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青年记者 Author 董婧佳
新闻传播研究杂志,1942年创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写出的稿件要有利于国家和民族,要有温度和向上的力量。
王丹鹰
同题报道如何“突出重围”
在新闻报道中,找到“与众不同”的选题往往是许多新闻人“出奇制胜”的法宝。
然而当重大议题来临,众多媒体面对相同选题时,又该如何在强手如林的新闻报道中“突出重围”呢?
王丹鹰将“突围”的法宝归结为“提早准备,精心策划,创新思维,熟悉情况,良好人脉”。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针对海外高度关注的内地改革开放与港澳问题,中新社香港分社策划推出了“改革开放40年•港澳情”系列报道。
2017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香港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香港同胞一直积极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从未忘记。
王丹鹰说:“根据总书记讲话精神,我们最终确定系列报道以‘国家从未忘记’为主旋律,以‘香港既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贡献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为基调。”
之后,王丹鹰带领报道组进一步形成共识:第一,根据中新社受众特点,坚持中新特色,把采访目标定在参与过内地改革开放的香港知名人士身上;第二,以讲故事的方式,通过知名人士带出典型事件。
“总体目标有了,我们又在长长的名单中反复甄选,挑出最有代表性、最具典型意义的人作为采访对象。”王丹鹰说,基于香港分社几十年的耕耘,记者们与香港各界人士都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或通畅的沟通渠道,对香港的人与事、历史与现实也比较熟悉,“这也确保了我们的稿件能够准确真实,并写出特色。”
“比如稿件《香港从未缺席 未来更有信心——专访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作为香港前特首,很多媒体希望采访梁振英,也时常报道他的言行。我们的稿子能脱颖而出,一是长期的积累使我们对他在内地改革开放初期即积极参与其中献力献策的往事比较了解,包括其中一些小故事;二是事前做了精心的策划。”
王丹鹰说,比如在采访中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针对部分香港年轻人对国家和内地缺乏了解甚至有误解,请梁振英用年轻时的经历和前特首的身份对香港年轻人发声,于是稿件里有了“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亲历者,梁振英坦言:人生最有价值的地方并非银行有多少存款,而是能为国家付出多少。今天香港的年轻人,机会更多,但凡事不能仅用商业角度看国家与香港的关系,在要求国家给予‘国民待遇’的同时,也应该承担国民责任。”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香港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
于风暴中找寻温暖
职业生涯中,王丹鹰与香港缘分匪浅。
1997年,世界银行年会在香港举行,王丹鹰赴港采访。“这次采访我吃了英文不好的大苦头。”王丹鹰回忆说,会议都是英语发言,提供的发言稿也多是英文的。“所以对于我们记者,学好外语很重要。”
2017年,王丹鹰再度赴港工作。“相隔十多年,明显感到香港与内地的交流更多了。内地来旅游的人非常多,各省市也常来香港开招商会、推介会。平日接触到的不论是公务员、警员,还是餐馆、商场服务员,懂普通话、会说普通话的也比当年多了。”王丹鹰说。
王丹鹰在中新社香港分社办公室
2019年,香港爆发修例风波。
“这次修例风波持续时间长,暴力活动猖獗,各种反中乱港势力纠集在一起,从街头到网上,从舆论到行动,组织策划之周密、蛊惑破坏力之强,是香港前所未有的,对一线记者而言,更是一场事关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新闻观、世界观与人身安危的巨大考验。”
王丹鹰说,“在香港分社王佳斌社长和支部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一方面严把政治关,通过采编会、面对面交流等多种方式加强记者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记者们的政治敏感性,培养记者们正确的新闻观,确保发稿政治安全;另一方面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为记者们配备头盔、护目镜、口罩等防护装备,同时及时进行心理疏导。这不仅仅是一场尖锐复杂的舆论斗争,也是对记者们意志品质的严峻考验。值得骄傲的是,香港分社的记者们经受住了严峻的甚至包括生命安危的考验,冒着危险在一线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报道。”
2019年6月30日,“一人茶餐厅”餐厅老板李凯瑚前往添马公园参加撑警活动,随后将撑警标语贴在了餐厅墙上,不料却引来“黄丝”猛烈骚扰诋毁。经营了51年的茶餐厅骤然间营业额下降了一半以上。
2019年8月3日的“希望明天”音乐集会上,李凯瑚站上舞台,讲出了自己的故事。中新社香港分社第一时间报道后引起巨大反响,仅微博平台的话题阅读量就达7.7亿,有网友评论说“这是我这几个月见到的最温暖最令人欣慰的视频”。
随着李凯瑚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冷清的茶餐厅渐渐热闹起来,来自香港不同地区、不同年龄层的市民自发找来,表达对她的支持。“当我们记者再次到‘一人茶餐厅’采访时,这里的生意已经非常红火。”王丹鹰说。
“子为鱼,方知鱼之乐”
事实上,王丹鹰并非新闻科班出身。1983年,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王丹鹰被分配至北师大分校中文系讲授中国古典文学。7年后,因缘际会入职中国新闻社专稿部,转战新闻界。
初入专稿部,王丹鹰负责为一家海外报刊的两个文史类专栏组稿。有中文系的功底加持,他一开始并没有太多跨界的不适感,但随着越来越多采访任务的下达,新闻专业训练的不足开始显现,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用新闻眼来观察新闻事件”。
他回忆自己1991年采访第一届国际少林武术节时写了一篇专稿《少林印象》,“从这个标题就可看出,当时的我还没完全从中文的角度转轨到新闻的角度。”
“后来慢慢悟到,其实不必刻意去找所谓的新闻点,只要把自己当作读者,以一个普通人的眼光去看新闻事件,自然就会知道读者最关心什么,而你要做的就是把读者最关心但又无法知道的事件真相、背景等写给他们看,讲给他们听。”
王丹鹰化用庄子与惠子的濠梁之辩说,“子为鱼,方知鱼之乐。只有把自己放在读者的位置上,才能知道读者关心的是什么。悟到了这一点,也就逐渐上路了。”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逝世。
时任中新社专稿部副主任章新新立即布置报道任务,并交代报道基调:要向外界传递两个信息,一是中国会坚持改革开放;二是中国大局稳定,不会因邓公去世发生动乱。稿件由王丹鹰执笔,多名记者分赴多个地点采访。
邓公去世激起海外舆情波涛汹涌,而王丹鹰此稿标题却为《北京平静接受邓小平去世》。
“邓小平逝世后对他的评价,反映着中国会不会坚持他开创的改革开放,会不会坚持他提出的‘一国两制’,这是外界非常关注的。”王丹鹰说,他主要从两个层面来结构文章,首先通过开篇即指明邓公是伟人、引用讣告的极高评价等告诉外界,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再通过股市、股民的反应,对街头景象的描写,随机采访等,体现人们的震惊、对邓公的肯定与怀念,同时反映出中国“平静”接受邓公的离世,社会不会乱,国家不会乱。
乘过主席专机,搭错部长轿车
记者生涯中,王丹鹰曾两次随团采访国家领导人出访活动。
“荣幸,但也非常辛苦。首先是精神要高度集中,容不得半点差错;其次是节奏紧张,稿子往往得在转场途中完成。而虽然说起来去过很多地方,其实往往去了某个国家,却并不知道这个国家什么样。”王丹鹰说起采访江泽民主席访问蒙古国,当时只忙里偷闲在所住酒店附近几百米范围内走了走。
“这次采访有两次机会近距离见到江泽民主席。”王丹鹰回忆说,一次是在专机上,江泽民主席特意来看望随团记者,另一次是蒙方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记者们在一个露天棚里一边吃自助餐,一边准备采访。宴会结束后,江泽民主席走出蒙古包,来到草地当中,心情愉悦地带领中方代表团成员和记者唱起了中国歌曲。
“第二次是随团采访胡锦涛主席访南美。这次出访日程安排得很满,我记得有一天发了十几篇稿,当时社领导还特意发来邮件关怀表扬。”王丹鹰回忆说,在古巴,胡锦涛主席栽种友谊树,他光顾着采访,错过了拉记者的大车,情急之下上了代表团的一辆轿车。上车后才发现,这是时任外交部长李肇星的车。
“李部长毫无架子,和我聊了几句。刚巧前不久我看过一篇写李肇星的文章,了解到他喜欢文学、诗歌,曾梦想当一名文学家。于是我告诉他我是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做过中文老师。他很高兴,我们聊起更多话题。”王丹鹰说,“奇妙的是,李部长竟随身带着他的诗集,并送给了我。遗憾的是这段路程不长,我没来得及就这次胡锦涛主席的南美之行采访一下李部长。”
肩负使命,记录时代
王丹鹰在同事眼中始终是一位低调内敛的谦谦君子,甚至在中新社内部也很少有人知道,王丹鹰其实是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战士闻一多的外孙。
“外祖父的成就是我们这些后代难以望其项背的,但我在做人、做事上始终以他为榜样,我希望虽然达不到他的高度,但至少不能玷污了‘闻一多’这个名字。”王丹鹰说,自己入职中新社后发现外公的新闻主张竟与提倡客观平实、短小活泼的中新风格有很多相似之处。
自1913年在清华学校学生刊物上发表第一篇文章《名誉谈》,至1946年7月14日殉难前一天闻一多参与创办的《民主周刊》刊载其文章《为李公朴先生死难题词》,在46年生命中,闻一多与新闻界的联系整整持续了33年,仅参与创办或编辑的报刊就有10余种,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新闻大佬”。
闻一多极看重言论,曾提出舆论批评须遵循五项条件:鼓励善良、注重建设、务避愤激、力矫浮夸、删除琐碎,还曾呼吁:“小心些做文章!大胆些发表文章!”即使过了一个世纪,这些观点在当今新闻界依然堪称“业界良心”。
“要做一个好记者,要写出一些好稿子,首先你要热爱你的职业,仅仅拿职业做谋生的手段,没有一点爱岗敬业的精神,我想是写不出好新闻的。再往大了说一点,你要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记者是新闻事件的记录者,也是你处的那个时代的记录者。”在王丹鹰看来,新闻实操是常变也应该变的。“比如写言论稿、时政稿,和写文史类、副刊类稿件要有所不同;给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媒体供稿、给不同的报章写稿,文风和叙述方式也不能一样。”
“但新闻的一些基本理念、原则,不能变。在新媒体时代,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的党性与人民性,记者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这些尤其应该坚持和强调。”王丹鹰说,“我们这一代新闻人,经历了改革开放,见证了国家走向富强、人民走向富裕,见证着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过程,这是我们的荣幸,也赋予了我们使命。我们应该把这些变化、发展,把我们民族艰苦伟大的奋斗历程一点一滴记录下来,告诉世界,留给后人,留给历史。”
而对于新时代的青年记者们,王丹鹰提出要注重三方面素养:
一是要有良好的新闻专业素质。包括要有适应新媒体发展要求的知识结构,一专多能的专业技能,新闻人的职责担当与职业操守等。
二是要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包括要有广阔的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从而能够及时捕捉到有价值的新闻并准确地予以传播;要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善于铺设人脉,建设起丰富的信息源;要勤奋敬业,像我们常说的脑勤、眼勤、腿勤、口勤。“以我个人的经历,只要你以诚相待,采访对象都能成为你很好的朋友,而一旦成了朋友,有了信任,后面的采访就都比较顺利了。”
三是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审美修养,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确保我们的产品不低俗、不媚俗,不说大话,不说假话,客观准确地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作者为中国新闻社通稿中心编辑)
作者:董婧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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