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丨唐宋八大家之苏轼16：笑对人生
苏轼是一位曾经高居庙堂之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政治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生活随性、个性洒脱、不拘一格的普通人，既可正襟危坐，郑重其事，又可嬉笑怒骂，挥洒自如，而其中诙谐幽默的各种故事，最为后人津津乐道。本期节目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教授继续为大家讲述唐宋八大家之苏轼--笑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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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一位曾经高居庙堂之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政治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生活随性、个性洒脱、不拘一格的普通人，他“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既可正襟危坐、郑重其事，又可嬉笑怒骂、挥洒自如，而其中诙谐幽默的各种故事最为后人津津乐道。那么，苏轼的诙谐幽默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这种个性特点又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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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诙谐和幽默的例子太多了，如果专门来讲的话那要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只能择其要者略述一二，应该说他的诙谐和幽默与他的才情和知识、学识结合在一起成为了一种智慧。
比如说，苏轼的诙谐幽默用在第一个地方就是很实用，第一类是讥讽那些庸俗小人，这个不针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人，但是它的表现形态是什么呢？写寓言。我们知道要能够写寓言故事的人那原创能力很强，你比方说在中国历史上，庄子他很擅长编寓言，韩非子也很擅长编寓言，柳宗元也写过很多寓言故事，在西方有《伊索寓言》。苏轼也是一个写寓言的大师，只不过他其他方面的成就太高了，这些寓言的小故事没有那么出名。他有一次跟道潜和尚，这和尚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人，他是苏轼的好朋友，他跟道潜和尚聊天，说到现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苏轼说，我给你说个故事你就知道了，说有一家人家有两扇门，这不是废话吗？有门肯定有两扇门，这有两扇门就有故事了，怎么着？端午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有这样的风俗，他把这个艾草，人们说燃烧艾草不是可以辟邪吗？他把这个艾草扎成人的形状，然后就插在这个门框的上面，然后还要做桃符，桃符实际上就是两块木板，上面写一些辟邪的话，然后挂在门的两边，后来就演变成什么了呢？春联。那么这个艾草人就插在上面了，两块桃符就放在两边了，这就起来了，这桃符就很不忿，抬起头就看着这个艾草人说，你何德何能敢站在我的头上？你胆子太大了！这艾草看着它下面这桃符说，你都入土半截的家伙了，你还跟我吵什么？你能跟我争什么？正在那儿吵谁应该在上面的时候，门神发话了，门神说我们都是没本事的人，靠着人家这两扇门在过活，你们还吵个什么劲啊？本身就是寄人篱下，还要争个高低，羞不羞得慌啊？你看，这在嘲笑谁呢？就是那些五十步笑百步的人，都是没本事，寄人篱下，靠人家的饭食过活，自己还争吵不休，这就是小人物。这个不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人，是针对一种社会风气。所以这个就是用拟人化的这种方式讲的这种故事，它是幽默还是诙谐呢？很难讲，在幽默诙谐当中别有深意，而且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不只是一个玩笑话，不是一种独立的玩笑话。苏轼在这方面能力很强。
第二类，就是嘲弄那些弄虚作假的家伙。他有一次跟他的老师欧阳修在一起聊天，欧阳修就跟他说，说最近庸医很多。苏轼说怎么见得庸医很多呢？欧阳修说有个人生了一种病，浑身冒冷汗，他就去找大夫，大夫说你为什么冒冷汗呢？那人说，那天我坐船过河，被江上的风吹了一下，吹了一下我着凉了，我就老冒冷汗。大夫想了，沉吟半晌，给你开个什么方呢？要对症下药，有了，这大夫找了一艘破船，这船上不是有舵吗？那舵把子、船工在把那舵把子的时候，他不是老得把那舵把子吗？把这时间长了，那个船工、很多船工都用过这个舵板，手上有汗有脏的东西，汗气都浸润其中，把这个舵板卸下来剁碎了，掺点什么丹砂、什么别的药和在一块，涂成糊状。把它喝下去。说为什么要喝这个呢？说多新鲜，这叫以形补形。你想想，你不是坐船过河的时候受了惊吓的吗？就把那个船上面那个舵板给你剁碎了，和巴和巴、调巴调巴，你把它喝下去，以后再过河的时候遇上风，你就不会出冷汗了。这人就喝了，也不知道是这舵把子起了作用了呢，还是说掺和的别的药起了作用，反正这人是不冒冷汗了，给治好了。欧阳修就感慨说，你说这怎么办呢？明显地觉得是不对劲的，但是他治好了，还要给他辩污的话，还很难辩得清楚。苏轼说这有何难？太容易了老师，你也太想不通了，我有办法。说什么办法？说好办，以后就告诉他们，把毛笔和墨汁烧成灰，让学生喝下去，这样他的学习成绩就能提高。由此推广开来，伯夷那是很清廉的人，把他的洗澡水喝下去就能治你的贪婪之欲。还有比干，我们知道，心比比干多一窍，这个比干是很真诚的，他是商纣王的叔父，他给商纣王上谏言，结果商纣王把他给杀了，他是忠臣，把这个比干吃的剩饭剩菜给他吃下去，你就不会是一个奸臣。你可以去舔樊哙的盾牌，这样你胆子就会变大。你去闻一闻那西施的耳环，你本来长得很难看，就会变成一个美女。他说如果这样的话，就很好办了，可以告诉这些大夫，你们以后不用开药了，我们自己都能给自己开，一个舵把子算什么呀？我们还喝毛笔的灰呢。这种连锁推理是有点刻薄，但是也确实能看得出来，苏轼这个人的刻薄他是有针对性的，你不是坏吗？咱俩看谁能坏过谁，我比你可以更坏，你还吃舵把子呢，我后边给你开出一堆药方来，你前面那舵把子就站不住脚了，我告诉你的本质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以前光以为苏轼就是可能开开玩笑、抖抖机灵，那哪儿成啊？像他这样一个人就是开一个玩笑，有时候甚至可能是耍一个贫嘴，那都是别有深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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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对待生活和工作中的丑恶现象嬉笑怒骂、挥洒自如，但苏轼并不是一个寒酸刻薄的人，相反，他非常宽容大度。在同事之间，苏轼也不都是正襟危坐、公事公办，特别是相熟之人，苏轼的调侃与搞笑更是无以复加。那么，苏轼的做法到底会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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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类是比较轻松的，就是同事之间的开玩笑。我们前面说过有一个人跟他在这方面是“死对头”，就是刘贡父，刘贡父专爱开他的玩笑，可是刘贡父到晚年的时候生了病，这病病得比较怪，怎么着呢？这个眉毛胡子都掉了，鼻孔塌下去了。这苏轼有一次（跟）大家在一起吃饭，就看着他这个眉毛胡子都没了，苏轼就说你这个长相好，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这刘贡父气死了，这简直是太可恶了，又没办法，只能嘿嘿一笑。刚笑完，厉害的还在后边呢，苏轼就手给他就编了个寓言故事，安在他的脑袋上，看着他这鼻梁塌塌的，原来也是个高鼻梁，后来变成一个低鼻梁、矮鼻梁了，苏轼说，我年轻的时候读书甚多，看了很多典故，说有一回子路和颜回逛农贸市场，不好好看书，背着孔子出去瞎逛去了，在农贸市场上走，走走走，正在走呢，看见孔子从对面走来，这怎么了得呀？赶紧藏起来，藏在哪儿呢？那有一座石塔，藏在那石塔的后头，过了一会这孔子从前面走过去了。苏轼说你知道这塔的名字叫什么吗？刘贡父说那我哪儿能知道啊？说他们俩刚才在躲谁呀？在回避谁呀？说回避孔子啊。说对呀，这塔的名字叫“避孔塔”，要念得快了就是“鼻孔塌”。也太坏了，处心积虑。你不惜调动自己的经史子集的知识，就干下这等事情啊，鼻孔塌，“避孔塔”你都能想出来。你看，刚才讲的几个寓言故事，还都是有深刻的寓意的对不对？这个纯粹就是人身攻击嘛，但是很难得，他怎么能想得起来呢？这机灵劲儿这方面也用了不少，“避孔塔”。
他有个好朋友叫顾临，这都是做官的，又叫顾子敦，这人长得很雄伟，特胖，所以他有个外号叫“顾屠”，屠夫的屠，就意思说他长得像个屠夫。有一天中午他们几个同事在一起吃饭、聊天，吃饭聊天的时候，这中午就困，顾子敦就趴在桌子上睡了一会儿、眯了一会儿。这苏轼不闲着，那能闲得着吗？这么多的素材是不是？袖子挽起来拿着毛笔，在那案子上弄个小纸片写着“顾屠肉案”，放在那儿，你想他那么胖，趴在桌子上睡着，放个小纸牌，上面写着“顾屠肉案”。睡了一会儿，顾子敦快要醒来的时候，苏轼从兜里掏出三十文钱，就甩在这桌子上，当啷啷的那钱扔得，这顾子敦吓一跳，怎么了？！说，买四两肉啊。这顾子敦恨死他了，就净开这种玩笑。你看，苏轼前面写的那些寓言、那些故事，后边又是这副面目，又可爱又可恶，他要不贬黄州、惠州、儋州那才怪呢。
就能看出这个人，他心里边有很欢乐的一面，一个能够这样子老是研究“避孔塔”的、研究“顾屠肉案”的，然后扔钱买肉的这种行为艺术的人，他就老是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你注意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以前讲苏轼、研究苏轼容易把他神圣化，虽然我们也知道他身上有很多诙谐的地方、幽默的地方，但这些诙谐有时候也被神圣化了，的确如此，我们一想到苏轼，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要么就是“夜饮东坡醒复醉”，要么就是“也无风雨也无晴”，或者就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长期以来我们头脑当中的苏轼已经被固定化了，高度地固定化了，即便说到他的所谓诙谐、他的幽默也往往就是他跟佛印的那些故事，但是你要很清楚，这些离苏轼的所谓诙谐和幽默的真相离得还很远。事实上一个真正具有高度幽默感的人，首先是对生活充满了欢乐和热情的人，这是最核心的部分。那么幽默或者诙谐，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它的基础就是好玩。在一般人看来，顾子敦长得胖点，顶多说他肥得像头猪一样，但是对于苏轼来讲，给他身上扔上两个钱，这就是我的幽默。他把这种行为艺术贯穿其中，让他具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个是我们大家并不了解的一个方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人比较闹腾，喜欢折腾，喜欢搞怪，有点搞笑，这么大年龄了一点正经没有。
当时有个宰相叫吕大防，吕大防长得特别胖。这都怎么搞的，净是碰见胖子。他长得很胖，喜欢睡午觉，苏轼有一次到他府上去拜访他，就坐在客厅里头等了很久，这个老人又胖，天气也热，就睡觉，睡了很长时间老不起来，苏轼等到最后都不耐烦，站起来快要走的时候，吕大防腆着个肚子慢慢地出来了，出来，在书架的旁边有这么大一个水盆，里头养了一只绿毛龟，大家知道绿毛龟那是很名贵的，说明这个乌龟年代久远，他（苏轼）就在这儿看，正在看，吕大防一进来一看说，看见了吧？绿毛龟，没见过吧？很稀罕。苏轼说这有什么稀罕的，这种东西很容易见得，我见过乌龟比这个还厉害。吕大防说你见过什么龟？说我见过“六眼龟”。吕大防说什么？六眼龟？长六只眼睛？那还是龟吗？说是龟。说你有什么依据吗？因为他知道苏轼博闻强记，知识很广泛，就全凭这个“蒙人”呢，他说有什么依据吗？说有，想当年五代十国的时候后唐有个皇帝叫唐庄宗，引进了这种品种，长六只眼睛，唐庄宗手底下有一个倡优，实际上就是有点像东方朔这种角色，滑稽之臣，还给这龟编了个口号，历史上是有记载的。吕大防说，不曾听说啊，这口号怎么念的？说六眼龟呀六眼龟，你睡一觉顶别人睡三觉。吕大防说你看，这孩子又来了，鼻孔还没塌完呢，这又出来一“六眼龟”。这种事情在苏轼身上很多，我们能看出他抖机灵的一面，这就是他跟同事之间经常发生这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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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王安石同是北宋政坛和文坛的重要人物，两个人虽然个人关系不错，但是政见不合，文学见解也不尽相同，王安石喜欢做文学上的翻案文章，苏轼对此颇不以为然。那么苏轼会如何发挥自己诙谐幽默的特长来挑战王安石？与王安石的这种争论究竟反应了苏轼怎样的个性特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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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王安石这个人是个改革派，我们前面讲王安石时讲过的，好做翻案文章。他写《明妃曲》，人家都说王昭君和亲给弄到边塞去了，肯定受了很多的苦，吃了很多的苦，是个不幸的遭遇，到了王安石的笔下，写诗的时候就说与其在这儿被打入冷宫，得不到皇帝的宠幸，那还真的不如到那去当个阏氏，也就是皇后，到单于那儿当个阏氏，我看也蛮好的。做翻案文章。人家都说孟尝君礼贤下士、门客三千，“战国四公子”之一，他却说孟尝君手底下都是些鸡鸣狗盗之徒，所以难成大事。改革意识强的人好做翻案文章，姑且不说翻案对还是不对，这是另外一回事，他喜欢做翻案文章。
有一次，这王安石还有苏轼等人在一起聊天，说到了一件公案，什么公案呢？王安石看这个《汉书》，《汉书》里边记载（叫）扬雄，扬雄是西汉著名的哲学家，也是著名的辞赋大家，写了很多的辞赋，《汉书》里边记载扬雄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王莽篡汉，王莽篡汉了以后建立了一个新政权叫“新”，历史上叫莽新。扬雄本来是西汉的臣子，王莽篡汉立了新之后，扬雄写了一篇文章叫《剧秦美新》，那意思就是拥护新政府，他在这篇文章里头抨击秦朝的残暴的统治，为新成立的新莽这个政权歌功颂德，这是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王莽这个人物在历史上争议是很大的，他所建立的新这个王朝历来不被看作是一种正统王朝，对于王莽的评价，特别是在宋朝的时候都是负面的评价，所以扬雄的这个行为肯定被认为不是一个合乎传统道德和政治理念的行为，这是一件事情。还记载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说扬雄跟一件刑事案件牵扯关系，结果警察来抓他，他自己怕得要命，从楼上跳下去了，但没摔死。王安石因为是研究经学，他对于扬雄是很器重、是很看重这个人的，很欣赏的，所以他读到这两件事情，他就觉得不可能，他就跟苏轼讲说这怎么可能呢？《剧秦美新》这样歌颂王莽政权的文章他根本不可能写嘛，他怎么可能写这样的文章？完全不可能，瞎编的。至于说从楼上跳下这种事情更不可能做，他是一个很完美的经学家，是一个很完美的儒家的学者，干不了这样的事情，这完全不存在的。他（王安石）要翻案，苏轼看着他说，别说你怀疑，我现在也怀疑了。王安石说你怀疑什么呀？苏轼说我怀疑扬雄就不是汉朝人。这样你满意了？那事你都怀疑，我根本就认为他就不是汉朝人，也许就是咱们北宋人。你看，这种釜底抽薪式的方式，让你也没法再否定了，你否啊？我都说他不是汉朝人了你还否定什么？
苏轼的“可恨”之处往往就在这些地方，太聪明了，太聪明了以后就容易招人恨。所以他的这些机敏之处；所谓智慧之处；所谓诙谐之处；所谓幽默之处，一方面见出他的真性情，另外一方面也能看得出来，在当时北宋的士大夫群体当中苏轼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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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真的是一位千古难遇的独特人物，他的经历如此传奇，他的成就如此辉煌，他的个性又如此丰富，命运似乎总爱和他开玩笑，一会儿是众人仰慕的高官，一会儿是倍受欺辱的犯官。难能可贵的是，苏轼将每次贬谪都当做一次惬意的旅游，泰然自若，淡定洒脱，这就是一个潇洒自在的苏东坡，这就是一个诙谐幽默的苏东坡。那么苏轼笑对人生的个性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与他同时代的人为什么大多不如苏轼有如此鲜明和丰富的个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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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也许会问，那你说了半天，苏轼这么爱开玩笑，这么幽默，这么诙谐，天生就是这样的吗？何以他就能如此？别人、为什么跟他在一个时代的人就没他这么鲜明呢？这个东西还真的很值得探讨一下。
苏轼为什么很喜欢开玩笑？为什么他的做派跟同时期的程颐、程颢兄弟包括后来的南宋的朱熹就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都知道原来讲过一个故事嘛，他跟程颐、程颢兄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程颐、程颢兄弟，司马光去世以后按照古礼、过去最古老的礼节，给司马光的遗体，然后给司马光的遗体上面用这个锦缎做了个锦囊，然后把它覆盖在司马光的遗体上，一个大的锦囊。苏轼进去一看说，上面放个信封打个邮戳，就说寄给阎王爷的。他看不惯这种墨守古礼的做法，他这种做法不是针对司马光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同处在一个时代为什么性情上有如此大的差别，这里边是有说法的，苏轼这个人他有一种理论，当年秦观、他的弟子对他曾经有一个评价，说得非常中肯，他说：
“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
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
——秦观《答傅彬老简》
什么意思？他这段话是写给谁的呢？写给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对苏轼的评价很高，说苏轼写文章写得好，如何如何高超，如何如何伟大。秦观对他说，说你完全搞错了，苏氏，他这个“氏”指的是“姓氏”的那个“氏”，他不可能直接称呼苏轼的，他说像苏轼这个人最为要紧的是他的性命自得之际，就是这个人物他的性格，他的这个苏轼之为苏轼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他的性情，这是他最要命的地方，其次他这个人有见识，他这个人足以担当大任，他是可以从政的。首先是他的性情，而且他性情自得，也就是说他自己得其所在，用我们普通话来讲，一般的话来讲就是什么呢？自己的性情得了自在，非常欣赏、非常适得其所，这是第一。第二，他有器识，也就是说他有见识，这样他可以从政。至于第三，才是文章，他的文章只不过是用来和这个世俗世界周旋的，这是最末等的。你现在说他文章写得是最好的，看上去是在捧他，实际上是在贬他。
那么秦观讲的这个性情自得是指什么意思呢？苏轼有个理论，认为人的性情，特别是人的人情，是人之为人的最根本的基础，人的所有的礼节、规范、文化、尊卑、长幼，所有的这些社会规范、社会规矩归根结底都是从人之常情这个基础上长起来的，所有苏轼认为真正的礼节、真正的规范不应该违背人的本性，应该立足人的本性。由此出发，他认为向内应该解放人的性情，应该让人的性情得到舒展。对外，反对任何的外在的机械的束缚。
我记得原来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说宋哲宗八岁刚做皇帝，小的时候，这个皇上在小的时候他都要接受教育，他的老师就是程颐，程颐给他讲课，中间休息的时候，正好是春天刚到，那小孩嘛，八岁，在园子里转来转去的，就把一个柳条拽下来了，这下程颐不高兴了，说春天之始，万物复苏，圣上却折了一枝柳条，有损天地生机，您应该为这件事情感到惭愧呀。司马光后来就讲，仁主为什么不爱儒生？就是因为他们身上太过陈腐。这就是说，春光无限，小孩儿折了一个柳枝，也算不上环境破坏，这是人之常情，你的那个礼仪如果跟人之常情背离了，你的礼就没有基础了，你的礼就是假礼。
所以对苏轼来讲认为性情是第一等的事情，一切的礼仪，一切的文化都应该在这个人之常情的基础上才能生长起来，所以苏轼因为这一点上来讲，苏轼跟他的父亲苏洵包括苏辙，性情都是很相近的，所以他表现在他的举止行为方面就是放浪形骸、潇洒自在、任运自然，就是说话口无遮拦，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虽然带来了很多麻烦，但终其一生这个特点没有改变。
我前面也曾经讲过，不光是苏轼，包括这“苏门六君子”都有这个特点，不然他们也走不到一起，所以“苏门六君子”包括与苏轼比较亲近的这些读书人，他们的身上大体有着相同的性情，有着相同的对人生的看法，这种性情自得的观念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人的人生观，就是一个人的世界观，所以我们说，你看上去苏轼幽默诙谐，这需要解放他的性情，一个人只有解放了性情，释放了性情，才能感觉到世界的可爱，才能感觉到自己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可爱之处，都有有趣之处，所以苏轼是一个有趣的人，这首先是因为苏轼是一个能够充分地感觉到世界乐趣的这样一个人，这一点要做到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说，黄庭坚对他有一个评价，说“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黄庭坚《书缯卷后》）
说苏轼这个人平时混在人堆里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有什么不同的，比俗人还俗，你就像他刚才开的那些玩笑，有的就比较刻薄，有的就开得有点过了，他比俗人还俗，但是他“临大节而不可夺”，但是在出处大节方面，在政治方面，在品格方面，他大节不亏，这不是个俗人。
到了清代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张问陶，对他评价说“宋时多拘儒，惟公有生气。”（张问陶《眉州》）什么意思？宋代的儒生太多拘束，太多拘束，只有这个家伙，这个老人家勃勃有生机。当然我们在这儿一讲，并不是说苏轼这个性情自得就是十全十美，我们只是想说，因为有这个特点，才成就了可爱的苏东坡，我们才会喜欢他，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他性情自得，我们不喜欢他，那今天也用不着在这儿讲他。
关于苏轼我们讲了很多很多了，还有很多没讲到，比如说，我们知道他身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此公颇好饮酒；颇好美食；颇好养生，这也是苏轼之为苏轼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他还有一种旷达怀远的气质，也是后人特别推崇的，这些就是我们下一次要给大家介绍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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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不但是史上最著名的文人，也是史上最有名的美食家。然而，屡遭贬谪的苏东坡很多时候食物奇缺，连饭都吃不上，他又如何能够成为真正的美食家？在舌尖上的东坡美味究竟有着怎样的精髓？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苏轼》第十七集《舌尖上的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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