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书：《厚黑学》10
民国十六年，我将历年作品汇刊一册，名曰《宗吾臆谈》，内容计：（1）厚黑学；（2）我对于圣人之怀疑；（3）心理与力学；（4）考试制之商榷；（5）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十七年，我把“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扩大为一单行本，题曰《社会问题之商榷》。第六章有云：“我讨论这个问题，自有我的根据地，并未依傍孙中山，乃所得结果，中山已先我而言之，真理所在，我也不敢强自立异。于是把我研究所得，作为阐发孙中山学说之资料”，云云。此书流传至南京，石青阳与刘公潜见之，曾电致四川省政府刘主席自乾，叫我入京研究党义，我因事未去。本年我到重庆，伍君心言对我说：“你著的《社会问题之商榷》，曾揭登南京《民生报》，许多人说你对于孙中山学说，有独到之见。你可再整理一下，发表出来，大家讨论。”我因把原作再加整理，名曰《改革中国之我见》。
《社会问题之商榷》理论多而办法少，我认为现在所需要者，是办法，不是理论，乃将原书大加删除，注重办法。原书偏于经济方面，乃再加入政治和外交，基于经济之组织，生出政治之组织，基于经济政治之方式，生出外交之方式。换言之，即是由民生而民权，而民族，三者联为一贯，三民主义就成为整个的东西了。书成拿到省党部，请胡素民、颜伯通二君批评。二君道：“此书精神上，对于三民主义完全吻合，但办法上，有许多地方，孙中山未曾这样说，如果发表出来，恐浅见者流生出误会，你可以不必发表。”我因把原稿收藏起。我是发明厚黑学的人，还是回头转来讲我的厚黑学，因此才写《厚黑丛话》。
我生平揭的标帜，是“思想独立”四字。因为思想独立，就觉得一部二十四史，和四书五经，与宋元明清学案，无在不是破绽。《厚黑学》一文，是揭穿一部二十四史的黑幕；《我对于圣人之怀疑》一文，是揭穿一部宋元明清学案的黑幕。马克思的思想，是建筑在唯物史观上；我的思想，可说是建筑在厚黑史观上。
我的思想，既以厚黑史观为基础，则对于人性不能不这样的观察，对于人性既这样观察，则改革经济、政治、外交等，不能不有这样的办法。今之研究三民主义者，是置身三民主义之中，一字一句研究。我是把中国的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和宋元明清学案，与夫外国的……斯密士、达尔文、卢梭、克鲁泡特金、孟德斯鸠等，一齐扫荡了，另辟蹊径，独立研究，结果与三民主义精神相合，成了殊途同归，由此可以证明孙中山学说是合真理的。
孙中山尝说：“主义不能变更，政策可因时势而变更。”主义者精神也，政策者办法也，我们只求精神上与三民主义相合，至于办法上，大家可提些出来，公开讨论……办法生于理论，我的理论，以厚黑史观为基础，故从厚黑学讲起来。
此次所写《厚黑丛话》，是把我旧日作品和新近的感想糅合写之。我最近还做有一本《中国学术之趋势》，曾拿与友人舒君实、官梦兰二君看，二君都说可以发表，我也把他拆散写入，将所有作品冶为一炉，以见思想之一贯。中间许多说法，已越出厚黑学范围，而仍名之为《厚黑丛话》者，因种种说法，都是从厚黑学生出来，犹之树上的枝叶花果，是从树干生出来，题以厚黑二字，示不忘本也。
我这《厚黑丛话》，从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起，逐日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表，每日写一两段，每两个月合刊一册，请阅者赐教。旧著《宗吾臆谈》和《社会问题之商榷》，我送有两本在成都图书馆，读者可便中取阅。有不合处，一经指出，即当遵照修改。
二十四年十月十八日，李宗吾于成都
自序2 致读者诸君
成都《华西日报》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二十四年十一月十日，《成都快报》载有窦枕原君所写《读〈厚黑丛话〉与〈厚黑学的基础安在〉后的意见》，说道：“《厚黑丛话》是李先生宗吾宗自己的意见写的。《厚黑学的基础安在》，是客尘先生批评厚黑而写的。我呢，因为站在壁上观的立场，不便有什么言论，来判定谁是谁非，但我亦不是和事老的鲁仲连。我的意见便是请求两先生的文章，按月刊成单行本，露布书店，使阅者得窥全豹，同时又可使阅者有研讨的可能。愚见如此，不知你们的尊意怎样？”窦君这种主张，我极端赞成，决定每两月刊一册，自八月一日至九月卅日，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表的《厚黑丛话》，业已加以整理，交付印刷局，不日即可出版，余者续出。
同日快报载客尘君《答枕原先生兼请教读者》一文，内云：“出单行本却不敢有此企图，最大的原因，便是囊空如洗，一钱莫名，并且文字是随便写的，异常拖沓拉杂……”客尘君既不自出单行本，我打算纂一部《厚黑丛话之批评》，以若干页为一册，挨次出版，册数之多寡，视批评者之多寡为断。快报十一月十日所载窦君及客尘君两文，决定刊入。又成都《新四川日报》十月十三日载子健君《健斋琐录》，对于厚黑学亦有批评，亦当录入。至客尘君所著《厚黑学的基础安在》，我希望客尘加以整理，力求短简明洁，在报上重新发表，以便刊行。如或过长，只好仍请客尘君自印单行本。
客尘君在快报上宣言要向我总攻击，所谓总攻者，无所不攻之谓也。客尘君写了如许长的文字，只攻击我“厚黑救国”四字，拙作中类此四字者很多，请一一攻击，俾知谬点所在。我为客尘君计，可每文标一题目，直揭出攻击之点，简简单单的数百字，一日登完，庶阅者一目了然。不必用《厚黑学的基础安在》那种写法，定一个大题目，每次登一两千字，几个星期都未登完，致流于拖沓拉杂之弊。客尘君以我的话为然否？并希望其他的批评者也这样办。
我这《厚黑丛话》，不断写去，逐日《华西日报》发表，究竟写好长，写好久，我也无一定计划。如无事故，而又心中高兴，就长期写去。凡批评的文字，只要在报章杂志上发表过的，无论赞成或反对，俱一一刊入；且反对愈烈者，我愈欢迎。我是主张思想独立的人，常喜欢攻击他人，因之也喜欢他人攻击我。有能痛痛快快的攻击我，我就认他是我的同志，当然欢迎。唯文字冗长，词意晦涩者则不录。其直接寄我之信函，而未经报章杂志披露者亦不录。
我平居无事，即寻些问题来研究，研究所得，究竟合与不合，自己无从知道，特写出来，请求阅者指正。我研究这些问题，已闹得目迷五色，好像彷徨失路的人。诸君旁观者清，万望指我去路，我重再把这些道理研究明白。只要把真理寻出就好了，不必定要是我寻出的，犹之救国救民等事，只要人民的痛苦能够解除就好了，不必定要功自我出。我只埋头发表我的意见，或得或失，一任读者批评，自己不能置辩一字，我说错了，自当改从诸君之主张，不敢固执己见。
我这《厚黑丛话》，是把平日一切作品和重庆《新蜀报》发表的《随录》，《济川报》发表的《汲心斋杂录》，连同近日的新感想，糅合写之，所讨论的问题，往往轶出厚黑二字之外。诸君可把这“厚黑丛话”四字当如书篇名目，如《容斋随笔》、《北梦琐言》之类，如把这四字，认为题目，则我许多说法，都成为文不对题了。
诸君批评的文字，在报章杂志上发表后，请惠赠一份，交成都《华西日报》副刊部转交，无任感盼。
李宗吾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厚黑丛话卷一
成都《华西日报》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抵抗列强，要有力量，国人精研厚黑学，能力算是有了的。譬之射箭，射是射得很好，从前是关着门，父子弟兄，你射我，我射你；而今以列强为箭垛子，支支箭向同一之垛子射去。我所谓厚黑救国，如是而已。
厚黑救国，古有行之者，越王勾践是也。会稽之败，勾践自请身为吴王之臣，妻入吴宫为妾，这是厚字诀。后来举兵破吴，夫差遣人痛哭乞情，甘愿身为臣，妻为妾，勾践毫不松手，非把夫差置之死地不可，这是黑字诀。由此知：厚黑救国。其程序是先之以厚，继之以黑，勾践往事，很可供我们的参考。
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其失败之原因，韩信所说“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两句话就断定了。匹夫之勇，是受不得气，其病根在不厚。妇人之仁，是心有所不忍，其病根在不黑。所以我讲厚黑学，谆谆然以不厚不黑为大戒。但所谓不厚不黑者，非谓全不厚黑，如把厚黑用反了，当厚而黑，当黑而厚，也是断然要失败的。以明朝言之，不自量力，对满洲轻于作战，是谓匹夫之勇。对流寇不知其野性难驯，一意主抚，是谓妇人之仁。由此知明朝亡国，其病根是把厚黑二字用反了。有志救国者，不可不精心研究。
我国现在内忧外患，其情形很与明朝相类，但所走的途径，则与之相反。强邻压境，熟思审处，不悻悻然与之角力，以匹夫之勇为戒……明朝外患愈急迫，内部党争愈激烈。崇祯已经在煤山缢死了，福王立于南京，所谓志士者，还在闹党争。福王被满清活捉去了，辅立唐王、桂王、鲁王的志士，还在闹党争。我国迩来则不然，外患愈紧迫，内部党争愈消灭，许多兵戎相见的人，而今欢聚一堂。明朝的党人，忍不得气，现在的党人，忍得气，所走的途径又与明朝相反，这是更为可喜的。厚黑先生曰：“知明朝之所以亡，则知民国之所以兴矣。”我希望有志救国者，把我发明的“厚黑史观”仔细研究。
昨日我回到寓所，见客厅中坐一个很相熟的朋友，一见面就说道：“你怎么又在报上讲厚黑学？现在人心险诈，大乱不已，正宜提倡旧道德，以图挽救，你发出这些怪议论，岂不把人心越弄越坏吗？”我说：“你也太过虑了。”于是把我全部思想原原本本说与他听，直谈到二更，他欢然而去，说道：“像这样说来，你简直是孔子信徒，厚黑学简直是救济世道人心的妙药，从今以后，我在你这个厚黑教主名下当一个信徒就是了。”
梁任公曾说：“假令我不幸而死，是学术界一种损失。”不料他56岁就死了，学术界受的损失，真是不小。古来的学者如程明道、陆象山，是54岁死的。韩昌黎、周濂溪、王阳明，都是57岁死的。鄙人在厚黑界的位置，自信不在梁程陆韩周王之下，讲到年龄，已经有韩周王三人的高寿，要喊梁程陆为老弟，所虑者万一我一命呜呼，则是曹操、刘备诸圣人相传之心法，自我而绝，厚黑界受的损失，还可计算吗？所以我汲汲皇皇的写文字，余岂好厚黑哉？余不得已也。
我这门学问，将来一定要成为专科，或许还要设专门大学来研究。我打算把发明之经过和我同研究的人写出来，后人如仿《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做一部《厚黑学案》，才寻得出材料，抑或与我建厚黑庙，才有配享人物。
旧友黄敬临，在成都街上遇着我，说道：“多年不见了，听说你要建厚黑庙，我是十多年以前就拜了门的，请把我写一段上去，将来也好配享。”我说：“不必再写，你看《论语》上的林放，见着孔子，只问了‘礼之本’，三个字，直到而今，还高坐孔庙中吃冷猪肉。你既有志斯道，即此一度谈话，已足配享而有余。”敬临又说：“我今年已经62岁了，因为钦佩你的学问，不惜拜在门下。”我说：“难道我的岁数比你小，就够不上与你当先生吗？我把你收列门墙，就是你莫大之幸，将来在你的自撰年谱上，写一笔‘吾师李宗吾先生’，也就比‘前清诰封某某大夫’，光荣多了。”
往年同县罗伯康致我信说道：“许多人说你讲厚黑学，我逢人辩白，说你不厚不黑。”我复信道：“我发明厚黑学，私淑弟子遍天下，我曰‘厚黑先生’，与我书者以作上款，我复书以作下款，自觉此等称谓，较之文成公、文正公光荣多矣。俯仰千古，常以自豪。不谓足下乃逢人说我不厚不黑，我果何处开罪足下，而足下乃以此报我耶？呜呼伯康，相知有年，何竟自甘原壤，尚其留意尊胫，免遭尼山之杖！”近日许多人劝我不必再讲厚黑学。嗟乎！滔滔天下，何原壤之多也！
从前发表的《厚黑传习录》，是记载我与众人的谈话，此次的丛话，是把传习录扩大之。我从前各种文字，许多人都未看过，今把他全行拆散来，与现在的新感想混合写之。此次的丛话，是随笔体裁，内容包含五种：（1）厚黑史观；（2）厚黑哲理；（3）厚黑学之应用；（4）厚黑学辩证法；（5）厚黑学发明史。我只随意写去，不过未分门类罢了。
人问：“既是如此，你何不分类写之，何必这样杂乱无章的写？”我说：“著书的体裁分两种，一是教科书体，一是语录体。凡一种专门学问发生，最初是语录体，如孔子之《论语》，释迦之佛经，六祖之坛经，朱明诸儒之语录，都是门人就本师口中所说者笔记下来。老子手著之《道德经》，可说是自写的语录。后人研究他们的学问，才整理出来，分出门类，成为教科书方式。厚黑学是新发明的专门学问，当然用语录体写出。”
宋儒自称：“满腔子是恻隐。”而我则：“满腔子是厚黑。”要我讲，不知从何处讲起，只好随缘说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或谈古事，或谈时局，或谈学术，或追述生平琐事，高兴时就写，不高兴就不写。或长长地写一篇，或短短地写几句，或概括地说，或具体地说，总是随其兴之所至，不受任何拘束，才能把我整个思想写得出来。
我们用厚黑史观去看社会，社会就成为透明体，既把社会真相看出，就可想出改良社会的办法。我对于经济、政治、外交，与夫学制等，都有一种主张，而此种主张，皆基于我所谓厚黑哲理。我这个丛话，可说是拉杂极了，仿佛是一个大山，满山的昆虫鸟兽、草木土石等，是极不规则的。唯其不规则，才是天然的状态。如果把他整理得厘然秩序，极有规则，就成为公园的形式，好固然是好，然而掺加了人工，非复此山的本来面目。我把我胸中的见解，好好歹歹，和盘托出，使山的全体表现，有志斯道者，加以整理，不足者补充之，冗芜者删削之，错误者改正之。开辟成公园也好，在山上采取木石，另建一个房子也好，抑或捉几个雀儿，采些花草，拿回家中赏玩也好。如能大规模的开采矿物则更好。再不然，在山上挖点药去医病，捡点牛犬粪去肥田，也未尝不好。我发明厚黑学，犹如瓦特发明蒸汽机，后人拿去纺纱织布也好，行驶轮船、火车也好，开办任何工业都好。我讲的厚黑哲理，无施不可，深者见深，浅者见浅。有能得我之一体，引而伸之，就可独成一派。孔教分许多派，佛教分许多派，将来我这厚黑教，也要分许多派。
写文字，全是兴趣，兴趣来了，如兔起鹃落，稍纵即逝。我写文字的时候，引用某事或某种学说，而案头适无此书，就用苏东城“想当然耳”的办法，依稀恍惚的写去，以免打断兴趣。写此类文字与讲考据不同，乃是心中有一种见解，凭空白地，无从说起，只好借点事物来说，引用某事某说，犹如使用家伙一般，把别人的偶尔借来用用，若无典故可用，就杜撰一个来用，也无不可。
庄子寓言，是他胸中有一种见解，特借鲲鹏野马、渔父盗跖（ｚｈí）以写之，只求将胸中所见达出。至鲲鹏野马，果否有此物，渔父盗跖，是否有此人，皆非所问。胸中所见者，主人也。鲲鹏野马，渔父盗跖，皆寓舍也。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读诗当如是，读庄子当如是，读厚黑学也当如是。
昔人谓：“文王周公，繁易，彖（ｔｕàｎ）辞爻辞，取其象，亦偶触其机，假令易，而为之，其机之所触少变，则其辞之取象亦少异矣。”达哉所言！战国策士，如苏秦诸人，平日把人情世故揣摩纯熟，其游说人主也，随便引一故事，或设一个比喻，机趣横生，头头是道，其途径与庄之寓言，易之取象无异。宋儒初读儒书，继则出入佛老，精研有得，自己的思想已经成了一个系统，然后退而注孔子之书，借以明其胸中之理，于是孔门诸书，皆成为宋儒之鲲鹏野马，渔父盗跖（ｚｈí）。而清代考据家，乃据训诂本义，字字讥弹之，其解释字义固是，而宋儒所说之道理，也未尝不是。九方皋相马，在牝牡骊黄之外。知此义者，始可以读朱子之《四书集注》。无如毛西河诸人不悟，刺刺不休。嗟乎！厚黑界中，九方皋何其少，而毛西河诸人何其多也！
研究宋学者，离不得宋儒语录。然语录出自门人所记，有许多靠不住，前人已言之。明朝王学，号称极盛，然阳明手著之书无多，欲求王氏之学，只有求之传习录及龙溪诸子所记，而天泉证道一席话，为王门极大争点。我尝说“四有四无”之语，假使阳明能够亲手写出，岂不少去许多纠葛。大学“格物致知”四字，解释者有几十种说法。假使曾子当日记孔子之言，于此四字下加一二句解释，不但这几十种说法不会有，而且朱学与王学争执也无自而起。我在重庆有个姓王的朋友，对我说道：“你先生谈话很有妙趣，我改天邀几个朋友来谈谈，把你的谈话笔记下来。”我听了，大骇，这样一来，岂不成了宋明诸儒的语录吗！万一我门下出了一个曾子，摹仿《大学》那种笔法，简简单单的写出，将来厚黑学案中，岂不又要发生许多争执吗？于是我赶急仿照我家“聃大公”的办法，手写语录，名曰《厚黑丛话》，谢绝私人谈话，以示大道无私之意。将来如有人说“我亲闻厚黑教主如何说”，你们万不可听信。经我这样的声明，绝不会再有天泉证道这种疑案了。我每谈一理，总是反反复复的解说，宁肯重复，不肯简略，后人再不会像“格物致知”四字，生出许多奇异的解释。鄙人之于厚黑学也，可谓尽心焉耳矣。噫！一衣一钵，传之者谁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