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22：千秋功岁任评说
公元1086年4月，王安石病逝于金陵，终年66岁，王安石去世之后，虽然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不仅使王安石的丧事办得极为潦草，而且也没有为他撰写墓志铭和神道碑。王安石生前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文豪和名相，以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震惊天下，身后却毁誉参半，无数人为他争论得不眠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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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宗元佑元年四月，即公元1086年，王安石病逝于金陵，终年六十六岁。王安石去世之后，虽然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不仅使王安石的丧事办得极为潦草，而且也没有为王安石撰写墓志铭和神道碑，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文豪和名相，就这样在寂静中黯然西归。然而历史不可能遗忘这样一位大人物，恰恰相反，在有宋一代，围绕着王安石，产生了巨大的争议，有人将他推向神坛，成为显赫的圣人，也有人将他打入地狱，成为万恶的罪人，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九百年后的我们应该如何评说王安石的是非功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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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安石去世后不长的时间，宋哲宗继位了，就是宋神宗的儿子，最开始的时候，由太后摄政，后来宋哲宗长大之后就亲政，亲政了之后，宋哲宗的思想，包括他身边的宰相们是想要继续推行新法的。当然，哲宗身边的几位很重要的大臣都是王安石的门生，他们想继续继承着神宗和王安石的这样的遗志，把革新变法继续推进。在这样的前提下，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的四月，王安石首先被给予一项很高的荣誉，就是配享神宗祖庙。什么意思呢？这个神宗皇帝也罢，哲宗皇帝也罢，他总要死，皇帝死了之后，就被供起来了，给他修一个很大的庙，这个庙应该是最高等的庙，神宗在中间供着，两边有他的随从、他生前最重要的大臣，陪伴在他身边，一起接受着人们对他的供奉。那么谁才有资格在皇帝的身边一同配享呢？配享的意思就是跟在皇帝的身边，一起接受后来者的供奉和祭奠，这是极高的荣誉，这个荣誉就给了王安石，就是他也被供奉在神宗的庙里边。几年之后，到了宋徽宗的时候，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5年六月，又下诏，配享孔子庙。我们知道你现在到孔庙里边去，中间是孔子，然后这边是孟子，这边是颜回，这边还有曾子等等，他的弟子们和他的后学们，那些最出色的人也陪侍在旁边。宋徽宗的时候，依然想要继承革新变法的遗志，所以，王安石的后学和追随者们就给徽宗建议，让王安石也被供奉在孔庙当中，他排在哪个位置上呢？孔子、孟子，下来就是王安石，那地位是非常高的。这充分地说明王安石虽然已经去世了，神宗也已经去世了，中间还遭遇过一段时间的冷遇，但是在哲宗时代、在徽宗时代，王安石的革新变法之功还是充分地得到了朝廷的承认，并且给予了他作为一个大臣，作为一个文人所能给的最高的荣誉，在死后最高的荣誉，不但跟皇帝一起被供奉在庙里，甚至跟万世之表的孔子也一起被供奉，而且排的位置还可以，排第三。
可是这个局面维持的时间并不长，很快我们就知道金国人打来了。宋徽宗写得一笔好字“瘦金体”，画得一手好画，可是既不能带兵打仗，又不会强兵治国，是个庸君，慌慌张张地不敢承担这样一个将要亡国、灭国的责任，就把这位子传给了他的儿子，这就是宋钦宗。宋钦宗跟他父亲是半斤和八两的关系，做不了实际的文章，也打不了仗，也扭转不了局面，但是可以什么呢，可以喊两声，可以先把责任撇清。他迫不及待地要找个替罪羊的，谁是替罪羊呢？当时徽宗和钦宗身边的宰相就是蔡京，蔡京现在在《宋史》里边已经被归到《奸臣传》里边。蔡京和蔡卞这是兄弟，跟蔡襄是堂兄弟的关系，我们知道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他们都是所谓的新党人物。无论是蔡卞还是蔡京，就说蔡京吧，你也不能把他彻底抹黑，他肯定是个有能力的人，而且也是做了点好事的，但是他也是做了不少坏事的，所以第一个要抓的替罪羊这就是蔡京，把蔡京贬得远远的，贬到半道上就贬死了。这哪儿行啊？人死了，罪责不能死，斗死了蔡京，还得顺藤摸瓜抓他的根源，是谁把蔡京弄成这样的？蔡京从哪儿来的？这一摸就摸出来了，就摸到王安石身上了，所以蔡京误国从根源上来讲，是王安石误国，王安石为何误国？王安石搞变法，他的变法混乱纲纪，使国不国，所以才有了现在灭亡的结果。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四月，就罢掉了王安石配享孔庙的名誉，就把他从里边撤出来。
四年之后，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30年六月，又罢掉了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廷的荣誉，换成了司马光。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我估计神宗在天有灵啊，天天老瞅着旁边这司马光坐在自己旁边，也挺别扭的，这根本就不是一码事的，但是你也能看出司马光的地位是很重要的，这么大的一个“反派”，就是死了，也能够跟他当初所反对的君王有资格坐在一起。我前面说了，司马光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你看，前后没差了几年，最开始是倍极荣耀，配享孔子、配享神宗，现在全都撤了，为什么撤呢？要找替罪羊。尤其是到了宋高宗，宋高宗开始光忙着逃命了，后来纲纪整顿，朝廷刚刚喘息了之后，就马上要把这事儿择清楚，这当然也是政治上的需要，必须得有人为北宋的灭亡买单，买单的不是宋钦宗，不是宋徽宗，自然也不可能是宋哲宗和宋神宗，怎么能拿皇帝买单呢？那就只能找王安石了。我前面曾经说过，宋高宗那对王安石恨透了，这个恨，其实在多大程度上是感情的恨，我觉得不是，是政治需要的恨，是舆论上必须要表达愤怒之恨。
所以我们说，我们对王安石的评价，千秋之后，离了这么远的距离，九百多年之后我们再来看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这个历史真的是难以琢磨。王安石自己都没想到，他死了之后，这幕活剧比他生前都要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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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宋时代，从整体上对王安石和他的变法都持否定态度，这成为了判断一个人政治立场的“标尺”，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不敢越雷池一步。不过，出乎当时人们的意料，大思想家朱熹却大胆地跨出了这一步。朱熹是南宋时代最著名的理学家之一，经由他开创和发展的宋明理学，几乎成为后来中国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那么，这样一个深刻影响中国人思想和心理的一代大儒，究竟是如何评价王安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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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评价非常有意思。首先，他批评王安石，说王安石的学问那是旁门左道、奇门怪学，他对王安石的学问进行了抨击。他不光抨击王安石其实，他还抨击苏轼、苏辙、欧阳修，凡是在之前思想史上做出成就的，朱熹都要对他们一一做出评点，指出他们的不足，然后闪光的时刻就出现了，朱熹就出现了。当然，这种点评不是无厘头的，作为一个思想家和学问家，他有这个水平和能力指出你的不足，这是任何一个思想家想要在思想的殿堂上树立自己的学说的时候，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你要对前人的成就做出自己的评断。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当时南宋的形势，对于王安石整体的评价，朱熹总体的评价都不可能很高，他对王安石。那政治上对王安石变法怎么评价呢？朱熹的评价也很有趣，朱熹说王安石变法就跟庸医给人看病一样，人家生了病，流鼻涕、打喷嚏，感冒了，王大夫给人拿了一盒药，打开一看，里边写俩字儿——砒霜，结果把人吃死了。心是好的，用的劲儿也很大，
使的力气也很足，效果完全相反。当然这是朱熹是这么讲了，我们前面讲了很多，不一定是效果完全相反，只是中间出了不少的问题，有些还是大问题，但你要说完全相反也不符合事实。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朱熹对于整个王安石变法的环境、背景，他的分析都非常地客观，你注意，这就是学者和政治家的最大的区别，他讲道理。朱熹首先认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必须要变法的，就这一点，就跟司马光不一样，他认为当时的确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他说， “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熙宁更法，亦是势当如此，诸贤都有变更意”。（《朱子语类》）
什么呢，就是那会儿不变真不行了，甭说是王安石，大伙儿都想变，只不过怎么变这个具体的渠道和方式方法不一样而已。我们前面说过，从庆历新政开始，范仲淹不是也要变吗？欧阳修不是也要变吗？包括苏轼不是也要变来着吗？就是司马光其实也想变，只是不想全变。这一点上，你看，朱熹其实跟王安石没什么本质的区别。第二，很重要，以前我们印象里朱熹这个理学家，一身的道学气，肯定是非常腐朽的。错了。朱熹认为祖宗之法是可以变的，朱熹讲了很深刻的道理，说祖宗的法只是用在当时的，为了当时适用，可祖宗从来没想着这法能够让自己的子孙吃几辈子的，没这回事，法要常变才能常新，这是朱熹的第二个观点。第三，朱熹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具体的一些举措也一一给予了肯定，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他还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王安石那些对头们到底是啥心态。他就说苏轼，说苏轼这个人如果当初他也变法，未见得下场能比王安石好多少，而且苏轼这个人有个特点，他是后来看见王安石越弄越狼狈了，所以他就改口了，他本来也是要变法的，后来看看改着、改着，越改越狼狈，不成样子了，他就说不能变，开始可能未尝要反对青苗法，后来看看青苗法越来越狼狈，骂的人越多了，苏轼也就改口了。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朱熹心里是很清楚的，谁到王安石的位置上都未必会比他弄得更好，说风凉话谁不会啊？挑错谁不会啊？你做一正确的出来看看？
而且朱熹对王安石的道德品行绝对首肯，他说，王安石的才华，王安石做宰相是“不世出之资”，就是这样的宰相几辈子都出不了一个，这是大才，他的品行可以超越扬雄和韩愈，甚至可以超越颜回和孟子。他特别提到一点，说当初，咱们还记得王安石刚刚跟神宗开始交往的时候，神宗不是迫不及待地说，您觉得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当时就否了，唐太宗什么水平，跟这种人搅在一起没有什么好下场的。朱熹说王安石的出发点和起点就不一样，他把唐太宗跟诸葛亮都没放在眼里，这就说明这个人起点非常高，不是一般的水平。
我说这些，大家可能说那你说了半天，我听这个话的意思好像朱熹对他肯定得多？这话也说得不对。朱熹还说了，看人要看大节出处，要看主要矛盾。总的来讲，王安石是不行的，把事情做坏了，在这个前提底下他可以说很多很多好话，他用了第一段，用了十个字说，大节有问题，把事情做坏了，失败了，是要检讨的。底下用了一万多字来讲，在这个前提底下，他其实也是很好的。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是理性地在进行分析，心里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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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朱熹在思想史上的巨大影响力，所以他的评价就影响到了后代。在元朝编纂的《宋史》中，虽然将王安石当年改革变法的追随者吕惠卿、曾布列入到《奸臣传》中，可是“奸臣的老师”王安石却安然无恙，没有被列入到《奸臣传》之中，在《宋史》中，对王安石的评价是亦褒亦贬。当然，思想家和正史的评价是一回事，民间的评价又是另一回事。在宋代，民间笔记和小说已经十分流行，这里面记载了大量有关王安石的遗闻逸事。那么，这其中对王安石的评价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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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笔记，这笔记，宋人的笔记里边的王安石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负面。
所谓正面写王安石主要是哪些呢？第一，不近女色，这我们已经讲了N多遍了，不近女色。第二，清廉朴素。第三，嗜书如命。第四，淡泊名利。第五，晚年的悠闲的生活，展示了他情趣的另一面。这是正面描写。
负面的比较多。第一，脾气贼倔，绝不妥协。第二，不修边幅，主要是不讲卫生。第三，大诈似信，就是在别人看来，他的行为显得很不寻常，好像是不经意的，但老觉得他是假装的。比方前面我们说那吃肉的事，他在那儿吃菜，老吃面前的那盘菜，结果回来他的同事给他夫人说，他好像特别喜欢吃这肉丝啊，他夫人说不是吧？没听说他爱吃这个，回头给他换一土豆，你试试。然后给他换一土豆，又把眼前的吃了，这说明什么呢？他的心思根本不在吃饭上，他在想别的事情，或者他在想国家大事。但反对者们就认为，这都是装的，这太奸诈了，就是为了树立形象。这一类。还有一类是欺世盗名，跟这也差不多。还有一类是攀附权贵。还有一类是心胸狭窄。这是笔记。
还有小说呢。宋代的小说，宋代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小说到了宋代，它的成熟的形态基本全部具有了，而且这种小说就是在现场说书的那种小说，它是可以用来说的，所以小说的市场的性质非常强。
现在我们所能找到的有王安石形象的宋代的小说，就是《京本通俗小说》残本当中的第十四卷《拗相公》，这小说名字就叫《拗相公》，这篇小说的主体是说拗相公被罢相了之后微服私访，其实被罢相了还用得着微服吗？本身就微了，所以不用专门微，就是反正微服私访，到民间去看民生有什么疾苦。
到一老先生、老头儿家里头“梆梆梆”一敲门，人家出来了。问说老先生您多大岁数了？说七十八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吗？说有，四个儿子都死了。说怎么都死了呢？说都是新法闹的。王安石一听就挺别扭，怎么都是新法弄的呢？说哎哟，这个，我们天天就对付这新法，一会儿一个法，一会儿一个法，这些法没想怎么给我们造福，天天就给我们找乱，我们就应付都应付不过来，然后给他详细掰着指头说，第一个儿子是怎么死的，第二个怎么死的，第三个怎么死的。听得这王安石特别不高兴。老头谈得挺好，一边聊一边掉眼泪，聊到最后突然问了一句说，哎，这拗相公人现在在哪儿呢？王安石说，听说现在在朝廷上陪皇上呢。老头“砰”的一下就蹦起来了，破口大骂说，这等奸雄，还不赶紧给他杀了，怎么能让这种人出来做宰相呢？放着好好的韩琦、富弼、苏轼、司马光，朝廷里这么多君子都不做宰相，让这么个坏蛋做宰相？旁边陪同的人的脸就放不住了，跟他说，哎，老东西，不要再说了，让王丞相听见了你不要命了？老头说我都快八十了，我要这命干什么？我四个儿子都死了，我要见着他了，我把他头砍下来，我把他心挖出来，我恨不能把他吃了。小说就有这个功能，你讲多少道理他都不会激动，一老头跳起来了，七十八了，他说他死了四个儿子，谁知道呢？小说上这么写的，很刺激呀。
离开了老头，接着微服。又来到一个门口，这不用敲门，一老太太拿一盆儿，盆里放着猪食，家里养了两口猪，“‘啰啰啰啰啰'拗相公、‘啰啰啰啰啰'拗相公”。王安石一看，这什么呀这都是？还养了几只鸡，“‘啧啧啧'拗相公”，来来来，拿点鸡食。王安石心里很不高兴，又是猪又是鸡的，自己都成什么了？说老人家您怎么给猪和鸡都起这名儿啊？怎么起一“拗相公”啊？她说哎，您别提了，我本来人丁兴旺，家里头是几代同堂，现在儿子没了，儿媳妇也没了。王安石一想，您甭说了，我知道，都是新法害的。老太太就给他掰着手又说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说了半天。说那您跟这猪、跟鸡有什么关系？说那有关系，我就想着说，把这猪和鸡这畜牲都叫成王安石、叫成拗相公，他就跟这畜牲一样，我恨不能他来世就变成这种畜牲，然后我先把这猪给它吃了，把这鸡给它吃了，就跟吃了他一样。这说得王安石是怪难受的。
当然了，王安石我前面已经说了，人家的退休生活没有这个，这是小说里头写的。这就跟曹操本来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我们知道三国里头最大的英雄就是曹操。完了，架不住《三国演义》里头说他是个白脸的奸臣，你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戏台上一唱，所有的老百姓都说曹操是个坏蛋。曹操才不是坏蛋。王安石顶天立地的一条汉子，一“啰啰啰”，这个形象就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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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清之际，虽然距离王安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几百年，但是对王安石及其变法，多数人依然持否定性的评价。这其中，有两位皇帝的评价尤为值得关注，他们对王安石的改革变法大加鞭挞，甚至跳脚大骂。皇帝如此，大臣和百姓的声音可想而知。那么，王安石到底为什么招致这些人的怨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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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的时候，还有两位皇帝对王安石也没什么好感。一个就是朱元璋，朱元璋特别恨这王安石，其实他们一个姓王，一个姓朱，本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就是为什么呢？对朱元璋来讲就觉得，以立人心和收财富，两个相比，他认为立人心很重要，这点其实是跟朱熹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朱熹说了王安石很多的好话，但一点上，就把王安石打倒了，他认为王安石把关系搞颠倒了，说你要想收钱还是想要人心？是想要道德还是想要金钱？你把这个想清楚了。你以为你挣了几个臭钱，给国家捞了一些钱，把国家弄富裕了，这就叫治国吗？错了，治国的根本在于人心，人心都散了，人心都坏了，钱都拿在坏人手里了，要那些钱有什么用啊？你说这个道理也对，是不是？可是如果都没钱了，都穷得要死了，那些道德还守得住吗？馒头都吃不到嘴里头了。当然对个别人来讲可以不食嗟来之食，但对大部分人来讲恐怕也很困难，这就是个悖论。但是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肯定是人心和道德在前，然后金钱是肯定在后的，朱元璋他就是这种观点，所以他对王安石那是全面否定的。
再有一个就是乾隆，所谓“十全老人”，清高宗乾隆，乾隆对王安石有很多的评价，全部都是负面的，其中最核心的是两条。大家还都记着这王安石特别爱辞官不做，说朝廷天天追着他屁股后头给他送官，他死活不要，而且还跑厕所里头躲起来。乾隆对这个极其反感，说这个简直就是沽名钓誉，这是个奸臣，这第一个。第二，我们还都记得王安石推行变法的时候遇到很大的阻力，老是要称病还家，他不干了，动不动说我病了、我回家了。有一次他说回家了，神宗也有点着急，就写了一个手诏让他回来，结果他没有亲自写，让司马光写的、
起草的，司马光这手诏写得就不好，你想司马光能写多好啊？司马光就意思说，当初好不容易把你叫了来，我提拔你做了副宰相和宰相，为的是天下苍生谋，你现在倒好，一看这情势不对了，就躲自己家里，躲清闲去了，那你把天下放在什么位置上？我是皇帝，你是大臣，你这么做合适吗？这是很严厉的指责了。王安石一看这个就急了，跳起来就跟他辩论。哎哟，神宗的态度非常好，马上向他承认错误，跟他说，这手诏我没亲自看，是司马写的，不是我写的，你别在乎这个，咱俩这关系用君臣已经不能限制了，我跟你是什么关系，我还不信任你吗？你还让我怎么做？替我担待点委屈不行吗？乾隆看着大怒，说这哪儿是君臣的关系啊，这太狂妄了，还让皇上给你道歉？
乾隆其他对王安石的评价都是泛泛的陈词滥调，什么呢，就是他变法，什么人心坏了，然后他伤害了人民的利益等等，那都是别人都谈过的，最核心的就这两条，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清代的时候，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皇权和集权已经达到巅峰了，我们知道清朝这文字狱是很厉害的，康雍乾说是盛世，其实文字狱是相当严重，所以对于乾隆来讲，看到这样的例子，他当然不能理解了。宋代的时候，北宋的时候，君臣的关系可以说是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上是最良好的关系，这并不能说明王安石不尊重宋神宗，也不能说明宋神宗在王安石跟前丢份儿，只能说明那个时期的君臣关系是非常融洽的，是非常民主的一种关系。这怎么能是乾隆能理解的呢？
你看，到了明清，这二位不喜欢王安石，或者批评王安石的角度都让我们觉得没什么价值，就这水平。是他自己水平不够，以一个低水平的人来批评高水平的人，一个低水平的时代评价高水平的时代，那不会得出什么有水平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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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二十世纪，学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有了全新的改变，以著名思想家、改革家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重新发现了王安石变法的重要价值，给予了王安石前所未有的极高评价，最终为王安石彻底翻案，从此，正面评价王安石，客观评价王安石变法，不可逆转地成为了主流，当我们今天再次回望九百多年以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林林总总的评价，究竟应该得到一个怎样的启示？王安石的最大价值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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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从他年轻的时候开始做官，就跟别人一点都不一样，他的成长史，一直是在挑战和否定声中长大的，并且到现在还在一直成长，成长了将近一千年，这说明了什么？这就说明了王安石的价值。
王安石变法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历史了，特别是这个变法是针对宋神宗、宋仁宗时期的特殊的历史环境底下的一个历史行为，你要非得说那个变法对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有什么具体的影响，这我想很难讲了，那个离得很远了，那次变法跟我们现在具体的历史的内容上很难有借鉴意义。变法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主持变法的历史人物，却成为了一棵“常青树”。变法已经成为了灰色的历史，可是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的成长史，都面临着新的挑战，我觉得这是王安石最大的价值。就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如果说你写了一首诗、你写一首词、你写一篇文章，它流芳百世，这个也很好理解，但是一个政治人物在每一个时代都能引起别人的关注，并且是深度的关注，有的时候还是很大的挑战式的关注，这个就非常不简单，在思想史上能达到这样高度的人并不多。
我想，王安石在中国文化史上，王安石在这“唐宋八大家”里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而卓然独立的呢？变革，这就是王安石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始终要强调必须要变革。而稳定、求稳定，甚至在稳定当中的不想谋发展，这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封建社会留给我们的一个很不好的遗产，但是王安石在九百多年前打破了这样一个万马齐喑的格局，他首先说要变革，并且他不是坐而论道，当他说变革的时候，他采取了果断的行动。王安石既是一个理论家、学问家，同时他是一个卓越的实践家，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来讲非常完美的政治家、政治思想家，这样的人就会对中国文化、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人心产生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虽然现在在讲“唐宋八大家”，讲到了王安石，但显然王安石是不可能仅仅被“唐宋八大家”这个称谓所能约束的，他的光芒肯定超出了文学的范围，他的光芒也超出了政治的范围，他在思想史上是“常青树”，而且在思想史上像大海一样，在不断地为中国文化提供着养料，为中国文化的清泉在提供者源头，我想这就是我们讲王安石最有价值的地方。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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