公义，可以把儿子舍出去，为什么儿子不能把父亲舍出去呢？我告诉你们，我们家的家风是这样的：要埋我，不用扶我的灵柩，不用去办葬礼，直接埋在海南就行。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让我死吗？但是苏轼不会这么利利索索地被这帮政客逼死在海南，逼死在海里的，他又一次完成蜕变。你要知道，一个人的境界是被反复地磨炼出来的，他到一个地方，他就必须要调整自己的立场和看世界的方法，才能够让他在这个地方继续找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你看上去是他在一步一步地退缩，实际上是在一步一步地前进。从生命的意义来讲，是在前进。

苏轼给自己写一篇小文章，说有一只蚂蚁，一天在道上溜达，走路。一不留心，地上有一洼水，刺溜一下滑到水里头了，拼搏了好长时间，差点就淹死在里头，急得要命。这时候，突然地，树上掉下来一片树叶，掉到水里了。趴在这船上，又一通拼搏，回到家里了。见了家人说，今天真险，差点就回不来了，那么大的大海呀，总算又见面了。苏轼说，可笑吧？在我们人类的眼光来看，那算什么呀？我也很可笑吧？海南岛，儋州，从宇宙的眼光来看，不就是树叶吗？大海不就像那一汪水一样吗？我在这里暗自伤嗟、悲痛欲绝，不就跟蚂蚁一样吗？有什么了不起的，退一步海阔天空，我退到宇宙的目光来看，我的生命跟蚂蚁一样，不必如此。都这么想了，你能奈我何？这潜台词是：你不就是想让我死吗？对不起，我顽强得很，我不但要活下去，而且我还要活得更加轻松、更加愉快、更加健康。

我们说，有的人在艰苦的生活当中就沉沦了，就灰色了，就被覆盖了，就黯淡无光了，苏轼不一样，愈挫愈奋。这种艰苦的生活不但没有让他变得晦暗，反而激发起了他超强的艺术的想象力。就像茶叶一样，干嚼着是苦的，放到水里煮了一下，应该是水深火热，捞出来一喝，香甜无比。苏轼就是这样的清茶，火热的生活，苦涩的味道，最后锻炼出来的是清茶一杯。海南这个地方，在当时宋代的时候，文化很落后，别说出进士了，秀才都很少。苏轼在这儿培养了一个学生，此人姓姜，名曰姜唐佐，他考进士，这是在海南这个地方第一个进士。这姜唐佐离开海南的时候，去找他的老师苏东坡，说老师，您给我写两句诗，鼓励鼓励我。苏轼说，没问题，我先给你写两句，等你再回来的时候，或者我们中原再见的时候，我再把后两句给你补上。他前两句是这么写的：

“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

“沧海何尝断地脉”，一道海峡，海水就能够割断儋州，海南岛跟大陆之间的文化的地脉吗？不可能。你去了之后，一旦考中进士，那“朱崖从此破天荒”，那是破天荒第一遭。可是后来苏轼去世了，他没有能够续了这个诗篇。姜唐佐就找到了他的弟弟苏辙，苏辙看到他兄长的前面两句诗，提笔续了后边的两句：

“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苏辙《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

您就要衣锦还乡了，人人都争睹你的风采，到这会儿我们才真正相信苏东坡的眼力真是不得了，他看重的人真是没看错。这后两句写得非常亲切，但是也有些感伤。很多人后来都认为海南地区的人文化成和文化养育的开始，是从苏轼开始的。客观地讲，苏轼在海南这个地方虽然作为很有限，因为毕竟他年纪大了，毕竟他已经是个犯官，他不可能有更多的举措，但是他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让这个地方重现出人文的光辉。

苏轼一生三次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一次比一次贬得惨烈，一次比一次贬得边缘，一次比一次贬得绝望，每一次都几乎要接近人生的终点了。但是在这三次被贬的过程当中，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对自己的反思，对自己人生的定位，一次比一次更接近于自己本真的状态，更接近于自己生命的本质的状态。换句话说，虽然贬谪让他更加地边缘和绝望，但是反省和对生命的体验，更接近于苏轼的本真的自己。我们经常说“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个“险峰”指的就是人生的痛苦和苦难，只有久经磨砺的人，才能真正地体会到生命的真谛、生命的珍贵和可爱之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他才成为了一个我们心目当中的千秋的苏东坡。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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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词自成一派，冠绝古今，他既能书写缠绵悱恻的婉约词，更能挥就雄浑壮阔的豪放词。而在苏轼的豪放词中，它所涵盖的内涵极为广泛，无不能写的事，无不能写的人。赏苏轼豪放词的百花园，品风格迥异的人间奇迹。《唐宋八大家》之苏轼第十集《豪放词里天地宽》，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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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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