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08：讲课也能惹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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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担任翰林学士期间，写出著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得到了宋神宗的极大重视。宋神宗迫不及待地要让王安石将心中的改革构想和盘托出。然而，王安石却对此迟疑不定。他深深知道：此时的朝野上下，包括宋神宗本人在内，对变法的目的、意图、内容和实施办法，还不是十分清楚；朝廷里还存在着相当强大的反对势力；要想顺利地进行改革变法，就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然而，身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刚刚提出要为宋神宗和众大臣讲一次“公开课”就引发了朝廷里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那么，王安石的这次提议究竟惹出了什么麻烦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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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讲不知道，一讲就吓一跳。王安石就给宋神宗提建议，说你看，按过去这老规矩，给皇上讲课，给皇上讲课是有规矩的，过去这老规矩，给皇上讲课的时候，皇上是坐着听的，那不是光皇上一个人，还有些陪着皇上的大臣也是坐着听。讲课的这人，他老戳在那儿站着讲，说看能不能让讲课的人听课的人全部都坐下。
这多大个事啊，芝麻大点事。王安石提了这建议以后，也有不少的大臣就附和他的建议。说以前不光是讲课，皇上身边的重要的大臣，跟皇上商量重要的事的时候，皇上一般也都赐座，以表示对这个大臣的尊重。他们还举了好些例子。说想当年宋太祖赵匡胤，听大臣给他讲《周易》，赐座。他的弟弟宋太宗到国子监去视察，相当于我们现在到国立大学去视察工作的时候，看到这个讲课的老师有个座位，他一去就说，说老师坐在这座位上，说你坐在这儿，我也坐在这儿，你给我讲讲，大臣不敢坐。宋太宗说，不但你坐，跟我来的人大家都坐下，教授都坐下，身边跟的人都坐下，大家坐下来听你讲。开国的两位皇帝：太祖皇帝和太宗皇帝，都尊师重道。可是现在有点失衡了，有点摆不平了。皇上坐着应该的，大臣们也都坐下来，偏偏这讲课的人站着，有点儿不大合适。所以，我们还是本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道的原则，大家都坐着。按我们一般的想法说，这就是个礼貌不礼貌的问题，是个形式问题，有什么好争的。通过，拉倒了。不成。有正的一拨，就有反的一拨。
有一个大臣叫刘攽，就不行。他就跳起来了。说什么呢，说不错，从古到今，皇上跟身边的大臣商量政事，会赐座的。但这些大臣一般都是“避席立语”。这什么意思？因为古代的时候，当然不是宋代的时候，古代的时候，人们都是席地而坐。这席地而坐，这皇上说也席地而坐吧，说你就这么讲吧，这位不敢，就站起身来，在席子上站起身来，跟皇上说话。这表示礼貌。“避席立语”站着跟皇上说话。刘攽说，给皇上讲课，授课的人站着讲，这本来就是为了方便表达，给皇上把课得将清楚，所以站着讲课，这是个仪表、本分。本来就应该的。你讲圣贤之道，你就是圣贤啊。还现在拿起架子，真把自己当回事了。要坐着讲，不成。这是一个问题。这是根本问题。第二个原因，你是翰林侍讲学士，当时这翰林学士里头，它分的种类还比较多，层次还比较丰富。有翰林侍讲学士，还有翰林侍读学士，其实功能上是交叉的。没有什么特别本质的区别。比方说侍讲学士，可能主要的功能，是给皇上讲课、授课，讲一些经史子集的内容；侍读学士，就是陪皇上看书的，负责给皇上整理文献的，整理图书的，同时皇上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有疑问，备以顾问的。从等级上说，侍读学士的等级比侍讲学士要高。那疑问就来了，现在侍讲学士可以坐下了。那回头，这侍读学士怎么办呢?侍读学士来了，皇上说，最近我读这个书有点疑问，我问问你，那个侍读学士对皇上说要不然我坐下给您说。皇上说，那我今天不想让你坐。说那不行，那侍讲都坐了，我比他等级高，干吗我不能坐。这不就是毛病了吗，这不矛盾就出来了吗。刘攽说，就别坐了。为什么别坐了？从宋真宗乾兴年间以来，据我们所知，侍讲学士都是站着讲课的。你算算，从宋真宗经过宋仁宗，经过宋英宗，现在到了咱们皇上这儿，五十多年过去了。半个世纪都过去了。侍讲学士一直都是站着讲课的，凭什么到这儿就改呀。五十年都没有改，就你这儿就改了。而且，皇上让你坐，皇上愿意让你坐，那是皇上的主观愿望。现在皇上还没让你坐，你主动要求皇上说，能不能给我赐座，这是一码事吗？你把皇上就没放在眼里。所以我们说，还搞改革变法呢，这还不是说讲了什么内容让人不同意。先说是戳着讲，还是坐着讲，就有这么大的分歧。而且讲出这么大的一堆道理来。早知道这样就不吭声了。站着讲完算了，还惹这么一大堆说法。刘攽接着说，现在皇上真仁义，对我们大臣是真不错，只要有人跟他商量事儿，他都赐座，这种待遇比给过去那三公六卿的待遇还要高，你还想要什么。这么着吧，跟皇上一块儿听课的人，那些大臣都坐着，就你一个人站着，就这么定了。
这宋神宗就觉得累得慌，这可怎么办呀。按理说这王安石刚让他请到朝廷来，他是很想尊重一把王安石的。再说王安石提出这建议，无非就是一站一坐的，对他也没什么妨碍。神宗就有点拿不定主意，左顾右盼的，看见宰相曾公亮在旁边站着，他赶紧就问这老曾，说您当初好像给仁宗皇帝讲过课吧。曾公亮说，讲过。神宗满怀希望地问他说，你讲课的时候是站着还是坐着。曾公亮不能说谎，曾公亮老实巴交地在旁边说，回皇上的话，我站着讲的。这话一说出来，周围的人都不吭气了，眼巴巴地就盯着这神宗。这神宗一想，你也站着，那还真是没什么说法了。犹豫了半响，跟王安石说，没事，赶明儿个，你讲课的时候坐着讲，我准的。王安石又不傻，他敢坐吗？王安石说算了。我还是站着吧，省得给我自己惹麻烦。这个事就这么就放下了。
你看我给大家为什么讲这段呢，这是个小事，很小的事情。王安石为什么没来由地提这个事呢。我给大家说，以我个人的看法，这就是一颗“试金石”。王安石站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也把他站不出什么毛病来。干吗非得强调要坐下啊，我就先拿这事试验一下，想看一看反应。这么小的事如果都遇到的阻力很大。那大的事，可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心理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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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王安石讲课到底讲了什么，史料上没有留下相关的记载，但大体也不外乎儒家的经典理论、治国方略。可是一两次的讲课显然不足以改变朝廷里反对变法的氛围，宋神宗虽然对王安石非常器重，求贤若渴，但是朝中的大多数大臣都反对他重用王安石。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反对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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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把王安石召到朝廷里来，并且想进一步的重用他。什么叫进一步的重用？想让他做副宰相，甚至想让他做宰相。那他就得征求当时很多人的，大臣的意见。他征求了好几个大臣的意见。归结起来，反馈的意见有四种：
第一种不全面否定王安石，只是承认他有部分的才能。我们还能记得原来说过，王安石在扬州做官的时候他有个上司叫做韩琦。王安石早上起来不洗脸、不刷牙，半夜三更的看书，早上起来到单位上班。韩琦一看，以为他纵情声色，从事不良活动，有不良嗜好，还把说了一顿。他从此跟这韩琦的关系就疙里疙瘩的。韩琦，历经三朝皇帝做宰相，是个老臣。本人在范仲淹的时代也参加过革新运动，他现在老了，不做宰相了，临走的时候，宋神宗就征求他的意见，宋神宗就说，您给我说说看，咱这朝廷里面，谁适合做宰相，韩琦还没说话呢，咱这位神宗皇帝就跟说唐太宗一样。性子急，说，你觉得王安石怎么样？韩琦一听，王安石，哦，王安石挺好。王安石，我觉得做翰林学士很好。为什么做翰林学士很好呢？因为翰林学士是皇帝的高级政治顾问，是参谋人士。他做高级幕僚，做最高级幕僚。这我都没意见，非常合格。可是他要做宰相，做行政系统的最高首长，我觉得差点，很不合适。神宗一听，这韩琦是老大臣了，他也不好说什么，默然，没吱声，肯定心里也不痛快。本来想的是要问，哎，王安石怎么样。他想让韩琦说，王安石，没问题。结果说是做翰林学士可以，做宰相不行。这是第一种意见。没有全部否定。
第二种意见呢是认为王安石这个人个性上有缺陷没法做宰相。神宗在韩琦那儿碰了个钉子。跑回来问那副宰相，叫吴奎的，他说你看现在这韩琦也不做宰相了，你觉得谁还适合做宰相？吴奎就问他，您想让谁做宰相？神宗说，你觉得王安石还行吧。吴奎说，王安石有能力。你注意，他要否定一个人的时候，他多少都得先肯定他一下。你不能皇上刚说王安石怎么样，你说不行，这肯定不好。有能力。可是，他这个人还喜欢判案子。记得原来判过一个跟鹌鹑有关的案子。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个判得不对。可是他这人还好断案子，好喜欢跟人争论。当时，都下了圣旨，他还不认错。而且这人太固执，不好商量事。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朝廷好几次让他到京城来做官。他都不来，这种人，你说弄他到朝廷做宰相，跟谁都很难合作。人际关系处不好，而且我跟这人共过事。吴奎说，我跟他共过事，我共事发现，此人不但见识迂腐，而且个性固执。你要用了他，将来都会乱套的。这行了，说个性上有缺陷。前面是说有局部的才能。第二是说个性上有缺陷。
第三是什么呢，说王安石挺好，学问不错，是个书呆子，办不了事。这是谁的意见呢？宋神宗又问副宰相唐介。他就说，您觉得，王安石做宰相怎么样？唐杰说，我觉得这人不能用。神宗就有点冒火。因为他前面已经碰了几个钉子了。神宗说，你跟我说清楚点。他是文学上不行呢，是经学上不行呢，是政治上不行呢还是能力上不行。你不能就是你们一说就是不行，你得说他哪儿不行，是哪一方面不行。唐介说，我跟您说吧。他做学问是一把好手。可是这个人泥古不化、迂腐不堪。如果用了这种人，他不会因势而变，不会与时俱进。所以，要用了他，纲常紊乱。我觉得不行。宋神宗一听，说迂腐，好像跟王安石套不上啊。他心中闷闷不乐，不吭气。这唐介下了朝以后，碰见宰相曾公亮。跟曾公亮说，我告诉你，皇上今儿问我，王安石能不能做宰相。我跟你说句实话，王安石要做了宰相，天下必乱。你看，这是第三种。
第四种意见，是把第一种和第二种给综合了：个性有缺陷，能力是有的，也只能做翰林学士。他问的谁呢，问了一个侍读，叫孙固。他问孙固，说王安石做宰相怎么样？孙固说，王安石人品、学问都没得说，做翰林学士，我绝对没意见。但这个人要做了宰相，是绝对不行的。宋神宗连问了他四遍，他都这么回答。宋神宗彻底郁闷了。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这个什么意思。王安石为什么小心翼翼地反复试探宋神宗啊，因为从当时朝廷的格局上来看，关于他的人事任命问题上是有很大很大的争议，这是很大的障碍。整个的社会舆论并不看好王安石。这对王安石展开改革变法可是很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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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建国一百多年来官场上因循懈怠，得过且过的风气愈演愈烈，这形成了一种对抗改革变法的消极氛围。所以血气方刚的宋神宗就要重用王安石大刀阔斧的实施改革变法时，朝廷内外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反对王安石的声音，这种反对的声音甚至也让宋神宗对王安石产生了怀疑。那么王安石将如何重振宋神宗的信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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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宋神宗跟王安石讨论朝廷的政事。神宗就跟他说，这改革变法非你莫属，这以后的事情很多，全得拜托你，你可不能打退堂鼓，你得给我坚持住。王安石回答说，我之所以应召而来，就是要辅佐你成就大事的。可是现在，天下的风俗早就败坏已久，所以要想改革变法，就必须把朝廷里面的平庸之人、小人全部清除出去。只有这样才能端正纲纪，你才能真正开展你的改革变法的大业。
如果你的朝廷里头这些平庸的家伙，天天在你的跟前大喊大叫，背后还有一帮人跟着鼓噪而行。那我想，我们的事情是做不成的。所以我跟你说了吗，你要让我来做事，先别着急拿具体的举措。
先得讲学。为什么要讲学呢？讲了学才能明道。明了道，大家才知道，我为什么要变法，
我的拥护者才能多起来，我才能付诸实践。宋神宗一听他说这个话，心头一动，就问他说，我其实早就知道你，并不是现在才知道你，你的名声很大，我早就了解。可是最近，我听很多人说，说你学问很好，做事比较差，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你看这个神宗皇帝，他到底是小，不经世事，前头还挺热情地说太宗的事，一到这儿，别人说点闲话，他有点犯疑惑，他是直接问王安石说，您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他们都说你学问挺好。我问了那么多没有一个人看好你。莫非我眼神出问题了。总不能人家说得都不对吧。您怎么看这问题啊。王安石说，皇上，做学问的目的是什么，学儒家经典的目的是什么，不就为了治国吗？我学问做得好归根结底是要把学问用在治国上，是要用在实践当中。只有那些迂腐之人才会说，做学问，只是为学问而学问。这是根本不足提的。我告诉您皇上做学问和安邦定国，不但不对立，而且完全统一。这中间没什么矛盾，我告诉你，我的学问做得好这就预示着我从政我推行改革变法也错不了。宋神宗一听，说别多心，我很钦佩您的学问，而且，我也知道您肯定是能办事的人。你尽管发挥你的才能。我就是问问，您现在说，您要推行改革变法，到底先要做哪些事。王安石说，最首先要做的就是移风易俗。什么叫移风易俗？就是说改变因循苟且的风气。这是最关键的。
王安石给他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说你看，这朝廷里头有三种人，一种是君子，一种是小人，还有一种人，是在小人和君子中间不断的摇摆。你要想做事，就得做宣传，就得在舆论上大张旗鼓地宣传君子之道。这样，中间那部分人呢，他才会慢慢地在成长当中变成君子，你如果不清除小人。小人天天在朝廷里头大张旗鼓地宣传小人之道。中间那部分人，他就慢慢变成小人了。他这意思是说什么呢？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我们想要团结的人，都团结在我们周围。这样，我们的力量就会壮大，神宗一听非常高兴。觉得，哎呦，这王安石真是个能审时度势的人，绝对不是一书呆子。这选人还是选得对。
其实王安石给他说这番话是大有深意的。你注意到，我们讲到这会儿，王安石一直在突出地讲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朝廷里的不同的意见，把朝廷里边所谓的小人，把朝廷里边反对的力量能够清除出去，把反对的声音减到最弱。为什么呢。他在这之前，要为他的革新变法，要扫除一条道路，要扫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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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得到宋神宗的信任，王安石开始为改革变法做必要地准备。但是，他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和困难，这次困难不仅仅关乎到人事制度调整，还关乎到国计民生的巨大问题。在朝廷里有一大批人跟他的看法不一样，这其中同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就因为一件有关皇帝赏赐大臣的事件与王安石吵得不可开交。那么这两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究竟如何，这次争论对王安石未来的变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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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的熙宁元年八月，河北和山西遭了灾荒，庄稼收成不行了，国库就没钱了，国家收入就减少了。这时候，宰相曾公亮就跟神宗皇帝上了个建议。说今年这国家收成不行。咱们每三年要举行一次大型的祭祀活动。这个祭祀活动结束之后，就要给大臣们赏赐礼物，这个费用非常大。鉴于今年这个情况，是不是把这个赏赐给免了。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宋朝的时候，每三年举行一次祭祀活动，每三年举行这一次祭祀活动之后赏赐大臣的费用高达多少呢？高达1300多万贯。这相当于一年收入的五分之一。摊到每一年的话，就是400多万贯。这是很大一笔费用。这不是说赏两个小钱的问题。从宰相到禁军，每一等级的人都要赏赐，一大笔钱就出去了。
因为这是个大事儿，皇上要吧这交给翰林学士来讨论。当时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翰林学士。司马光说，确实应该如此。我们每年用于赏赐的钱太多了，应该今年就把这项就给它免了，而且建议，就从宰相做起。大家自愿请求减免这个赏赐。
大家都没想到，王安石站出来，坚决表示反对。大家说这不对吧，难道王安石鼓励赏赐，
鼓励花钱吗？讲到这儿的时候发现王安石已经说过很多奇怪的话了，这个立场越来越古怪了。王安石说什么？王安石说，当年唐朝有个宰相叫常衮，这常衮有一年给皇上上了一道奏折，请求给大家涨工资，说工资太少，皇上同意了。把涨工资这事交给常衮来主持。好，常衮这个家伙，有私心，他看谁顺眼，就给谁的工资提得高；看谁不顺眼，就给他提得低，完全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后来皇上，朝廷有个规矩，每天从皇上的御膳房里头做一批御膳，赐给宰相们食用。中午，宰相们吃中午饭的时候，赐给宰相。每天御膳房端出来的御膳足够十几个人吃的。常衮这时候跳出来了，说我请求免掉这顿饭，这样可以给国家省点钱。当时的人就议论这件事情。如果你这个宰相不合格，就应该辞职，你辞什么一顿饭呢，如果宰相合格的话，哪里还会在乎这一顿饭的钱呢。省钱也不省这点饭钱。如果你不合格，浪费的又何止成千上万。王安石话锋一转，他用这例子说明什么，说现在国家的根本问题，不是节省的问题。国家现在积贫积弱，没有钱，财政这么困难，难道都是省钱能省出来的吗？要开源，开源是根本；要理财，国家没钱主要是没有人能会理财。
完了，司马光马上反对。司马光说，什么叫理财啊？理财就是用竭泽而渔的办法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家重税收，把老百姓的钱从腰包里头拿出来放到国库里，放到国家的手中。你这是盘剥老百姓的做法，这是强盗。老百姓的钱，如果都被你拿走了，他就会铤而走险，他就会造反，这不是好事。
王安石马上说，不对。善于理财的人，并不一定要增加税收就能够使国库充足，王安石讲了很经典的话：
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供天下之费。（王安石《上皇帝言事书》）
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王安石《与马运判书》）
用现在白话文来说就是向大自然要生产力，向自然界要生产资源。说白了，就是扩大生产，扩大再生产，用绝对增加的生产值和财富来充实国库。司马光马上就反驳，说你这是谬论。自然界的资源就这么多，就跟下雨一样，夏天下了雨发了洪水，下得都涝了，秋天肯定就干旱。我们就这么多的资源，就这么大的生产规模，就这么高的生产力水平，产出的值是恒定的、不变的。产出的财富不是在个人老百姓手里就是在国家手里，还能跑到哪儿去？你现在说这些话更加险恶。比直接增加税收还险恶。你无非是要通过非常阴险的、不为人所察觉的手段，悄悄地从老百姓的身上抽这个税收。我对你这种做法是非常反对的。
在关于这次祭祀的免这个赏赐的问题上。宋神宗说，我投司马光一票，我同意。为什么呢？第一，这一大笔钱呢，不省谁儍啊，能省一笔是一笔啊。所以第一从现实性来讲，我赞同，先把这钱省下来了。至于王安石你说那个，你说不省，那是不对的，还是得省。第二，其实在内心来讲，从长远的经济发展，他是完全同意王安石的，只是这个时候，不是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三，他想保护王安石，他不希望这么早就把王安石搅到争论这个问题的搅局当中。其实我们说，王安石和司马光，你说谁对谁错，根本不好说。
我们一般民间会有一种看法，觉得王安石搞改革变法，这是对的，这是先进的，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经济观念。司马光反对改革变法，他这是落后的，而且刚才大家听了以后说，那我们觉得开源是根本之道，你节流能节几个钱呢。
这大家对情况就不了解了，你要知道，北宋不是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主要的财政来源从哪儿来啊？从土地上来，从农业生产上来。在宋代，商业有所发展，但商业显然不可能成为整个国名经济的最主要的收入。所以土地是最根本的。
那好了，对王安石来讲，要开源，开什么源。第一，抑制土地兼并。宋代的时候，土地是私有制，个人可以有土地。我在土地上，我挣了钱，我可以兼并土地，这个是放开的。我徒弟兼并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我就成了大地主。我有好多土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可以放高利贷，我可以通过买卖土地换取利润。我甚至可以从事非法的经营，获取非法的收入。抑制兼并，不是取消兼并，这就让这些大地主在一定的程度上，他的经济的份额上，他受到一定的抑制。国家不让你兼并土地的数额有限，而且你要把你的那些超出法定范围的那些财富要交到国家来。而且我还要收你的税，还不许你放高利贷，不许私人放高利贷。用这样的方法抑制他。这是一种来源。
还有一种来源是什么呢？大家说，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吗，不能该井农业生产工具吗。那是在古代的社会，就包括我们现在，你说要提高亩产产量，那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虽然当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主要的说白了，还是得扩大税收来源。一块地上产出来的东西就这么多，怎么办，多收点吧。通过青苗法等等政策，政府代替豪强地主，来发农业低息贷款。在发放的过程中也收利息，也赚钱。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王安石他的做法，对于增加国库收入是有用的，但是农民的利益肯定也受到了损害。
司马光怎么办呢？司马光是节流。为什么说节流呢？司马光认为第一，不能用这么重的税。你得培养税源。你下这么重的税，税源都被破坏了，你得慢慢地培育它成长，得慢慢来，细水长流。而且你得节流，他的节流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刚才看了，三年一次搞祭祀，就发一千多万贯，这个节流不是空话。
可是问题有一样，宋神宗等不及你再培养税源了。宋神宗也知道你向这些权贵们要求节流，请求他们免予赏赐，这太不可能了。所以反而是司马光当时的这种生财之道。第一，时间慢；第二，不太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他宁可转向王安石这种立竿见影，但在一定程度上它可能损害了特别是底层的农民的利益。但它可以立竿见影，马上能拿到钱。我马上就要要钱，现在你知道了。他为什么会投票给王安石，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国家的国库里头都空了。他需要钱。
所以你看，刚才上课站着还是坐着讲的问题，包括现在争论是否免予赏赐的这个问题。他（宋神宗）都没有表现出特别鲜明的态度，而是采取这种迂回的态度。但是我们也看得很清楚，王安石在朝廷里边，是有点孤立。从芝麻大点儿小事到现在争论这么大的事上，都带有根本性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宋神宗能力挺他多久呢？宋神宗对于王安石的态度究竟会不会发生变化，这都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下一讲所要讲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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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远在山东的民间女子，和在京城做官的王安石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联？一件普普通通的刑事案件为什么会引发出一场各不相让的争论？最高的皇帝面对这场风波为什么都会感到无能为力？请您继续收看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九集《小女子掀起大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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