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 04：中看不中用的京官
王安石一辈子做的第一个官是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官名叫做：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公事；王安石在为官期间，受到了百姓的敬仰，同时也得到了朝廷的赏识，宋仁宗多次下诏，提携他进京就职，他却再三找借口推辞，最终在朋友的劝说下，才勉为其难的，接受了朝廷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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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在地方为官期间，受到了百姓的敬仰，同时也得到了朝廷的赏识。宋仁宗多次下诏，提携他进京就职，他却再三找借口推辞，最终在朋友的劝说下，才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到京城去做官对别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好事，可对王安石来说却成了一块心病，那么，在朝为官的日子里，王安石究竟体尝了怎样的苦辣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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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在放一个京官、放一个地方官在你跟前，让你选，你肯定选这京官。为什么呀？京官敞亮啊、光鲜啊、好看啊、体面啊、实惠啊，可以光宗耀祖。这京官中看又中用，好！可是对于年轻的王安石来讲，京官对他来说，就好像是银样蜡枪头，壁画上的花瓶，中看不中用。为什么呀？为什么会中看不中用？我们上集说过了，首先得来看一看，你别说人京官本身中看不中用，关键是王安石到底做过什么京官？让他觉得中看不中用，这是最关键的。王安石做过什么京官？我们来捋一下：
三十三岁的时候，朝廷授予他的第一个官职：集贤校理。这什么官啊？我们知道，就类似于皇家图书馆的高级研究员。这官王安石谢绝了，没要。我们知道他谢绝过很多次，这是其中的一次。不耽搁，朝廷有的是，顺手又给他了一个官：群牧司判官。我们也讲过这什么官啊？这就相当于主管监督全国各地养马的工作，类似于国家工业部装备司汽车处的处长。因为古代的马匹，它就是很重要的交通工具，很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汽车和运输装备一样。三十八岁的时候，朝廷又授予他三司度支判官的岗位。这是什么官啊？很重要。相当于我们现在国家财政部预算司的处长，就是统管核算国家财政的收支情况的，这个岗位也很重要。三十九岁的时候，任命他做同修起居注。这是个什么官？我们现在没这官。这官就是天天跟在皇上身边，除了皇上的私生活不能暴露的那部分之外，皇上所有的公开的起居活动言行，他都一一地记录下来，等于是皇帝随身贴身的，皇帝个人历史的记录官。这个官死活不想要，愣没辞掉，勉强接受了。还没当几天，又给他了一个官：知制诰。这官很重要，说白了，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中办公厅高级政治秘书。专门负责起草中央文件的，专门负责起草皇上的诏书的。在这我们必须要强调王安石从三十岁到四十岁这期间，朝廷曾经多次给他授予京官，他都没有接受。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他反复辞退之后被迫接受的，并且上任了以后的这些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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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安石屡次拒绝朝廷征召的举动，有人说他是故作姿态，以退为进，目的是为了换取更高的官职，但也有人反驳说这是对王安石的污蔑。对此,康震老师认为，王安石一再推辞做京官的根本原因，是他觉得这些官职都是中看不中用的摆设，无法为百姓做更多的实事。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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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就这些京官，到底哪些在王安石看来是中看不中用的？甚至连中看都谈不上。首先：集贤校理。这个官是个清要之职。什么叫清要之职啊？皇家图书馆的高级研究员，这个官一般人干不了，必须得是饱学之士，文辞之士。文章写得好，风流俊赏的才子才能做这官。而且我们在第二集的时候曾经给大家介绍过，这官虽然本身没啥内容，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台阶。通往哪里的台阶呢？做了这官做上一段时间，就能去做那个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起草诏书。再做上一段时间，就有可能做副宰相，甚至宰相。所以很多文人，特别是有才学的文人，都做过这官，趋之若鹜。为什么呢？目标很诱人，集贤校理。可这官对于王安石来讲，没什么意思。因为王安石不是个想要往上爬的人。所以这个官的核心要点，到了王安石这，它的价值就变成零了。在王安石看来，这个官除了浪费时间，没有什么别的用处。因为王安石这个人考虑问题，首先考虑的不是升官的问题，而是怎么样跟老百姓打交道。他老想琢磨的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现在需要什么？我们能给老百姓做什么？对于这样一个立足点的人来讲，集贤校理的立足点和他的这个立足点是不统一的。
接下来，群牧司判官很重要啊，相当于我们汽车处的处长。设备啊，这是肥缺。我们给大家说过，为什么王安石能做这官？他不是老不愿意到京城来当官？他给人家说的理由就是我们家没钱，我们家穷，到京城花费大。朝廷说：“行，满足你，给你个肥缺。”他还不要，后来欧阳修劝他，它才勉强接受。可是你知道王安石不愿意做京官的根本原因就不是缺钱和经济困难，所以这官给他之后，在别人眼里是个肥缺，对他来讲，根本不存在肥缺还是瘦缺的问题。因为王安石根本不是一个一门心思想要发财致富的人。所以这群牧司判官，这所谓的肥缺，到王安石这就变瘦了，没用了，归零了，又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官，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这下完了，还有一个官，叫同修起居注。这个官很深刻。为什么呢？天天待在皇上身边，天天跟皇上摽在一块儿。皇上发言了，记下来。皇上出去视察了，记下来。皇上发表语录了，给他记下来。对于那些逢迎拍马，拼命想向上爬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个超级肥缺，用肥缺形容都有点太少，层次太低。可是对王安石这个人来讲，他从来就没想过靠这套手段往上爬，他根本不稀罕跟皇上待一块儿。除非这个皇上对他来讲，是一个治国的英主，那才可以，就像后边遇到的宋神宗一样。所以这个在别人看来是一个想方设法靠都靠不上去的，想方设法谋都谋不到的一个官职，到他这，也归零了。在他看来，既不中看也不中用。
王安石这个人太难伺候了，现在就剩两官了，一个是：三司度支判官。还有一个是：知制诰。这两个官，咱们得客观的，平心静气地分析一下。财政部预算司的处长，这是一个有着实际的职权的官职。你想啊，你要掌管全国的财政的支出和收入的预算情况，那你编制预算，你督查预算，你核查预算，这就是在为全国的老百姓，全国的人民在服务啊。这正符合王安石“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的这样一个根本的宗旨啊。这个官如果再不中看不中用，那还有什么官是中看中用的？不要太过分。知制诰，起草中央文件，起草皇帝诏书的文件，这个官能不重要吗？相当重要啊，看你的水平了。所以这两个官，我们说你要想为绝大多数的人民服务，还别说这俩官还真是可以，中看而且真的中用。但是这话也得说一半，为什么呢？就是看王安石在这个岗位上他是怎么把它变成中看中用的。那么王安石在这个官上他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得来看一看。
王安石做了第一件事情，在做度支判官的时候，我们为了叙述方便，直接就算预算司的处长了，不再说这度支判官了。他在做这个处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北宋时期茶叶就跟吃的盐一样，是老百姓生活当中一点都不能缺的东西，须臾不可少，日常的必用品。所以茶叶利润颇丰，中央政府专卖。他怎么专卖？两个办法。第一，你这个茶商商人，到我政府官员这儿来，给我交钱，我给你发一票：茶票。你拿着我这票，到茶农那儿去买茶叶，然后你进行自由的贩卖。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是你到我这儿来把钱交了，直接在我这儿把茶叶领走。明白了吧，就这两种方式。可是这两种方式，弊端甚大。这叫什么？这叫阙茶制度。它的弊端在哪呢？第一，因为你把这个茶叶的产和销售都统在了政府的手中。好了，你想想，政府把茶叶从产地运过来，然后商人把它领走之后再运出去卖，这中间环节很多。茶叶咱就喝个新鲜，是不是？你那茶叶都搁了三四个月了，搁了大半年了，那还有的
卖吗？所以茶叶的质量很难保证。这是第一。第二，茶叶的利润太大了，走私茶叶的人非常多，屡禁不止，造成了茶叶市场的混乱。第三，因为从茶叶开始卖给商人，给他发票开始，说白了，就是在茶叶产销的各个环节上，政府都要扒一层皮，剥走一层利润。那你说这茶叶的价钱能降得下来吗？很贵的。一般的老百姓要喝口茶，太难了。但是这样一来，不就违背了产茶叶的初衷吗？那你弄了这么一些茶叶，等于说除了政府在上面扒层皮之外，商人在里面巧取豪夺，然后真正落到老百姓嘴里头的时候，拿很贵的、很高的价钱，去买来的这样质量不好的茶叶。那你图什么呢？朝廷也很痛苦，想个办法扭转这种痛苦的局面。
王安石说非常简单，你啥都不用管，只管收税就行。你就告诉这商人，让他直接跟茶农发生关系，让他就去采购茶叶，让他就去卖茶叶，让商品的茶叶流通的领域里面活起来，一切按照市场规律来。政府只干一件事，从商人的收入上抽税。这样一来，质量能保证，老百姓能得到实惠，政府的收入也不会太低。就出了这么一个主意。这回王安石干这事中用了，为什么呢？朝廷很快就吸纳了他的做法。事实证明，运作地特别好。这算是王安石做京官期间一个小小的政绩。可是我跟你说这在他的京官生涯当中，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个案。很快他这京官就中看不中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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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中期，社会经济萧条、百姓生活贫困，对此，做了多年地方官的王安石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京为官期间，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做些利国利民的实事，但是腐朽的朝政给王安石发挥作用的机会并不多，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加让王安石心灰意冷，那么，究竟是什么事让他如此失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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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仁宗的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三十七岁的王安石也许是受了刚才的这个小小的成功的激励，激动起来了。三十七岁的他，给当今圣上宋仁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这封信它的名字叫做《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说成大白话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写给宋仁宗的心里话，或者：写给咱皇上的心里话。要是特正式的，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关于目前朝廷全面改革的若干建议和意见。这封信很长，一万字左右，所以史书上把它称为《万言书》。这封书信写得这么长，这是王安石二十岁出头进入官场之后一直到现在，积累了十几年的仕途的经验之后，根据他的观察和思考，给宋仁宗提出的全面改革朝政的一个系统的，纲领性的文件。写得非常全面。何以见得啊？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各个领域。而且有些部分还写得和具体，具体到什么程度呢？譬如说学校的教育问题、科举制度的改革问题、官员的高薪养廉问题、干部的素质考核问题等等等等。既有宏观的框架，又有微观的建议，交上去了。
按理说他当时是在财政部预算司工作的一个处长，而且王安石出名很早，这十几年来上上下下积累的人望，以及他自己在政治上取得的政绩和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名声是很大的。虽然年轻，咱出名早。以这样一个有名、有头、有脸的中央京官给皇上写了这么长的一份心里话，好歹也得落个响吧？你想的美，你想什么啊？这信交上去之后，那叫泥牛入海无消息，砂糖扔进大海里，连半个声响都没有。我再说一遍，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材料，就是朝廷和宋仁宗对这个万言书有任何的反应的。死气沉沉，上去之后好像没发生这个事一样。这太悲剧了，这太不把人当人看了，这太伤自尊了。如果我们讲一句话，说一个意见，不管是批评还是赞同，好歹有个回音，这也是一种尊重。王安石当时面对的情况是，说了那么长时间的话，除了空气的振荡之外，就没有任何反应。
怎么办呢？没事。我们知道王安石的特点是愈挫愈奋，他不是一个能够轻易言败的人。就手给皇上又写了一封信《上时政疏》。这咱就别再说大白话了，反正就是写给皇上的一封信。这封信就没那么长了，八百多字，不到刚才那封信的十分之一。信很短，手榴弹也不长，扔出去威力大啊。刚才那个是娓娓道来，就跟拿根长竹竿似的，这挑一下，那敲一下。这回
不一样了，直接扔个手榴弹过去。措辞之激烈，让你很难想象。我们预算司的处长真急了，不带这么不把人当人看的。他都写了一些什么东西呢？在信里边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历来的君王不否认有很多很好的君王，他们道德高尚，英明神武，在位的时间非常地长，这样的皇上是不是好皇上呢？不是。他举了三个例子。他说有个皇上是西晋的开国皇帝晋武帝，此人在位二十五年，他死后第二十五年头上，西晋王朝就灭亡了。你瞧这开国皇帝，给人感觉就不像个开国皇帝，还没怎么开呢，就亡了。再一个是著名的梁朝时期的皇帝梁武帝，此人在位时间更长，四十七年，最后饿死在叛军的手里。还有一个皇帝大家就很熟悉了，就是我们浪漫多情的唐明皇唐玄宗，唐玄宗在位四十四年，如果不是因为”安史之乱“爆发，也许他还能继续在位。在唐玄宗的身上，唐代的历史判然分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很繁荣，后期逐渐地走向衰弱。
王安石语重心长地说：“皇上，您今年在位已经三十八年了，您是个好皇上。您有道德，有品质，您很高尚，您很智慧，您很英明神武。但是我还是觉得您应该以这三个皇帝为戒，为什么呢？我想了一下，您现在这个朝廷是要人才没人才，要像样的政策没像样的政策，官员们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老百姓是越来越穷，社会风气是越来越坏，国家财政是越来越缩水。可是您皇上在干什么呢？您把那手捅在袖子里头拱起来，不吭气，好像啥都没看见。我觉得您要这样下去，再过几年可就来不及了。您都看见了，无论是在位二十五年的，那个过了二十五年的国家都亡了。那个在位了四十七年后来饿死了。唐明皇在位了也是四十四年，最后等于把盛唐气象也给丢掉了。他给宋仁宗下了一个结论，您老人家现在这么着，要先治您这恶疾，指的是朝廷的恶疾，必须要用猛药，矫枉必须过正，否则肯定要完蛋。现在您觉得要搞改革朝政特别痛苦，我告诉你这比起国家灭亡，一会就亡的那个痛苦来讲，那小的多了。在这信的结尾部分，王安石比较客气了一下，说您看，您把我提拔了，我是知制诰嘛，我给你起草诏书的，我是你身边的近臣。作为近臣来讲，给您说话说的都是实话，绝不来虚的。我们从来也不考虑措辞的问题。什么话说得直接，什么话说得比较落实，我们就说什么话。
把信递上去了，这信递上去之后，你看就是这样，就是跟刚才那封长信相比，一个是苦口婆心，一个是壮怀激烈；一个是和颜悦色，一个是声色俱厉。可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朝廷和这个宋仁宗就没有声响，就感觉好像是你踩在棉花上练跳高，不得劲儿，不给力，干着急，没着没落，就这么个关系。其实咱们说句实在话，你说京官本身存不存在中看不中用的问题？不存在。关键是谁来做能把它做得中看并且中用。你就碰上像宋仁宗这样的皇上，当然宋仁宗在早期的时候还是励精图治的，你碰上这晚期的宋仁宗，这皇上我跟你讲都中看不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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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曾经三次上书宋仁宗，一再重申自己的变革主张，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国家的衰败，朝廷的腐朽，皇帝的不作为，这一切都让王安石对做京官失去了信心。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让王安石在京城再也待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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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在京城待不住还有一个原因，他这个人个性非常倔强，不妥协。这是个缺点，但也是个大大的优点。给大家讲一个事例你就能明白这是个什么人了。王安石不是做知制诰嘛，不光起草诏书，也干点零活。比如说朝廷的事多了，也让他搭把手。这回给他个任务，说你在起草诏书之余，你负责一个工作：把咱们这个开封府以前审过的案子，有一些疑难的案件，你复核复核，你重新审查一下，免得出现冤假错案。这个对王安石的脾气，他这人刚正不阿，干这活正合适，有一个案子就落他手里头了。这个案子说起来还特别有意思，大家听一下。说有两个男的，一个是某甲，一个是某乙。朋友，关系特好，哥们。这某甲喜欢一种游戏，不是斗鸡，是斗鹌鹑。鹌鹑也能斗，拎着这鹌鹑在街上走，装在笼子里头，碰见了某乙。某乙是他的朋友，肯定很高兴，“你这个鹌鹑特好，拿来让我玩一下。”某甲说不给。干着急，你看着就行，我就不给你玩。朋友嘛，你给我。我不给。你给我。我不给。打打闹闹在这一边说一边笑着，一边骂着，很随意的气氛。搭着这某乙，手也忒贱了，打打闹闹，说说笑笑，一把就给人把这鹌鹑抢过来。抢过来以后一边炫耀着，一边就跑。某乙拿着鹌鹑在前面跑，某甲作为失主在后边追，都在玩。大家注意，截止到目前为止，俩人是不是真打了？没有。在玩，在游戏当中。这某甲就做了个游戏性的动作，飞起一脚就踹了这某乙一脚。其实这哥们之间玩着也很正常，“我看你这手贱的，别拿我东西。”踹他一脚，踹也就踹了，他踹得太专业了，一脚给踹在了某乙的肋下，当场毙命，踹死了。
这是谁都没想到的，我估计某甲没想到，某乙更没想到。让开封府抓了，判死刑。
王安石一看着个案子，觉得这可不能判死刑，他提出一个理论，你听了以后也觉得很奇怪。王安石说什么？王安石说：“根据当时案发的现场情况，某乙强行从某甲手中抢走鹌鹑，足以见得他是个盗窃犯，他已经犯了盗窃罪。某甲为了将自己丢失的物品索回，奋力追赶该盗贼，飞起一脚把盗贼踹死了。踹死是不对的，因为偷东西不至于犯死罪嘛，他这是过失杀人，你不能够给他判死刑。这第一点，要改过来。这不是皇上让他负责复核案件嘛，要改过来。第二，我要弹劾开封府。你把一个无罪之人判成有罪，把本来一个罪状很轻的人判成重罪，你有渎职罪，我告你行政诉讼。这开封府的人哪能接受这个？心想我们辛辛苦苦办了一个案子，让你一来全翻了，还告我们。天下哪有这个道理？找个说理的地方。找谁呢？大理寺。我们知道，最高人民法院。大理寺经过审慎的考虑，最终决定王安石败诉了，就是维持原来开封府的决定，还是维持死刑的判决。
我们先不谈这个案子本身是否公正的问题。这没完啊。你王安石复核案件，结果给误判了。因为你总得有一个最终的审核，那就是大理寺。大理寺已经做出了终审判决，那么你王安石当时就是误判了。按照朝廷的规定，王安石第一，必须做出深刻检查，要做自我检讨，要写书面检查。第二，必须亲自到开封府上去表示谢罪，承认错误。王安石会去嘛？王安石说我没错，我一点错都没有，我是正确的，我不去。不去？三番五次催你。后来到什么程度？御史台，我们知道朝廷的御史台相当于中纪委，也相当于国家监察部，亲自出面给他下文件，让他必须得去。王安石就是不去，脖子特别硬，膝盖更别说了，根本不带打弯的。宋仁宗当时年纪已经大了，立太子的事老定不下来，烦的本来就要死，朝廷里面的人就开始弹劾王安石。宋仁宗这时候不再沉默了，吭气了。觉得王安石名气是比较大的，做事是比较认真的，好歹也还算是个负责任的好官嘛，算了算了，不愿意去就不愿意去，以后注意就行了。就这么不了了之算了，别再较真了。
我们现在如果以当代人的目光来看这个案子的话，其实是各打五十大板。这开封府有毛病，王安石也有毛病。为什么呢？首先，如果以我们当代人的目光来看这个案子，绝对不至于马上判死刑。很简单，他不是个故意杀人，他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从这点上来讲，从要判他死刑这点上来讲，王安石是对的。但是王安石也有滑稽的地方，某乙怎么能是盗窃犯呢？你固然不想让某甲死，但也不能捏出盗窃犯的这种罪名啊。所以这两边啊，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其实是各有问题，但这不在我们论述的重点之内。我们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是王安石的个性。说实话，我刚才讲了，王安石这个倔强的个性，是个缺点。或者叫固执的个性。但是也是个优点。就是说一旦他坚持了，他笃定了，他认定了一个原则，他就会一直地坚持下去，不会轻易地动摇和改变。但这同时也给他埋下了一个很深重的灾难。就是有的时候，他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他明明的这个事情客观上是有错误的，他不听，他继续往前走，结果会导致很坏的后果。但是作为一个主持大事的人，将以有为的人，在未来有重大责任的人，这样的一种不妥协，坚定地坚持自己的原则，这样的个性，是非常宝贵和可贵的。
我并没有赞扬王安石，我只是客观的说他的个性是这样的。这也导致他在京城做官的时候，原则性富余，灵活性不足。所以他自己觉得京城的环境怎么样呢？不好。不是一个良性的环境，对他个人来讲，无助于他开展工作。因为他开展工作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大刀阔斧，迈开大步往前走。所以我们就说王安石在京城里边做官，他觉得不重看也不中用，原因是非
常复杂的。不是他自己不中看不中用，也不是这个官本身不中看不中用，而是综合的环境，综合的氛围让他很失望。他失望到什么程度？对这个京官的厌恶到什么程度？你都很难想象。
他不是做那个同修起居注嘛，皇上的贴身的记录官。当时朝廷把这个任命书下达了以后，王安石是坚决不从啊，连上了五道辞呈，坚决不干。不干？由了你。宋仁宗也不含糊，专门派了一个官员，“去，把任命书放他办公桌上，惯他毛病了，给还不干。”开始就追他。追啊追啊，办公楼里就转啊。王安石也不含糊，腿脚挺灵便的，刺溜一下钻厕所里了，死活不出来，怎么叫也不出来。这官员在外头不能老等着，想了半天，没办法，就把这任命书放他办公桌上。那王安石多机灵啊，从厕所里一下冲出来，拿起任命书追上去，就把这个塞到官员手里头。拿走，不要！你见过这样的吗？这是演话剧啊简直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坚决地请辞，而且又连上了七道奏折，不干！后来是他的几个朋友看不过去了，“你干嘛啊？”朋友给他信里面的原话说什么？你不应当：
自求便安，数溷朝廷。（《与王逢原书》）
你就给朝廷点面子，别再让朝廷下不来台了。你是谁啊你？赶紧从了吧你就。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才勉强应允。我说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你能看得出来，王安石认为他自己心中的这个理想，做官的原则，跟这个京官之间差距有多大。给我们的感觉是他这辈子都不愿意到京城当官来。可是我跟大家说，这世上的事情是很难预料的。正所谓“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就在王安石正在厌恶这京官，推辞这京官的当口，朝廷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很大的事情。朝廷给王安石下了一道旨意，召他进宫做京官。王安石毫不犹疑，立刻答应，马上前来。这就很奇怪了，何以判若两人呢？到底是发生了多大的事？是谁给他发的这道旨意？我们下一次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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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代是中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军队数量高达百万之众，战斗力却极差。官员待遇极为优厚，却又人浮于事，贪腐严重。耕地面积连年扩大，国家税收却不升反降。这些极不正常的现象到底说明了什么呢？敬请关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五集《百年帝国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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