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涛 | 2022年历史理论研究综述

2022年历史理论研究综述

夏春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借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这一东风，历史理论研究在2022年气象万千，硕果累累，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的建所及科研步伐明显提速。继“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解析和批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口述访谈录”两大课题后，“‘中国之治’的历史根源及思想理念研究”“西方历史理论发展史”在2022年也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课题，连续两年共计四个课题顺利立项，这是该研究所建所第四年获得的最好礼物，为其“边建所，边搞科研”的建所思路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该所承担的首个重大课题“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顺利结项，百万字的同名书稿被列入中国历史研究院资助出版的《文库》。二是历史理论研究所引领全国历史理论研究的职能得到加强。是年9月，由该所牵头，时隔十余年顺利改选产生新一届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并推出该分会第一期《通讯》。所刊《史学理论研究》的影响继续扩大，根据改刊后刊发优秀论文编选的五卷本、二百余万字的《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前沿丛书》即将出版。三是从全国范围看，历史理论研究显现出生机活力。譬如，“二战后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课题；青年学人较为活跃，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各地相继以线上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各类视频会议。2022年是在喜庆中收获的一年。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发表“七一”重要讲话，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所作的科学总结，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注入新活力、提出了新课题。高翔指出：“始终把握历史主动，勇于担当、善于创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所在。党的百年光辉历史，就是一部发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大无畏气概，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的不懈奋斗史。”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的重要论述，为我们牢牢把握历史主动、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强大思想动力。因此，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两个确立”转化为“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做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坚定理想信念，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忠实实践者；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做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不懈行动者，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在中共党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中，2022年最受学界关注的是百年党史上的三个历史决议。肖贵清认为，三个历史决议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承载着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凝结着全党的集体智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夏春涛考察了三个历史决议之间的关系，指出第三个历史决议与前两个历史决议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一脉相承是指三个文献前后承接且具有相同点，如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等，不因时间变化而变化；与时俱进是指三者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如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不同任务等，体现了党始终勇立时代潮头的信念和担当。裴植指出，三个历史决议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增强党的团结统一的政治自觉，以及理论创新的思想自觉，强化组织建设、推进理论武装和进行实践探索的行动自觉。周良书、曹明臣强调，第三个历史决议以发展与辩证的眼光看待历史，从特定历史条件出发分析问题，尊重历史发展整体性和连贯性，注重历史联系，揭示其内在规律。无论是综合考察，还是重点关注某个历史决议，都肯定了党的历史决议在百年党史上的特殊地位和指导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也是2022年中共党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一个关注点。黄建军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纵向历史坐标表现为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横向历史坐标体现为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世界历史坐标中，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宽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场域。李建华、刘畅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伦理策略是实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伦理要求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价值方向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寇美琪、黄广友等人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对过去人类文明成果的扬弃，也是坚持“五位一体”文明协调发展基础上的崭新创造，奉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简称“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原创性理论贡献，受到学界高度关注。黎康从理论创新的演进历程、动力机制、支撑体系等方面阐发了“两个结合”的内在意蕴，认为“两个结合”不仅揭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途径及其形态特质，而且为新时代接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实现路径。付莉萍、叶力从“两个结合”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客观需要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共同指向，是中国共产党主动选择、研精覃思、砥志创新的历史必然三个方面，论证了“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杨威、上官望认为，“两个结合”的预设前提、内在逻辑、价值目标之间的契合互补，反映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认识深化与实践探索的突破。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看家本领之一，是研究阶级社会历史不可或缺的方法，但在目前的历史研究中，有被淡化或忽视的偏向。《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圆桌会议”栏目特意邀请五位学者围绕“阶级分析方法与历史研究”这一主题撰文，意在对相关研究和思考有所推进。庞卓恒从人类本性和人的阶级性出发，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认为马克思预断的趋势正在日益明显地显现出来，后进国家最终将同先进国家一起进入人类本性发展的社会。赵庆云指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基本面貌，认为只要从历史实际出发，恰如其分地把握历史上的阶级分化、阶级矛盾、阶级认同等方面的实态，阶级分析方法仍是我们研究历史极有价值的理论工具。李斌认为，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阶级社会中的政治斗争、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等方面问题的基本方法，但不能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一切历史现象。王广指出，构建具有鲜明特色的新时代中国史学，需要深入理解阶级分析方法的丰富内涵和历史意义，在史学研究中科学合理地加以运用，使之焕发新的时代价值。夏静通过回顾中国共产党使用“阶级”话语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开展革命实践的历史，为认识和把握百年党史提供一种理解视角。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发展及其运用是近年学界关注的传统领域，在2022年依然受到关注。唐正东指出，恩格斯把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与宗教、政治等要素的历史作用之间的辩证关系，放在具体的实践语境中加以深刻解读，是其在唯物史观具体化中取得重要成果的途径。丰子义提出，“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与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一致的，对于唯物史观的系统阐发有其决定性意义。叶泽雄、鄢然认为，恩格斯晚年在阐释历史合力论中提出的“两种决定”作用，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把握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是“总体决定论”与“具体决定论”亦即因果决定论与交互作用论的辩证统一。吴英指出，唯物史观为分析世界历史的两次重大转型、两类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等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韩东育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和存在形态，在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与时俱进的特质，将不断赋予人类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量与新知。这些成果对于我们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开展史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学术论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关系成为2022年学界研究热点。左玉河认为，社会史论战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并重的学术品格，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促使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旨趣、范式、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为推动中国史学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张越指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后虽在社会史论战中引发巨大争议，但其使用的新材料和提出的新观点所展现的创新意义却得到一致认同。谢辉元认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点和分期问题上，史学形态是比较合适的分期标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是比较合适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标志。赵庆云通过分析20世纪50年代范文澜与尚钺的学术论争，提出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不宜仅着眼于分析双方学术争论的文本，还需知人论世，兼顾学术的内史与外史，从人际关系、学术脉络、时代背景等因素进行考察。陈峰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路向，主要体现为去教条化、告别经学模式和经学思维、走上科学求真之路和着手建构本土化的历史体系。李世安、李娜主张，建设以“十月革命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以二战为界、把世界现代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顾銮斋认为，应该客观评估和认识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现状及影响，以助力构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史家。

2022年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家郭沫若诞辰130周年，学界推出一系列郭沫若研究成果，并对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也给予了关注。例如，卜宪群总结了郭沫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构建上的杰出贡献，以及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留下的珍贵遗产。程鹏宇考察了郭沫若与侯外庐在“后社会史论战时期”的学术风格，认为他们的学术风格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大优良传统，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路径式的典范意义。冯时指出，郭沫若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体系与话语体系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建构自身文明的学术体系，于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虞和平认为，王庆成具有广博的视野和学识，一方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改进太平天国研究，开创社会经济史研究，号召社会史研究；另一方面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提倡设立城市史、近代化等新领域的课题，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大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马敏将章开沅的史学思想概括为“别识心裁”的史识、“贯穴融铸”的通识、“学者人格”的史德和“因诗悟史”的史感，认为这四个特质也是释读章开沅史学成果的钥匙。李大钊、艾思奇、吕思勉、侯外庐、白寿彝、傅衣凌、刘泽华、史念海、步平等不同时段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或学者，都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做出了贡献，因而也受到学界关注。

总之，2022年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一是紧扣重大历史理论和现实问题，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理论创新进行阐释、宣传和研究。二是立足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前沿，从新的视角深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史家研究。三是呼吁学界关注和重视此前被相对忽视或忽略的阶级分析方法。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成果不多；中外学界在这个领域的学术交流和对话相对沉寂。 

二、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本年度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守正创新，既坚守传统优势领域，如“正统论”“大一统”思想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继续探讨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问题、通史家风、史学功用、史家修养、史学方法与史学批评，以及史学史研究中的历史编撰思想、官方修史活动、幕府学术与史家研究等；也勇于创新，提出了不少新思路、新观点，推出了一系列学术成果，整体上呈现积极进取、欣欣向荣的研究局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丰富的历史资源，孕育了中国古代的历史理论，这也是2022年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一个亮点。2022年，瞿林东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由人民出版社再版，可谓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该书共三卷，计130万字，上起先秦，下迄明清（1840年前），以历史时代为纲，以重大历史问题为目，系统论述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产生与形成、丰富与发展、繁荣与嬗变，展现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全貌和成就。“正统论”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与历史写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兹事体大”，关乎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问题。陈侃理以秦和西汉时期为例，分析了唯一性、连续性和正当性三者兼备的正统观念如何形成、如何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如何被普遍接受的问题。崔壮考察了五代史编纂所秉持的正统观问题，认为宋至清之间出现的五种撰史理念均是传统史学精神延续和正统观多样化之历史作用的体现。邓京力重点考察了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关于史学理论学科的核心观念，如历史事实、历史阐释、历史证据、历史叙事、历史语境等的研究成果，展现了21世纪史学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不仅事关历史认识与价值判断，而且关乎史学功能与通史编撰，因而成为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李勇认为，关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其实是吕振羽最先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角度提出“西周封建说”，但在现实中形成了“西周封建说”是范文澜或吴玉章首创的印象。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争议至今仍不时引起学界讨论，以致有人提出“以史为鉴”的有效性问题。张绪山指出，“以史为鉴”的有效性在本质上虽然是可能的，但并非必然，其有效性乃是基于人类的理性与永恒的人性。周文玖剖析了中国史学的垂范精神，指出垂范精神表现为史家以史明志的著述目的、以史立言的治学旨趣、以史立德的职业操守。鉴于史学研究的现实功用，陈其泰以司马迁著《史记》为例，阐述了“通古今之变”的著史宗旨。他认为司马迁成功著通史的原因有三：一是司马迁凭藉本纪的纲领性记载，做到包举大端、贯通古今；二是十篇史表的设置匠心独运，与本纪共同起到全书纲领的作用；三是多层面配合，以记载典章制度和反映社会情状的八书，以及生动记载人物事迹的众多列传，为本纪凸显的历史主线作了重要补充。理性认识中国古史分期，客观看待史学功用，才能坚守“通史家风”，为编撰新时代的中国通史提供理论参考与方法启示。

史学方法既离不开史学批评的经验总结与反思，也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提升史家修养和加强学风建设。陈其泰选取《文史通义》“内篇四”之《言公上》《言公中》《知难》，剖析了章学诚“别识心裁、辩证分析”的修史方法论，指出章学诚在考据之风极盛的学术背景下，勇于补弊救偏，撰著《文史通义》，其间所体现的别识心裁、探索精神、使命意识极具启发意义。2022年，朱露川的《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从班荀二体到范袁二家》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六章，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四部史学名著进行个案与整体相结合的研究，总结它们在叙事形态、叙事主线、“人”之呈现、叙事主体观念彰显、“美”的追求等方面的特点和经验。王嘉川考察了清代对史才三长论的运用与探讨，认为史才三长论在清代更加深入人心，逐渐发展成通论人才标准的代名词，特别是章学诚在史才三长论之外补充了“史德”，做出了符合时代发展的思想阐发。史才、史学、史识、史德既是史家的必备修养，也是史家开展史学批评与史学写作的基础，还是持续推动中国史学史创新发展的保障。

中国史学史与史学思想史是2022年学界的研究重点，出版了数部重要论著。一是瞿林东的《中国史学史举要》，阐述了先秦时期史学的兴起、秦汉时期“正史”的创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多途发展、隋唐五代时期史学发展的新转折、两宋时期通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辽夏金元时期多民族史学演进的深入、明朝史学走向社会深层、清前期古代史学的总结与嬗变、清后期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展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全过程。二是汪高鑫的《中国史学思想史新论》和《中国经史关系通史》。前者分为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两部分，其中综合研究包括历史思维、历史教育、史学功用、经史关系、社会思潮与史学思想、历史文化认同、史学近代化、史学与统一多民族国家，以及“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专题研究以论述历代史家、史著的史学思想为主。后者详细梳理了从先秦特别是汉代经学兴起以来至20世纪初经史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三是汤勤福的《朱熹的史学思想》，主要从历史哲学、治史态度、史学方法论、历史编纂学、史学批评等方面阐述了朱熹的史学思想，分析了朱熹史学思想的历史背景、历史地位及其对日本、韩国和东南亚诸国的影响。还有学者考察了王充、欧阳修、黄宗羲、徐复观等的史学思想或历史观。屈宁认为明末清初史学思想的嬗变，对乾嘉史学、近代史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官方修史通常被认为是历史编撰学的主流或正途，也是学界关注的传统领域，在2022年取得了显著成绩。例如，苗润博以元修《辽史》中的《世表》《营卫志·部族上》为文本依据，分析了元修《辽史》对于契丹早期历史记载中隐含的编纂因素与叙述框架。时培磊、纪海龙从文本生成和实录编纂角度，介绍了《明武宗实录》“文臣传”的史事选择和编纂过程。刘骏勃以续文献通考馆和三通馆为例，考察了清代特开史馆及其与相关业务机构的工作往来。李金华根据清代幕府的史学活动，认为到乾嘉时期，官方史学势微，私家史学快速发展，地方官员通过朝廷资助，建立幕府，延请饱学之士，从事修史活动。幕府作为由官员组织的私家学术团体，借助官方力量整理、编纂史书，带有经世致用的特征，推动了晚清史学的发展，但因其治学理念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也影响了时人对新知识和新文化的汲取与学习，因而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实，无论官方修史还是私家修史，都离不开各个时代的史家。学界对顾炎武、章学诚、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等史家，从学脉传承、史学成就和史学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不少新成果。

总之，2022年的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努力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出一些新的研究思路。例如，面对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的使命与任务，吴英提出要构建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妥善处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和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两对关系。汪高鑫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应从政治史视角、四部学视角、多民族视角、中西比较视角的大历史观出发，提出了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一条新路径。陈其泰认为，要从发展的观点、确立整体观念、贯彻“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四条途径，拓展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这些新思路、新方法、新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创新发展。但是，相较于中国史学史而言，中国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研究仍较为薄弱，缺少有分量和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如何从丰厚的历史资源中挖掘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遗产，值得思考。

三、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2022年，在波兰召开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学，在墨西哥召开国际历史理论网络第四届年会，透露出一些学术新趋向。在国内，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主题广泛，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情感史与性别史、记忆研究、全球史、中西史学交流、非西方国家的史学史等方面，既保持传统领域研究，又立足该领域的学术前沿；既关注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进展，又不断开拓非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视野；既开展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综合性或专题性研究，也进行中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学术对话，展现出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与新趋向。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出现回暖。《史学月刊》2022年第7期推出一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笔谈文章，对西方主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进行了系统考察。其中，梁民愫梳理了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生成境遇，探讨了其史观逻辑及代际差异；徐良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美国出现已百年，而百年来受美国国内和国际双重环境的影响，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对美国史学和美国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刘爽回顾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发展和20世纪50年代的转折，以及俄罗斯史学的重建，认为唯物史观对于认识错综复杂的人类历史和当代世界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黄璐考察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四个时期，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受葛兰西等人的理论启发，尝试将目光聚焦于意大利当代史的阐释，并逐渐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古代史、国际关系、社会史等领域。此外，初庆东考察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问题，尤为关注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孕育之功，比较系统地再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

第二，情感史与性别史仍是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一个亮点。《史学集刊》2022年第3期专设“性别史论坛”，重点讨论性别史与情感史的关系。其中，王晴佳从西方史学发展的脉络出发，分析了性别史与情感史的交融发展，认为两者的联手，有助于检讨以理性主义为前提的近代史学遗产。杨力考察了日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性别转向，指出这一转向挑战了侧重档案文书的传统史学范式，扩展了史料的范围。林漫重点关注美国女性主义史学中的“平等主义”与“性别主义”，认为这两条思路催生了两种类别的女性主义历史书写。实际上，自情感史与性别史研究引入国内学界，这一原本主要存在于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界的研究方向，正逐渐向其他史学领域延伸。

第三，记忆研究为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带来新气象。2022年召开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专门设置名为“记忆、考古、认同：对远古时代的认同建构”的主题演讲，反映了记忆问题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屠含章梳理了“历史记忆”这一概念的演变，分析了“历史与记忆”“历史—记忆”“历史记忆”之间的不同意涵。慈志刚以19世纪中东地区反殖民主义领袖阿卜杜·卡德尔为例，考察了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如何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建构关于卡德尔的历史记忆，以及这两种记忆在政治内涵上存在的本质差异。成思佳分析了越南古代史家对赵佗形象的建构，认为赵佗形象的转变一方面受到中国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归结于越南本土史学中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发展。刘颖洁强调，记忆研究中个体史料具有视角的局限性，内容存在疏漏和扭曲，在使用时应更为谨慎。艾仁贵认为，以色列的大屠杀史学类似于一种“记忆史学”,它将苦难叙述与政治认同交织在一起，成为一种塑造身份认同和国家记忆的重要手段。

第四，全球史依然是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重点，而2022年学界的研究较之以往有了明显突破。例如，李腾考察了全球史在中世纪研究中的应用，指出“全球中世纪”的概念是打破“欧洲中心论”的重要进路，但也认为这一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中尚不完善。胡成反思了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研究，强调应在“外来/本土”“西方/中国”“全球/在地”之间进行“对话”和“理解”，尽力实现费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全球思想史是中国学者这两年的关注焦点，体现了全球史研究从物质到思想的转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推出了“全球思想史研究”的一组文章。其中，李宏图从约翰·密尔对“个体性”的理解出发，分析了“个体性”与“现代性”的关联；张旭鹏从“革命”的内涵入手，梳理与思考这一观念如何在全球流动，以及其被注入的新内涵，进而重塑这一观念本身。《史林》2022年第4期开设“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专栏，讨论思想史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如何结合，认为将史学理论的关注点融入史学研究之中，容易发掘史学思想之外的思想要素。

第五，中西史学交流是2022年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邓京力、苗志浩认为，中外史学交流已从关注“西方”到超越“西方”、从西方史学“传播史”到“接受史”、从单向研究到多向研究；徐善伟、张倩、时雯则重点关注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界对西方史学的接受与创新。李剑鸣认为，中国史家受到欧美史学启发的同时，也感到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文化压力，由此引发了“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政治与学术、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多重博弈。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也受到国际学界关注。王晴佳、冈本充弘、李隆国主编的《西方史学在东亚》，收录了中日韩三国学者关于西方史学史的相关研究，其中包括12位中国学者的论文。该书对西方从古至今的重要史家、学派和思潮进行了深入考察，为西方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种东亚视角。

第六，非西方国家的史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一个新趋向。曹峰毓、后黎考察了肯尼思·翁伍卡·迪凯在非洲史研究中的突出贡献，即重视口述史料，开创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培养本土史家，开创伊巴丹历史学派；关注尼日利亚地区史，保护地方史料。邓哲远以阿拉伯手稿的收集与研究为视角，介绍了一个人员构成、材料运用、思想观念等极其复杂、多元、动态的伊巴丹历史学派。《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4期“圆桌会议”栏目，集中讨论非西方视角下的当代史学。其中，侯艾君分析了苏联解体后中亚史学和俄罗斯史学因应与互动的复杂关系。王立新梳理了印度史学的流变，认为印度史学面临的知识困境是其现代史学危机的根源。张旭鹏考察了“庶民研究”在拉美地区的兴起和发展，指出拉美“庶民研究”在推动国际史学的“南南对话”中产生了积极影响。黄畅梳理了近二十年尼日利亚的史学发展，认为尼日利亚史学虽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长足进展，但仍然面临着移植西方史学理论的困境。

总之，2022年的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在中外史家共同努力下，取得一系列学术新成果，并展现出颇具前景的学术新趋向。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回暖，记忆研究不断拓宽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新领域，此前被忽视或忽略的非西方史学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些学术新趋向与全球史、西方史学史等传统领域共同发展，体现了中国学界在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领域的自主性。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学界对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已经跨越了单纯的“引介”与“吸收”，逐渐走向立足本来、以我为主的批判性分析；已经摆脱浅层次的介绍或研究，而是主动开展跨学科、深层次的学术对话。例如，对全球思想史的集中探讨和中外交流、对非西方国家的史学关注，都反映了中国的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现实需求与学术追求。但是，这种学术需求与追求毕竟刚刚起步，我们的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仍集中于欧美，真正引起世界关注的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成果并不多。摆脱局限于外国史学流派、史学思潮或史家的研究，真正走向宏大的历史理论建构，仍任重道远。

四、历史思潮研究

2022年历史思潮研究的焦点是揭批历史虚无主义。李慎明认为，历史虚无主义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是20世纪留给全世界共产党人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沉重又难得的反面教材，必须高度重视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回击与批判，认真应对西方“软实力”“巧实力”等和平演变战略手法，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决不放任历史虚无主义行为泛滥，不能任由其刻意制造和散布谎言、扰乱社会舆论。陈乡、陈德祥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共党史的解构，主要集中于碎片化叙事党的历史事件，遮蔽党的历史主流和本质；主观化诠释党的历史人物,消解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合法性；多元化认知党的意识形态,动摇党的指导思想的主导性。南大伟认为，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就是要引导人们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新时代揭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对历史虚无主义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传播领域、传播特点和动向保持高度警惕，科学研判，果断回击。张甲秀指出，历史虚无主义者善于从发展道路入手，对我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进行批判和否定，“社会主义早产论”就是这一手法的典型代表。杨军结合新媒体和消费社会的时代特点，认为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利用消费主义并结合网络民粹主义，在现实政治中创造“爆点”从而引发舆情事件。徐秦法指出，历史虚无主义以“挖阵地、毁人物”等为手段，通过对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领域的侵蚀与破坏，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去权威化”与“去中心化”趋势。牛芳认为，应注意历史虚无主义背后消费主义文化对文艺作品的渗透，当前出现了一系列与历史和现实逻辑相悖，且具有注重感官刺激、低俗庸俗等特点的作品，影响了青少年身心健康及发展。李凯、晁福林认为，在具体的历史教育实践中，有不少内容应淡化乃至摆脱“洋理论”的窠臼，切实有效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否则中国历史教育的话语权无从谈起，且我们的教学实践也难以满足时代的需求。如何科学研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新趋势、新动向和进行有力的回击，仍是历史思潮研究的一个重点。

将历史史实和理论剖析相结合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也是2022年历史虚无主义解析的一个特点。2022年3月11日，夏春涛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解析和批判”顺利开题启动，并不断推出阶段性研究成果。其中，陈甜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后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即从最初的“非毛化”思潮到虚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再到否定革命、吹捧民国、抹黑英雄、诽谤领袖等，以及当下的“软性”历史虚无主义，考察了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代中国嬗变的几个阶段及其特点。针对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是所谓民国“黄金十年”说，魏晓锴指出这十年恰恰是经济恶化的十年，是政治反动的十年，是民族危机加剧的十年，只能说是“洋大人”的“黄金十年”。鉴于有人指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抗战时间短”“抗战范围小”，躲在敌后“游而不击”“只顾抢地盘”，以致“坐大”，徐志民以九一八事变后中共率先擎起抗日大旗，领导并坚持敌后抗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史实为基础，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战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另外，数字史学、影像史学与历史档案资源的结合，既是数字化时代的大趋势，也与历史思潮研究紧密关联。邓君、王阮认为，驱动数字人文与口述历史档案资源融合，是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与研究的应然之势。邵婧、赵嘉文、许宁以西北大学档案征集工作为研究对象，尝试从构建档案征集网络、完善档案征集规章、加强档案资源数字化等方面入手，为高校档案征集和利用提供参考。祁天娇认为，中国历史档案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需要积极吸收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寻找适合中国档案资源数字化的模板。王鑫以抗美援朝口述历史纪录片《铭记》为例，尝试打破影像史料、口述史料、档案史料三者间的隔膜，提出借助数字化的机会，综合利用各种资料讲好党史故事。随着历史档案资源的数字化，微博、微信、抖音、B站等自媒体平台的兴起，历史研究与书写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加拿大学者伊恩·米利根通过研究大数据时代的史学研究转型，认为史学家研究工作流程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将被数字技术改变。

总之，数字史学、影像史学等新兴学科正在影响和改变传统史学的研究模式、研究方法和书写形式，而原本主要存在于官方或民间精英之间的史学，越来越走近普通民众，出现了人人皆是自己的历史学家或者说人人皆可参与的公众史学。历史虚无主义虽然借助现代科技的便利和打着“还原历史”或学术研究的旗号招摇撞骗，但无论“硬性”还是“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在真正的历史研究和学术解析下终归要现出原形。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伟大的史学，历史思潮研究大有可为。不过，目前的历史思潮研究，仍存在反应不及时、系统跟进不足、学术研究薄弱、理论分析不深刻不生动等问题，如何结合其他学科强化历史思潮研究，仍是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

五、其他相关研究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学科设置，历史理论其他分支学科包括国家治理史研究、中华文明史研究、中国通史研究、中外文明比较研究、海外中国学研究，以下就2022年度这些学科的研究进展作简要评析。

（一）国家治理史研究

2022年度的国家治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特点与经验，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智慧与启示。夏春涛指出，中国古代治理体系在行政体制上以实行中央集权制为主，在治理理念上崇尚“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局面，在思想文化领域以儒学为正统和主脉，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五点启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大力推进文化建设，努力维护社会稳定，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继续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熊万胜考察了中国治理史，提出中国治理体系的效能，主要依赖同群众之间的人格化的日常联系。任剑涛强调，掌握国家治理中的节奏感非常重要，在把握社会总体周期规律的基础上，要因应社会总体态势，或强化政策力度，提高政策张力，推进国家发展；或弱化政策进取，俾使社会休养生息，保障国家生机。

二是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史，为打造新时代法治社会、和谐社会提供历史依据。宋学勤指出，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演进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积极回应，集中反映着党与时俱进地解决社会问题的因应之道。侯万锋、丁志刚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取得了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乡村现代化为治理目标，以人民为中心为治理价值，以一核多元为治理主体，以破解乡村问题为治理导向，以制度法律政策有效供给为治理方式，以党建引领与自治、法治、德治融合为治理路径等基本经验。关信平在梳理中国共产党社会政策演进的基础上，提出为增强社会治理风险的应对能力，建设以人民为中心和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必须加强社会政策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国际传播与交流。

三是鉴于新冠疫情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疫病防治成为国家治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杜丽红考察了清末的东北鼠疫，认为清末地方官府自身的组织能力和获取资源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执行的方式，而上级官府往往通过治官权来控制下级官府对政策执行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政策目标的实现。徐建平、翟砚辉分析了1921年直鲁交界地区的鼠疫防治，认为直隶施行的“吴桥交河调查法”“分县派员调查措施”，以及根据疫情走势对组织和人员进行调整等举措，取得了较好效果。方小平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霍乱防治工作，指出中国政府通过行政系统主导，以及地方社会的细胞化结构形成了“紧急规训国家”的强大机制。

（二）中华文明史研究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文明”与“国家”的内涵、标准、关系，以及如何辨识早期国家等成为研究热点。王巍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明确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成绩显著。赵辉归纳了文明的四项标准：一是农业与技术显著发展，出现复杂的社会分工；二是阶级分化，社会等级制度形成；三是城市的出现；四是王权以及由它建立和掌控的区域性政体。李禹阶认为“文明”与“国家”是两个相互区别又互动互促的概念，“国家”是“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徐义华、冯群反对将“文明”与“国家”等同的做法，认为“文明”是人口、财富和知识获得一定程度的整合，社会丰富化和复杂化达到一定水平的阶段；“国家”则是人口、财富、知识和暴力全面整合、社会实现高度复杂化的阶段。何努认为，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古国—邦国—王国—帝国四个完整的阶段，而每个阶段各有其独特的显著特征。

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有怎样的历史逻辑和影响因素，这是2022年中华文明史研究的重点。赵轶峰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分析视角难以说明中华文明发展至现代多民族国家的逻辑，但文明史有助于阐释中原与周边的共生与内聚过程、中原王朝更替背后的文明重组机制、中华文化的韧性，以及中国历史的高度复杂性。江林昌指出，农牧生产和血缘管理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关键内涵和特征，先秦的宇宙观、人生观等都在其影响下形成。姚中秋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了文教协同政治权力覆盖一切族群、宗教、社会组织的文教国家，消除了后者独立发育的空间，保持了结构上的稳定性和历史上的连续性，并在现代中国得到延续和强化。李阿慧指出，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逐步接受西方和日本的“文明史”书写形式，既以之作为史学重建的前提，也将保存和继承文明与提升文明水平相统一，奠定了近代中国社会改良与文明再造的双重基调。

（三）中国通史研究

中国通史的理论体系和编撰体例，是2022年中国通史研究的焦点。张志强指出，中国通史编撰传统及其精神体现了中华文明从历史中求理性的“历史理性”特质，体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超越性方式和主体性立场，强调正是中国共产党以“通古今之变”的大历史观贯通古今，研究与编撰中国通史，才能不断开创中华文明新辉煌。杨四代、杜娟认为，近代以来，编纂能够服务于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新式通史，是“新史学”最重要的议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发挥了重要作用。谢辉元指出，中国通史撰述的设想被提出以后，在“社会史论战”之际就有部分学者开始尝试撰著中国通史，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走向成熟，也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探索出一套符合唯物史观的中国通史解释体系，其中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贯彻成为时人评判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的显著标志。

2022年，由中国历史研究院牵头组织的《（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计划高质量高标准稳步推进，同时组织学者撰写《（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经过反复修改打磨，目前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书稿。《（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在厘清历朝历代主要史实和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以国家统一、社会发展为主线，围绕五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关键节点、关键之变，突出历史道路、历史主流、历史成就和历史趋势，说明新时代是如何从历史中国走来的，新时代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伟大历史意义，充分彰显我们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按照文明成长历程，以思想文化、精神文明为主线，突出“文明地标”，凸显时代特色、世界意义，重点聚焦中国特色文明定义、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主线脉络、中华文明生成发展的内在动力，探讨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基因、现代元素和突出成就，展现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交流互动的历史真相，昭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渊源、独特品格和世界意义。

（四）中外文明比较研究

文明比较的理论方法，是2022年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的重要关切。李红岩聚焦中西思维的不同形式，认为在中西古典阐释学比较这一新领域，中西方同样遵循从经典诠释开始的学术规律，但中华思想与其他文明思想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始终保持着发达的辩证逻辑形式。王震中指出，全面把握中华上古文明思想文化特质，是推进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的首要任务，而中华上古文明的特质分为社会与思想文化两个层面，包括“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三层内涵的天道观、德政观、“大一统”思想等方面；研究中华文明源头阶段的精神特质，将有益于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与独特精神标识。杨共乐认为，“以人为本”“以史为师”的历史意识使中华文明不同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多样的地理环境为中华文明提供了宽广的发展空间与活动舞台，赋予了中华文明不同于地中海世界的连续性与统一性。张乃和通过辨析“特纳命题”“桑巴特命题”“韦伯命题”“李约瑟命题”等，强调要站在世界各文明主体价值平等的立场上进行文明交流互鉴。董欣洁指出，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在于通过相互切磋、学习和比较，辨其同异，进而形成新的认识和新的成果。

2022年的中外文明比较研究视角多元，成果丰硕，贴近现实。例如，彭树智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身心是人类交往互动的三个主题，而人类历史就是人类文明交往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历史。刘家和指出，中国的编年史是体裁问题；而西方史学中的“编年史”与“历史”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前者记述的是过去史，后者记述的是当代史。江林昌认为，中华文明与古希腊罗马文明分别是环太平洋古代文明形态与环地中海古代文明形态的代表，强调总结中国古代文明理论体系有利于完善马克思主义的亚细亚理论，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理论支撑。纪宗安、刘永连编著的《丝绸之路与中外文明交往》一书，以丝绸之路发展史为核心，介绍了中华文明与其他区域文明自史前时代至改革开放以来不断交往、融合的历史。这表明中外文明比较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和中外关系友好发展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五）海外中国学研究

2022年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仍然相当活跃，主要体现在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专题研究和相关译著三个方面。一是海外中国学的理论探讨与学术反思成为研究热潮，旨在加速海外中国学的学科化进程。例如，唐磊、何培忠主编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建设论文集》，所收论文重在为海外中国学研究提供学术史和方法论的启示。周武主编的《以中国为方法——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所收论文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前沿动态做了不同程度的梳理和反思，努力构建一种立足于中国本土经验的中国学研究。杜博司、张莉将海外中国研究分为五个时期，认为每一个时期不仅主要研究范式不同，学界性质也产生了变化，研究中心从传教士转向社会科学家、从欧洲转向美国、从学术刊物转向基于互联网的出版物。

二是海外中国学专题研究，主要集中于美、日、德、加拿大的中国学研究和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美日两国是目前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其中美国学界在2022年推出了韩书瑞的《泰山众神：1000—2000年中国华北的熟悉感与物质文化》、戴史翠的《日常帝国的不确定性：十八世纪清政府的行政革命》、梯利的《鸦片贸易：中国海上犯罪与资本主义史》等著作；日本学界出版了渡边义浩编的《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金子肇的《现代中国国家和商人：税收政策和贸易秩序的动态研究》等著作。李雪涛的《德国汉学研究史稿》和熊文华的《加拿大汉学研究史》，是2022年中国学者研究海外中国学的代表作。受国内中共党史研究热潮的影响，海外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丰硕。张德明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中共党史研究成果，认为这些成果虽然视角新颖，运用了一些新材料、新方法，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但也存在立场、方法、史料解读错误等局限。

三是海外中国学译著在2022年获得“丰收”，为中国学者了解海外中国研究提供了更多途径。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推出了美国学者何复平的《声色：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960—1279）》、日本关西大学陶德民的《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形成：汉学革新与文化交涉》等，该丛书迄今共翻译了252本著作，在中国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墨磊宁的《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日本学者岸本美绪的《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了日本学者吉泽诚一郎的《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天津的近代》、美国学者艾尔曼的《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等，还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学者戴思哲的《中华帝国方志的书写、出版与阅读（1100—1700年）》等，这些海外中国研究译著进一步拓宽了国内学者的视野和信息渠道。

概括地说，2022年是历史理论研究大步推进、成果丰硕的一年。成绩喜人，形势逼人，历史学工作者要顺应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大势，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丝毫不能懈怠。首先，历史理论研究被边缘化的现象虽得到明显改变，但并未根本性扭转，相关研究主要局限于专业学者，就整个学界而论，选题无足轻重、研究范围狭窄、搞繁琐考证、轻视理论的现象仍积重难返，重视理论阐释、树立大历史观尚未形成风气。其次，有些学者对现实问题关注较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学习不够，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是脱节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用”字上破题破得不够。最后，受大环境影响，中外学术交流相对沉寂。友好、平等的学术对话和交流对双方都是有益的。展望未来，我们豪情满怀。2023年，我们整装再出发。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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