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读竺可桢日记（15）·1936年 5月18日

竺可桢日记（1936年5月18日）

【原文摘录】

就任浙江大学校长誓词

（1936年5月18日）

余敬谨宣誓，余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法令，忠心及努力于本职，余决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并决不营私舞弊，及接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此誓。

国立浙江大学校长 竺可桢

在就任浙江大学校长后补行宣誓典礼上的答词

监誓员，各位来宾，各位同事，各位同学：

这次中央派兄弟到杭州来主持浙大，当此国难严重的时期，兄弟觉得责任非常重大。以个人能力的薄弱，深恐有负中央的付托。承监誓员蒋先生和诸位来宾的指教，非常感激！兄弟当尽力照监誓员蒋先生和方先生、黄先生、赵先生所指示的方向去做，兄弟并可以将将来办学方针大略讲一讲，以求诸位的指正。

在历史上，我们晓得越王勾践如何应付当时的国难。他应付国难的方法，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1]。目前国难的严重，甚于越王勾践时代，而大学对于教训，是直接的有关系；对于生聚，是间接的有关系。所以生聚、教训，虽是老生常谈，却是立国之本。

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对于德育和知育并重。所以古之学官统称“明伦堂”，因为古代之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从科举兴以后，士子乃注意到记诵和辞章之学。但这种趋势，是为古代有识士子所诟病的。就是古代的私立大学，所谓书院，亦以熏陶人的品格为首要，师生之间，关系非常密切。我们只要看《朱子全书》，《王阳明语录》，就可以晓得宋明两代的大师，谆谆勉人以做人之道。至于研究天然现象，只占教育中极小一部分。

现在我们通行教育制度，是取法于欧美，欧美的学校与教堂并存，礼拜堂的牧师，专司人们的品性人格的陶养，而学校虽于知育和体育的训练稍加偏重，然于陶养品性人格方面，亦并不偏废。每个著名大学里，统有道德学问并茂的教授，可以潜移默化学生的品格。我们把欧美的学校制度，移到中国来，但取其糟粕，而遗其精神，组织上不甚健全，“教训”两个字只行到“教”一部分，而“训”这一部分，几乎完全放弃了。在大学里“教”的方面，亦有问题。

三年前，国际联盟派了几位专家到中国来视察，当中有德国前任教育总长裴葛（Becki），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朗之万（Langevin），和英国农村经济教授陶乃（Tawney），他们在中国考察的结果，出了一本报告，指谪中国教育的缺点颇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教育制度过于模仿美国。在大学里行学分制，教员与学生平时很少接触，学生只要能读满一百二十个学分，就算毕业，这种制度实在过于机械。这类批评，是很有理由的。

英国大学如同剑桥、牛津，均用导师制，师生之间，接触极多。就是德法大学，虽是大学生极为自由，寻常连考试也极少。但是在实验室里，每个教师所收的学生，为数很少，学生很有机会能与教师接近。就在美国，最近七八年来，在几个有名大学里，如耶鲁、哈佛，也慢慢通行导师制了。从哈佛大学历年校长报告，我们可以晓得该校行了导师制后，学生成绩比前优越。至于训育方面，行导师制更易见效。目前我国大学里有一种极坏的现象，就是教师在校上课，退了讲堂以后，就与学生分手不见面，这种教而不训的制度，急应改良。

浙大的学风，向来是称优良的。有几部分研究空气已甚浓厚，教授除了授课以外，还给学生补习、讨论和共同实验。这种肯牺牲肯吃苦的风气，应该要能使之普遍及于全校，庶几可以使教训合一。要晓得最好的训导是以身作则，这个理论，无论古代的庠序、书院，今日新式的大学，统可应用的。

其次，关于生聚方面，我们眼前最矛盾的现象，就是黄二明先生所讲的，一方面国家需要大批人才来做建设的事业，而同时大学学生毕了业后，就失业。因此就有许多学生，重视他们毕业后的职业，而对于学业，反以为无足轻重。这种观念，完全是错误的。学校不是一个工厂，以推销他的货品为目的。工厂因为要推广它的货物销路，所以不得不假手于广告鼓吹等等，大学则不然，大学是养成一国领袖人才的地方。从前美国著名文学家和政治家罗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曾经说过，大学目的，不在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这话很有理由。

但在我们民穷财尽的中国，解决民生问题尤为首要。我国大学的目的，应该怎样呢？应该不单是学生能赚到他一个人的面包，而使许多人能赚到他们的面包。换言之，就是使大家有饭吃。中国有句俗语叫做“有饭大家吃”，诸位请注意，“有饭大家吃”和“大家有饭吃”是截然不同的。有饭大家吃，是一人赚到饭以后大家来分吃；大家有饭吃，是使人人有机会可以赚到饭吃。有饭大家吃，是分赃制度；大家有饭吃，是生产教育。

生产教育的效能，就是监誓员蒋梦麟先生所讲的“巧”字譬喻。本来，只能长一石谷的田地，我们可以不加工本而使之生产两石，本来只能结苦而瘦的果子的果树，能使结甜而肥的果子。这就是生产教育。又如本来我们每年要向英美日本诸国花数千万元进口的煤油，我们能利用地质学矿物学方法来开采，或是用有机化学生物学的知识从植物来提炼。本来西北数百万方里的实田荒地，我们用灌溉水利变为膏腴之壤。长江上游不可控制的瀑布，变成数百万匹马力的电。这统要靠生产教育。要达到生产教育的目的，不但要有学农业的人，工程的人，而且要用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不但要理化等知识，而且也要数学、气象学、天文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种种知识。所以大学要办实科，而文理科也不能偏废。要达到技术的精良，要做到蒋先生所说“巧”之一字，必得大学的人才和设备两方统充实。

大学毕业生之所以失业，尚有第二个重大原因，即由于大学之闭门造车，所授科目，不适实用，不能供应社会的需要。结果便有人找不到事，而有事找不到人的现象。今后大学应该和中央各部院、省政府、市政府通力合作，以免闭门造车之弊。而同时也可达到生产教育的目的。今天承诸位冒雨参加，并承诸位勉励，非常感谢。以后当竭尽棉力，以期不负中央政府、浙省父老及诸君之厚望。

[1] 十年生聚，比喻培养实力，为长期报仇雪耻做准备。出自《左传》。

【读后感】

“生聚”与“教训”一体，誓为民族做教育

从竺可桢就任浙江大学校长的誓词与答词里，我们可以深切感受竺校长对浙大、对民族教育事业的庄严承诺，亦可读出竺校长对中国教育全面而深刻的见解。

在誓词中，竺可桢校长向党规与法令宣誓，严格把握学校经费收支和人才任免，为浙大百余年“风清气正”的办学环境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答词中，竺校长回答了两个作为浙大校长的关键问题——要做什么样的教育、要办什么样的大学。首先，竺校长便借《左传》之典，提出“生聚”、“教训是立国之本”，“教育是立学之本”，以宏阔的目光为浙江大学与中国当时的任务作出十分具有前瞻性的正确判断。

竺可桢老校长不仅在“地学”这一自然科学教育领域上造诣颇深，更十分深刻认识到教育里的“人文关怀”意义之重。从竺校长提出的道德教育、知识教育并重，亦能反映出竺校长自身道德修养之高，知识底蕴之厚。

竺校长大胆揭露当时中国大学教育界学习西方教育体系“取其糟粕，而遗其精神”的误区、使用“机械的学分制”的问题，直戳教育的弊病。并提出“导师制”——强调应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强调导师个人行为的修养，做到以上两点，既能帮助学生们深入研究专业，更能达到“教”与“训”合一的教育成效。历史有力地证明，只有如竺可桢校长这般能言、敢言、能做、敢做的“求是”教育家，方能为浙江大学、为中国教育注入新鲜血液。

结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竺校长提出要办“大家有饭吃的生产教育”，又为大学展望出一个宏大的目标——大学是养成领袖人才的地方。但这两者并不矛盾，我们需要更多具有“领袖精神”的高素质人才，创办更多“实业”，带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的发展。让教育真正成为“源头活水”，让工、农、理、医等各大“实科”不断发展，让人民生活水平或直接或间接地因“教育发展”而不断提升，从而达到“生产教育”的目的。

《就任浙江大学校长誓词与答词》字里行间闪烁着“求是精神”的光辉，是竺可桢与浙江大学精神紧密相连的见证，对每一位的浙大学子、对今天蓬勃发展的浙江大学和中国教育事业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注：

1《就任浙江大学校长誓词》、《在就任浙江大学校长后补行宣誓典礼上的答词》两篇文章有机一体、密不可分，故笔者选择放在一起分析后作读后感。

2《就任浙江大学校长誓词》、《在就任浙江大学校长后补行宣誓典礼上的答词》文中分别简称“誓词”，“答词”。

——强基计划汉语言文学2101班 罗梓元

强基计划基础医学2101班 郑楠翔

鸣谢 | 浙江大学档案馆 张淑锵

排版｜周盛廷

责任编辑｜尤释卫

审核 | 卢佳颖 许一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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