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书:《厚黑学》13
第三部厚黑丛话
厚黑丛话卷六
我是八股学校的修业生,中国的八股,博大精深,真所谓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我寝馈数十年,只能说是修业。不敢言毕业。我作八股有两个秘诀:一曰:抄袭古本;二曰:作翻案文字。先生出了一道题,寻一篇类似的题文,略略改换数字,沐手敬书的写去,是曰抄袭古本。我主张弱小民族联盟,这是抄袭管仲、苏秦和诸葛亮三位的古本。人说冬瓜做不得甑子,我说,冬瓜做得甑子并且冬瓜做的甑子,比世界上任何甑子还要好些。何以故呢?世界上的甑子,只有里面蒸的东西吃得,甑子吃不得,惟有冬瓜做的甑子,连甑子都可以当饭吃。此种说法,即所谓翻案文字也。我说:厚黑可以救国,等于说冬瓜可以做甑子,所以我的学说最切实用,是可以当饭吃的。
剿袭陈言,为作文之大忌,俾斯麦唱了一出铁血主义的戏,全场喝采,德皇维廉第二,重演一出,一败涂地,日本接着再演,将来决定一败涂地。诸君不信,请拭目以观其后。
抄袭古本,总要来得高明,诸葛武侯,治国师法申韩,外交师法苏秦,明明是纵横杂霸之学,反人反说他有儒者气象,明明是霸佐之才,反说他是王佐之才。此公可算是抄袭古本的圣手。
剿写文字的人,每喜欢剿写中式之文,殊不知应当剿写落卷,铁血主义四字,俾斯麦中式之文也,我们万不可剿写,民族自决四字,是威尔逊的落卷,人种平等四字,是日本的落卷,如果沐手敬书出来,一定高高中式。九一八这类事,与其诉诸国联,诉诸英美,无宁诉诸非洲澳洲那些野蛮人,诉诸高丽、台湾那些亡国民,表面看去,似是做翻案文字,实在是抄写威尔逊的落卷,抄写日本的落卷。
川省未修马路以前,我每次走路,见着推车的、抬轿的、邀驮马的、挑担子的,来来往往,如蚂蚁一般,宽坦的地方,安然过去,一到窄路,就彼此大骂,你怪我走得不对,我怪你走得不对。我心中暗暗想道:何尝是走得不对,无非是路窄了的关系。我国组织、政权集中在上面,任你有何种抱负,非握得政权施展不出来,于是你说我不对,我说你不对。其实非不对也,政治舞台,地位有限,容不了许多人,等于走入窄路一般。无怪乎全国中志士和志士,吵闹不休。
以外交言之,我们当辟一条极宽的路来走,不能把责任属诸当局的几个人。甚么是宽路呢?提出组织弱小民族联盟的主张,这个路子就极宽了,舞台就极大了,任有若干人,俱容得下。在国外的商人、留学生和游历家,可以直接向弱小民族运动;在国内的,无论在朝在野,无论哪一界,都可担任种种工作。四万万人的目标,集中于弱小民族联盟之一点,根根力线,不相冲突,不言合作,而合作自在其中。有了这种宽坦的大路可走,政治舞台,只算一小部分,不须取得政权,救国的工作,也可表现出来,在野党、在朝党,也就无须吵吵闹闹的了。
民主国人民是皇帝,无奈我国四万万人,不想当英明的皇帝,大家都以阿斗自居,希望出一个诸葛亮,把日本打倒,把列强打倒,四万万阿斗,好坐享其成。我不禁大呼道:陛下误矣!阿斗者,亡国之主也!有阿斗就有黄皓,诸葛亮千载不一出,且必三顾而后出,黄皓则遍地皆是,不请而自来。我国之所以濒于危亡者,正由全国人以阿斗自居所致。我只好照抄一句《出师表》曰:“陛下不宜妄自菲薄。”我们何妨自己就当一个诸葛亮,自己就当一个刘先帝。我这个厚黑教主,不揣冒昧,自己就当起诸葛亮来,我写的《厚黑丛话》,即是我的“隆中对”我希望读者诸君,大家都来当诸葛亮,各人提出一种主张,四万万人就有四万万篇“隆中对”。同时我们又化身为刘先帝,成了四万万刘先帝,把四万万篇“隆中对”。加意选择。假令把李厚黑的“弱小民族联盟”选上了,我们四万万刘先帝,就亲动圣驾,做联吴伐魏的工作,想出种种法子,去把非洲澳洲那些野蛮国,与夫高丽、台湾、安南、缅甸那些亡国民联为一气,向世界列强进攻。
欲求我国独立?必先求四万万人能独立,四万万根力线挺然特立,根根力线,直射列强,欲求国之不独立,不可得已。问:四万万力线何以能独立?曰:先求思想独立。能独立乃能合作,我国四万万人不能合作者,由于四万万人不能独立之故。不独立则为奴隶,奴隶者,受驱使而已,独立何有!合作何有!
野心家办事,包揽把持,视众人如奴隶,彼所谓抗日者,率奴隶以抗日以谓也。日本在东亚,包揽把持,视中国人如奴隶,彼所谓抗俄者,率奴隶以抗俄之谓也。既无独立的能力,哪有抵抗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想抵抗日本,抵抗列强,当培植人民的独立性,不当加重其奴隶性。我写这部《厚黑丛话》,千言万话,无非教人思想独立而已。故厚黑国的外交,是独立外交,厚黑国的政策,是合力政策。军商政学各界的厚黑家,把平日的本事直接向列强行使,是之谓厚黑救国。
孔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我教门弟子曰:“汝为大厚黑,无为小厚黑。”请问大小厚黑,如何分别?张仪教唆六国互相攻打,是小厚黑。孙权和刘备,互争夺荆州,是小厚黑。要管仲和苏秦的法子,才算大厚黑。日本占据东北四省,占据平津,是小厚黑。欧美列强,掠夺殖民地,是小厚黑。鄙人主张运动全世界弱小民族,反抗日本和列强,才算大厚黑。孟子曰:“小固不可以敌大。”我们的大厚黑成功,日本和列强的小厚黑,当然失败。
我国只要把弱小民族联盟明定为外交政策,政府与人民打成一片,全国总动员,一致去做这种工作,全国目光,注射国外,成了方向相同的合力线,不但内争消灭,并且抵抗日本和列强,也就绰绰然有余裕了,开战也可,不开战也可。惜乎诸葛武侯死了,恨不得起斯人于地下,而与之细细商榷。 我们一谈及弱小民族联盟,反抗列强,闻者必疑道:列强有那样的武力,弱小民族如何敌得过?殊不知战争的方式最多,武力只占很小一部分。以战争之进化言之,最初只有戈矛弓矢,后来进化,才有枪弹,这是旧式战争。再进化有飞机炸弹,这是日本在淞沪之役用以取胜的,是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亚用以取胜的。再进化则为化学战争,有毒瓦斯、毒菌、死光等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般人所凛凛畏惧的。再进化则为经济战争,英国对意制裁,即算是用这种战术。人问:经济战争之上,还有战术莫得?我答道:还有,再进化则为心理战争。三国时马谡曾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这即是心理战争。心理战争的学说我国发明最早。战国时,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心理战争之说也。又云:“……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此心理战争之说也。我们从表面上看去,这种说法,岂非极迂腐的怪话吗?而不知这是战术中最精深的学说,一般人特未之思耳。
现在列强峙立的情形,很像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战国,为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贤人才士最多。一般学者所倡的学说,都是适应环境生出来的,都是经过苦心研究,想实际的解决时局,并不是徒托空谈,所以他们的学说很可供我们今日之参考。即以兵争一端而论,春秋时战争剧烈,于是孙子的学说应运而生,他手著的十三篇,所谈的是军事上最高深的学理。这是中外军事家所公认的。到了战国时代,竞争更激烈,孙子的学说已经成了普通常识。于是孟子的学说,又应运而生,发明了心理战争的原则,说道:“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无奈这种理论太高深了,一般人都不了解,以为世间哪有这类的事!哪知孟子死后,未及百年,陈涉揭竿而起,立把强秦推倒,孟子的说法居然实现,岂非很奇的事吗? 现在全世界兵争不已,识者都认为非到世界大同,人民是不能安定的。战国时情形也是这样,所以梁襄王问:“天下恶乎定?”孟子对曰:“定于一。”也认为:非统一是不能安定的。然则用何种方法来统一呢?现今的人,总是主张武力统一,而孟子的学说则恰恰相反。梁襄王问:“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主张武力统一者,正是用杀字来统一,孟子的学说,岂非又是极迂腐的怪话吗?后来秦始皇并吞六国,算是用武力把天下统一了,迨至汉高入关,除秦苛政,约法三章,从“不嗜杀”三字做去,竟把秦的天下夺了。孟子的学说,又居然实现,岂不更奇吗?楚项羽坑秦降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又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绝,其手段之残酷,岂不等于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亚种种暴行吗?然而项羽武力统一的迷梦,终归失败,死在汉高祖手里。这是甚么道理呢?因为高祖的谋臣,是张良、陈平,他二人是精研厚黑学的,懂得心理战争的学理,应用最高等战术,故把项羽杀死。这是历史上的事实,很可供我们的研究。
秦始皇和楚项羽,纯恃武力,是用一个杀字来统一;汉高祖不嗜杀人,是用一个生字来统一。生与杀二者,极端相反,然而俱有统一之可能,这是甚么道理呢?因为凡人皆怕死,你不服从我,我要杀死你,所以杀字可以统一;凡人皆贪生,你如果拥护我,我可以替你谋生路,所以生字也可以统一。孟子说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完全是从利害二字立论,律以我的厚黑学,是讲得通的,所以他的学说,能够生效。
当举世战云密布的时候,各弱小国的人民,正在走投无路,不知死所,忽然有一个国家,定出一种大政方针,循着这个方针走去,是惟一的生路,这个国家,岂不等于父母替子弟谋生路吗?难道不受弱小国的人民热烈拥戴吗?孟子说:“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就是基于这种原则生出来的。不过我这种说法,道学先生不承认的,他们认为:“孟子的学说,纯是道德化人,若参有利害二字,未免有损孟子学说的价值。”这种说法,我也不敢深辩,只好同我的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研究研究! 秦始皇、楚项羽,用杀字镇慑人民,汉高祖用生字歆动人民,人之天性,好生而恶死,故秦皇、项羽为人民所厌弃,汉高祖为人民所乐戴。秦项败,而汉独成功,都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由此知杀字政策,敌不过生字政策。日本及列强,极力扩张军备,用武力镇压殖民地,是走的秦皇、项羽的途径。大战爆发在即,全世界弱小民族,正在走投无路,我们趁此时机,提倡弱小民族联盟,向他们说道:“这是惟一的生路,所谓民族自决也,人种平等也,扫灭帝国主义也,惟有走这条路,才能实现。你们如果跟着列强走,将来大战爆发,还不是第一次大战一样,只有越是增加你们的痛苦的。”我们倡出这种论调,弱小民族还有不欢迎的吗?我们获得弱小民族的同情,把弱联会组织起,以后的办法就很多很多,外交方面,就进退裕如了。
楚汉相争,项羽百战百胜,其力最强,高祖百战百败,其力最弱,而高祖卒把项羽打败者,他有句名言:“吾宁斗智不斗力。”这即是楚汉成败的关键。汉高祖是厚黑界的圣人,他的圣训,我们应该细细研究。日本和欧美列强,极力扩张军备,是为斗力,我们组织世界弱小民族联盟,采用经济战争和心理战争,是为斗智。我们也不是废去武力不用,只是专门研究经济和心理两种战争的方术,辅之以微弱的武力,就足以打倒帝国主义而有余了。
请问:汉高祖斗智,究竟用的甚么法子呢?他从彭城大败而回,问群臣有甚么策略,张良劝他把关以东之地捐与韩信、彭越、黥布三人,信为齐王,越为梁王,黥布为九江王。高祖联合他们,仍是一种联军方式。高祖用主力兵,在荥阳成,与项羽相持,而使信、越等三人,从他方面进攻,项羽遂大困。鸿沟议和后,项羽引兵东还,高祖追之,项羽还击,高祖大败,乃用张良之计,把睢阳以北之地划归彭越,陈以东之地划归韩信,于是诸侯之师,会于垓下,才把项羽杀死。由是知:汉高祖所谓斗智者,还不是袭用管厚黑、苏厚黑的故智,起一种联军罢了。
我们从历史上研究,得出一种公例:“凡是列国纷争之际,弱国惟一的方法,是纠合众弱国,攻打强国。”任是第一流政治家,如管仲、诸葛武侯诸人,第一流谋臣策士,如张良、陈平诸人,都只有走这一条路,已成了历史上的定例。然而同是用这种法子,其结果则有成有败,其原因安在呢?我们可再加研究。
我们在前面,曾举出五个实例:(1)管仲纠合诸侯,以伐狄,伐戎,伐楚,这是成了功的。(2)乐毅合五国之兵以伐齐,这是成了功的。(3)苏秦联合六国以攻秦,卒之六国为秦所灭,这是失败了的。(4)汉高祖合诸侯之兵以攻项羽,这是成了功的。(5)诸葛亮倡吴蜀联盟之策,诸葛亮和孙权在时,尚能支持曹魏,他二人死后,后人秉承遗策做去,而吴蜀二国,终为司马氏所灭,这也算是失败了的。我们就这五种实例推求成败之原因,又可得出一种公例:“各国联盟,中有一国为主干,其余各国为协助者,则成功;各国立于对等对位,不相统属者,则失败。”齐之称霸,是齐为主干,其他诸侯则为协助;燕之伐齐,燕为主干,其他四国则为协助;汉之灭楚,汉高祖为主干,众诸侯为协助,所以皆能成功。六国联盟,六国不能统属;吴蜀联盟,二国也不相统属,所以俱为敌人所灭。我国组织弱联会,我国当然是主干,当然成功。
现在国际的情形,既与春秋战国相似,我们就应该把春秋时管厚黑的方法和战国时苏厚黑的方法,融合为一而用之,管仲的政策,是尊周攘夷,先揭出尊周的旗帜,一致拥护周天子,把全国力量集中起来,然后才向外夷攻打,伐狄,伐戎,伐楚,各个击破。苏秦的政策,是合六个弱国,攻打一个强秦。我们可把全世界弱小民族,看作战国时之六国,把英法德美意俄日诸强国,合看为一个强秦,先用管仲的法子,把全国力量集中起来,拥护中央政府,以整个的中国与全世界弱小民族联合,组织一个联盟会;迨至这种聪盟组织成功,即用堂堂之鼓,正正之旗,向列强一致进攻,他们赤白两色帝国主义,自然崩溃。
有人问:中国内部这样的涣散,全国力量,怎能集中起来?我说:我所谓集中者,是思想集中,全国人的心理,走在一条线上,不必定要有何种形式。例如:我李疯子提出“弱小民族联盟”之主张,有人说:这种办法是对的,又有人说不对,大家著些文字,在报章杂志上讨论,结果一致认为不对,则不用说,如一般人认为对,政府也认为对,我们就实行干去。如此,则不言拥护中央政府,自然是拥护中央政府,不言全国力量集中,自然是全国力量集中。所以我们要想统一全国,当先统一全国思想。所谓统一思想者,不是强迫全国人之思想必须走入某一条路,乃是使人人思想独立,从学理上、事势上彻底研究,大家公认为某一条路可以走,才谓之思想统一。
有人难我道:你会讲厚黑学,联合弱小民族,向列强进攻,难道列强不能讲厚黑学,一齐联合起来,向弱小民族进攻吗?我说:这是不足虑的,证以过去的历史,他们这种联合,是不能成功的。
战国时,六国联盟,有人批评他:“连鸡不能俱飞。”六国之失败,就是这个原因。如果列强想联合起来,对付弱小民族,恰犯了连鸡不能俱飞之弊。语曰:“蛇无头而不行。”列强不相统属,寻不出首领,是谓无头之蛇。我们出来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我国是天然的首领,是谓有头之蛇。列强与列强,利害冲突,矛盾之点太多,步调断不能一致,要联合,是联合不起的。弱小民族,利害共同,彼此之间,寻不出丝毫冲突之点,一经联合,团体一定很坚固。
前次大战,列强许殖民地许多权利,战后食言,不惟所许利益不能得,反增加许多痛苦。殖民地含恨在心,如果大战重开,断难得殖民地之赞助,且或乘机独立,这是列强所深虑的。日本精研厚黑学,窥破此点,所以九一八之役,悍然不顾,硬以第二次大战相威胁,列强相顾失色。就中英国殖民地更宽,怕得更厉害,因此国联只好牺牲我国的满州,任凭日本为所欲为。德国窥破此点,乘机撕毁和约,英法也无如之何。墨索里尼窥破此点,以武力压迫阿比西尼亚,英国也无如之何。其惟一之方法,无非是以第二次大战相威胁而已,无非是实厚黑学而已。 世界列强,大讲其厚黑学,看这个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断不能避免的。战争结果,无论谁胜谁负,弱小民族总是供他们牺牲的。我们应该应用厚黑哲理,趁大战将发未发之际,赶急把弱小民族联盟组织好,乘机予列强一种威胁,这个大战,与其由列强造成,弱小民族居于被动地位,毋宁由弱小民族造成,使列强居于被动地位。明明白白告诉列强道:“你不接受我们弱小民族的要求,我们就把第二次大战与你们造起来。”请问世界弱小民族,哪个敢谈这个话呢?这恐怕除了我中华民国,再莫有第二个。请问我中国怎敢谈这类强硬话呢?则非联合世界弱小民族为后盾不要。
从前陈涉起事,曾经说过:“逃走也死,起事也死,同是一死,不如起事好了。”弱小民族今日所处地位,恰与陈涉相同,大战所以迟迟未发者,由于死强内部尚未准备完好,我们与其坐受宰割,毋宁先发制人,约集全世界弱小民族,死中求生。不然他们准备好了,大战一开,弱小民族就永无翻身之日了。 全世界已划为两大战线,一为压迫者,一为被压迫者,孙中山讲民族主义,已断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作战,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对二万万五千万人作战,无奈……日本人口,除去台湾、高丽而外,全国约计六千万,也辜负孙中山之期望,变为明火劫抢之恶贼。所以我们应当秉承孙中山遗教,纠集被压迫之十万万四千万人,向赤白两色帝国主义四万万六千万人作战,才算顺应进化之趋势。现在这伙强盗,互相火并,乃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同时起事的好机会,我们平日练习的厚黑本事,正好拿出来行使,以大厚黑破他的小厚黑。不然,第二次大战:仍是列强与列强作战,弱小民族,牵入漩涡,受无谓之牺牲,岂不违反中山遗训吗?岂不违反进化公例吗? 我讲厚黑学,分三步工夫,诸君想还记得。第一步:面皮之厚,厚如城墙;心子之黑,黑如煤炭。第二步:厚而硬,黑而亮。第三步:厚而无形,黑而无色。日本对于我国,时而用劫贼式,武力侵夺,时而用娼妓式,大谈亲善,狼之毒,狐之媚,二者俱备。所谓厚如城墙,黑如煤炭,他是做到了的,厚而硬,也是做到了的,惟有黑而亮的工夫,他却毫未梦见。曹操是著名的黑心子,而招牌则透亮,天下豪俊奔集其门,明知其为绝世奸雄,而处处觉得可爱,令人佩服。日本则“心子与招牌同黑”,成了世界公敌,如蛇蝎一般,任何人看见,都喊“打!打!”所以日本人的厚黑学越讲得好,将来失败越厉害。何以故?黑而不亮故。它只懂得厚黑学的下乘法,不懂上乘法,他同不懂厚黑学的人交手,自然处处获胜,若遇着名手,当然一败涂地。 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向列强攻打,用以消灭赤白两色帝国主义,本是用的黑字诀,然而这种方法,是从威尔逊“民族自决”四字抄袭出来,全世界都欢迎,是之谓黑而亮。闻者必起来争辩道:“威尔逊主义,是和平之福音,是大同主义之初基,岂是面厚心黑的人干得来吗?实行这种主义,尚得谓之厚黑吗?”李疯子闻而叹曰:“然哉!然哉!是谓‘厚而无形,黑而无色’。”
有人难我道:“你主张联合弱小民族,向列强攻打。我请问,一个日本,我国都对付不了,何敢去惹世界列强?日本以武力压迫我国,欧美列强,深抱不平,很同情于我国,我们正该联合他们,去攻打日本,你反要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去攻打列强,这种外交,岂非疯子外交吗?你这类话,前几年说可以,再过若干年后来说也可以,现在这样说,真算是疯子。”我说:我历来都是这样说,不是今日才说,数年前我写有一篇《世界大战:我国应走的途径》,即是这样说的。四川省立国书馆,存有原印本,可资考证。这个话,前几年该说,现在更该说,再过若干年,也就无须说。你说是疯子外交,这是由于你不懂厚黑学的原故。我讲厚黑学,不是有锯箭法和补锅法吗?我们把弱小民族联盟组织好了,就应用补锅法中之敲锅法,手执铁锤,向某某诸国说道:“信不信,我这一锤敲下去,叫你这锅立即破裂,再想补也补不起!”口中这样说,而手中之铁锤则欲敲下不敲下,这其间有无限妙用。如列强不睬,就略略敲一下,使锅上裂痕增第一点;再不睬,再敲一下。如果日本和列强,要倒行逆施,宰割弱小民族,供他们的欲壑,我们就一锤下去,把裂痕增至无限长,纠合全世界被压迫人类,一齐暴动起来,十万万四千万被压迫者,对四万六千万压迫者作战,而孙中山先生之主张,于是乎实现。但是我们着手之初,则在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把弱联会组织好,然后铁锤在手,操纵自如,在国际上才能平等自由。
敲锅要有艺术,轻不得,重不得。轻了锅上裂痕不能增长,是无益的;敲重了,裂痕太长补不起。要想轻重适宜,非精研厚黑学不可。戏剧中有《补缸》一出,一锤下去,把缸子打得粉碎。这种敲法,未免太不高明。我们在国际上,如果这样干,真所谓疯子外交,岂足以言厚黑学!
我讲厚黑学,曾说:“管仲劝齐桓公伐楚,是把锅敲烂了来补。”他那种敲法,是很艺术的。讲到楚之罪名共有二项,一为周天子在上,他敢于称王;二为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这本是彰彰大罪。乃楚遣使问出师理由,桓公使管仲对曰:“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又曰:“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舍去两大罪,而责问此极不要紧之事,岂非滑天下之大稽?昭王渡汉水,船覆而死,与楚何关?况且事隔数百年,更是毫无理由。管子为天下才,这是他亲自答复的,难道莫得斟酌吗?他是厚黑名家,用补锅法之初,已留锯箭法地步。假令把楚国真实罪状宣布出来,叫他把王号削去,把汉阳诸姬的地方退出来,楚国岂不与齐拚命血战吗?你想长勺之役,齐国连鲁国这种弱国都战不过,他敢与楚国打硬战吗?只好借周天子之招牌,对楚国轻轻敲一下罢了。楚是堂堂大国,管仲不敢伤他的面子,责问昭王不复一事,故意使楚国有抗辩的余地。楚王可以对臣下说道:“他责问二事,某一事,我与他骂转去,骂得他哑口无言,包茅是河边上芦苇一类东西,周天子是我的旧上司,砍几捆送他就是了。”这正是管仲的妙用,口骂无凭,贡包茅有实物表现,齐桓公于是背着包茅,进之周天子,作为楚国归服之实证。古者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周天子祭祀的时候,把包茅陈列出来,贴一红纸签,写道:“这是楚国贡的包茅”。助祭的诸侯看见,周天子面上岂不光辉光辉?楚国都降伏了,众小国敢有异议吗?我写《厚黑传习录》曾说:“召陵一役,以补锅法始,以锯箭法终。”其妙用如是如是。我们把弱小民族联盟组织好了,就用铁锤在列强的锅上轻轻敲他一下,到达相当时机,就锯箭干了事。到某一时期,再敲一下,箭干出来一截,又锯一截。像这样不断的敲,不断的锯,待到终局,箭头退出来了,轻轻用手拈去,于是乎锯箭法告终,而锅也补起了。 外交上,原是锯箭法、补锅法二者互用,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我国外交之失败,其病根在专用锯箭法。自五口通商以来,所有外交,无一非锯箭干了事。九一八以后,尤为显著。应该添一个补锅法,才合外交方式。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即是应用补锅法的学理产生出来的。 现在日本人的花样,层出不穷,杀得我国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兵之力,并且欲招架而不能。我们就应该还他一手,揭出“弱小民族联盟”的旗帜。你会讲“大亚细亚主义”,想把中国吞下去,进而侵略亚洲各国,进而窥伺全世界,我们就进“弱小民族联盟”,以中国为主干,而台湾,而琉球,而高丽,而安南、缅甸,而暹罗、印度,而澳洲、非洲一切野蛮民族。日本把一个大亚细亚主义大吹大擂,我们也把一个弱小民族联盟大吹大擂,这才是旗鼓相当,才足以济补锅法之穷。
民国二年,我在某机关任职,后来该机关裁撤,我与同乡陈健人借银五十元,以作归计。他回信说道:“我现无钱,好在为数无多,特向某某人转借,凑足五十元,与你送来。”信末附一诗云:“五十块钱不为多,借了一又一坡,我今专人送与你,格外再送一道歌。”我读了,诗兴勃发,不可遏止,立复一信道:“捧读佳作,大发诗兴。奉和一首,敬步原韵。辞达而已,工拙不论。君如不信,有诗为证。诗曰:‘厚黑先生手艺多,哪怕甑子滚下坡。讨口就打莲花落,放牛我会唱山歌’。”诗既成,余举未已,又作一首:“大风起兮甑滚坡,收拾行李兮回旧窝,安得猛士兮守沙锅。”我出东门,走至石桥赶船,望见江水滔滔,诗兴又来了,又作一首曰:“风萧萧兮江水寒,甑子一去兮不复还。”千古倒甑子的人,闻此歌,定当同声一哭。
近来军政各机关,常常起大风,甑子一批一批的向坡下滚去,许多朋友,向我叹息道:“安得猛士兮守沙锅。”我说道:我的学问,而今长进了,沙锅无须守,也无须请猛士,只须所你的手杖向对方的沙锅一敲,他的沙锅打破,你的沙锅遂岿然独存。你如果莫得敲破对方沙锅的本事,自己的沙锅断不能保存。
东北四省,被日本占去,国人都有“甑子一去兮不复还”的感想,见日本在华北华南积极进行,又同声说道:“安得猛士兮守沙锅。”这都是我先年的见解,应当纠正。甑子与沙锅,是一物之二名,日本人想把我国的甑子打破,把里面的饭贮入他的沙锅内,国人只知双手把甑子掩护,真是干的笨事!我们四万万人,每人拿一根打狗棒,向日本的沙锅敲去,包管发生奇效。问:“打狗棒怎样敲法?”曰:组织弱小民族联盟。
我们对于日本,应该取攻势,不该取守势,对于列强,取威胁式,不取乞怜式。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即是对日本取攻势,对列强取威胁式。日本侵略我国,列强抱不平,对我国表同情,难道是怀好意吗?岂真站在公理立场上吗?日本希望的是独占,列强希望的是共管,方式虽不同,其为厚黑则一也。为我国前途计,应该极力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努力促成世界大战,被压迫者对压迫者作战,全世界弱小民族,同齐暴动,把列强的帝国主义打破,即是把列强的沙锅打破,弱小民族的沙锅,才能保存。
威尔逊播下“民族自决”的种子,一天一天的潜滋暗长,现在快要成熟了。我国出来当一个陈涉,振臂一呼,揭出弱小民族联盟的旗帜,与威尔逊主义遥遥相应,全世界弱小民族,当然闻风响应。嬴秦亡国条件,列强是具备了的,而以日本具备尤多。一般人震于日本和列强之声威,反抗二字,生怕出诸口,这是由于平日不研究厚黑学,才会这样的畏惧。如果把我的《厚黑学》单行本熟读一万遍,立即发生一种勇气来,区区日本和列强,何足道哉!他们都是外强中干,自身内部,矛盾之点太多,譬诸筑墙,基础莫有稳固。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直向墙脚攻打,“弱联”一成功,日本和列强的帝国主义,当然崩溃。
我们联合弱小民族之初,当取甘地不抵抗主义,任他何种压迫俱不管,只埋头干“弱联”的工作,并且加紧工作,哪有闲心同他开战?等到“弱联”组织成功了,任何不平等条约,撕了即是,到了那时,他们敢于不接受我们的要求,就纠合全世界弱小民族,同时动作,以武力解决,由我国当主帅,指挥作战,把苏秦的老法子拿来行使,“秦攻一国,五国出兵助之或山兵挠秦之后”。像这样干去,赤白两色帝国主义,哪有不崩溃之理!以英国言之,他自夸凡是太阳所照之地,都有英国人的国旗,我们的“弱联”组织成功,可以说:凡是太阳所照之地,英国人都有挨打的资格。这样干,才是图谋和平的根本办法。机会一成熟,立把箭头取出,无须再用锯箭法。我们不从此种办法着手,徒悻悻然对日作战,从武力上同他决胜负,真是苏东坡所说的:“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了,律以我的厚黑哲理,是违反的。日本倡言亲善,如果就同他亲善,事事仰承日本鼻息,不敢反抗,不敢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更是厚黑界之小丑,够不上谈厚黑哲理。
日本是我国室中之狼,俄国是门前之虎,欧美列强,是宅左宅右之狮豹。日本是我国的仇国,当然无妥协余地,其他列强,为敌为友,尚不能预定,何也?因其尚在门前,尚在宅左宅右也。
威尔逊倡民族自决,想成一个国际联盟,以实现他的主张。哪知一成立,就被列强利用,成为分赃的集团,与威尔逊主义背道而驰。孙中山曾讲过大亚细亚主义,意在为黄种人吐气,哪知日本就想利用这种主张,以遂他独霸东亚之野心。所以我们成立弱小民族联盟,首先声明,英美德法意俄日等国永无入会之资格,日本不用说了。我们把英美等国划在会外,也不一定视为敌人,为敌为友,视其行为而定。如能赞助弱联,我们也可视为良友,但只能在会外,不能在会中说话,使他莫得利用操纵之机会。
我们对日抗战,当发挥自力,不能依赖某某强国,请他帮助。就使有时想列强帮助,也不能向他作乞怜语,更不能许以丝毫权利,只是埋头干“弱小民族联盟”的工作,一眼觑着列强的沙锅,努力攻打。要我不打破你的沙锅,除非帮助我把日本驱出东北四省,恢复九一八以前状况,我们也可以锯箭干了事。因为九一八之变,是国联不能执行任务酿出来的,当然寻国联算帐,当然成一个“弱联”,推翻现在的“国联”。所以对付列强,当如对付横牛,牵着鼻子走,不能同他善说。问:列强的鼻子,怎能受我们的牵?曰努力的联合弱小民族,即是牵列强的鼻子,如列强扭着鼻子不受我们牵,我们就实行把沙锅与他打烂,实现孙中山之主张,十万万四千万被压迫者,对四万万六千万压迫者实行作战,忍一下痛苦,硬把箭头取出,废去锯箭法不用,更是直截了当。我认为这种办法,是我国惟一的出路,请全国厚黑同志研究研究。 和平是整个的,现在世界关联密切,一处发生战事,就波动全世界,就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能。列强殖民地太宽,弱小民族受了威尔逊的宣传,早已蠢蠢欲动,大战争一发生,列强的沙锅就有破裂的危险。这一层,日本和列强都是看得很清楚的。日本自九一八以后,一切事悍然不顾,墨索里尼侵占阿比西尼亚,也悍然不顾,都是看清此点,以世界大战相威胁,料定国联不敢动作。果然国联顾忌此点,不敢实行制裁,只好因循敷衍,牺牲弱小民族利益,以饱横暴者之贪囊,暂维目前状况,于是国际联盟,就成为列强的分赃集团。我们看清此点,知道“国联”已经衰朽不适用了,就乘机推翻他,新兴一个“弱联”,以替代“国联”这种机构,催促威尔逊之主张早日实现。这种办法,才适合时代之要求。这种责任,应由我国出来担负,除了我国,其他国家是担负不起的。
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把甘地办法扩大之,改良之,当然发生绝大的效果。印度是亡了国的,甘地是赤手空拳,尚能有那样的成绩。我国是堂堂的独立大国,有强大的战斗力,淞沪之役,已经小小的表现一下,有这样的战斗力,而却不遽然行使,只努力干“弱联”工作,所得效果,当然百倍甘地。这种办法,我想一般厚黑同志,决定赞成的。
我是害了两重病的,一曰疯病,二曰八股病,而我之疯病,是从八股病生出来的。八股家遇着长题目,头绪纷繁,抑或合数章为一题,其作法,往往取题中一字,或一句,或一章作主,用以贯穿全题。曾国藩者,八股之雄也,其论作文之法曰:“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九章,但挈一领。”斯言也,通于治国,通于厚黑学。我国内政外交,处处棘手,财政军政,纷如乱丝,这就像八股家遇着了合数章书的长题目,头绪纷繁,无从着笔。如果枝枝节节而为之,势必费力不讨好,所以我们解决时局,就该应用八股,寻出问题之中心点,埋头干去,纷乱的时局,自必厘然就绪。我们做这篇八股,应该提出抗日二字为中心点,基于抗日之主张,生出内政外交之办法。内政外交的方针既定了,一切措施,都与这个方针适应,是之谓:“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九章,但挈一领。”我以后所写文字,就本此主张写去,但我从满清末年,就奔走宦场,发明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八股一道,荒废已久,写出的文字,难免不通,希望八股老同志纠正纠正。
科举时代的功令,作八股必遵朱注,试场中片纸不准夹带,应考的人,只好把朱子的《四书集注》读来背得,所以朱子可称为八股界之老祖宗。而他解决时局的办法,是很合八股义法的。他生当南宋,初见宋孝宗即说道:“当今之世,要首先认定:金人是我不共戴天之敌,断绝和议,召还使臣,这层决定了,一切事才有办法。一般怀疑的人,都说根本未固,设备未周,进不能图恢复,退不能谋防御,故不得已而暂与金人讲和,以便从容准备,殊不知这话大错了。其所以根本不固,设备不周,进不能攻,退不能守者,正由有讲和之说的原故。一有讲和之说,则进无决死之心,退有迁延之计,其气先馁,而人心遂涣然离沮。故讲和之说不罢,天下事无一可成。为今之计,必须闭门绝和,才可激发忠勇之气,才可言恢复。”这是朱子在隆兴元年对孝宗所说的话。他这篇文字,很合现在的题目,我们可以全部抄用。首先认定日本是仇国,使全国人有了公共的目标,然后才能说“对内团结,对外抵抗”的话。我国一般人,对于抗日,本下了最大决心,不过循着外交常轨,口头不能不说说亲善和调整这类话,不知亲善和调整这类名词,是西洋的八股话,对于中国全不适用,其弊害,朱子说得很明白。
国人见国势日危,主张保存国粹,主张读经,这算是从根本上治疗了。八股是国粹的结晶体,我的厚黑学,是从八股出来的,算是根本之根本。我希望各校国文先生,把朱子对孝宗说的这段文字选与学生读,培养点中国八股智识,以便打倒西洋八股。
中国的八股,有甚深的历史,一般文人,涵濡其中,如鱼在水,所以今人文字,以鼻嗅之,大都作八股气,酸溜酸溜的。章太炎文字,韩慕庐一类八股也;严又陵文字,管韫山一类八股也;康有为文字,“十八科闱墨”一类八股也;梁启超文字,“江汉炳灵”一类八股也;鄙人文字,小试场中,截搭题一类八股也;当代文豪,某某诸公,则是《聊斋》上的贾奉雉,得了仙人指点,高中经魁之八股也。“诸君莫笑八股酸,八股越酸越革命。”黄兴、蔡松坡,秀才也;吴稚晖、于右任,举人也;谭延、蔡元培,进士翰林也。我所知的同乡同学,几个革命专家,廖绪初举人也;雷铁崖、张列五、谢彗生,秀才也;曹叔实,则是一个屡试不售的童生。猗欤!盛哉!八股之功用大矣哉!满清末年,一伙八股先生,起而排满革命,我甚愿今之爱国志士,把西洋八股一火焚之,返而研究中国的八股,才好与我们的仇国日本奋斗到底。
唐宋八家中,我最喜欢三苏,因为苏氏父子,俱懂得厚黑学。老泉之学,出于申韩。申子之书不传,老泉《嘉集》,一切议论,极类韩非,文笔之峭厉深刻,亦复相似。老泉喜言兵,他对于孙子也很有研究。东坡之学,是战国纵横者流,熟于人情,明于利害,故辩才无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为文诙诡恣肆,亦与战国策文字相似。子由深于老子,著有《老子解》。明李卓吾有言曰:“解老子者众矣,而子由独高。”子由文汪洋淡泊,在八家中,最为平易。渐于黄老者深,其文固应尔尔。《孙子》、《韩非子》和《战国策》,可说是古代厚黑学教科书。《老子》一书,包涵厚黑哲理,尤为宏富。诸君如想研究孔子的学说,则孔子所研习的诗经书经易经,不可不熟读;万一想研究厚黑学,只读我的作品,不过等于读孔子的《论语》,必须上读《老子》、《孙子》、《韩非子》和《战国策》诸书,如儒家之读《诗》、《书》、《易》诸书,把这些书读熟了,参之以廿五史和现今东西洋事变,融会贯通,那就有得厚黑博士之希望了。
有人问我:厚黑学三字,宜以何字作对?我说:对以道德经三字。李老子的道德经和李疯子的厚黑学,不但字面可以相对,实质上,二者原是相通,于何征之呢?有朱子之言可证。《朱子全书》中有云:“老氏之学最忍,他闲时似个虚无卑弱底人,莫教紧要处,发出来,更教你支格不住,如张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是学,如关之战,与秦将连和了,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约,与项羽讲和了,忽回军杀之。这个便是他卑弱之发处,可畏可畏。他计策不须多,只消两三处如此,高祖之业成矣。”依朱子这样说:老子一部道德经,岂不明明是一部厚黑学吗?我在《厚黑丛话》卷二之末,曾说:“苏东坡的《留侯论》,全篇是以一个厚字立柱。”朱子则直将子房之黑字揭出,并探本穷源,说是出于老子,其论尤为精到。朱子认为关、鸿沟,这些狠心事,是卑弱之发处,足知厚黑二者,原是一贯之事。
厚与黑,是一物体之二面,厚者可以变而为黑,黑者亦可变而为厚。朱子曰:“老氏之学最忍。”他以一个忍字,总括厚黑二者。忍于己之谓厚。忍于人之谓黑。忍于己,故闭时虚无卑弱;忍于人,故发出来教你支持不住。张子房替老人取履,跪而纳之,此忍于己也;关鸿沟,败盟弃约,置人于死,此忍于人也。观此则知厚黑同源,二者可以互相为变。我特告诉读者诸君,假如有人在你面前胁肩谄笑,事事要好,你须谨防他变而为黑。你一朝失势,首先坠井下石,即是这类人。又假如有人在你面前肆意凌侮,诸多不情,你也不须怨恨,你若一朝得志,他自然会变而为厚,在你面前,事事要好。历史上这类事很多,诸君自去考证。 我发明厚黑学,进一步研究,得出一条定理:“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有了这条定理,厚黑学就有哲理上之根据了。水之变化,纯是依力学公例而变化。有时徐徐而流,有物当前,总是避之而行,总是向低处流去,可说是世间卑弱之物,无过于水。有时怒而奔流,排山倒海,任何物不能阻之,阻之则立被摧灭,又可说世间凶悍之物,无过于水。老子的学说,即是基于此种学理生出来的。其言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诸君能把这个道理会通,即知李老子的道德经和鄙人的厚黑学,是莫得甚么区别的。
忍于己之谓厚,忍于人之谓黑,在人如此,在水亦然。徐徐而流,避物而行,此忍于己之说也;怒而奔流,人物阻挡之,立被摧灭,此忍于人之说也。避物而行和摧灭人物,现象虽殊,理实一贯,人事与物理相通,心理与力学相通,明乎此,而后可以读李老子的道德经,而后可以读李疯子的厚黑学。
老子学说,纯是取法于水道德经中,言水者不一而足,如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又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水之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老子深有契于水,故其学说,以力学公例绳之,无不一一吻合。惟其然也,宇宙事事物物,遂逃不出老子学说的范围。
老子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这几句话,简直是他老人家替厚黑学做的赞语。面厚心黑,哪个不知道?哪个不能做?是谓“甚易知,甚易行”。然而厚黑学三字,载籍中绝未一见,必待李疯子出来才发明,岂非“天下莫能知”的明证吗?我国受日本和列强的欺凌,管厚黑、苏厚黑的法子俱在,不敢拿来行使,厚黑圣人勾践和刘邦对付敌人的先例俱在,也不一加研究,岂非“天下莫能行”的明证吗?
我发明的厚黑学,是一种独立的科学,与诸子百家的学说绝不相类,但是会通来看,又可说诸子百家的学说无一不与厚黑学相通,我所讲一切道理,无一不经别人说过,我也莫有新发明。我在厚黑界的位置,只好等于你们儒家的孔子。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也莫得甚么新发明。然而严格言之,儒家学说与诸子百家,又绝不相类,我之厚黑学,亦如是而已。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鄙人亦曰:“知我者,其惟厚黑学乎!罪我者,其惟厚黑学乎!”
老子也是一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人,他书中如“建言有之”,如“用兵有言”,如“古所谓”……一类话,都是明明白白的引用古书。依朱子的说法,《老子》一书,确是一部厚黑学,而老子的说法,又是古人遗传下来的,可见我发明的厚黑学,真是贯通古今,可以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据学者的考证,周秦诸子的学说,无一人不渊源于老子,因此周秦诸子,无一不带点厚黑气味。我国诸子百家的学说,当以老子为总代表。老子之前,如伊尹,如太公,如管子诸人,《汉书。艺文志》都把他列入道家,所以前乎老子和后乎老子者,都脱不了老子的范围。周秦诸子中,最末一人,是韩非子。与非同时,虽有《吕览》一书,但此书是吕不韦的食客纂集的,是一部类书,寻不出主名,故当以韩非为最末一人。非之书有《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话一句一句解释,呼老子为圣人。他的学问,是直接承述老子的,所以说:“刑名原于道德。”由此知周秦诸子,彻始彻终,都是在研究厚黑这种学理,不过莫有发明厚黑这个名词罢了。 韩非之书,对于各家学说俱有批评,足知他于各家学说,都一一研究过,然后才独创一派学说。商鞅言法,申子言术,韩非则合法、术而一之,是周秦时代法家一派之集大成者。据我看来,他实是周秦时代厚黑学之集大成者。不过其时莫得厚黑这个名词,一般批评者,只好说他惨刻少恩罢了。
老子在周秦诸子中,如昆论山一般,一切山脉,俱从此处发出;韩非则如东海,为众河流之总汇处。老子言厚黑之体,韩非言厚黑之用,其他诸子,则为一支山脉或一支河流,于厚黑哲理,都有发明。
道法两家的学说,根本上原是相通,敛之则为老子之清静无为,发之则为韩非之惨刻少恩,其中关键,许多人都看不出来。朱子是好学深思的人,独看破此点。他指出张子房之可畏,是他卑弱之发处,算是一针见血之语。卑弱者,敛之之时也,所谓厚也;可畏者,发之之时,所谓黑也。即厚即黑,原不能歧而为二。 道法两家,原是一贯,故史迁修《史记》,以老庄申韩合为一传,后世一孔之儒,只知有一个孔子,于诸子学术源流,茫乎不解,至有谓李耳与韩非同传,不伦不类,力诋史迁之失,真是梦中呓语。史迁父子,是道家一派学者,所著《六家要指》,字字是内行话。史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老子是他最崇拜的人。他把老子与韩非同列一传,岂是莫得道理吗?还待后人为老子抱不平吗?世人连老子一韩非的关系都不了解,岂足上窥厚黑学?宜乎李厚黑又名李疯子也。
厚黑这个名词,古代莫得,而这种学理,则中外古今,人人都见得到。有看见全体的,有看见一部分的,有看得清清楚楚的,有看得依稀恍惚的,所见形态千差万别。所定的名词,亦遂千差万别。老子见之,名之曰道德,孔子见之,名之曰仁义,孔子见之,名之曰庙算,韩非见之,名之曰法术,达尔文见之,名之曰竞争,俾斯麦见之,名之曰铁血,马克思见之,名之曰唯物,其信徒威廉氏见之,名之曰生存,其他哲学家,各有所见,各创一名,真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无一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有人诘问我道:“你主张‘组织弱小民族联盟,向列强攻打。’这本是一种正义,你何得呼之为厚黑?”我说:“这无须争辩,即如天上有两个亮壳,从东边溜到西边,从西边溜到东边,溜来溜去,昼夜不停。这两个东西,我们中国人呼之为日月,英国人则呼之为Sun或Moon,名词虽不同,其所指之物则一。我们看见英文中之Sun、Moon二字,即译为日月二字。读者见了我的厚黑二字,把他译成正义二字可也,即译之为道德二字或仁义二字,也无不可。 周秦诸子,无一人不是研究厚黑学理,惟老子窥见至深,故其言最为玄妙。非有朱子这类好学深思的人,看不出老子的学问。非有张子房这类身有仙骨的人,又得仙人指点,不能把老子的学问用得圆转自如。
周秦诸子,表面上,众喙争鸣,里子上,同是研究厚黑哲理,其学说能否适用,以所含厚黑成分多少为断。《老子》和《韩非》二书,完全是谈厚黑学,所以汉文行黄老之术,致治为三代下第一;武侯以申韩之术治蜀,相业为古今所艳称。孙吴苏张,于厚黑哲理,俱精研有得,故孙吴之兵,战胜攻取,苏秦、张仪,出而游说,天下风靡。由是知:凡一种学说,含有厚黑哲理者,施行出来,社会上立即发生重大影响。儒家高谈仁义,仁近于厚,义近于黑,所得者不过近似而已。故用儒术治国,不痒不痛,社会上养成一种大肿病,儒家强为之解曰:“王道无近功。”请问汉文帝在位,不过23年,武侯治蜀,亦仅二十年,于短时间收大效,何以会有近功?难道汉文帝是用的霸术吗?诸葛武侯,岂非后儒称为王佐之才吗?究竟是甚么道理?请儒家有以语我来,厚黑是天性中固有之物,周秦诸子无一不窥见此点,我也不能说儒家莫有窥见,惜乎窥见太少,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也。此其所以“迂远而阔于事情”也。
老庄申韩,是厚黑学的嫡派。孔孟是反对派。吾国二千余年以来,除汉之文景、蜀之诸葛武侯、明之张江陵而外,皆是反对派执政,无怪乎治日少而乱日多也。 我深恨厚黑之学不明,把好好一个中国闹得这样糟,所以奋然而起,大声疾呼,以期唤醒世人。每日报纸上,写厚黑丛话一二段,等于开办一个厚黑学的函授学校。经我这样的努力,果然生了点效。许多人向我说道:“我把你所说的道理,证以亲身经历的事项,果然不错。”又有个朋友说道:“我把你发明的原则,去读《资治通鉴》,读了几本,觉得处处俱合。”我听见这类话,知道一般人已经有了厚黑常识,程度渐渐增高,我讲的学理,不能不加深点,所以才谈及周秦诸子,见得我发明的厚黑学,不但证以一部二十五史,处处俱合,就证以周秦诸子的学说,也无一不合。读者诸君,尚有志斯学,请细细研究。
教授学生,要用启发式、自修式,最坏的是注入式。我民国元年发表《厚黑学》,只举曹操、刘备、孙权、刘邦、司马懿几人为例,其余的,叫读者自去搜寻,我写的《厚黑学》和《厚黑传习录》,也只简简单单的举出纲要,不一一详说,恐流于注入式,致减读者自修能力。此次我说:周秦诸子的学说,俱含厚黑哲理,也只能说个大概,让读者自去研究。
诗经、书经、易经、周礼、仪礼等书,是儒门的经典,凡想研究儒学的,这些书不能不熟读。周秦诸子的书,是厚黑学的经典,如不能遍读,可先读《老子》和《韩非子》二书,知道了厚黑的体用,再读诸子之书,自然头头是道。凡是研究儒家学说的人,开口即是“诗曰、书曰”,鄙人讲厚黑哲理,不时也要说几句“老子曰、韩非曰”。
四书五经,虽是外道的书,苟能用正法眼读之,也可寻出许多厚黑哲理。即如孟子书上的“孩提爱亲”章、“孺子将入井”章,岂非儒家学说的基础吗?鄙人就此两章书,绘出甲乙两图,反成了厚黑学的哲学基础,这是鄙人治厚黑学的秘诀。诸君有志斯学,不妨这样的研究。
厚黑教主传 宗吾家世
大概在南宋年间,广东嘉应州长乐县崛起一个姓李的人家,家长李子敏和他的儿子李上达,创家立业,慢慢家道兴旺,子孙繁衍,就成了一个有名的氏族。后来代代相传,传到第十世上,有位名叫季润唐的,于清代雍正三年,携眷到四川来,先住隆昌萧家桥,后迁富顺自流井,遂在那里落籍了。四川自明末张献忠大屠杀以后,地广人稀,湖广一带的人民,都纷纷迁来居住,这个李姓人家的迁居,当亦不外此种原因。自李润唐入川以来,家道又慢慢兴旺,子孙繁衍,
传到第八代上,出了一颗思想界的慧星,读书穷理,好立异说,那便是以“面厚心黑”创立的李宗吾氏,这人自民国以来,已成四川的名人了。
我因避寇入川,得读李氏的许多著作,由彼此通信,而得相晤识,而结为好友,始尽知他的生平行事和言论思想,他并不是象外间所传的虚妄怪诞,立意在惊世骇俗的人,他的为人,既不面厚,也不心黑;但他偏偏提倡“厚黑学”,偏偏自称为“厚黑教主”,这种“反话正说”的作风,究竟是为何而来?世人不必笑他骂他,应当先加以深切的反省才是。释迦并不应该入地狱,耶稣并不应该钉十字架,但释迦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耶稣偏说:“凡不背十字架走的人,不配做我们的门徒。”这又是所为何来?我们同样应该加以反省的。至手李氏的谈教育,谈政治,谈学术思想等,都是一本正经的立论;不过他的思想有些奇僻,往往发前人之未发,言近人之未言,于是一般传统的学者,就骂他是旁门外道罢了。如今李氏已作古人,再不怕他放言高论了,可是他一生的行事,尚为世人所不尽知,生前的言论思想,也有许多是被忽视的。我为纪念这位亡友起见,不惜笔墨,作此厚黑教主传,好教世人藉以评定他的功罪。
李宗吾氏,生于光绪五年正月十三日。“宗吾”二宇,不是他的原名,这是他后来一再改定的。他的名号几经改变,当他幼年的时候,脾气非常蛮横,毫不依理,见者呼为“人王”;他的父亲就把“人王”二字,合为“全”字,加上辈“世”字,名为世全。算命先生说他命中少“金”,就加上金旁,成为世铨,后来私塾先生又说他命中少“木”,并不少金,他也正嫌父亲为他命的名不好,便自己改名世阶字宗儒,这是表示信从孔子的意思。二十五岁,思想大变,对于儒教颇不满意,心想与其宗法孔子,不如宗法自己,因改名为宗吾。他常说:“这宗吾二字,是我思想独立的旗帜。”以后宗吾,字行,而世阶的名字,就几乎无人知道了。
宗吾兄弟七人,姊妹二人,在兄弟中,他是行六,三哥早死,其余六房均得成立,他的父亲命名为“六谦堂”。除他一人外,兄弟皆务农,惟他的七弟后来开机房,略具商业性质。宗吾是相信遗传和胎教的,他说他之好读书,是决定在先天的,因为生他的那几年,正悬他父亲闭门读书的时候。并且他还引苏氏父子为证,他说:“世称苏老泉二十七岁,才发奋读书。考老泉生于宋真宗祥符二年乙酉,仁宗明道二年乙亥满二十七岁。苏东坡生于丙子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子由生于已卯年二月二十日,他们兄弟二人,正是老泉发奋读书时代生的。历史上二十七岁才发奋读书的,只有老泉一人,生出二位文豪;四十岁才发奋读书的,只有我父亲一人,生出一位教主,岂非奇事。东坡才气纵横,文章豪迈;子由则人甚沉静,好黄老之学,所注老子解,推之古今杰作。大约老泉发奋读书,初时奋发踔厉,后则入理渐深,渐为沉静,故东坡子由二人,禀赋不同。我生于我父亲发奋读书的末年,故我性沉静,喜老子,颇类子由;惜我生于农家,为学不得门径,未免有愧子由了。”他说他的奇怪思想,也是禀自他父亲,实则他家一连几代,性格都有点特殊。我们先追溯到他的曾祖说起,来剖视一下他的血统看看。
宗吾的曾祖,名求枋,性格异常严肃,虽是一个开染店的老板,可是道貌岸然,无人不敬畏他。凡族亲子弟,应衣冠不整者,酒醉者,如果走到他的店门,立即屏气敛容,不敢径过。但他对人并无疾言厉色,仍是具有一副慈祥温和的态度。生平从未作过亏心事,享寿七十岁。临死之前,命家人捧手进巾,自浴其面,帽微不正,手自整理,然后凭几而卒。
宗吾的祖父,名乐山,一生务农,曾耘小菜出售;暇时贩油烛及草鞋,沿街叫卖。身形魁伟,性情朴素。上街担粪,有人和他说话,他必站立对答,粪担在肩上,不知放下。遇狡猾的人,就故意拿他开心,久谈不止,他便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引得满街人捧腹大笑。他于晚饭后便睡,及至家人就寝时,他已睡醒了,以后即不再睡。睡熟时,呼亦不醒,如呼“强盗来了!”即惊然而起。他于晚睡之后,即整理明日应卖小菜,整理完了,便手持一杆,往守菜圃。菜圃临近大路,贼人偷东西从此经过的,往往被他夺下,交还失主,所以贼人非常怕他,常常绕道而行。家中平日是舍不得吃肉的,到了年终,他才割肉十斤,准备腌起。自己持刀修削边角,削下来的约有半斤,便命他的妻子拔萝卜作汤,并切切嘱他:“大的留着出售,小的留着长成,须择一窝双生和破裂不能卖的,才拨来。”他的妻子找遍了圃中,不得一棵,他才忍痛允许拔来使用了。汤热,他亲自持勺,盛入碗内,又倒入锅中,再盛再倒,再倒再盛。他的妻子问道:“你这是干什么呢?”他说:“我想分给家人和工人,苦于不能公平和普遍啊!”这事过于不久,便一病而死。他的妻子割肉一方,献于灵前,一见即痛哭,自语“泪比肉多”!又因痛惜不已,即取他生前所用扁担珍藏起来,并且说:“后世子孙如昌达,常用红绫包裹,悬挂在正堂梁上,永留纪念!”据说这条扁担经他的子孙保留到民国九年,竟被贼人毁了。他的妻子曾氏,是高山寨富家的女儿,出嫁以后,终年陪着丈夫操作,挑水担粪,从无劳怨。有时归宁,看见猫犬剩余的食物,即暗暗想到,我家怎能得到这样的剩饭的食物?宗吾幼时,听到他的父母屡次述及此事,告诫他们兄弟说:“先人这时穷困,这般勤苦,一食之难,竟到如此地步,做儿孙的千万不可忘记啊!”
宗吾的父亲,名高仁,宇静安。他原是在外学生意的自父亲去世后,便为家农,与他的妻子共同操作,终日勤劳的情形,一如他的父母。常常取出他的父亲遗留的扁担,以作警戒,因而家道渐裕,得以购置田产。不幸在四十岁上,因劳致疾,医生警告他说:“赶紧把家务丢了,安心静养,否则非死不可!”他便把家务完全交付给妻子,自己专心养病。三年之后,始得生愈。他在养病期间,才得到看书的机会,先寻到三国演义、列国演义等书来看,以后就看起四书讲章来,他一看再看,于是从中就看出道理来,便是“书即世事,世事即书。”
他后来只看三本书,其他各书全不看了。哪三本书呢?一是《圣谕广训》,这书是乾隆所颁行天下的,后附朱伯卢的治家格言。二是《刿心要览》,还只是看全书中的一本,中载司马光及唐翼修等名言,他呼之为格言书。三是杨继盛参严嵩十恶五好的奏折,后附遗嘱(是椒山赴义前夕,书以训子的,所言皆居家处事之道)。此外还有一本三字经注解,信不常看。就是那三本大书中,还只有前二书是他手不释卷的。临死前数日,犹阅读不忍放下。他常说:“书读那么多干什么。每一书中,自己觉得那一章好,即把他死死记下,照着去行;其余不合心意的,就不必看了。”
他最爱高声朗读的,在《圣渝广训》中,有这两句:“人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在《刿心要览》中,有这几句:“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侠,淫佚又生贫贱。”
他读书固然是如此之少,而平生从未写过一个字,尤其稀奇。当宗吾七八岁时,发生一件急事,他父亲叫他拿笔墨来,等他拿来了他父亲又说不写了。但是宗吾偏说:“我的奇怪思想是发源于我父,读书的方式,也取法于我父。”这事,久后当加以证明。
宗吾的父亲自大病之后,即不敢再作笨重的工作,不过偶尔扯扯甘蔗叶,或种胡豆时盖盖灰罢了。但有暇即看书,自然是他心爱的那几本书,每当工人到田里工作时,他便携着烟竿,或火笼(一种烤火炉),挟着书,坐在田边,时而同工人淡天,时而自己看书。他对于农事,异常内行,每晨必巡视垄—次,常说:“我睡在家中,工人在田间工作的情形,我都知道。”当家人从田间归来,他常问:“工作人到何处了?”如果因末留心,对答得不确实,他便笑着道:“不要瞎说!” 他一生注重早起,他说曾读过三个人的治家格言,都是主张早起的。朱伯卢云:“黎明即起”;唐翼修云:“早眠早起,勤理家务”;韩魏公云:“治家早起,百务自然舒展,纵乐夜为,凡事恐有疏虞。”因此,他虽不象他父亲那样早起,但他总是鸡鸣而起,无一日独断,就是隆冬大雪,亦无不如此。
那时还没有火柴,他每晨起来,便用火链敲火石,将灯点燃,遂以木炭生着火笼,温酒独酌,然后口含叶烟,一直坐到天明,这时,便将工人应做的工作,及自己应办的事,一一规划妥当了。所以他处理家务,都是有理有条;工人作工,时间也无片刻浪费。他怕工人起晚了,耽误工作,而每晨呼喊他们,又觉得讨厌;于是他把堂门做得很紧,一见窗上发白色,即把堂门砰一声打开,工人自然也就惊醒了。 他因为爱早起,好思考,所以生平与人交涉,无一次失败。他常说:“凡与人交涉,必须将他如何来,我如何应,四面八方都想过,临到交涉时,任他从哪面来,我都可以应付。”
当他病愈之后,邻近有一宅院想卖给他,他也很想要,但是苦于索价太高,就故意对卖主说:“价钱太高,我买不起。”可是彼此勾心斗角,牵牵连连,总不肯把事放过。邻人怨他当买不买,声言要到官府控告,他也不理;甚至把他家的出路掘了,他就由屋盾绕道而行,也不与人计较。结果,那庭宅院,还是卖绐与他,这时又生种种纠葛,他仍得到最后的胜利。
宗吾对我说,他的七弟世本,便是他父亲与邻人勾心斗角时生的。果然世本为人处世,精干机警,后来他的父母死,哥嫂死,丧事都由他一人包办,办得条条有理。世本还对人说:“我无事,坐起来就打瞌睡;有事办,则精神百倍。这几年,幸而家中死了几个人,还算有事可办,不然这日子就真难过!”于是宗吾又据以证明他的遗传及胎教说,他希望科学研究一下。他的父亲死时,享寿六十九岁,那时已成小康之家了。
广东人的祖宗纪念,乡土观念,以及团结的精神,是很强的。李家自到蜀以来,对于原籍的先人坟墓,和同族的安全,仍是深深地纪念着的。所以他们还派人赴粤扫墓,并慰问同族的父老子弟。在四川更是设有宗祠。宗祠的设立,据说是外省人来川,常被本地人欺凌,于是他们相约,凡广东姓李的人家,成立一会,叫做,“捧捧会”,有来欺凌的,就一齐同他们拚命。以后有人说“捧捧会”是违法的,:才改立宗祠。
广东人入川的,嫁女娶媳,必择广东人,偶尔破例娶本地女子,入门也必须学说广东话。家庭及亲戚往来,更要说广东话,否则说叫卖祖宗。李家自润唐到宗吾一辈,算来已有八世了;但他兄弟姐妹九人,都是和广东人结亲的。有这强烈的民族性格,再加以代代相传的个性血统,假如我们相信遗传学的话,则产生出一位赋有奇怪思想的李宗吾,这是不足为奇的事。
《厚黑大全》导读
任何当代文化只有汲取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才能成长壮大。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就是对中国历史的评价。对待传统文化要有科学的态度,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要反对国粹主义。自五四运动以来展开丁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优劣的论战,至今仍在继续。论战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是为了从宏观七更准确地把握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和精神风貌,从而把民族历史更快地推向前进。中国传统文化既以历史悠久、成就辉煌而著称于世,又以弊端丛生而遗害无穷。从某种意义上说,揭示传统文化的缺点比挖掘传统文化的优点更发人深省。要了解传统文化的疯疾,辑有李宗吾一系列著作的《厚黑大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本书作者李宗吾,少时,曾从孔于“后世以为楷”之语,改名为世楷,字宗儒,表示宗师儒家。后来在成都读书时,以为儒家学说缺点殊多,宗孔干之儒家无如宗自己,遂改名为宗百,从此进入他自己认为的那种状态:每读古人书,必牛怀疑,以思想独立精神审视历史和社会,1912年,他以“独尊”之名,撰写了轰动—时的《厚黑学》,以后陆续写了—‘些系列文章,其中包括1927年发表的《我对圣人之怀疑》。1928年发表了《社会问题之商榷》。1936年,他将历年所作文字的一部分,融合自己的新观点和想法,重新以随笔体裁整理为文,在成都《华西日报》上开辟《厚黑丛话》专栏,连载发表,以后同名结集单独成书。1936年,他还发表了被人称为扛鼎之作的《中国学术之趋势》。1938年,又将以前曾发表过的短文((JL、理与力学》重新整理成书同名发表。因作者认为此文所言是厚黑学在学理上之根据,所以人们称此书为《厚黑原理》。
作者的基本思想线索是在研究人性中,提出了“厚颜黑心”之说,由此而生“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丽变化”之说。作者认为后者,使“厚黑学就有哲理上之根据了”。其论人性、论经济、论政治、论国际关系、论学术,均循此线索。他自己认为世人多注意其“厚黑学”,而对其他作品“不甚注意”,其实,后者才是作者更为着重的作品。
这些著作八十年代又成为台湾、香港地区及日本的畅销书。作者以强烈的使命感和敏锐的洞察力,对封建社会的政治黑暗和官场腐败予以深刻揭露和严厉抨击。文笔犀利,讽刺辛辣,许多见解令人叹为观止。作者视角独特,观点新颖,自成一家,使人不能不佩服其对传统文化的切肤感受与妙悟能力。
《厚黑大全》收集了李宗吾的重要论文和专著,通览全书,可以了解作者的思想全貌。就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而言,《厚黑学》、《厚黑原理》(心理与力学)、《厚黑丛话》、《中国学术之趋势》、《社会问题之商榷》堪称是李宗吾的代表作。
《厚黑学》是作者的压轴之作,’作者以为如果不是彻底的厚颜与黑心,就不能成为大奸大雄。他将厚黑学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代表人物是尧舜,学说是孔孟之道。其特征是人民浑浑盛题,无所谓厚无所谓黑,纯是天真浪漫,人人皆处童心状态。此时提倡道德,欲返民风于太古。第二时期,代表人物是刘备、曹操,刘备是厚颜的代表,曹操是黑心的典型,学说是作者的《厚黑学》。其特征是人民知识渐增,机变百出,世故奸猾,阴险狡诈。第三时期,代表人物还未出现,学说是作者的《心理与力学》。其特征是以孔孟之道行曹刘之术。在第三时期,即使孔孟复生,必归失败者,谓其无曹刘之术也;曹刘复生,亦归失败者,谓其无孔孟之心也。作者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第二时期末,第三时期初。
作者撞笑怒骂,妙语连珠,通过刻划封建社会某些政治家的真实肖像,彻底剥下了他们的画皮。作者以三国时代的曹操、刘备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使读者得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曹操和刘备是三国时期的一代易雄。经过罗贯中《三国演义》的传播,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在作者看来,曹换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皇后皇子,并鼓吹“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
好雄的嘴脸暴露无遗。刘备的特长全在脸皮厚,他依曹操、依吕布、依刘表、依孙权、依袁绍,东逃西跑,丧尽廉耻。他最善哭,以骗取将士的好感。曹操和刘备是封建政治家的双绝,中国的政治哲学在二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被运用得炉火纯青。孙权心肠之黑,仿佛曹操,无奈黑不到底,黑之程度比曹操略逊一筹;脸皮之厚,酷似刘备,无奈厚不到底,厚之程度,比刘备稽逊风骚。他虽黑但不如操,虽厚亦不如备,也不失英雄本色。曹刘孙三人各有千秋,谁也征服不了谁,于是只好天下三分。作者指出,项羽失败正如韩信所言是由于“妇人之仁,匹夫之勇。妇人之仁,是心有所不忍,其病根在心子不黑;匹夫之勇,是受不得气,其病根在脸皮不厚,而刘邦获胜全在心肠黑脸皮厚。韩信脸皮最厚,但心不黑,最后身首异处。范增心最黑,脸皮不厚,最后疽发背死。作者通过对以上典型人物的分析,终于发现了千占不传的秘诀:一部二十四史,一言以蔽之,厚黑而已。 作者认为,厚黑学分三步功夫,第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城墙虽厚,可用火炮轰破;煤炭虽黑,但颜色可憎,众人不愿接近它。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同第一步功夫相比虽有天壤之别,叮毕竟有形有色,别人经过细心观察便可看出蛛丝马迹。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进入“无声无嗅,无形无色”之境界。臻于此境,就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锐不可当、所向披靡。厚黑术被封建政治家奉为圭桌,是其争权夺利的锦囊妙计。篱建政治家未必懂政治学,但不能不通厚黑学。
作者创立了厚黑学理论,从学术渊源上讲,儒家的消极面是“厚学”的理论基础,法家的消极面是“黑学”的指导思想。关于厚黑的内涵、功能,作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天命之谓厚黑,率厚黑之谓道,修厚黑之谓教;厚黑也者,不得须爽离也,可离而非厚黑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厚,恐惧乎其所不黑,莫险乎薄,莫危乎白,是以君子必厚黑也。喜怒哀乐皆不发谓之厚,发而无顾忌,谓之黑!厚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黑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至厚黑,天下畏焉,鬼神惧焉。昏君好臣无一不厚不黑,即使名君贤由也未必又薄又自。”
在《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办事二妙法》等篇中,作者通过对封建官场求官、做官、办事技巧的剖析,戳穿了封建官吏官运亨通,青云直上的隐秘,有些话堪称至理明言,一语道破,读来令人茅塞顿开。所谓求官六字真言即空、贡、冲、捧、恐、送。空即别无他求,一心求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贡即善于投机钻营,逢场做戏;冲即出语惊人、哗众取宠;捧即溜须拍马,曲意逢迎;恐即对上司表面上阿澳奉承,实际上暗击对方要害;送即损公肥私、请客送礼。所谓做官六字真言是空、恭、绷、凶、聋、弄。空即凡事不必认真,难得糊涂;恭即对上司卑躬屈膝,胁肩馅笑;绷即对下属和百姓假装满腹经论、威风凛凛;凶即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要不挥手段,而表面上又要温良恭俭让,以仁义之名行厚黑之实;聋即对批评装聋作哑,充耳不闻;弄即千方百计中饱私囊。只有会求官,才能高官得做、骏马任骑;只有会做官,才能官运长久,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封建官吏虽有正意、诚心、修身的信条与理想,但普遍缺乏政治道德,贪官污吏的泛滥成灾是厚黑学广有市场的必然产物。所谓办事二妙法是指锯箭法和补锅法。战国管仲和东晋王导是将二妙法运用得天衣无缝的典范。办事二妙法是封建政治家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摔园,常胜不败的政治秘密。
作者将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应用到心理学中,创一臆说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写成专著即((JC理与力学》。作者认为,一部二十四史是人类心理留下来的影像,取历史上的事迹,依力学规律绘出图来,即知人事纷纷扰扰,皆有一定轨道,感情之深浅与距离之远近成比例。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构成一个小圈,’其亲、兄、邻人、本省人、本国人、外国人依次构成逐渐放大、逐渐疏远的大圈。孟子主张性善论,他站在最里圈向外看去,见得凡人的天性,都是孩提爱亲,稍长爱兄,再进则爱黑学与诸子百家学说是相通的,周秦诸子从老子到韩非子都在研究厚黑学,只是未发明厚黑学名词罢了。道法两家学说,根本上原是相通的,敛之则为老子之清静无为,发之则为韩非之酷刑惨烈。卑弱者,敛之之时,所谓厚也;可畏者,发之之时也,所谓黑也。
《中国学术之趋势》包括四部分:老子与请教之关系、宋儒与川蜀文化、宋儒与道统、中西文化之融合。作者主要分析了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特征,并对儒道两家的关系及二者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给予了新的说明。作者认为中国学术有两个最发金时期,第一是周秦诸子,第二是赵宋诸儒,此二期之学术都有创造性。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是周秦学术之继承;元明是赵宋学术之发展,清朝则是汉宋学术之融合,局秦是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是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时期。作者认为周秦诸子的代表是老于而不是孔子,赵宋诸儒的代表是程明道而不是未子。若从渊源论,此说成立,若从影响论,孔子与朱子才是两个时期的代表。
老子就致虚守静、归根复命而言,属出世法,庄列关尹诸人,走的是这条路;就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而言,属人世法,孔墨申韩诸子,走的是这条路。老子将人世法和出世法冶于一炉,一以贯之,故可总结周秦学术的全体。作者认为老子哲学是先秦谱子百家学说之总纲,该命题体现了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作者看来,后人误解了老子的无为思想,老于思想从根本上讲是有为而不是无为。老子说:“我无为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丽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为、好静、无事、无欲是无为,而使民化民正、民富民朴是有为。老子又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宇作流字解,则道德仁义礼五者,是连贯而下的。老子洞明万物变化的轨道,有得于心,故老子言道德,作为老子的弟子,孔子重仁,孟子重义,萄子重礼,韩非重刑,从而完成了先秦学术的演化过程。 作者在阐述了老子无为思想的实践意义后,又探索了老子“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本意,老子并非否定人类文86,而是强调只有除去自己的意思,达到无知无欲之境界,才能窥见宇宙自然之理。世人不解老子本意者多矣,只有庄子对此心领神会,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解释。作者又分析了儒释道三教之同异,概言之就是:佛家专盲出世法,儒家专言世间法,道家则把出世法与世间法打通为一,而宋学是儒释道三家学说的集大成。两汉时期,儒道两家互相排斥,至两晋,王粥曾注《易经》和《老子》,试图融合儒道。唐代儒道佛三足鼎立,到唐末,三教合一的趋向已初露端倪。到宋代,经过宋儒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儒释道三家定于一尊,成为宋学。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盛时期,无论是文学、艺术(绘画、书法),还是学术,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哲人辈出,学派林立,周敦颐、邵雍、二程、二苏、朱嘉、陆象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至宋,孔老盂苟完成了由分立到合流的历史性转变,这是宋儒的开创性贡献。
作者对宋儒既有赞扬,又有批评。他认为宋儒最令人佩服的,是把儒释道三教从学理上融合为一,其最不令人佩服的,就是门户之见太深,即以孔子和程朱的是非为是非,道统观也由此产生。有末一代,学者之间排斥异端,互相攻汗,朱陆分派是学人相轻的前车。宋儒的最大缺陷就是心胸狭窄,容不得不同学术观点与己争鸣,学阔气太浓。门户之见是版害学术自由的天敌,而宋儒恰人此误区。对中西文化的差异,作者也多有卓见。在作者看来,西方人以个人为起点,重在于身有益;中国人以心宇为起点,重在问心无愧。自由竞争西方学术思想的最大特色,而人我之间之冲突,是中国学术思想最精粹且为西方所不及的地方。印度讲出世法,西方讲世间法,老子将出世法与世间法融为一体。作者主张,整理宋儒的理学,去其拘迂的教条,取其圆通的方法,与西方的学术思想融会贯通,以创造出新世界新的学术思想,为人类谋取最大的幸福。作者发现老子无为思想与西洋民主思想是相通的,并举严(复)批老子为证。我们看来,中国古代没有完整而系统的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思想,老子之无为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大相径庭,绝不可同日而语。
作者认为中西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西方人用“物理”方法,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创立了各门自然科学;中国人用“论理”方法,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若将中西方思想结合起来,则可取长补短,相映生辉。西方人把个人、国家、社会看成是互不相容的三极,彼此互相冲突g而中国则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统一在一起。相比之下,作者认为儒家思想博大而圆满,圆满面完美。其实
作者此论大谬不然,个人、国家、社会只有保持合适的距离,个人才能拥有充分的自由,既能享受国家与社会勿保护,又能免受国家与社会的压迫,而中国式的家国同构恰恰是宗法制度得以长期延续的文化基因,而宗法制度又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
《社会问题之商榷》一’文,选取了原书的五个部分:公私财产之区分、人性善恶之研究、世界进化之轨道、理想社会之构想、各种学说之调和。作者认为地球生产力(如各种自然资源)和机器生产力(女DfE宗固定资产)是公有财产,不论是私人用强力占据的,或是用金钱买卖的;人的脑力体力是私有财产,如果要使用它,必须给予相当的代价。作者的划分显然不符合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也不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在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形态中,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均可成为私有财产,而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人的脑力体力井非纯粹的私有财产,因为个人对自己的脑力和体力没有支配权或完全的支配权,作者的分类具有浓厚的空想主义色彩。
人性的本质为何,是中国哲学史上没有定解的悬案,告子主张性无善无恶,孟子主张性善,萄子主张性恶,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亚当。斯密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且自私有益于社会的进步。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等认为人性是善的,人类的痛苦是罪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作者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善恶二宇都是强加之词。孔盂以性善论为基础,主张以道德治国,申韩以性恶论为基础,主张以法律治国,二者各执一端,均有流弊,而理想的治国之术当采用物理学原理,制定国家制度时,使离心向心二力保持平衡,犹如地球绕日一般。作者以孙中山的研究政治理论为例,说明两种力量保持平衡才有助于社会稳定。孙中山曾说:“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自由太过,便成了无政府,束缚太紧,便成专制,古今中外数千年来,政治变化总不外乎这两个力量之往来行动。”
作者在总结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后得出了世界进化之轨道,即社会进化是以螺旋线进行,不是以直线进行。螺旋式的状态,是纵的方面越深,横的方面越宽,这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完全符合。作者认为世界的趋势,总是由数小国合并为一大国,由数大国合并成一更大国,国家渐合渐大,国数两昔御少。国际联盟是世界混一的前兆,世界语是全球同文的萌芽。作者通过我国兵制三时期、婿姻制度三时期,欧洲自由三埋藏和财产分配方法三时期来证明人类社会螺旋式发展的真理。对内调和,对外奋斗是贸穿作者对内对外政策的一条主线,即以全民族的爱国主义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作者对理想社会的构想是: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完全归公,人的脑力体力完全归私;使用机器的工业归公,不用机器的工业归私;大商业归公,小商Jk归私;贷款的利息,一半归公,一半归私;国际贸易归公,国内贸易归私。作者又认为只有把各种学说加以调和,才能建立圆满而完整的理论,他把性善与性恶、利人lJ利己、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唯心与唯物、知难行易与知易行难,种种互相反对的学说,加以研究之后得出‘个结论:“无论古今中外,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双方俱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经过长时间之争辩,仍对峙不下者,此二说一定可以并存,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我们把两说合而为一,理论就圆满了。”
《厚黑大全》等书是作者用奇特的思维方式写成的奇书,但书中有的观点是错误的,有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作者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去剖析人的行为和政治现象,在他看来,政治学就是厚黑学,政治家就是厚黑徒,不免以偏概全,—叶障目,不见泰山。作者不能用一分为::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好象一位政治家有了一些厚黑行为就应全盘否定。作者以纯粹学者的眼光去考察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难免有书生气。他不太了解政治,以至将政治镐略也视为厚黑行为。作者关于历史与学术的一些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尽管这些书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无庸置疑,它们对读者是开卷有益的,而对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专业人员,则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1992年岁末于北京大学 谷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