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12：十大罪状三不足

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以后，全力推进改革变法运动。在他的提议下，朝廷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统筹谋划改革变法的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正当王安石义无反顾的开展改革变法的时候，反对他的一只只明枪暗箭不断袭来，其中最令人胆战心惊的就是“十大罪状”和“三不足”的指控，王安石到底该如何应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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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王安石改革变法的深入，触动了更多人的根本利益，朝野之中反对王安石的浪潮此起彼伏，然而，对于王安石来说，只要能够推进改革变法运动，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得咬紧牙关往前冲。此时的王安石最需要的就是宋神宗的支持，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宋神宗不但力挺王安石从事改革变法运动，甚至给了他超乎所有人想象的权力，那么宋神宗不怕王安石专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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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对王安石那是一挺到底，决不放松。举几个例子，想当初王安石还没做副宰相和宰相的时候，做翰林学士，翰林学士那跟副宰相、宰相的职务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就是皇上的高级政治顾问。可是这也奇怪了，人家中书省里边这些宰相决定不了的事，人家要问皇上。神宗就说，哎呀，这事不好定，我还是问问安石吧。又问一个事，总是回答说这个事先不着急，我得问问安石。这弄得宰相们就很不高兴，他们就给宋神宗上疏，说什么呢，说中书省里边商量的事有大事有小事，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都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我记得以前就是再小的事情，皇上要决定的时候那也是非常地慎重，这没错。可是现在您慎重的方式不太一样，您要问的应该是我们，要跟我们商量。我们宰相问您说这个国家的大事应该怎么定，您老是要问王安石，王安石只不过是一个翰林学士，您要是老问他们，我一天吃三顿饭我干吗的？那您的意思就是我们都不合格，就是那个不是宰相的王安石他很合格，那我们就辞职算了，我们就不干了。

还有一档子事很过分，王安石给神宗说，那时候王安石已经做了宰相，王安石说以往中书省要有什么决策，都要报请圣上。大家知道在宋代的朝廷里边决策的程序是这样的，有这么几种。一种是什么呢？就是皇上比方说有一种意见，或者有一个决策，他写好，比方说我们要盖一幢楼，然后他把这个决策会交给中书、给宰相们，这是不是就是圣旨了呢？不是。宋朝对于君权的界定、限制是非常科学的，拿到中书省之后，拿到门下省之后你商量，商量如果通过了，然后宰相们通过之后以皇帝的名义下发下去，这叫圣旨，如果不同意还可以驳回再议，我们前面也讲过了，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是中书省的宰相们有什么意见的话商量好，然后交给皇上，皇上认为可，在上面画一圈，可，然后再以圣旨的形式再下发。那么王安石提的建议是什么呢？王安石说我们每天的事情太多了，这中书省不停地要写这个札子，就是后来所说的奏章，不停地要写奏章，要给皇上呈上去，我的意见是我们有一些很紧急的事情就不要再报呈圣上了，我们也不以圣旨的意旨下发，就以中书省的名义、以国务院的名义直接就发出了。宋神宗听了以后惊了一下，你知道吧，这可是大事，所有的中央文件你下发的时候，名义都应该是圣旨而不应该是中书的意见，这神宗皇帝就有点打鼓。别的宰相就提出来这意见，说王安石这想法很奇怪，想当初宋太宗的时候，寇准就以中书的名义曾经发过命令，后来被太宗给否决了。当时太宗朝的时候就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有的人就认为，说是在中书里边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发自己的文，不要事事都以圣旨发出，我们实际上是说这个相权它有自主性，它有一定的独立性，不要所有的事情都是国家元首的名义发出。当时的皇帝太宗就说了，说是啊，你们中书省可以议决，可以发文，但是也必须报呈皇帝批准之后才能发，这种决策的权力和名义始终应该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大家清楚吧，这里边是有一个君主集权的问题，他不能够让相权过多地侵占了君权，它里边有一个平衡的问题，所以有的宰相就提出来，王安石这么做是要专权，是要夺皇帝的权。

大家可能会想，神宗不傻，他就是相信王安石他也没相信到这程度吧？我给大家说，神宗当时给朝廷的官员们说的时候，说大家的说法是正确的，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后来还是按

照王安石的意见办了，这就意味着给予王安石这个宰相以极大的自主决断之权，这需要相当强大的信任。你就等于在事实上造成了宰相专权，但是宰相的专权关键是他目的是什么，如果他的目的是为了真正专权营私的话那当然不允许，但王安石肯定不是出于这个原因，王安石肯定是认为有更多的权力掌握在宰相的手中才能临机决断，来处理非常纷繁和复杂的改革的事务，我想他应该是这样的，但这牵扯到体制上的问题。

我刚才说了，神宗力挺他不是嘴上力挺，（是）措施、制度。王安石有个弟弟叫王安国，学习挺好的，读的书挺多，人也不错，就是考不中进士，考了好多回，也许是为了褒奖王安石，也许是为了给王安石解除后顾之忧，也许是一种对王安石政绩的肯定，神宗皇帝赐王安国进士出身，我给你一个，甭考了，费劲。我说这几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仅仅在询问政事上严重地倾向于王安石的意见，在一些体制的问题上居然也默认了王安石的做法，对于王安石的家事、家人的政治前途也非常地关注，这就叫力挺。一领导干部对下属要做到信任就得信任到这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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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对王安石不遗余力地力挺，成就了这对以变法著称的君臣的一段千古佳话，然而在反对者的眼中，这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了王安石结党营私、宰相专权的标志，反对者当然不敢对宋神宗指手画脚，于是，他们开始不断地对王安石“泼脏水”，这其中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的说法很具有代表性，那么范纯仁到底说了什么？他的意见对王安石的改革变法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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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你要说这真是跟九斤老太说的，一代不如一代。范仲淹想当年可是响当当顶天立地的英雄，既是改革的领导者，又到边境作战，那也是杰出的将领，还是大文学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儿子也不错，很有学问，也担任过陕西转运副使，那在北宋的时候是边境，范纯仁在这个任上期满之后回到京城给皇上述职，宋神宗就问他，说你陕西那个地方，他那儿因为是边境，他担任的军职，你那城墙修的怎么样？军队训练的怎么样？粮食储备得怎么样？这不是很正常吗？你猜这小范他怎么回答的？小范说：

“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粮储粗备”（《宋史·范纯仁传》）

什么意思啊，城稍稍地修了修，粗粗地修了修，兵器、军队训练差不多齐就差不多，粮食储备也就差不多了，都是粗粗地准备了一下。神宗一听就傻了，说我派你去是干吗的？派你去就是粗粗地干事啊？你怎么能老是什么都是粗啊？你那细在哪儿呢？你猜人小范讲出一番什么道理来，说皇上，您作为当今圣上，不能老是留意边功之事，就是你别老想着边境上的事，您要老想着边境上的事，边境的将领要知道了，他就会用这个来邀功，你要让边境上敌人知道了，他就会觉得我们要打仗，这是很危险的，您不能老有这种想法，您对于边防的事少问，差不多齐就行了。神宗都傻了，这是范仲淹的儿子吗？你知道这个思想其实不是小范一个人的思想，为什么宋代的军队作战能力这么差？就是他们有个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说不要打仗，我前面曾经讲过，他们就拿那点他们认为是小钱，换来一点暂时的、苟且的和平，他们算这账，一打仗是要死人的，一打仗花的钱更多，所以就形成了这种奇怪的理论，就是别打仗，边境的事苟且一下、妥协一下就行了，那你说养这么多军队让他们干吗的？吃饭的？

好，小范不但有这番奇谈怪论，而且对于变法的事他也有发言权，他把那儿粗粗地准备了一下，跑回朝廷来就是细细地讨论变法的事。他认为，他给皇上就说，说现在王安石变更祖宗法度，天怒人怨，有一种说法叫“不见之怨”，皇上说什么叫“不见之怨”呢？说就是杜牧在《阿房宫赋》里边说的，“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杜牧《阿房宫赋》），就是实际上敢怒不敢言，我们现在都是敢怒不敢言。神宗说，没有这么严重吧。范纯仁说，当时推行均输法、青苗法等等，小范就给他建议说您不能再对王安石言听计从，他迟早会坏了天下的大事，我劝您立刻罢免王安石，废除新法，这样国家的秩序才能长治久安。现在这宰相曾公亮也让他走人，这人老了、糊涂了，只要王安石说对的，他就不会说错。还有那个副宰相赵抃，这个人唯唯诺诺，成不了大事，心里知道王安石做的全是错的，嘴上却不说，尸位素餐，也应该走人。这小范准备军备不咋地，讨论这些事特别来劲。宋神宗特别精明，他上疏来的这些奏章都给他压下来，就压在他的办公室，宰相办公室一份都没看着。看不着是吧？小范“厉害”，把自己写这意见“复印”好多份，送到宰相办公室。这下给这帮宰相气坏了，集体要求辞职。没办法了，神宗皇帝他的用意是很明显的，有人反对变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把这个言论压下来，不要影响大局。这不行，非得往起冒。怎么办呢？没办法了，只能让他走人，离开京城，离开京城神宗还是非常体谅他的，就跟王安石商量，说其实这人倒不是个坏人，他父亲那么伟大杰出的一个人物，范纯仁本人其实是非常忠厚的、非常有道德的、非常有修养、非常有学问的，就是反对这个事，他本人没什么，咱们给他弄一个好一点的地儿，不在京城了，给他弄一个大的地方官，成都转运使，西南地区的很重要的长官，王安石当时也没说什么。这位爷派去了，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我所管辖的区域一概不得执行新法，这就是蹿火。王安石气坏了，立刻下令就把他给贬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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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为知己者死，得到宋神宗全力支持的王安石，力排众议，着手全面推进改革事业，然而就在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后不久，一份弹劾王安石的奏本就震惊朝野。这份奏本中竟然列举王安石有“十大罪状”，认为王安石“大奸似忠，祸国殃民”。那么，这份石破天惊的奏本到底是谁上疏的？又会对王安石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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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谏官叫吕诲，这吕诲有一天上朝，夹一奏折，司马光跟他一块儿上朝，就看他夹一奏折，说，你今天同皇上要说什么事啊？大家要注意，这古代的时候大臣上朝之间互相是不能打听对方要说什么事的，这是为了防止结朋党，你不能串通一气，按道理是不能问的，他问了，这吕诲就悄悄地回答说，没别的，我要参那个人一本。司马光就跟他说，现在大家都说他的政绩很昭然，政绩很卓著，你为什么要参他呢？吕诲就说，连你也这么认为？我告诉你，王安石这个人确实颇有时名，就是他名气是很大，可这个人刚愎自用，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任用了很多奸邪之人，皇上现在还年轻，跟这么一个人待在一块儿，必然要误国家的大事，所以我要参他一本。司马光听了以后说，我觉得他现在做副宰相还没多长时间，你参他有必要吗？我没有觉得他现在做出什么明显的、特别不合适的、大的这种坏事，您现在参他是不是有点过了？吕诲说，你等着瞧吧。

好，这吕诲不参则已，一参就参出王安石的十大罪状，你要听了这十大罪状基本这个人就毁了，别说做宰相了，连做公民都没资格。哪十大罪状呢？你细细听来，他上疏给皇上说，王安石外表质朴忠诚，内心窝藏奸邪，对朝廷、对皇上多有傲慢，现举出十大罪状。第一大罪状是什么呢，是对朝廷和皇上傲慢无礼。他举个例子，大家还记得那个鹌鹑吗？原来给大家讲过一个案子，说俩年轻人玩儿呢，斗鹌鹑，玩着玩着，一个人飞起一脚把另外一个人给踢死了，属于意外伤害致死罪，朝廷当时就要判伤害别人这个人死刑，王安石就认为不应该判死刑，争来争去的，最后人朝廷还是判了那个人死刑，然后朝廷就下令让王安石就这个问题要向审判机构要认错，王安石死活不认错，他不去。吕诲说，傲慢无礼，无视朝纲，这是王安石的第一大罪状。第二大罪状，王安石原来做小官的时候，朝廷三番五次地邀请他到京城做官，死活不肯来，后来让他做翰林学士，他不辞退了，再到后来，官做得越来越大也没见他辞退。更为可恶的是，宋仁宗、宋英宗的时候邀请他做官他不来，神宗（邀请）做官他就来了，这叫前倨而后恭，这个人有政治野心，这是你的第二大罪状。第三大罪状，你给皇上讲课，还要求坐下来讲，可见你对皇恩，你对皇上颇为不尊，这是你的第三大罪状。你的第四大罪状是做了副宰相以后跟周围的同事关系非常地恶劣，从来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而且每次讨论政务的时候都要单独留下来跟神宗皇上商量政事，凡是对的你就揽到自己身上，凡是弄错了你就推到皇上身上，这说明你这个人做事情非常地不公道，人品有问题，这是你的第四大罪状。第五大罪状是你用感情代替法律，混淆法律，前一阵子那阿云杀人一案，所有的人都说她应该判死刑，就你一个人跳出来说不应该判死刑，你这是什么呢，撼动了法律的尊严，以自己的感情来代替法律，这是你的第五大罪状。你的第六大罪状，当了副宰相以后，别的什么贤能之人没推荐，净推荐了一批奸邪之人，特别可恶的是把你弟弟给弄成进士了，耍这种裙带关系，这是你的第六大罪状。第七大罪状，讨论阿云的案子的时候，跟当时的副宰相唐介发生剧烈的争论，唐介后来回到家里背上长了个毒疖子，愤懑而死。唐介的死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你的第七大罪状。王安石的第八大罪状，企图专权，由中书直接发出意见，不把它作为圣旨颁出，这是宰相专权的一个前兆。还有第九大罪状，当时有一个大臣叫章辟光，这人提了一个什么建议呢？其实听起来也没什么，神宗皇帝有个弟弟岐王，这岐王已经是成年人了，章辟光就上了一道奏章，说按照规矩这王子长大了以后就不能再住在皇宫里头，他应该出来，住在王府里头，这一下把皇太后给激怒了，这都是我的儿子，你这不是挑拨离间吗？这事轮得着你来说吗？就要求严惩这章辟光，可是章辟光是新党的人物，王安石就出来替他说话。吕诲就认为，你们这都是串通一气，结党营私，这种事情，一个宰相出来替章辟光来庇护，说明你们已经结成朋党，这是你的第九大罪状。第十大罪状是什么呢？第十大罪状说本来三司是管财政的，现在你倒好，弄了个条例司，把财权、军权和政权全部集中在条例司里边，这是你的第十大罪状。

这十条基本上涵盖了王安石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全部的方面。如果这十大罪状全部成立的话，那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讲，王安石宰相不要做了，官也不要做了，告老还乡都算是对他的宽恕。十条，这十条罪状是王安石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之后提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在这十条当中最核心的就是最后一条，为什么最核心的是最后一条，大家要注意，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改革机构在体制上对宋代的王朝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也是一种威胁。我前面讲过，宋代的政治体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分权，宰相只管政务，枢密使管军务，三司管财务，互不干涉，单独地对皇上负责。但是设置了条例司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三个部分的人员在这里边都有参与，实际上等于是说把原来分散的权力都集中在条例司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当时改革变法的需要，要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一起便于决策，这当然是一种权宜之计了。但是这样做对于宋代的祖宗家法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吕诲等人他提出来这个十大罪状，其核心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已经触及到了北宋王朝的祖宗家法，这是非常危险的。他一再强调王安石的这些罪状会乱政、会祸民、会祸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其核心的因素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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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诲弹劾的奏本，打响了朝野中反对王安石的“第一枪”，当时王安石所有的新法尚在讨论之中，还没有一项正式出台，因此吕诲的弹劾着实让宋神宗震怒，很快他就将吕诲贬官出京，弹劾风波就此平息。然而，让宋神宗和王安石没有预料到的是，一场更大的风波却悄然而至。在吏部举行的馆阁考试中，主考官司马光所出的试题，竟然提出了“三不足”的观点。那么，这“三不足”到底是什么内容？宋神宗看了题之后又为什么会如坐针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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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宋神宗就非常生气地找王安石，就质问他，说怎么搞的，这馆阁考试据说有人出了这么一道题，外界现在流行这么三句话，什么三句话呢？叫“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翻成白话文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天有任何的变化都没什么可怕的，祖宗的法没什么好效仿的，没什么好继承的，民间的各种议论和评论没什么好担忧的，说这是馆阁考试里边出来的题。神宗皇帝说怎么会出这种题呢？我已经让他们把这个题盖起来了，重新出题。这题是谁出的？这题是司马光出的题，司马光出这个题，他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文的意思是说：

“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司马温公传家集》）

什么意思呢，司马光出这题意思说现在社会上有这样一种舆论，这种舆论认为老天爷发生地震、发生打雷、发生下雨、发生洪水，跟人世间的政治没关系，不用怕。老祖宗的法令不管是好还是坏，我们都用不着去尊重它。老百姓有什么反应、有什么议论也没有什么好担忧的。社会上有这么一种舆论，你怎么看？听出来这意思了吧？概括出来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这题是翻过来的，就是等于给你出套材料题，说社会上有这种舆论，你怎么看？我怎么看，你说怎么看？这个非常严重，对宋神宗来讲，为什么呢？这个“三个不足”它的根源是从哪来的呢？孔子原来讲过一句话叫：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这话特别要命，孔子曾经说过什么呢，一个君子要有三样东西是要有所敬畏的，不是害怕的，是敬畏，要敬畏什么呢？天命，天命是什么呢，天命指的是社会的法则，自然的法则，一个人在世上要做事情，要有所敬畏，要敬畏自然的法则、社会的法则、历史的法则，不可以妄自尊大、挑战自然、挑战社会法则，这是第一点。第二，畏大人言，畏大人，畏大人指的什么呢？大人的直接意思是当官的，这不是说应该敬畏当官的，而是什么呢，而是应该敬畏那些有智慧、有德行的在位者，实际上是说应该充分地尊敬这个社会秩序的维护者。第三，应该畏圣人之言，一个人在世上应该对圣人的教导有所敬畏。就是再换句话说，一个人在世上不能什么都不怕，要是什么都不怕、无法无天的人什么事都能干出来，这种人是没底线的，所以一个人在世上要遵守社会和自然的法则，要尊敬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要敬畏圣人的教导。看出来了吧？刚才说的这“三不足”就是孔子这个话的翻版。孔子在北宋社会已经被尊为“文宣王”，那不是闹着玩儿的，宋神宗胆子再大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喊着说“天变不足畏”，他敢吗？他敢说“祖宗不足法”吗？他敢说“流俗之言不足恤”吗？他不敢哪，别说皇上不敢了，皇上爸爸也不敢，这等于向社会的公序良俗提出挑战。北宋的社会，封建的法权，封建的社会的道统和理论已经非常地齐备了，皇帝的权力在世俗的政权阶层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但是你不能挑战这个社会的道德伦理舆论的底线。你提出这“三不足”来，对宋神宗来讲是很难接受，他也会非常害怕的，你敢挑战孔子吗？你敢挑战儒家的学说？你敢挑战你这个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不可以，这样他这个皇帝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了。改革变法是可以的，但是老天爷发了怒我们还是应该有敬畏之心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遗产我们还是很尊敬的，官员们、老百姓们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我们还是应该考虑的，不能什么都不吝，混不吝的什么都不管，是不是？反正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不管，这不行。所以他很愤怒地、带有指责地就找到了王安石，说这是怎么搞的，为什么社会上现在有这种舆论，这种舆论很明显是在针对我们，认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这对改革变法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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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君均以君权神授自居，天法祖、从善如流是他们根本无法逾越的“红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宋神宗的种种担心不无道理。那么面对宋神宗的愤怒和忧虑，王安石将如何安抚宋神宗？王安石能否化解这次空前的危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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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说，这话咱们谁都没说过，不过这话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皇上您没有说做到“三不足畏”，您做得很好，您看，在改革变法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政策伤及黎民百姓的利益，您都想尽一切办法去纠正它，这正说明你对流俗之言是足以恤的，是足以忧虑的，您很认真地听取大家的意见。现实生活当中，什么是天命，天命就是人命，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天意，指的就是人民的意志，就是老百姓的意志。您充分地考虑到老百姓的疾苦，变法当中出现的问题，您征求他们的意见，这就是畏天命。怎么能不畏天命呢？至于说到祖宗之法，如果祖宗之法一直都遵循的话，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可能还是在原始社会。

你看我们讲到现在，你注意一个问题，宋神宗跟王安石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宋神宗是北宋这个“大盘”的“操盘者”，王安石是想让这个“大盘”运行得更好，他才推行改革变法，但是神宗皇帝，毕竟这个王朝是他们家的，他要立朝，要当稳这个皇帝，不仅要协调和平衡各方面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要有很充分的、舆论的、天命的理论来支撑他，他不能够让根本的立足点发生问题，所以他一方面在力挺和支持王安石，积极地推进改革，同时又不想让这辆车跑得太快，跑着跑着连轮子都没了还跑什么呀？所以当他一听到这“三不足”，他心里就打鼓，问题是在这“三不足”之前，有人已经提出了“十宗罪”对王安石，那看来这是有必然联系的，你有这“十宗罪”，你就必然有这“三不足”，这种事只有你们这“十宗罪”的人能干得出来。这对于宋神宗来讲可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这还不是改革能成不成的问题，这还首先就牵扯到你的什么呢，你这皇上本身有没有合法性的问题，这非常严重。所以我们说，一方面力挺王安石，一方面又不敢违背所谓的天命、祖宗和流俗之言，这真是一边改革着，一边痛苦着，就在这样的一种夹缝当中向前推行。

所以讲到这，我们就觉得前面我们曾经讲过青苗法，通过讲青苗法我们已经感觉到这个改革变法真是复杂，但是一方面我们讲到有人、反对变法的人提出这“十宗罪”，再往前面我们讲到王安石和改革派之间的这种变脸，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必须要了解清楚，就是我们只了解青苗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要很清楚地了解到就是说，在整个这改革变法的推行过程当中，它的全局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这种改革变法它的好处，所有的举措它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它最大的致命的坏处到底是什么？它到底伤害了谁？难道只是伤害了那些我们所说的达官贵人、豪强地主的利益吗？它到底跟北宋的整个的一盘棋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而引起这么大的震动？恨一个人也只不过如此，还给列出“十宗罪”来，这绝非个人的恩怨。所以只有了解了改革变法的诸项举措和整体的全局，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宋神宗时代的北宋社会和王安石的改革变法与这个社会的关系，这是我们了解王安石这个人最重要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下一讲会提供给大家。谢谢大家。 

（答司马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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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担任副宰相和宰相之后，大刀阔斧实施改革，虽然朝中很多人反对他的变法，但此时的王安石却愈挫愈勇，不畏悚，先后颁布了十几项新法，那么支撑王安石的动力究竟是什么？众多的新法又到底会给北宋王朝带来什么呢？敬请关注《王安石》第十三集《熙宁新法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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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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