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与孙大午，两个土皇帝的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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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5000字，阅读估计需要 10分钟。

一、都是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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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民的封建帝制思想根深蒂固。

即使1949年共和国成立，农村还时不时冒出笑掉大牙的称帝新闻。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河南南阳人李成福自称唐朝后裔，以“真龙天子”的名义建立万顺天国，定都西安。

李成福落网后，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

他的儿子李欲明马上宣布接替“帝位”，李成福的妻子为“太后”垂帘听政，立丞相，修皇宫。

不久，也被当地公安机关剿灭，成为一时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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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没有正式称帝，但是满脑子帝王思想，以皇帝自居，则是大有人在。

前有禹作敏，后有孙大午，这两位燕赵之士无疑是中国农村最为著名的两个土皇帝。

为了体验当“皇帝”的感觉，禹作敏在村子中建立了高级别墅。并且，使用九龙壁来彰显自己的高贵身份，九龙壁在封建时期乃是象征皇权的图标。

很多人叫他“土皇帝”，禹作敏倍感不悦，要求别人将“土”字去掉。

          “土皇帝”禹作敏

亿万富豪孙大午的个人生活则十分寒酸，没有豪车，住在宿舍，爱吃大葱蘸酱。但与此同时，孙大午又十分爱“显摆”，热衷与民同乐，追求精神层面的帝王气派。

“每到逢年过节，就在他大午城，请来很多演出队，在戏台子上表演节目，还请当地的乡亲们也来自娱自乐，他给大家发奖品。而且他大摆流水席，经常有各路友人，在他庄上大鱼大肉吃得口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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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邱庄没有法律，只有禹作敏的“指示”。

这“指示”如同封建帝王的“圣旨”一般“统治”着大邱庄。

孙大午控制的大午城，也是没有法律，只有孙大午的“语录”。

这“语录”如同封建帝王的“圣旨”一般“统治”着大午城。

有人说孙大午喜欢挑战潜规则，殊不知，孙大午自己就是规则。任何人包括政府在内，都不能挑战他的规则。

2003年5月27日，孙大午第一次出事，涉嫌非法集资、非法持有弹药，很多大腕都替他呼吁过。

其中一个大腕，事后接受他的邀请，前往大午城参观，发现走进了孙大午语录的海洋，时时处处都是大午语录，特别是大午学校的孩子们完全在大午语录声中成长，就好意提醒说：这样不好吧。

结果，孙大午当场蹦出冷冰冰的俩个字：送客。

“圣旨”下，大午人立马把这位大腕也是孙大午的恩人“请”出了大午城。

2003年10月，专门为孙大午调查取证的律师发现大午集团到处都是孙大午语录，孙大午语录构成了大午城一道亮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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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皇帝”也是“皇帝”，威严自然神圣不可侵犯！

2005年，孙大午去北京生意伙伴家中做客，对方家拖鞋不够用了，再加上地板是新的。于是，让他穿上鞋套进来。

孙大午认为是对其人格的极大侮辱，大骂一场，拂袖而去。

换了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就是和这人不来往就是了。

可孙大午是皇帝陛下，回到自己的皇宫也就是大午城，不但在微博等自媒体愤怒声讨，还发起声势浩大的批判大会。

当时，大午集团总共有6000多员工，人人必须表明鲜明的态度，坚决热爱孙大午，痛骂那个生意伙伴禽兽不如。

每一个员工发言还不算，还要写成一篇正式的文章，炮打那个生意伙伴，誓死捍卫孙大午。

那位生意伙伴怎么都想不明白，不就是让孙大午穿鞋套进屋吗？

孙大午犯得着“全城共讨之！全城共诛之！”吗？

唉！真的是圣意难测！天威不可犯！

我们老百姓怎么知道皇上的心思呢？

5

从2004年底开始，孙大午又玩起了亲自设计的私企“君主立宪制”。

孙大午将企业股权、经营权、决策权三权分立，由家人互相监督互相节制，说白了就是宫斗。

而孙大午给自己设计的位置是监事长。这一职位是代表股权所有家族对企业经营管理进行监督，有点退居幕后“垂帘听政”的味道。

2013年2月25日，大午集团第五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大会在河北保定郎五庄村举行，台下除了众多员工、媒体记者，还有专家学者。

被称为新时期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第一人的胡星斗教授，当时就在现场，忍俊不禁的说“感觉很滑稽，有点荒唐，似乎看到了大清立幼、垂帘听政的一幕！”。

时至今日，大午集团这一制度并没有改变，根据公开信息2019年的大午集团董事长还是孙大午“长公子”孙萌。

二、不同之处

1

1993年2月17日，公安机关派出了400名干警进入大邱庄逮捕4名重大嫌疑人。

禹作敏命令全村一百多个工厂的工人罢工，上万工人手持棍棒和钢管，与武警对峙，甚至是声称“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

大邱庄成了“国中之国”，大午城也是“国中之国”！

孙大午把持的郎五庄村无理取闹，与当地国营农场发生纠纷。

孙大午和大午集团又走到前台，非法插手，引发冲突。

公安介入后，孙大午一声令下，几千员工和上千防暴警察对打，御警于村门之外，绝不让警察前进一步，酿成“8.4事件”。

2

禹作敏只是在大邱庄搞一系列违法对抗司法机关的活动：组织游行，组织2000多名群众投书司法机关提抗议。

孙大午不但在大午城搞，还走出大午城外闹。

2003年5月27日，孙大午被以非法集资罪名收押。

自此以后，大搞“5.27”纪念活动，谴责政府。

2013年“5.27”10周年纪念活动，孙大午发表重要讲话控诉不说，还邀请茅于轼等人讲话声讨。

2020年“8.4事件”次日，大午农牧集团召开“把屈辱说给家人听——8·4磨难记”的倾诉会”。

8月7日，大午集团官方公众号“大午风采”推送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推文，对政府部门进行所谓血泪控诉。

同时，孙大午动不动组织员工，雇佣村民，走出大午城，游行示威，冲击政府机关。

3

同样是“国中之国”，同样对抗司法，禹作敏不反政府，更不反体制。

禹作敏只求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管天津的事，不操北京的心。

孙大午坚守大午城，绝不容许保定、石家庄、北京插手。反过来，自己却要把手伸到北京。

孙大午朋友圈里都是茅于轼之类反体制人士，也不知道是被别人的宣传机器操纵，还是被自己毫无逻辑体系的所谓正义操纵，主要精力似乎转到与现行体制的冲撞。

禹作敏和孙大午都是胆子大，什么事都敢尝试，什么话都敢说。

但是，禹作敏主要局限于商业和三农领域，孙大午则专注于政治领域。

孙大午一个商人，不在商言商，天天鼓吹什么自由、民主！

仿佛他不是企业家，而是反体制的政治家，或者社会活动家。

微博以及微信公众号尽是一些反体制的言论，或者是对抗政府的活动。

武汉作家方方写疫情日记，引发争论。

孙大午自然站在方方一边，所有力挺方方的文章，孙大午总是不遗余力，尽情转发。

更离谱的是，孙大午自己在国内怼天怼地怼政府，还嫌不够，又出钱资助海外所谓民主运动，对北京形成内外夹攻之势。

三、一样的下场

1

2003年的“孙大午案”，经过媒体的报道后，孙大午案进入人们视野，因其种种不同之处，迅速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一时间，孙大午一案成了公共事件，众多经济学者和企业人士参与讨论。

在民间舆论体系中，孙大午一度成为民营企业家的一个符号。

打那以后，保定市乃至河北省对孙大午一而再再而三的越轨言行，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容忍不发。

以至于孙大午越发嚣张，平时严禁警方进入大午城办案。

“8.4事件”，干脆下达死命令，号召几千员工和上千防暴警察对打，而后又组织围攻政府。

禹作敏一手把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改造成盛极一时的中国“首富村”，当时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中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最后，是最高层指示:“依法办事。”，禹作敏终于被捕。

因为2003年“孙大午案”引发的舆论关注，保定市乃至河北省依然忌惮，这次抓捕恐怕也是北京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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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以打黑套路行动，发布的却是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而且，长期未发布任何信息，任凭舆论去猜想。

这多半是警方和官方投石问路，测试社会反映。

毕竟2003年那一次，就是因为舆论一边倒的支持孙大午，社会反应相当激烈。

最终，当地法院只好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也就是说，孙大午并没有坐牢。

须知，根据2011年最高法关于非法集资案件审理的相关司法解释，如果放在2020年的今天，这种行为依然还是会被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3

只是，连警方和官方都没有料到，这次事件反应大相径庭。

居然没有任何大佬发声，律师团队也没发现动静。

正规新闻报道也是极节制，只说土地纠纷，和因纠纷而导致两起“肢体冲突”。

自媒体上有鸣冤叫屈的，但是也不到惊呼一片的程度。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

2003年以后，那些当初鼓与呼的大佬们发现孙大午的“土皇帝”面目，在21世纪的今天，迟早要出事，而且是大事。

自然，大家是有多远躲多远。

11月11号凌晨被抓，在不明真相的公众眼里，有点突然；

在当年为他呐喊的大佬们看来，却是历史的必然。

除了自媒体有一点不同声音，自然没有了任何质疑。

要是真有操纵他价值观的同盟，平时可以一唱一和，此时此刻只会自保为上。

相比2003年那次，舆论两重天，简直是换了人间。

这一下，官方也就放下心来，大胆走法律程序就是。

4

中国经营网报道，郎五庄多位村民证实“大午集团从郎五庄里雇的人去（向警方）维权（实际上就是围攻政府），一天100元，一天一宿给200元。”

中国经营网报道还称，大午集团不但与当地政府多次发生摩擦，和本村村民也是矛盾不断。村民采购游泳用品向旅客售卖，大午集团称经营权属于自己，为制止村民销售游泳用品，殴打村民。

村民报案，可警方根本进不了大午城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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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这些，恐怕都是明显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暴力犯罪，妥妥的涉黑证据。

还有，2003年在孙大午被“抄家”的过程中，警方还搜出孙大午私藏的2枚手榴弹以及一些雷管和子弹，此次恐怕也会翻出来，作为又一罪证。

而涉黑是重罪。

5

同样是对抗司法，禹作敏没有围攻政府，没有反对政府，没有反对体制，更没有里通外国，尚且是有期徒刑二十年，孙大午的判决肯定只重不轻。

在减少死刑的大背景下，也许不会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就难免了。

大邱庄是村办集体企业，禹作敏家人只有儿子禹绍政直接参与犯罪，成了同案犯，父子双双入狱。

禹绍政犯行贿罪处有期徒刑9年，非法拘禁罪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

大午集团是家族企业，孙大午的妻子刘会茹、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全抓进去了。

11月20日，代理律师向警方递交了变更刑事措施申请，认为刘会茹67岁了，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可谓年事已高，疾病缠身；同时，刘会茹已经不参与大午集团的决策和经营，不可能涉及违法犯罪，更不涉及暴力性犯罪，也不属于其他不能取保候审的情况。

11月23日，家属收到了不能变更强制措施的通知书，警方依然拒绝对刘会茹取保候审。

看来，不只是孙大午一人重判，很可能是一大家子6口人都会重判。

说不定，大部分家人都要在监狱里养老了。

至于大午集团，作为涉黑资产，应该是没收拍卖。

6

1999年10月2日，禹作敏自杀，一代土皇帝就此“终结”。

当时，举国上下正大张旗鼓地开展建国50周年的盛大庆典。

按法律规定，服刑期间的犯人是不准开追悼会的。

但禹作敏出殡时，天和医院周围的马路上还是排满了自发前来凭吊者的车辆。

毕竟他打造了“天下第一村”，惠及了全体村民。

孙大午虽然被称赞为不爱钱的民营企业家，可他的家族财富从2003年进去又出来之后，又暴涨了数十倍。

却没听说大午集团普通员工能像当年的大邱庄和现在的华西、南街的普通村民那样开小车，住洋房别墅。

大午城，的确是一个独立的封闭空间，但是绝非孙大午所称的自由和谐的的社会形态。

孙大午所宣称的有差别的“桃花源”，更是口惠而不实。

孙大午和一些反体制人士吹嘘说，大午医院“每月只用1元，职工和村民们就能在这里享受合作医疗，做一次包括B超、验血等在内的全套检查，只要10元钱”。

可是，据大午集团内部的人讲，大午的职工都不在自家的医院看病：

至于许多本村村民，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反而遭殃不少。

村民自我谋生，比如销售泳衣，就惨遭孙大午的人毒打。

孙大午美名在外，实则有点横行乡里，自然不可能像禹作敏那样依然得到村民的怀念。

这又是两个土皇帝最后结局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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