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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媒攻击已“无底线”,中国媒体怎么办?

小牛工作室 庖丁解news 2022-03-17

近日,由中国新闻社主办、中国新闻网等协办的“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全球抗疫与国际传播论坛”在浙江乌镇举行。


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环球时报社总编辑胡锡进、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吴鹏、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北京分社社长阿赛等围绕相关话题进行了分享交流。



对西方媒体的恶毒攻击,该迎头痛击一定要迎头痛击


▲图为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出席论坛并致辞。


毫无疑问,中国战疫模式的成功,引来了全世界的关注。应该说引来了绝大多数国家和朋友的尊重和某种意义上的佩服,但同时也引来了一些国家、一些媒体的“羡慕、嫉妒、恨”。

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讲:
1.中国战疫的政治叙事;
2.中国战疫的技术叙事;
3.交流和交锋。

从政治叙事角度来讲,我想聚焦这么一点——我们在国际传播中,过去相当长时间内非常注意各种各样的中国元素,功夫、熊猫、绿茶、旗袍等等。

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于这些元素后面整体精神层面一些比较重要的价值观传播得不够。所以从这一次中国战疫的成功经验中,我自己提炼了一些“中国人非常宝贵的价值观”,我想从这个角度进行叙事,恐怕更有力量。

比方说我们是第一时间提出,而且一直在做——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这和一些国家把商业利益高于一切,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理念,我觉得可以用英文概括,就是一个词——life

第二,中国全国上下众志成城这种伟大的团队精神,和一些国家互相吵架形成鲜明对比。我们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很多国家做不到,这个英文可以叫做“unity(团结)”或者“solidarity”都可以。

第三,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在战疫中展示了权利与责任的平衡、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我觉得这个非常宝贵。这和一些国家、一些价值观中强调个人权利至上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认为在21世纪的现代社会,如果不能够保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就不能适应这个世界上人类所面临的挑战,所以这个价值观可以叫做“responsibility(责任)”

另外,我们讲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是全世界提供最多抗疫物资、抗疫产品和疫苗的国家,我们的理念非常清楚,就是人类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应该形成共同体。我觉得就一个“one community(一个共同体)”的英文单词。

另外这次在中国疫情防控中,我们大量运用了新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信息文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做法在重新界定过去西方特别自豪的一个词,叫做“Modernity”,中国人现在叫的“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性(People-centred modernity)

就是最新的技术是服务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例如用一部手机,生活就能全部搞定,我觉得这一点在我们战疫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我觉得对中国内部来说,我们强调这个价值观,有利于我们真正确立更多的文化自信、价值观自信。

对外呢?我觉得把中国人这些很好的思想、价值观推介给整个世界,这是中华文明应该对全世界做出的贡献,我真的觉得、发自内心地觉得这代表着世界的未来。

比方说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只讲权利不讲义务,社会是没有未来的,对付不了很多挑战,所以这是中国人坚信的东西。

第二,中国战疫的技术叙事。

我也是从一个角度讲,就是我觉得中国整个战疫过程有很多做法,实际上可以说是一种教科书般的中国模式的展现。我们用教科书一样地把它展示出来,甚至不涉及任何政治,就是谈技术。

所以我看日本导演竹内亮在去年初拍了南京抗疫现场,10分钟,在日本非常受欢迎,它就是如实记录南京一个小区怎么测量体温,单位怎么上班,怎么佩戴口罩、手套,怎么用酒精消毒液、护目镜,快递怎么送,用什么支付手段,怎么坐地铁的等等。

把这些如实拍下来以后就有很形象的展示。结果我们发现一贯非常强调做事精细的日本人感到很震惊,中国做的比我们精细很多。

实际上我们战疫过程中有很多细节,比如我去年招博士生,整个通过视频方式来招,我觉得这个可以把它录制下来,可以成为教科书般的怎么录用博士等等。

我跟美国朋友也说,我说你仔细看一下我们高速公路上的服务站,一个服务站的疫情防控怎么做的,你好好研究学习一下,比你白宫的要求都高,所以这是值得你们借鉴的。

最后一点就是交流与交锋并举。

因为这次疫情发生之后,不管中国的愿望多么美好,我们与人为善,我们相信别人也是善良的,但我们不得不看到从疫情一开始,对于中国整个疫情防控,西方主流媒体就进行恶毒的攻击。

我在上海东方卫视做节目,我们第一时间就亮剑。西方英国、美国媒体、法国媒体带头说“这将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去年2月已经明确提出“不会的,这将是西方的切尔诺贝利”,我们对西方的基层治理非常了解,我们做了分析,一旦变成社区传染,西方很难控制,所以我们做出大胆的预测。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在去年2月第一时间登了一篇非常恶毒的文章,叫做《一种病毒,两种制度》,文章说这种病毒在民主制度下没什么大问题,在中国这种制度下问题就很大,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后来我就碰到经济学人的记者,我说,你要知道你们的信誉不好,我们现在很多中国朋友都有这么一个说法,我建议你们了解一下,就是读经济学人杂志关于中国的政治评论要反过来读,你说不好就是很好,后来证明是这样的。
  
我去年6月份和芒克辩论(加拿大的一个平台),和牛津大学一个教授辩论,他对中国的偏见非常大,我们辩论的题目是《中国战疫模式是否证明中国模式优于西方模式》,我说这还用争议吗?我说在中国上海现在的安全感比伦敦高100倍都不止。

后来我把这个概念进一步展开,我叫“人均安全感”,人均免于感染新冠肺炎的安全感、人均免于死于新冠肺炎的安全感,你进行比较,这都可以量化。

所以对于这种恶毒的攻击,我们觉得一定要通过交锋才能更好地交流,只是希望交流,有时候会遇到巨大的挑战。

所以我一直讲这个观点,对于恶意的攻击,因为现在很多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攻击已经没有底线了,下三滥了,所以我们该迎头痛击的一定要迎头痛击,当然该客客气气就客客气气,实事求是。

疫情如此惨烈,西方媒体去哪儿了?!


▲图为环球时报社总编辑胡锡进出席论坛并致辞。


我觉得疫情暴发以来,西方媒体的积极表现,真的令人失望,最重要的是美国的疫情这么厉害,死亡已经接近69万人了,上周还平均每天感染12万人,单日死亡还有2000人。


但美国在政治上对这一局面整体上无动于衷,那个国家明显走向了冷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的媒体不是第四权力吗?


要我看,美国舆论对阻止错误的抗疫路线基本没起作用。美国舆论显然什么声音都有,但那些声音真的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大家说是不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总体作用比中国互联网舆论对国家抗疫政策的影响要小多了,大家好好琢磨,是不是这么回事?


过去,我们都以为西方舆论很厉害、很厉害,现在发现他们怎么好像也挺怂的,很无力。


所以我问——“疫情如此惨烈,西方媒体去哪儿了?!”


中国舆论与整个社会体系的关系与西方不太一样,也许我们不要就此做对比,但是这种对比实际上每天都在发生。


那么,非要比的话,我认为时机效果是不应该绕开的。


在中国,一个普通网民、一个UP主,是有可能制造一个舆论焦点的,有的时候能起的作用比西方大牌主持人或者专栏作家还要大。


我不是搞舆论传播理论的,我也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但我能够感受到这种力量的区别。


西方的体制在我看来太有承受力了,一个党只要被选上了,就有了蔑视批评和混不吝的政治资本。


其实,我知道,美国和西方国家有他们自己的国情,他们不可能做到中国这样有组织的抗疫,我之所以这样批评他们,是因为他们总是很刻薄地指责我们,而反唇相击,反舌相怼就是老胡这样的媒体人所必须做的了。


如果都好好说话,我总是觉得中西各有所长应该彼此尊重,互相取长补短。


如今是全球化,互联网把不同社会紧紧连在了一起,大家互相看着,心里都很明镜似的。谁有什么长处,有什么不足,哪能看不出来啊?


像中国,现在几乎已经不再因为新冠疫情而有人去世了,而美国一天还死2000人,大家要知道美国人口只是中国的1/4,按照中国这样的比例,你想想,是更多啊?那哪样好,这不明摆着吗?


但是大家看,美国的主流舆论不断找中国的茬,但是,我觉得一些假话还是挺让人悲哀的。


说实话,我很不希望中美舆论互相怼成这样,过去中美舆论还互相介绍一下对方社会的长处,尤其是中国这边介绍了很多美国的长处。现在,我们专找对方的短处和笑话讲,越是揭对方丑的报道越受欢迎。


我觉得中美舆论形成彼此“骂战”,就像一个大漩涡,把双方的大量资源和精力都卷了进去,造成这种情况的最大推动力和责任,的确是在美国那边。


我真的希望中美和中西的舆论战能够松动一些,这符合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


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了,我们都生活在现实中,当美国和西方的精英们对我们发动一轮又一轮的舆论战时,他们可别指望像环球时报这样的中国舆论力量往后缩。


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要做好中国的事情


▲图为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吴鹏出席论坛并致辞。


我在这里谈非洲可能有些朋友们不太了解,也未必感兴趣,但是我要说,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谁能够料到几十年之后的非洲就不能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更重要的伙伴吗?难道它的重要性对中国而言就不能超过欧洲吗?不一定的。


我们都知道,中非传统友谊诞生在我们支持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运动之中,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中非之间谱写了一个新的篇章,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更是坚定的支持。


在非洲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高我们国际传播力的落地效果,我和我的同事们也一直在努力地探索,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觉得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要做好中国的事情,特别是在非洲。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抗疫”,从去年开始,我们在抗疫物资的捐助过程中实现了对非洲所有国家的全覆盖


今年实际上在2月份,我们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已经开展了对非洲国家(当然,还有其他方向的)疫苗援助。可是,在国际上,特别是一些媒体,总是质疑中国捐助的初衷是什么,甚至冠以“疫苗外交”。


一位国际知名通讯社的记者曾经采访我,他说你看在非洲,你为什么不是全部都援助,而是援助了这个和那个?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什么因素来做出的?他当然问的还很客气。


我说实际上我作为非洲司的司长,在日常工作中,确实,我只考虑谁提出了疫苗的需求,有没有国家给我们中国疫苗的准入,我有没有能力以我的工作来找到这样的资源,我说我没有考虑其他的地缘政治因素。当然了,我这样的回答,他是不会报道的,因为这不是他正确的答案。


在中国的非洲事务之中,现在有一些这样那样的评论。比如说债务陷阱,比如说“和中国做生意吃亏论”,甚至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说中国的“win win”是中国赢两次,而这种叙事在非洲确实有一定的市场。


我觉得不必太介意,因为我们在非洲所做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我讲,而是因为美国搞非洲问题的专家在采访我的时候,他自己讲。他说中国在非洲所做的事情,我可以每天列出一大长串的清单,写都写不完。


那么,其他一些国家总是停留在一长串的承诺、口号,我觉得这个我们是有优势的。


比如说今天我们的互联网大会,在非洲,有一半以上的无线网站和宽带网是由中国参与建设的,我们在非洲光纤的铺设里程是20万公里。我觉得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个东西不是你说能攻击、能抹黑就抹黑的。


有些国家讲,我们有钱、我们有技术,中国公司是用不正当手段做出来的,不是这样的。


我刚才讲了,互联网的站点铺设是要中国的技术人员和非洲朋友一起钻山沟,一公里、一公里铺出来的。比如说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的桥梁,在非洲不是说我们逼着谁、用枪顶着谁的脑袋说要把这个项目给我们的,而是靠着我们过硬的技术,而这个有一定的必然性。


比如说在一些老牌的发达国家里,可能30年、50年,它自己都没有再修过一座桥梁了,他的设计人员、工程师、熟练的工人哪里去找?


我曾经在非洲去看过一些其他的、我们邻国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日本,很认真、很敬业,但是在那里从事工作的是60岁以上的老人,年轻人已经不出去了,所以它怎么能像我们中国这样有经验的工程师们,带着非洲人一起把它做得又快又好呢?


我昨天去了舟山,像舟山群岛的岛链被各种各样的大桥联系起来了,所以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同时也不能让别人妄加诽谤。


所以,我们同时要讲好中国故事。


在这个网络时代,往往是非常浅、快的概念,一闪而过,不断被重复,所以一些错误的观念就烙在别人的脑子里,所以我们要用更加深、实的东西来加以反击。


比如说非洲的煤电,西方总是攻击我们在非洲发展煤电,实际上你问问有几个煤电?说不出来。我们可以告诉他,只有津巴布韦、南非两个煤电项目,而且是在2019年以前了,2020年以后中国没有参与非洲的任何一个煤电的项目。


我经常鼓励在非洲的中国企业要站出来讲中国的事情,不容易,有文化的原因,也有语言的困难。实际上我们在国际传播力上,一个最大的困难是语言。因为现在是社交媒体的时代,中国不能够用他们的语言去讲故事的话,你的听众就少。


当然,有一次我和一个美国搞非洲问题的学者,他用英文采访了我一个小时,我和他讲,我很累,你还在抱怨中国的官员不接受采访,这是不公平的,这至少是一种文化的不公平。我说,我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西方学者和记者能够讲中文。


当然,抱怨没有用,我们只有通过每个人的努力,来把中国故事讲好,在社交媒体上真正地把一个事实的东西讲出来,不是说中国在非洲一切都那么美好,我们有我们的缺点,我们也承认,但这个是在成长之中的一个烦恼。


最后,我觉得讲好中国故事,也要讲好非洲故事


实际上,在我们国内对非洲也有比较大的误解,比如说我们中国在非洲只有撒钱了,好像只是单方面的援助,不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试想,我们在非洲近百万中国人,4000家成规模的企业,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他们怎么可能在那儿去工作呢?我没办法展开去讲这个道理,我们是非洲连续12年最大的贸易伙伴。


所以这些方面,我也觉得很遗憾,有时候一些西方媒体的叙述,它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我们中国人对非洲的一些看法。


最近我们常谈到病毒溯源的问题,有些中国的同胞们也觉得艾滋病是来自于非洲,其实据我所知,是上世纪80年代在北美的一个国际大都会的同性恋人群中首先发现的艾滋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它栽到了非洲丛林的猴子身上。


所以这种险恶的用心,确实给我们中国对非洲的理解也造成了很大的误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新冠病毒溯源的问题上坚决反对政治化和污名化。时间有限,我不能展开讲,也希望在座的各界朋友们,多关注非洲,多支持中非合作!


疫情问题的政治化必须停止


▲图为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北京分社社长阿赛出席论坛。 


我叫阿赛,是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北京分社社长。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今天我代表的品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是今日俄罗斯媒体集团于2014年10月开通的现代新闻通讯社。产品包括新闻专线、新闻网站、社交网络、手机软件和媒体新闻中心。卫星社的新闻网站用英语、德语、韩语等30多种语言,以每天24小时进行报道。卫星社的网站除了新闻资讯以外,还有视频报道、短视频、现场直播、信息通讯以及图片库。


我今天要讲的话题是媒体新时代的挑战,那么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疫情,不言而喻,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深深地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领域:风俗习惯、工作安排、旅游方式等等,我们见证着太多天翻地覆的变化,变化是可怕的,会令人不安,而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应该做的是带来稳定。


无论传统媒体或者新媒体,每个信息传播渠道都应有助于观众的理解。每个人获取信息的方法不一样:有的看电视,有的听广播,有的在网络浏览或利用社交网络。


如果知道观众的习惯在哪里,知道每个渠道的特点,能赢得舆论理解和肯定。抗疫战争还没有结束,但人类已经找到了有效的武器,这就是接种疫苗。


接种疫苗是打败疫情最必要的因素,所以媒体的任务是利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宣传关于疫苗的正确信息,教育公众了解免疫接种的重要性。


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忠于事实,不搞虚假报道是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当今世界处在困难时期,这些原则要起更大的作用。


疫情问题的政治化必须停止,不让某个人或机构借抗疫谋取自己的利益。媒体合作也十分重要。


疫情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单独问题,而是只有世界各国一起行动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这其中包括媒体间的合作,交换正确的信息,打击假新闻,提供机会交流经验等等,比如我们今天参加的活动就是很好的榜样。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有一个调研项目,专门是面向记者,旨在为各国人士交流经验,发展媒介传播,加强专业沟通而搭建。项目开展以来,共有来自30个国家的3000多人,以各种形式参与进来,我也欢迎大家来参加。



内容来源:中国新闻网

编辑: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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