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目录与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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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1期（总第219期）
本期文章摘要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法理意蕴（莫纪宏）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主张，它既关系到我国基本形成“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之后的法治发展战略问题，更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具体道路以及相关的法治保障问题。法治与现代化密不可分、相互促进，共同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议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和政策依据。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指引下，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今后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周文 施炫伶）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实现了五个方面的超越：一是超越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实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二是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工业文明范式，“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体现了系统思维的科学布局，实现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三是从西方单向度现代化到现代化经济体系，在超越单维比较优势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实现了国家自主性与人民主体性的有机统一；四是从西方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理念，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经济增长范式，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五是市场扩张从西方海外殖民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零和博弈模式，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现代化新模式、新道路，创造并开启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数字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数字经济的理论演进、内涵特征和发展规律（欧阳日辉）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据要素的应用，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从层次论来看，数字经济是数字及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消费、分配、流通等经济活动的统称，可以分为新基础设施层、新生产要素层、新生态环境层、新实体经济层、新经济形态层。沿着互联、赋能、融合、转型和创新的技术-经济路径，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新技术和新型基础设施重塑了数字经济的商业形态，数字平台成为企业和市场之后资源配置的新型组织模式。在摩尔定律等技术规律的驱使下，数字经济呈现场景化、平台化、生态化、数智化的经济规律，必将经过导入期和拓展期，从协同阶段迈向繁荣成熟的黄金时代。
制造业与服务业数字化改造的不同机制和路径（郭克莎 杨倜龙）
产业数字化改造是推动经济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制造业和服务业是数字化改造的主体，但学界目前对这两类产业数字化改造的差异缺乏研究。目前，制造业与服务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新发展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使得制造业与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存在不同的机制和路径。其不同机制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数字化主要是提升生产效率，而服务业的数字化可能重塑发展模式。不同路径主要表现为：制造业数字化改造要加强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作用，包括加强工业数字技术创新、发展工业数字装备和软件、推动供给端标准化、推进工业数据流通和共享，以及加强对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持；而服务业数字化改造主要以市场为导向，包括发挥市场和企业作用、完善服务数字化基础设施、推动服务模式和业态创新、规范数据使用秩序和标准，以及加强消费互联网平台包容审慎的反垄断监管。
我国数据交易机构高质量发展：现实问题、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李勇坚）
数据交易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数据作为特殊生产要素，其交易在理论上涉及溯源、价值认定、使用控制、隐私保护、建立信任等诸多难题，在实践中通过建立数据交易机构交易数据面临相当挑战。当前，我国数据交易市场的发展同我国数字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这与数据交易机构未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大的关系。因此，要从数据价值链、数据产品开发、数据生态、数据生命周期等视角，对数据交易机构的功能与发展模式进行全面完善，从而推动数据交易市场高质量发展。立足于我国数据交易市场实际，应通过明确数据交易机构的地位、建立监管机制、扩大数据交易市场规模等政策措施，推动我国数据交易机构高质量发展。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差异测度、来源分解与形成机理（杜敏哲 黄杰）
从空间和结构两个视角考察2011—2020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表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发展差异不断缩小，空间分布上东强西弱、南强北弱和增速上西快东慢、北快南慢的特征显著。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形成机理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分别是横向东中西三大地区和纵向南北方两大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空间来源；除中部地区外，覆盖广度差异是全国及其他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内源结构性因素中覆盖广度差异、使用深度差异和数字化程度差异对全国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作用强度依次降低；外源社会经济因素中，经济发展差异和金融科技水平差异均是影响全国及分区域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各要素差异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哲学
从“语言”到“图像”——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机制与文化反思（邓依晴 程广云）
从语言叙事到图像叙事的转向，视觉图像对意义的直观性承载与传播改变了主流价值观认同的主客体经验关系，展开视觉图像的表意样态就成为主流价值观认同的题中之意。主流价值观认同是通过图像对现实世界的视觉表征来完成的，图像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构成视觉表征的表征轴，图像符号的生产者和观看者构成视觉表征的交流轴，视觉表征的四边形结构指向了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表意样态。生产者和观看者的视觉素养解决的是主流价值观认同的主体性能力问题，媒介视觉素养为生产者和观看者的主流价值认同提供了体外化技术延展。观看与被观看在视觉表征关系中的权力配置是视觉体制的基本问题，观看与被观看的视觉权力架构成为主流价值观认同的体制性力量。
理性与信仰的对立与融合：克尔凯郭尔的信仰观及其启示（王仕民 金娇）
克尔凯郭尔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处理集中表现了他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克尔凯郭尔一方面批判理性对信仰的僭越和冒犯，认为信仰的悖论是一种为个体内在激情所保证的真理；另一方面则从哲学激情与信仰激情的差别和联系中找到理性与信仰的融合与汇通之路。克尔凯郭尔以信仰统合理性批判了黑格尔将信仰理性化的思路，指出了黑格尔哲学在理性思辨至上、忽略个体生存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的批判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克尔凯郭尔从内在激情视角对理性和信仰的统合对于克服价值虚无主义、反抗忽略现实生存的抽象思辨具有重要的启示。由于他主要是通过个体内在激情的迸发来实现理性与信仰的融合，因而与黑格尔一样陷入唯心主义，从而未能找到理性与信仰得以统一的现实基石。因此克尔凯郭尔的启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视角下进行批判性汲取。
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情感意蕴及其时代价值（金光磊）
马克思把实践着的人称为“现实的个人”“激情的存在物”。他从现实的人出发给予情感以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情感是“现实的人”的存在状态和本质力量，不同的情感使人本身投射到现实世界中，以不同的力量开展社会活动。正是蕴含着激情、偏好和目的的感性实践活动，马克思具有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和情感取向，它使得马克思主义极具情感力量。异化劳动是情感异化的直接原因，情感异化的最终根源是私有财产问题。马克思通过阐释情感解放和健康情感培育丰富了人的本质认识的理论。全面审视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情感意蕴对于深刻认识情感在推进社会实践发展、实现人民幸福生活、增加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强化政党认同与塑造政党形象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从而更好地阐述党的初心与使命，坚持与人民同享福同甘苦。
苏格拉底：神话面相背后的哲人形象揭示——兼论哲学何为（万昊）
在柏拉图笔下，赫拉克勒斯承担着比传统神话形象更深的寓意。《斐多》中，苏格拉底本人与赫拉克勒斯的形象逐渐重合。《欧蒂德谟》中，柏拉图为此设计了一幕场景，用赫拉克勒斯在神话中的战斗，比拟苏格拉底与智术师的交锋。在披挂赫拉克勒斯面具的同时，苏格拉底完成了对赫拉克勒斯的超越，既要在言辞中击败智术师，又要帮助智术师抵御智术师式修辞的驳斥。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既肩负着引导少年正确走向爱智慧的任务，也努力地挽回着智术师自身言辞带来的失误，同时还要展示常人应该踏足的道路。在智性的意义上，《欧蒂德谟》中的苏格拉底空前孤独。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
《中华民国接收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与民初政争（陈明）
武昌起义爆发后，南北出现两种不同省官制并行的局面。1912年南北通过和议实现统一，直隶籍临时参议员谷钟秀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中华民国接收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有意将南方独立各省逐渐建立起来的省官制在北方未独立各省加以实施。该案虽未正式颁行，相关各方却基于各自考量，对其做出不同反应。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南京方面出于限制其权势、保存革命成果的考虑，积极介入《接收案》的落地。但最终结果，却是袁世凯利用当时有利形势，通过强硬态度及灵活的政治手腕，将《接收案》彻底否决。
武昌起义前夕南湖炮队事件再审视（段君峰）
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第八镇炮队第八标三营左队部分士兵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为即将离营的战友饯行，遭到队官粗暴制止，引发双方剧烈冲突，后虽经弹压平息，但湖北新军内部暗潮涌动，一度成为舆论热点。南湖炮队事件的发生，既由新军内部官兵矛盾长期积累所致，也与保路运动发生后局势紧张有关，同时也受湖北革命党人长期组织动员的影响。南湖炮队事件的发生虽纯属偶然，但又与革命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事件导致武昌起义消息泄露、起义计划推迟，促使湖北当局加大了对革命的防范力度，也加剧了新军的离心倾向。
历史学
论五四后梁启超的“汉族”涵义上的“中华民族”研究（郑大华）
五四后的1922年，梁启超在18年前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在文中，梁启超不仅最先对清末以来就一直占据着中国学术界统治地位的“中华民族外来说”尤其是“西来说”公开提出质疑，而且还在他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总结，这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史研究和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他这时所说的“中华民族”却仍还停留在早年认识的基础上，亦指的是“国族”意义上的“汉族”，而非现在几乎所有研究者所认为的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汉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国民族”。在梁启超的笔下，“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的涵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看到他同时在使用“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就以为这两个观念在梁启超笔下可以替换，“中华民族”指的就是“中国民族”所指的“中国境内各民族”。
辛亥革命后康梁组建国民党史实发覆（安东强）
在清帝逊位之后，康梁放弃虚君共和的主张，以“国民党”名义重组海外党众，争取政党政治的主动性。海外各埠党众接令后反应不一，既有积极响应以符合民国肇建的政治趋势者，如澳大利亚悉尼党众，又有反应迟疑、改组不顺者，如加拿大温哥华总会。总体而言，康梁重组国民党以挽救海外党务的努力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且在国内发展党务时仍坚持海外、海内两分的组织形式，未能有效形成统一的整体，导致各行其是，甚至梁启超回国后新组的进步党亦有侵夺海外国民党党众之势。随着革命派亦以“国民党”之名竞逐国内政权，康梁一派的“国民党”落寞退出历史舞台。
近代广东的瑶族人口调查研究（1928—1953）（胡列箭）
近代广东瑶人数量及其分布情况长期是一个谜。国民党政府虽然从1928年就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并历经多次调查，但直到败退台湾时仍然是一笔糊涂账。对于国民党政府一直弄不清楚的各地瑶族人数，共产党政府却在九个月内就迅速查清。国民党政府关于连阳瑶人数量的统计失实，反映出当时是否设置化瑶局，取决于瑶人的真实人数，由此导致化瑶局经常片面夸大瑶人数量、不愿深入调查的事实。出现这种状况的另一方面原因在于国民党政权没有建立现代的基层社会组织。
文化多元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艺沙龙、共同体写作与中国现代“花厅”文学的生成及衰落（向天渊 康璐）
近现代交替之际，曾经盛行于欧洲的文艺沙龙传入我国，于20世纪20—30年代，在上海、北平、南京等一线城市蔓延开来。其中上海的真美善书店、金屋书店，北平的太太客厅、慈惠殿3号读诗会，持续时间长，参与成员多，声名相对显著，属于典型的基于友谊关系的文艺沙龙，它们为中国新文学步入黄金时期注入强劲动力。这股力量源于客厅或书房，通过报刊、书籍传递出去，将更多的作者与读者凝聚起来，形成特色鲜明的文学场域，培育出丰富多彩的文学样式，其中一种与沙龙生活及交往方式紧密相关，可以称其为“花厅”文学。宽泛意义上的“花厅”文学，其内容主要表现在对西方沙龙的介绍以及对中国沙龙的提倡，对沙龙生活的记录与表现，以及具有沙龙风味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等三个方面。中国现代文艺沙龙的共同体写作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其所创造的文化及文学景观，别的时空很难再现，时至今日，仍然值得我们珍惜与回味。
历史、城市和共同体书写——21世纪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荆兴梅）
相较于上世纪美国种族冲突的密集性和激进性，以及族裔文学屡屡传达的愤怒和抵抗主题，21世纪前后的美国少数族裔平添了诸多理性和冷静，以至于有些文化学者断言美国因奥巴马当选总统而进入“后种族时代”。事实上，21世纪美国族裔文学逐渐淡化了种族意识，并非美国主流社会疏于规训和歧视少数族裔，而是少数民族本身更倾向于探索人性和伦理等因素。它强调21世纪美国少数族裔面临的种族政治远未结束，而是更多地分布在日常生活、人性交锋和微观权力中。族裔作家通过重构传统历史叙事、探索当代城市众生相、呼唤流动性共同体等途径，构想美国社会如何才能弥合主流人群和少数民族、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富豪与穷人之间的藩篱。
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共同体书写（蒲若茜）
纵观西方思想史上对于共同体的定义与诠释，可以看到其由共善、普爱、有序、和谐的“有机体”的建构到对“无效的共同体”的质疑和解构——这与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共同体书写具有相似性。170多年来，华裔美国文学的共同体书写走过了从家庭到族群，从关怀自我到关怀自然及宇宙的逐渐开放的历程，其文化主张也经过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到“多元文化主义”到“世界主义”的变化。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华裔美国文学中共同体的建构要素，依然在于族裔性的彰显、混杂的语言策略与杂糅性文化身份观的表达，其最大的特色是中美文化彼此包容、彼此吸纳过程中的和合与共。这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参照和启示意义：我们只有秉持平等、开放的态度，彼此尊重、包容，才能共存共赢，携手缔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社会学
家庭与职业的双重时间：境外中国女性学者生命历程研究（王炳钰）
在“时间与移民”的理论框架下，基于对境外中国女性学者的质性研究，本文从“家庭时间（性） ”与“职业时间（性） ”双重时间维度探讨其在跨境流动中所经历的与性别相关的时间约束和支持，并考察这些时间力量和时间性如何交织并作用于个体的生命历程体验。研究表明，女性学者所处的跨境学术流动体系以及相关社会文化价值观和期待带来了一系列性别化障碍，进而生成和塑造境外中国女性学者在家庭与职业领域的特定时间困境和冲突，影响其生命历程进阶。同时，文章指出境外中国女性学者在跨境语境下也受到一系列性别化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能动地调试和改造自身的时间处境与时间体验，以更好地实现职业与家庭的协调和相对均衡发展。由此，本文进一步推动移民研究的“时间转向”，将时间（性） 视角引入学术移民和学术流动研究，考察女性流动学者独特的性别化时间体验，挖掘跨境学术流动体系内部潜在的性别化因素及其不平等权力关系，在理论和实证上促进移民研究领域的发展。
组织惰性与“关系诅咒”的形成机制：以一个清末报馆发展历程为例（林盼）
清末报馆组织“骤兴骤废”，多数受到成员流动、资金不足、言论钳制等因素的困扰。与之相比，中外日报馆大体解决了上述影响报馆经营活动的问题。但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仍然出现了“组织惰性”现象。本文通过对中外日报馆组织发展历程的分析，总结经营者的关系网络影响组织惰性形成的三种机制：首先，关系网络与正式制度具有一定的互斥性，造成非正式制度的盛行，形成对核心成员的约束难题；其次，关系网络建立在对目标群体的有限信任之上，产生“排他主义”，影响组织对外部资源的获取；其三，对关系网络的偏好，容易导致强烈的路径依赖，且受到网络的“反噬”作用，难以随着环境因素的变化而主动调整策略。三种机制的共同作用，构成“关系诅咒”现象，即经营者丰富的网络资源反而成为组织发展的不利因素，进而出现组织惰性特征，陷入生存困境。
表象空间与具身体验：混合小区业主冲突的内在逻辑——基于X市J小区回迁户与商品房户的比较个案研究（张帅 贺灵敏）
在社区空间资源分配不均衡的混合小区中，多群体融合困境问题得到诸学者关注，但在社区空间资源分配均衡的混合小区中不同群体间的空间实践冲突却容易被忽视。基于空间视角对X市J小区内回迁户与商品房户居住实践的微观考察和分析，本研究发现不同城市经理人的言语方式和样板间的知觉体验使两类群体在入住前产生不同的表象空间和空间期待，而两类群体的表象空间与入住小区后“空间挤压”的具身体验间的巨大反差成为他们各自开展维护空间权益的动力机制。两类群体根据不同的房产获取渠道采取不同的维权策略，商品房户采用维护市场契约的维权策略，而回迁户则拥有获得补偿心理，采用科层制下的身份策略。两种不同的维权策略导致两者并未达成维权联盟，反而呈现出群内交往、群间疏离的融合困境和空间张力。对居住群体主观空间与空间实践的动态过程进行分析，对认识和理解混合小区不同群体间的融合困境具有积极意义。
《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研究
大数据时代以人为本税收征管制度建构的哲学基础（张世明）
随着技术、经济和社会观念的变迁，《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亟待与时俱进进行重构和修订。“数目字管理”是人类历史上国家长期以来力图突破和改进的技术难题。但技术作为工具理性不能构成对价值理性的凌驾。税务机关不能仅仅局限于以大数据时代的技术硬件提升自身的税收征管能力而将更好地服务纳税人的软件效能等闲视之。在数据隐私问题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亟待保护的顶层问题之际，基于国家税权的信息干预并不能仅仅以简单的共同善赋予自身以正当性反思的豁免权，需要采取均衡原则的立法理念，将纳税人基本权利保护作为税收征管法修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个人税务信息保护与《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邢会强）
税收大数据有助于提升税收征管效率，但也存在危害个人信息的风险。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对税收大数据与个人税务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存在不足且比较含糊，有必要在修订时进一步明确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纳税人的信息提供义务和第三方数据持有者的个人税务信息提供义务，并遵守“数字正当程序”之要求，给纳税人以通知、申诉、请求更正之权利，以便在发挥大数据红利、提升税收征管能力与切实保护个人税务信息、维护第三方数据持有者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论税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立法的完善——基于《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改（翁武耀）
我国现行税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立法存在诸多不完善与不明确之处，使得有案难移、以罚代刑、“刑事优先”与“先行后刑”争议以及一事二罚等衔接实践中的困境依然存在。考虑到税收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两项程序在目的、处罚的理由和种类以及行政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构成条件、证据、认定的结果方面存在差异，确立明确两项程序相互独立的双轨制有着必要性，并可作为平衡“刑事优先”和“先行后刑”冲突立场的选择。同时，又因对现行税收行刑衔接相关规则具有包容性以及来自意大利税收行刑衔接相关立法的借鉴，双轨制也有着可行性。为完善税收行刑衔接立法，增加法的确定性和明确性，税收征管法应修改的内容包括以下几大方面：确立双轨制，在此基础上处理好两项程序的关联，包括优先考虑以报告义务替换移交义务以及确保实体的一事不二罚和特定情况下的行刑并罚，同时在必要的方面增强税收违法行为行刑界定、处罚范围的一致性。
青年论坛
孟荀人性论比较分析（刘婧妍）
从人性出发讨论人的道德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的主要特征，孟荀“性善”“性恶”的思想正是其重要表现。通过对孟荀“性善”“性恶”思想的差异进行梳理和分析，可知其结论之不同乃在于他们分别继承了孔子的“仁”和“礼”思想。前者是通过扩充人性中“几希”的内在之善，以达到对天命之性的认识，从而实现居仁由义的道德人格；后者则是从人的自然之性（性恶） 出发，更强调外在的礼仪规范，由人性有“知”以达到有“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