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超30亿，但却不是部好作品！
提起2020年最让人热血沸腾的作品，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八佰》。的确，作为近些年上映的成像效果最好的作品，《八佰》给观众带来的震撼是不容小觑的，而且《八佰》票房高达30亿，是实打实的高票房电影。即便如此，在笔者看来，《八佰》却并不是一部好作品。
首先，《八佰》的空间逻辑上有很大问题。一部作品的空间逻辑往往对作品的优劣有决定性作用，空间逻辑差，往往给观众带来的感受是云里雾里，不明所以。《八佰》中守备军在四行仓库抢修防御工事时，嘴里喊着闸北、大场，但观众却不知道具体空间位置。这样一来，无疑加大了观众的观看难度，看完整个作品后连大概空间都摸不清楚，这样的作品，还能谈得上什么好作品。
其次，《八佰》的剧情逻辑上也有问题。剧情逻辑往往是一部作品的核心逻辑，他起到整个故事的连接作用，如果剧情逻辑不对往往给观众带来的感受是杂乱、不知因果。作品中，刀子舍命给四行仓库送电话线的场景让人备受瞩目，但送电话线的目的却完全不知道。看似一个简单的细节，但是却预示着整个作品的逻辑问题，如果作品中存在这样的无逻辑场景，恐怕也很难给观众带来深刻印象，最终只能有感动没记忆。一部观众没记忆的作品，还能称之为好作品吗？
更重要的是，《八佰》的叙事目的有很大的问题。叙事目的，是一部电影作品的重中之重，通过叙事目的观众才能得知电影本身想要传达的愿景和故事始末，如果没有叙事目的，整部作品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而《八佰》中，整个四行守备军的作战目的始终是个谜，虽然中间有说过为获取国际支持，但是具体含义没有解析，所以观众至始至终都不清楚《八佰》的战斗目的。那，一部只通过场景煽情，却不知道完整叙事目的的作品，能称得上好作品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所以说，《八佰》算不上一部好作品。作为一部主旋律作品，它提起的历史情节和主旋律色彩值得让人一看。但作为一部电影作品，他的空间逻辑、剧情逻辑和叙事目的把它推向了最差的一类电影。要想做好一部主旋律电影，逻辑方面的各种问题也要事无巨细，最终才能主旋律和故事兼得，成为一部经典之作。
一九三七年十月，
淞沪会战进入尾声。中方在对日方交战中，因装备落后等原因，伤亡惨重。
蒋介石考虑到中央集团军如再坚守闸北，恐怕遭至全国覆没的结局，于是下令有限撤退。
大部队撤至苏州河南部抵抗，为了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决定留下孙元良的第88师在四行仓库作抵抗。
孙元良
知道留下驻守的孤军必死，牺牲太大！他把524团分成了一个“强化营”，
又随便抽了一个机枪连给524团，就当成是一支“特种兵”。
临到撤退的晚上，524团团长韩宪元找到一营长杨瑞符，想把上级的决定告诉他。
但是杨瑞符等了二十分钟，他愣是一句话也说不出。还是
团附谢晋元匆忙地跑进来说：
赶快下令
集合部队，准备去四行仓库……我忝为军人，誓不撤退。不成功，便成仁！
杨瑞祥一下子就明白了。
谢晋元、杨瑞符所在这一支孤军，
在四行仓库闷头打了三天。三天以后，谢晋元才有空把大家召集起来交待上级的命令，要大家死守。然后壮士们二话不说，马上开始写遗书。
最后，
留守四行仓库的四百多人，共留下了298份遗书。有一个叫陈树生的班长，在28号的凌晨3点，往身上捆了几个手榴弹，从五楼向下纵身一跃，与二十多名顶着钢板进攻的日本兵同归于尽。
陈树生的遗书是用血书写在一件白汗衫上的，写给他在大巴山的母亲。上书：舍身取义，儿所愿也！
一、新兵缺乏训练，有人枪都不会开
国军下令撤退的时候，让孙元良的88师留守在四行仓库。但是孙元良向上级汇报表示不同意，他说：
88师一直驻守闸北，坚守太久，其间伤亡过重，经过五次兵力补充后，大部分是新兵，
有一些人
连枪都不会开。
这场仗怎么打呢？只有送死。
孙元良的参谋长
张柏亭也向上级反映说：老兵只占部队的十之二三。
补充了六次新兵
训练时间短，不会开枪。后来，蒋介石同意孙元良只留下一个团。
但是，孙元良思前想后，不愿意让自己的部队损失太重。他从前是提出，留下一批有经验的老兵作战，并给他们安排一次“特种部队”。最后，
他事实上只留下了一支机枪连、一些“会开枪”的新兵和部分老兵。
这一支孤军中大部分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大的也不过三十出头。但是年龄和临阵经验，毫不影响他们忠勇爱国，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团附谢晋元是这一支孤军的负责人，他一开始给家人写好了遗书。他在遗书中对母亲说：儿子已经决定殉国，誓死不退，也不做任何偷生的幻想。
524团这400多人在他的示范效应下，个个奋不顾身，拼死杀敌，勇猛异常。比如
《民报》记者就亲眼见到：三连长石美豪在作战中面颊被日本人子弹打穿，他用毛巾捂着脸继续战斗的画面。
日本军机日夜在仓库顶上飞过，想找机会轰炸，平射炮也不断在国庆路上对四行仓库进行攻击。孤军得了命令要死守，就是拿他们的命去守。所以，
陈树生眼见日本人要攻进仓库，毫不犹豫，捆了手榴弹就跳下去。
激战四个昼夜，直至30日得到命令撤退。谢晋元含泪回复上级：我四行壮士早就立下遗嘱，要与仓库同存亡！但求死得其所，请委员长成全！
事后，杨瑞符在国际医生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没有打败，不是我们要退，是上面要我们退。
困守四个昼夜，击退日军六次，弹药消耗不及十分之一，存粮足够我们吃三年无虞！我等撤退，是第三者要求维护中立区安全。由我最高军事领导者下令撤退！
歼敌不多，既未成功，又未成仁！我很遗憾！
二、孙元良是懦夫，但四行孤军是真英雄
孙元良外号是“飞将军”，大家对于他在战时的评价，基本上早有定论。目前因为一部四行保卫战相关的影片《八佰》上映，所以大家喜欢把孙元良拖出来“鞭尸”。
一些人对“四行仓库保卫战”持不同看法，所以他们说四行孤军“保卫我们”的提法是错误的，个人不能认同。四行孤军的确算是国民党的一枚弃子，但是他们的拳拳爱国之心，绝对不能因为他们成了“弃子”而被抹煞。
八一三之前，蒋介石多次求请国联制裁日本，并希望英、美不要阻止苏联参战，国联没有直接同意中国的请求。只是答应就中日问题，召开一个“九国会议”。日本人希望在这一次会议召开之前，一举拿下上海，蒋介石则想拖延时间。
因为日军一直在上海进行军事挑衅，蒋介石预感到必有一战，于是提前叫人准备封锁长江航道，结果消息被汪精卫的行政院秘书黄浚泄露给日本人，结果日本军队提前东下。
八一三开打之后，国军包围在上海的日军，而日本增援两个师团上岸，国军反被“包饺子”。
蒋介石不愿意看到中央军全军覆没，但是假如全军撤退，日本人会说是你中国人自己放弃了上海，于是才有了“四行保卫战”。
四行孤军虽然是一个政治筹码，但是
不管你是否认同蒋介石的决策，
这四百多个战士行动的唯一动机，就是因为想保卫上海，保卫中国。
所以说电影里讲“他们在保卫我们”，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绝不能因为孙元良是个“逃跑将军”，蒋介石在玩弄外交策略，就否定这四百个壮士忠勇爱国的义举。
结语
中国古代有一句俗语说：好男不当兵。要不是因为国家积贫积弱，人民生活不下去，谁愿意把自己家十几岁的孩子送上战场。
他们中很多人都是新兵伢子，因为战场上伤亡太大，新兵来不及训练就被送去了前线。很多人完全没有临场作战的经验，但是义无反顾地为国家民族而战，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10月30日上峰下达撤退的命令后，
四行孤军余下的三百多人转移到了公共租界，结果却被租界的外国人扣押。
他们在谢晋元带领下，继续坚持操练，每天升起中国国旗。后来，谢晋元被人暗算身亡。
上海沦陷后，四行孤军又落到了日军手里做苦力，一百多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获得了自由。据说还有三十几个壮士被送到了东南亚，最后命丧异国他乡。
战争的冰冷与人的热血
众所周知，《八佰》是根据真实历史故事改编，其故事发生在1937年的上海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讲述了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八十八师524团的“八百壮士”（实际上仅为423人）固守四行仓库、阻击日军的故事。苏州河的这一段原本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边界，淞沪抗战时期一度又成了更有戏剧性和冲突感的日占区和非日占区的分水岭。
这里虽然林立各式建筑楼宇，战争中却早已成为废墟，天空中漂浮着散发出死亡气息的灰色浓烟，墙壁上留着子弹穿透或未透的痕迹，地面上到处都是断裂的砖石、玻璃、沙包、铁丝与不知姓名的腐烂尸体，在雨水的混杂之下，有一种末世的荒凉和死寂，似乎又酝酿着一场场令人猝不及防且惊心动魄的战斗。
战争中的人在历史的“大景别”里，往往更多是以人群的方式存在，如同“八百”这个数字，但在电影的“小景别”里，我们看到人群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群中的个体。他们有恐惧与软弱的一面，又有战胜恐惧的历练和突破个体的局限的蜕变，他们谁也不敢拿生命当作儿戏，却又能将个体的生死置之度外。
战争是冰冷和残酷的，《八佰》中的“静”凸显了这样的冰冷和残酷。电影开篇用摇移的大全景方式勾勒了苏州河北岸的“静”，这是满目疮痍之地，没有居民，只有残破与荒凉。四行仓库里的人群也是压抑的：他们中除了谢晋元带领的八十八师的队伍之外，还有其余被日军打散的中国士兵和避难滞留的普通百姓。他们聚集在废弃的四行仓库，带着不尽相同的心理预期，面对共同的入侵者。
士兵们的境遇有着一种源于上层机制的两难和荒诞，以及由此带来的沉默。张译饰演的老算盘与欧豪扮演的端午等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从四行仓库的地下水道逃走。他们本就不是战士，也不想卷入这场随时会丧命的保卫战，而是想着游到苏州河的南岸——租界区，企图获得新生。然而，他们在逃跑的过程中遇到了嘴里咬着刀从外面游进四行仓库准备偷袭的日本士兵。他们躲开了日本士兵，游进了苏州河，在回头时又看到了兵分数路的日本士兵正爬上四行仓库的墙面准备突击，却不知如何是好——爆发前的安静，安静外表下的张力，这“静”是多么的可怕，它既是人性弱点的写照——自私、怯懦，又是战争残酷暴力中的荒诞失语。
“静”是《八佰》一面，由“静”到“动”是更重要的一面，它既是战争的对抗与角力的“动态”，也是人物变化成长的弧光，更是主题精神的升腾的过程和姿态。在枪火和刺刀带来的惨烈声响中，《八佰》着力呈现了“八百壮士”阻击日本侵略者进攻的几个战争段落和侧面，战争的残酷性首先被传达出来，与之交织的是带有痛感的崇高性。
比如这样的场景：日本士兵用铁板围成一圈，疯狂地撬动四行仓库的墙壁，并且能够有效地躲避手雷和子弹。面对墙壁即将被凿开，士兵们便身绑数个手雷，整齐地排着队，拉开火线，一跃而下，与日本士兵同归于尽，他们一个又一个人跳了下去，一声又一声的响声传来——先是跳下去的战士所报的姓名声，而后是巨大的爆炸，“响”得摄人心魄。再比如护旗升旗的战斗段落，有气血、有风骨，它将人在战死沙场前的温柔与担心、赴死的决心、无惧与无畏、牺牲与荣誉、庄严与崇高等融合在了一起，共同书写了一首悲壮的英雄诗史，战争的残酷与诗性的崇高有机地综合在了一起。动静之间，不仅有热血，还有血热起来的过程和逻辑。
《八佰》里有四行仓库战斗的残酷之声，有热血之声，还有一河之隔的租界区的“动静”。这里歌舞升平，似乎是人间天堂，这里的人隔岸观火，像看客一样看着对岸的战争。这是特殊时期所形成的类似“直播”视角下的战争真人秀吗？不是，它是一次对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心态的批评与讽刺。可以说，这里的“动”与四行仓库的“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既是一次对日本入侵的控诉，又是对当时的统治者的讽刺与嘲笑；既是一次历史的教训，一次所谓“弱国无外交”的写照，又是一种积极的国民性反思。
这样的反思今天看来依然是有价值和必要的，但在历史的天平上，不能止于此，进一步来说，《八佰》展现的是“八百壮士”抗击侵略者的英勇战斗，同时也是一场点醒麻木看客的战斗。战士的热血，让南岸的群众的血也热了起来，或以举牌提醒、报告日军动向的方式，或以捐助物质甚至以死献生的方式加入了这场战争，成为更大的一个与八百壮士在一起的人群。这诠释了国民性中更主流的那一面：即人民的团结和觉醒，中华儿女动人的无畏与牺牲，这是反思之后的认同与褒扬。这是此境的，又是彼岸的；这是历史的，又是隐喻的。
黑白之间：
主题的开拓与类型的探索
在华语电影史上，中国电影人对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书写并不鲜见，比如应云卫和袁牧之、陈波儿、洪虹拍摄的电影《八百壮士》（1938），丁善玺导演、柯俊雄、林青霞主演的电影《八百壮士》（1975），李欣导演，戴逸辰、成泰燊主演的电影《对岸的战争》（2008）。
与同样反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电影相比，《八佰》在主题和类型上有着一些新的探索。对于这场战争，管虎并没有一味地宣扬死守在四行仓库的人的英勇与无畏，敌我之间、黑白之间，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也有了更丰富的色彩。人群中多了这样一些个体：“猫”——审时度势聪明圆滑的老算盘（张译饰）、“狗”——虚张声势出身东北军的老铁（姜武饰）、“狼”——戾气冷漠的老兵油子羊拐（王千源饰）等人物来反映战争之下的真实。
在面对日军的进攻时，他们一开始是消极的，是胆小、懦弱的，甚至他们都不敢拿起枪，只是一味地躲闪。表面上看，“八百壮士”都是积极地反抗日军的侵略，实际上这群人在真正地蜕变成战士的过程中是历经了种种的挣扎。这种挣扎恰恰是人性最真实的反映。无论是羊拐、老算盘、老铁，还是从湖北来的端午与“小湖北”（张俊一饰）等，他们是害怕死亡恐惧战争的，所以他们一开始都求自保而放弃反抗。
这是战争下人性的真实状态，也应该是战争片在题材建材和主题设置上不可割舍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说，《八佰》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传统战争类型片的人物和叙事套路，在追求宏大的、诗史般的战争场景描述的同时，对战争中丰富的个体的人的真实境况予以了扫描式呈现，避免了简单粗暴和脸谱化的非黑即白感。
作为一部带有诗史气质的战争类型商业大片，《八佰》正视了战争的残酷，与此同时，《八佰》也不再采取以往战争片凸显指挥军官个体的智慧与英勇的策略，甚至淡化了谢晋元的领导，而是以群像的方式塑造出“有意味的普通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合力。从各个地方汇聚在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本身就具有地域的差异，带有地方的文化属性。影片中，导演通过不同的方言——上海话、湖北话、山东话、陕西话等，力图让每一个人代表中国的一个地方，勾勒出了一幅中华儿女共同反抗日寇入侵的图景，这很有效地调动了观众的情感认同与共鸣共情，甚至在现实中，也可能给与经历了疫情影响的中国电影行业和观众这个人群一份慰藉和鼓励。
《八佰》战争片的类型探索肯定包括了技术层面的革新与努力，但更重要的是技术对于内容的有效支撑。从摄影、灯光的角度来看，《八佰》更像是一首“影像诗”，夹杂着都市繁华的奢靡与人间炼狱的惨痛。就像摄影师曹郁所言，《八佰》是“最黑的夜，最亮的光”。这种“黑”与“亮”的两种光就构成了《八佰》的基础与格调。一方面，它以“黑”的布局来展现了留守四行仓库的士兵们的状态，突出了“个体”的命运；另一方面，它以“光”反衬了“黑”，形成了鲜明的视觉差，进一步说，这种视觉上的反差，使得《八佰》不仅是在写实，也是在写意，如此，它甚至能够很大程度地通过超现实主义手段展现出一种诗意与悲剧的崇高。
白马在《八佰》中很显眼，白马与苏州河南岸租界区的京剧融合在了一起，它通过“小湖北”的记忆与幻想叠加出了战死沙场的端午化身为京剧中的赵子龙，他手握长枪，身骑白马，毫无畏惧地奔向前方，誓与千军万马对战。这是“小湖北”对“关公忠义，赵云报国”的理解，也是对像端午一样的战士的认同，更是“小湖北”的成长象征——他最终选择留守四行仓库，拿起枪来守护战士们的撤退。
不过白马又非马，它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八百壮士”都是“赵子龙”，哪怕是敌多我寡，哪怕是步枪面对大炮，哪怕是弹尽粮绝，他们都会手拿武器反抗侵略者。由“八百”到更多，或者“八百归一”，我们的民族精神中丰富而又闪光的东西藉此意象化，不用多说就能让人共情与共鸣。
2020年的前八个月，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充满了苍凉的色调，如今《八佰》以战争大片的姿态回击了这个低迷的电影市场，如同打出了一支强心针。《八佰》的文本也许并不完美，但随着影院逐渐正常化和行业的复苏，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借助片中那面升起的红旗再回顾《八佰》的坐标价值，可能会有更多的赞叹与感悟。
（文｜程波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