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胡名之為史料
作 者 简 介
王丁教授，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哲学博士。曾在京都大学、汉堡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工作，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和丝绸之路研究。出版《语藏集》（2021年）及中外文论文多篇。
胡名之為史料
在《人名之為史料》中，本人曾提出（1）胡名對文書、文本斷代的輔助意義，以及（2）胡名中的摩尼教人名（曹磨你，來源於摩尼Mānī）對摩尼教流行內亞、中國的史料意義。[1] 這是胡名對於歷史研究的在“用”的一面的意義。
其“體”在於胡名的本質：語源與族源。中古胡人為中國古史記載中的“西胡”，以現代學術的概念稱呼，即印歐語系伊朗語族的成員，包括波斯人、吐火羅人、粟特人、嚈噠人、於闐人等。古代中國對他們的人名有一個特殊的作法，即根據其來源國的名字賦予一個漢字書寫的姓氏，史稱“以國為姓”，如安、康、曹、石、史、米、何、（吐火）羅、白/帛、畢、翟、支、竺/竹、鄯、裴、龍、穆/目/睦、魚/虞、和、滑、骨（骨咄）、末、揖怛/厭怛、尋、花、粟等等。粟特諸國稱為“昭武九姓”，昭武為其王名Chamuk（cmʾwk）的音譯。[2] 胡姓與胡名相輔相成，是研究胡國、胡族、胡人的第一等語料，正確地開掘其中的信息，將有史料開源之功。
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藏吐魯番吐峪溝出土Ch/So 14761粟特語人名表
中古諸胡中以粟特人最為活躍，他們曾在歐亞絲綢之路孔道的社會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的名字見於現存的粟特文字記載的有1500個左右（包括宗教中的神祇名）[3]，屬於一手原語資料。其他語言記載中也有從形態上可以甄別的粟特語源名，這在語言學上稱為Nebenüberlieferung/side tradition，我建議譯為“旁系傳承”。漢文史料中關於粟特人的記載非常多，從可以確定有中亞胡人來華、在中原世界留下種種印記的十六國時代起，經隋唐以迄五代、宋初，數百年間，在各類文獻（史籍、筆記、僧傳、行紀、詩文、文書、墓誌、造像記、壁畫榜題等）中有名姓可稽的胡姓男女，職業範圍廣及王侯遣使、商隊販客、傳法僧侶、寺觀法師、武人將帥、官吏、學士、譯語人、農人、畜牧馴馬客、醫工、畫師、建築匠作之人、特色藝匠、歌舞雜技、星命占卜、內侍宦者、賓客、僕婢以及門閽家丁各行各業，名字的數量就目前所知當可逾萬。與粟特本語存世的名字相比，這是漢文史料“旁系傳承”對胡人史料的一個極大補充，足見中國史學對世界史的貢獻。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書《敦煌縣從化鄉差科簿（P.3559）》局部
按形態分類，胡名有（1）音譯名、（2）義譯名、（3）音義合璧名、（4）純漢語名。[4]從數量看，漢文記載中記錄的胡人名字以純漢語名所佔比例最高。以八世紀中葉“安史之亂”涉及的胡姓將帥的名字為例：
與安祿山生平有關的還有三位胡人： 1. 安延偃 2. 安道買 3. 安波注
以上胡名中，音譯名安祿山（粟特語 rwxšn）、安延偃（粟特語 yʾnn）、安波注（粟特語 pʾc）這三個名字的原型有考，（康）沒野波的名源待考。（何）數，也許是一個簡略形式，比較粟特语 ʾwšyʾn及其音譯名“安／畢／羅數延”。迄今眾說紛紜未得其解的（康）阿義屈達干，可以復原為突厥語 Ayï Kül Tarkhan；阿義為回鶻語 ʾʾyy/ayï（義為“母亲”）的音译。回鶻語魔法書題記U 3092/T II Y 15:505有兩位女性供養人，名為Siukui Ayï, Vapkui Ayï。[5] 哈密屯在伯希和文書中釋讀出的另外兩個女性供養人名Ayi Tükäl Silig 和Ayi On βatar[6]，也含有這個名字成分。康阿義屈達乾身為男性，名字中帶有“母親”語素，可能是顯示其母為突厥人，父親為康姓粟特人，所以他的家族認同為粟特，其人實為粟特、突厥混血。至於神道碑說他的曾祖名為頡利，祖父名染，父親名頡利發，其中頡利（El）和頡利發（Eltäbär）均系突厥語，後者為突厥語官稱，顯示康姓人效力於突厥政權的時代背景。至於他的祖父名字染（*ɲiam’），為單音節，有可能是音譯的簡略形式，試比較包含染字的粟特語復合名漢寫形式：（石）染典（《吐魯番出土文書》IV/276 唐開元二十年/732年瓜州都督府給西州百姓游擊將軍石染典過所，游擊將軍）、康染顛（《冊府元龜》971/11243頁修訂本，石國王婿，唐天寶二年/743來朝），中古音均為 *ɲiam’ tεn’，對應於粟特語 *žymtʾyn “favour (of the god) Zhēmat”[7]。同一個名字有另一種音譯：射勿，如史射勿（大隋正議大夫右領軍驃騎將軍故史府君之墓誌銘，名射勿，字槃陁）[8]。Zhēmat/ δrymʾt, δrymt，即希臘豐穰女神Demeter（Δημήτηρ）的伊朗語變體，廣泛用於人名（Lurje 2010, No. 442）。
以上祿山、延偃、波注、沒野波、數、阿義屈達干6個名字屬於音譯名，佔全部43人的14%，實為絕對少數。（曹）將軍，有可能是胡語人名snkwn/sʾnkwn的義譯，是一個頻繁見於粟特、突厥回鶻人名，以職官稱謂作為名字，其語源說到底仍是來自漢語，所以也可以視為一種回譯。（安）道買，字面義為“買於路上”，是一個“語句名”（Satzname，即相當於一個表達事況的包含動詞的短句）。“買德”是一個常見的胡名，如安買德、曹買德、何賣德、康買得和石買德，粟特語形式為 xrytk（見於大谷文書2921）。中古波斯語有復合形式 Asp-xrīd“買駒”、Diz-xrīd“買（於）城堡”。[9] 根據穆斯林史料，751年（唐天寶十載）之前在位的史國君主名為 al-Ixrīd，名字的意思即是“買得”（Lurje no. 1418）。盧湃沙博士提醒我，巴克特里亞語人名有 σαγγοχιρδο (Sang-khird)“（以一塊）石頭（的價格）買來的”[10]。名字“忠臣”、“忠順”、“孝忠”表示忠君之志，“武臣”、“定方”適合用為武將的名字，“思德”、“思義”、“思忠”、“思明”取義於儒家思想，“朝義”則是“慕義來朝”縮略語的倒裝。安祿山本人的名字，據恆寧（W. B. Henning）考證，來自伊朗語 rwxšn“光明”[11] 安祿山的兒子安慶緒、慶宗、慶長、慶恩、慶和，名字則全變為漢家風貌，以“慶”為行輩字加吉祥語起名。從名字看，安祿山一家搖身一變，儼然成了有傳統的大戶人家。純漢名在胡風勁吹的開寶時代尚且佔據上風，可見胡名的旁系傳承一方面是保存粟特人名固有成分，另一方面則是在漢文化的環境中接受漢名，其胡族性質由胡姓來表徵，而屬於舶來品的“以國為姓”的安姓本來對應於安國Bukhara，歷經幾個世紀後蛻變為 ʾʾn-kwtrʾk“安家所出”[12]，如此一來，見於吐魯番出土的中古波斯語文書題名的安姓 ʾʾnjyrkyy、ʾʾnlʾw[13]和見於敦煌突厥化粟特語文書的安姓 ʾʾn cwrtn[14]，都是用胡語字母轉寫的漢語名字，也就是漢譯胡。出於同樣的原因，康国Samarkand之人的姓氏變為xʾn-kwtrʾk“康家所出（子嗣）”。xʾn與 ʾʾn反而是漢語“安”“康”的音譯，與表示“張氏”的cʾn-kwtr[15]完全同構。胡人如此數典忘祖，透露的是他們民族認同的變化，從國族、部族落籍為鄉里的家族，意識里已從“康國人”变为“康家人”，儼然已經是張王李趙百家姓中的一員了。
新疆博物館藏吐魯番出土《高昌曹莫門阤等名籍》（《吐魯番出土文書》壹/359）
見於吐魯番出土漢文文書記錄的昭武九姓人名約有850個[16]，其中音譯名為數可觀，但總體上仍不佔多數。具體到斷代研究，音譯名和漢風名的比例尚有詳細比勘的餘地。邊地高昌大約於六、七世紀之交製作的《曹莫門阤等名籍》所存46個人名盡為音譯。《唐神龍三年（707年）高昌縣崇化鄉點籍樣》既有胡姓人又有漢姓人。胡姓名字37個，其中16個為明確的音譯。唐天寶十載（751年）《敦煌縣從化鄉差科簿》（法藏敦煌文書P. 3559）顯示的是一個胡姓人為人口主體的聚落村，所記的百餘個胡姓人眾的漢語名字中，也是音譯形式少，漢風名字多。胡姓墓誌所顯示的情形類似，音譯名集中出現於北朝時期，進入唐代以後的大趨勢是越來越多胡姓人的名字呈現漢風漢貌，音譯名愈來愈少，其後五代以降，在胡姓人名中千不獲一，在宋代幾近消失。代音譯名而起的無疑是純粹漢名，其背景是北朝以降胡族語言文化融合於漢語言文化、命名風俗同化於漢文化的漸進過程。
從胡姓胡名在中國歷史中經歷的變遷可以看到，區區幾個字的人名在家族、村落、集團、階層等社會維度和世代的時間維度上就呈現出“漢化”的大勢，固有文化基因中何者為常，在新環境中何者能變，何者甚至能夠反客為主，為主流文化吸收，造成與“漢化”相輔相成的“胡化”。以群體生活志（prosopography）的方法，以有名可稽的人物組成的社群、集團——特別是作為普通平民百姓，他們在傳統官方載籍中難得留下一點痕跡，卻往往是出土官私檔案文書的主角——為對象的史學研究，可以進行具體的實證研究和全面系統的理論性歸納。
（2022年5月18日）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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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山大學學報》2020年第5期，第115-119頁。
[2] Yutaka Yoshida, “On the origin of the Sogdian surname Zhaowu 昭武 and related problems.” Journal asiatique, Vol. 291/1-2, 2003, pp. 35-67.
[3] Pavel Lurje, Personal names in Sogdian texts. Vienna 2010.
[4] 拙作《胡名釋例》，《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十三號“高田時雄先生古稀記念”專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9年，第99-134頁。
[5] 參Peter Zieme, „Materialien zum uigurischen Onomasticon. II.“ Türk Dili Araştırmaları Yıllığı-Belleten, 1978-1979, pp. 83, 85-86。
[6] James 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Paris 1986, 1.11', pp. 10, 180.
[7] Y. Yoshida & E. Kageyama, “Sogdian names in Chinese characters, Pinyin, reconstructed Sogdian pronunciation, and English meanings.” Apud Valerie Hansen, ‘The impact of the Silk Road trade on a local community: The Turfan Oasis, 500-800.” In: É. de la Vaissière & É. Trombert (eds.), Les Sogdiens en Chine. Paris 2006, no. 27.
[8] 羅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6-18頁。
[9] Gignoux Noms propres sassanides en moyen-perse épigraphique. Wien 1986, pp. 49, 77.
[10] N. Sims-Williams, Bactrian personal names. Wien 2010, No. 402.
[11] 附見於E. Pulleyblank,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Oxford 1955, pp. 15, 111 n. 37。
[12] W. B. Henning, “The Sogdian texts of Pari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xi, 1946, p. 736.
[13] F.W.K. Müller, “Ein Doppelblatt aus einem manichäischen Hymnenbuch (Maḥrnāmag).” APAW, 1912, Nr. 5, S. 113-114. 参 Y. Yoshida, “Rev. N. Sims-Williams & J. Hamilton, Documents turco-sogdien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Indo-Iranian Journal, Vol. 36, 1993, pp. 366-367.
[14] N. Sims-Williams & J. Hamilton, Documents turco-sogdien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London, 1990, p. 28.
[15] 見於粟特語買婢契，吉田豊、森安孝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麴氏高昌國時代ソグド文女奴隸売買文書》，《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V，1988年，第5、13頁。
[16] Yutaka Yoshida, “Personal names, Sogdian i in Chinese sources.” Encyclopædia Iranica (2006, 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personal-names-sogdian-1-in-chinese-sources).
漫漫丝路，愿君采撷
本文原刊：《中外論壇》2023年第1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3月，第9-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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