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经济解释5《国家的经理理论》重发

读懂一个人

N久没有动笔写过自己想看并且愿意分享他人的文字，也胆怯。梨衫曾经说我写得太细，琐碎到细节已经脱离了主题。任老师虽然N久没有再见面，她总是赞我的白描是贴近地气的写法。还记得毕业30年回顾写的文字，被小组长肥金评价。还有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过世的博客老友，对二姑过世纪念文字的评价。虽然很多人都不曾见面，我还是在内心感激那些曾经读懂我的人。

随性的文字总是能让人不自觉共情。五常读懂了科斯，科斯引以为知己，知己相逢千杯少就是从吃饭开始吧。

只有这里是我面对如下文字的一些跑题的话，这之后都是对于该书的理解，内容不会生动，不会有趣，但个人觉得对理解老唐传教士般文字，可以提供帮助。

1967年的秋天，五常走进科斯在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的办公室，开始介绍自己，“科斯教授，我的名字是史提芬张，阿尔钦的学生，曾经花了几年的时间读你的《社会成本》。” 他坐着，在阅读，抬起头来，问“我那篇文章是说什么呢？”我答：“你是说促成合约的局限条件。”他站起来，说“终于有人明白我了。我们一起去进午餐吧。”

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

每每看见网络上盛传降薪或者减员之类的信息，我总是会联想到五常在此处的分析，都是在内心提示自己，首先是识别，然后是比较。不论是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都是在选择不同的合约，并且在适应合约之下的各种变化。只要归结到合约之下，看问题的角度就不容易尖锐到激化的程度。

更为普遍的监察或监管出现生产要素的交易。例如雇佣员工，如果以工作时间算工资，员工报到和下班的时间被量度了，老板不用担心在时间上员工不履行合约指定，员工的时间不是产品，以时间算工资是因为时间的量度费用最低，其概括的生产活动范围广。但员工出现的时间只是产品的委托之量，老板因此不能不监督员工的工作表现。倒转过来，如果员工以产品的件数算工资，老板不用担心件数不足，但因为员工偏于加速增加件数，粗制滥造，产品质量如何则非监管不可。

件工合约是购买产品,时工合约是购买时间。因为合约不同，其监管和履行有差别。不同合约的选择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包括监管和信息费用，从而增加老板店铺的租值和被雇佣者的收费。一般而言，时间的量度成本最低。但员工的表现如何其监管费用不菲。件工有质量审核的麻烦，议定件工之间的交易费用容易高到无从处理。

从最简单的角度看，公司的定义只不过是多过一个人的分工合作的组织。

所谓要素市场是基于不以产品之量算价，不以产品算价的合约，交易费用这项局限不可能遭到漠视。这样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区别就变得可有可无，而经济制度运作就看得清楚得多。

公司：需要的原料不论，通过公司而面市的产品或服务，一定是多过一个拥有生产要素的参与者合作才产出的，重点是要先合作，有了产品才面市。

比较看得出工资有自动下调机制的是件工合约：生意欠佳件工工资下调近乎自动。产品要减价，否则要停工，老板容易说服件工的工资非减不可是实情，而工人知道，如果产品之价回升，他们的件工工资就会跟着回升。只是以时间算工资不容易有下调的说服力，就是员工明知要下调也往往拒绝接受，或通过工会拒绝接受，促使雇员主要把员工选择性的局部解雇。

失业的定义 一个可以工作而不愿意工作的人，找不到自己愿意接受的待遇或薪酬，也不愿意独自生产，这是自愿的选择性失业。经济学传统喜欢以非自愿来给失业下定义，这没有意思，因为非自愿是说没有选择，而没有选择的行为经济学是无从处理的，不管局限怎样约束着工作的选择，不工作还是在局限下的选择结果。

盈利与利润

没有看到这里，我认为盈利和利润之间只是字眼上的差别，可是五常在这里正见了2个概念，盈利是在基于风险，承担风险之后获取的剩余。利润是竞争条件的的租值或利息回报。我们选择合适的投资对象就是找寻找盈利，我们的投资对象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争取利润。

一个企业家或者老板的出现，是用承担风险的方法来赚取剩余收入。residual earings.即是说，一个老板把不同的员工集中在一起从事生产，大家一起谋取分工合作带来的巨利，而在有风险的情况下，老板保障每个员工有固定收入，自己承担风险，赚取的剩余可以是正数也可以是负数。在这样的安排下公司出现了。奈特之见，是盈利Profit只能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出现，那重要的风落盈利windfall profit概念就是奈特发明的，不仅对，而且重要。盈利与利润不同，利润是在竞争下决定了的应有的租值或利息回报。

公司的出现源于市场不知价

不知价不等于不可能知价，而是永远在比较，并选择相宜的结果。

公司的出现源于市场不知价。如果凡是知价，从产品的微小部分到监管员的微小服务也知价--后者是说看得见的手也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来指导--斯密的分工合作可以全部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来处理。这不是说所有的交易费用是零，只是说如果价格的讯息与议定没有费用就不会有公司。不知价会导致偷懒或者卸责，不是偷懒导致不知价。因为不知价不同形式的合约会互相替代，是不同合约的替代，不是公司替代市场。

不知价不是说不可能知价，也不是说因为信息或交易费用太高所以不知价，而是与容易知价的时间工资相比，把一定合约和监管费用一起衡量，同样的生产效果那种合约的交易费用比较相宜。可知产品之价，但选择不知是时间工资出现的原因。

公司与失业

失业是公司出现之后的产物。

公司与失业有两个关联，其一是没有公司这种伙伴合作的组织不会有失业。其二是失业主要出现在以时间算工资的这种合约。

时间工资没有自动下调机制，因为这种合约是唯一的没有自动把工资下调的机制。把分红或者奖金放入合约，指明公司生意欠佳会下调，是工资自动下调的机制，比如日本喜欢采用的小工资+大分红，上世纪70年代经济如日中天时员工获分红分到笑，跟着80年代后期经济转弱，员工的分红收入大跌，但失业率几乎毫无变动。

科学解释与价值观

现如今不论学者或者利益团体出来说话，我们还是要先识别，再比较，最后判断是科学解释，是价值观，还是其他。

经济学者批评政府，常有也容易。但从未有解释力的科学角度看。作为经济学者，我们关心的是为什么一个现象会发生，不要问一个现象的发生是好还是不好，后者是价值观的问题，与科学解释无关。

德姆塞茨举例，一间制造汽车的铁块车牌的工厂，数量越来越多，每块车牌的成本不断下降，这是自然垄断，但是政府无需干预，因为还有其他的竞争者。然后五常认为，这间车牌制造厂的产品平均成本不应该以每一个车牌算，而要用每次开机的成本算，以后者算，这间工厂的平均成本就不是不断下降的，而是碗型。经济学要问的是为什么，不要问好不好。

经济学者对世事知道得不多，批评政府容易，批评市场也容易。但如果经济学者完全不管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只是集中于解释，为什么工厂要左管右管--只要能引进有关的局限转变，求得可以验证的假说，作了解释，那就是经济学者可以做且应该做的事情。至于什么有益社会，什么可以改进民生，是主观的问题，与科学的要求扯不上关系。

国家与合约

从前只是从文化上认识我们的国家，五常从合约的角度提示我们，虽然类似西方格式化的合约我们开始得很晚，但是我们民间一直流传下来，甚至口口相传的传统，都是合约的一种形式。为什么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新闻总是可以获取眼球，表面上看是欺负弱者，其实还有不同的合约之间出现的行为约束没有获得支持。

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文化，因为共通文化的存在可以节省交易或制度费用，而文化或习俗协助着的行为约束，可以看成是合约的替代，或根本上可以作为合约。

解放前的中国，农业的固定租金合约有一种称“铁板租”，即不管有什么天灾租地的农民也要交一个不能更改的租金。

一方面，有些固定租金合约中有减责条款，说明如果遇到大失败或饥荒情况，地主要依据本地的风俗，跟着风俗之见减租，有减租条款的固定租金当然略比铁板租为高。不难想象，如果交易或者风俗费用不考虑，固定租金合约可以有很多的减责条款，处理不同的饥荒层面，每层的固定租金的递减略微不同。是无聊的想象吗？不是的，因为佃农分成是等于有无数减责条款的合约。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想象倒转过来，以佃农分成为起点，加进减责条款，加到保护地主的尽头就是铁板租，加到保护佃农的尽头就是时间合约。

固定租金合约有加进减责条款的选择无疑会增加这种合约的采用，只有中国这种减责条款常见。这个条款的出现显然是需要有一个悠久的文化风俗来支持，农民说是饥荒，地主说不是，吵起来法庭很难判断，这类争议不能由法律来解决，但风俗可以。风俗说是饥荒，也会说是怎么样的可怜层面，农民减责每个层面应该减多少，风俗习惯的存在可以很快做出判断，不接受这种风俗之见的地主或者农户与遇到不容易再找到合作合办的困难。

商业秘密与市场换技术

外间总有媒体认定知识产权是我们的软肋，我们也曾经想当然地从定这一论点。其实以我们的能力，我们可能从外间视为商业秘密的区域实施盗窃吗？是小平有远见，用市场换技术，同样也是基于市场，基于合约。

中方与通用汽车公司的合资合约，其中最重要的是说明科技投入与商标名牌的收费，说明外间的银行户头，中方要按时汇款。这就是说，除了合资所获得的的分成，中方还要付的是商标/科技等费用。要点是商业秘密和科技秘密的租用。

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容易，但实际到商业秘密租用的合约很困难，因为秘密这回事，一经外泄就去如黄鹤，无法收回。一项值钱的商业秘密，要找到买家，不容易写出给秘密的拥有者可靠的保护的文字。一般的习惯是，你要把值钱的秘密给我考虑购买或者租用吗？先给我前一张如有外泄概不负责的合约吧。

今天外间见到的有相当科技含量的中国产品，其科技知识不是盗窃而得，也不是明码标价的在外间市场买回来，而是通过合资与“市场换技术”弄回来的。

如果让外资自由选择，他们多数会选跟中国合资，虽然中方的股份多半会低于50%，他们会要求合资，因为有中方的参与，所有经营必须办理的手续会来得远为容易。这不是说在中国经商的手续格外麻烦，而是外商弄不清楚什么是门，什么是路。

深圳的急速发展扩散到东莞和惠州。东莞有的是接单工厂，一个到深圳投资的机构，要制造一件产品的样板，东莞可以立刻做，快而精，这样的服务硅谷没有，难怪天下的知名品牌今天纷纷跑到深圳去。

鸦片战争起源说

一点冷门的信息，和我们书本上的信息不同，可能更有助我们找到事情的本质。合约，还是合约的变动，虽然结果是一样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可不是起于林则徐在广州虎门烧鸦片，而是起源于1834年英国取缔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专营权。

1720年, 为了败退外商的啰嗦要求，康熙在广州设立公行，用以处理外商与中国的贸易，这些公行起初是7家，后来增至13家，这就是今天在广州还活着的老人会记得的“十三行”。

其他借鉴

在看过《置身事内》和《小镇喧嚣》之后，对县际竞争有初步的认知。

县际竞争可以有限公司的规格与法律处理，源于英国的公司制，为的是要划分清楚城市与上头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西方的城市公司只限于处理公务，不能做生意，虽然在法人与法律的规格上跟做生意的有限公司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