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尔·H·法拉赫：视觉文化与流行图像
艾米尔·H·法拉赫（Amir H. Fallah）以历史学和符号学的思维来对待绘画。他的作品细腻、色彩浓烈，蕴含丰富的主题、符号和图案。它们是一种经过编码的象征物，代表着离散经验中关于个人的和集体的叙事、艺术家的西亚血统与对视觉文化历史的批判性反思。
近年来，作为一个生活在不确定时期的父亲，他还希望能通过这些象征物向成长于这个时代的一代传递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念。
《宁愿是残酷的真相，也不要是舒适的幻觉》
《同伴》
为了持续创作他的“面纱肖像画”和 “网格画”系列作品，法拉赫首先在电脑上费尽心思地将自己拍摄的照片和互联网上挖掘到的图像进行合成，这些图片覆盖了从波斯细密画到伊斯兰建筑，从电影《闪灵》的六角形地毯到儿童读物《Iggy Peck》中可爱的人物等等。
他随即将它们进行几何状排列，最后再转换到画布上去。就绘画而言，艺术家不仅摒弃了透视幻觉，转而青睐平面、轮廓和错综复杂的图案，同时还依靠华丽的色彩和高度风格化的特质来营造一种视觉效果，使人联想到Art Deco时期发光的、色彩斑澜的、几何和流线型的彩色玻璃窗。
法拉赫欣然接纳了被西方所排斥的装饰性元素，从滑板文化、广告海报、纺织品到儿童读物等各式设计中自由地汲取养分。他追随美国“图案和装饰运动”的脚步，将装饰重新作为他的艺术、社会和政治表达的一部分，创造出一个调解了各种美学风格和信仰体系之间张力的混杂空间，覆盖了经典与本土，跨越了时代和地域。
《寂静之声》
在他近期创作的网格画中，大量的现成元素、符号、图案和图像通过分组和联想的方式排列在网格背景中。这些作品唤起了视觉和物质文化档案中的短暂记忆，为观众创造了一种复杂的观看体验。观众必须破译这些并置的视觉符号才能理解其中隐藏的含义。
《主宰》
在这一系列中，法拉赫有意地参考了伊斯兰设计中网格的运用，一个华丽的网格与边缘的线路板相重叠，构成了整幅画结构的基础：这是对弗里茨·加纳（Fritz Garner）和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等传奇人物的致敬。
《绝对权力的腐败》
《绝对权力的腐败》是法拉赫利用网格衔接画面空间的绝佳示例。这幅画被一个华丽而破碎的网格划分为四个部分。左上角的区域描绘了三个戴着面纱的女性，这一形象取自20世纪初的一张古董交易卡片。左下角三人耍球的图像来源于一张Art Deco风格的悠悠球广告海报。右上角有一只来自儿童读物的老鼠，它正惊恐地跃向一只蓄势以待进攻的大蝎子。最后一部分则描绘了一只眉头紧蹙的小猴子被两个高大的白人威权人物带走的画面，这根据《好奇的乔治》（Curious George）的臭名昭著的封面插图而绘制。
这组作品中的主题元素都映射着滥用权力、全面控制、压迫和大规模监控。这些图像所传达的概念在画作的标题设计中得到进一步加强，标题分布在两块互不相邻的长方形区域中，并通过纺织图案隐藏了文字：一块位于画面顶部，另一块位于画面底部，暗指标题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波斯手稿中的某一页。
《在你面前唯一的魔鬼是冷漠》
法拉赫的“面纱肖像画”系列中流露出一种不同以往的乡愁和情感，画中的人物均来自移民家庭。在这些画作中，艺术家探索了在全球移民和流离失所时代的人类经验，将关于家园和归属的问题置于首要和中心位置。
《道路》
在这些画作中，画中人物的面部和上半身总是被面料所遮盖。他们的身形有男有女。坐着的人物从布料后伸出裸露的胳膊和腿，被涂上夸张的粉红、橙色、蓝色和紫色等不自然的色彩，这进一步模糊了他们的年龄、性别、阶级和种族身份。法拉赫在面料选择上不拘一格，不同于因卡·修尼巴尔（Yinka Shonibare）的荷兰蜡染布，后者选择的这种织物是殖民主义的产物，现已成为非洲国家象征和文化归属的象征。而法拉赫所选的布料并不带有特定民族的标志。
《我是一个美国人》
《我是一个美国人》是一幅创作于新冠大流行期间的肖像画。画面中，一个体型庞大的人物以正面视角坐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中央，周围围绕着三个小个子：一个以四分之三视角坐在大个子的膝盖上，手里拿着一只毛绒大象。而另外两个形象分别位于大个子的两侧互为镜像，各自手拿一把尤克里里，同样以四分之三视角呈现。镜像构图是伊斯兰艺术的核心原则，对称代表着将两个部分融合为一个整体的和谐。他们古典的比例、健壮的轮廓和自信的举止在橙色和紫色的强烈色彩下得到了强调。这些人物呈梯形分布，提供了视觉上的稳定性。
很显然，这是一幅日裔美国人家庭的肖像画。这幅画不仅邀请观众见证了个人悲剧，更使得观众紧迫地见证美国存在的结构性不公正和道德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这幅肖像画充当了南加州侨民社区口述史的一部分。
《如果太阳失去了光芒》
作为一名亚裔美国人，法拉赫意识到“表征的负担”，即被视为代表整个亚裔美国人经验的风险。艺术史学者科伯纳·麦塞尔（Kobena Mercer）强调了这一担忧，声称这与误解文化“作为不同种族群体固定和最终属性”的观念相呼应。为了避免将故事简化为少数群体话语的扁平身份象征，法拉赫选择在作品中隐藏画中人物的身体种族特征——皮肤颜色、头发、眼睛等。
与之相反，他创造了一个安静、舒适和具有特定文化特色的环境，从而提供了一种与记忆和知识遗产相关的多层次的解读方式，并揭示了“通过所绘制的事物展现出灵魂，事物背后的磁性暗示......以及生活场景的亲密意义。”
《最后一次骑行》
法拉赫的第三组创作中的系列作品《花环绘画》（Garland Paintings）描绘了装饰华丽的花环，花环上堆满了花朵、叶子和各种装饰物，呈现在一个圆形画布（tondos）上。这些作品涉及艺术家对伊斯兰地区花卉设计和17世纪兴起的佛莱芒花环绘画类型的个人解读。
这些花环画最开始在中央描绘了虔敬的人物形象，后来迅速转变为装饰性的图画，强调丰富和逼真的视错觉效果。
《创世纪》
起初，法拉赫在画作中央插入了一个被遮蔽的肖像。但他很快用一片虚空取而代之，以在边缘上创造出一个“碰撞、旋转混乱的植物风暴，将观者的目光引向中心：风暴眼。”法拉赫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两种条纹郁金香—— 红白条纹郁金香“永恒的皇帝”（Semper Augustus）和黄红条纹郁金香“总督”（Viceroy）。
《我狂喜至极是为了坠落之深》
在《我狂喜至极是为了坠落之深》中，法拉赫将过剩的表征推向了另一个层次，在荷兰人最喜爱的郁金香花朵、其他植物品类和蝴蝶的幻想杂合体中加入了一些小的绘画和拼贴元素来增强效果，例如一幅波斯细密画中的天使剪报代表了异域文化，围绕画面空旷的深蓝色入口增强了戏剧性冲突。
他心头萦绕着绘画的历史，而郁金香作为一种孔径，通向了所谓的黄金时代、西方艺术史的普遍化以及它们与奴隶贸易、殖民主义以及无情野蛮地追求全球霸权的文化权力体系之间的深刻联系。事实上，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艺术家在四岁时被迫从伊朗流亡。
作者：Danielle S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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