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雷针 | 人都采访到了，我却极度沮丧，一夜未眠
新闻生产的诸多环节中，采访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谓“七分采访三分写作”。再细说，采访又可包括几个方面，其中案头工作准备越充分，采访会越顺利。
但有时候，总会有你准备不到的情况突然出现——比如，你突然被要求采访一个你完全陌生的选题，你知道采访对象很重要，但就是不知道该问什么。
这个时候，记者除了单打独斗硬上之外，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针对这种情况，来听听本期记者讲述的采访经历。
本期避雷针的讲述者—资深时政记者褚朝新 2002年从湖北大学毕业后进入媒体行业，曾供职于《武汉晨报》、《新京报》、《南方周末》，两次获评南方报业集团年度记者。 |
在媒体工作的十六七年里，我常常是单兵作战，欠缺团队合作意识，在采访中遇到“无知识储备”的领域时，就会出现力有不逮的情况。
自认为从业十多年最失败的一次采访是在A省，现在，偶尔翻到当年采访结束后与被访官员合影的照片，还会觉得对不起他们，浪费了他们的时间。因为自己对财经领域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无知”，导致虽然见到了两个城市的市委书记但都没有问出太多有价值的信息来。
现在回头反思常想，当时如果一早就意识到自己在经济知识储备上的短板，准备好解决方案，如在采访前联系报社向经济部求助，增派一名财经记者一起采访，结局或许会大不同。
那是2015年8月，A省在一年前有多名省部级官员和大量厅官密集落马，当时的经济形势非常不好，在全国几乎垫底。听到这个情况后，我便想弄清楚该省省委大换血一年后政治、经济形势究竟如何，经济形势差到什么程度，反腐与发展经济又是如何相互作用与影响的？
选题通过后，我很快到了A省的省会城市。
最先见到的是时任A省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等官员，我当时对这个领域比较熟，很轻松就大致搞清楚了当时该省政治生态的情况。按照采访计划，接下来就是要搞清楚经济形势到底如何以及反腐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这一点难住了我。
当记者很多年，但从没有做过经济报道，在经济金融领域毫无知识储备和积累。没办法，我只好按照过去写时政报道的经验，约地方主官们谈。
选择A省B地级市下辖的C县，是因为我当时听说该县财政已经紧张到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的程度了。
到达C县后，县长带着财政局长、统计局长等经济口的官员已经候在会议室里。他们不承认发不出工资，只是说正在争取保工资、保运转，并提供了大量的数字数据。
但我对这些数字数据毫无概念，完全听不出头绪。自身知识储备不足，也没有财经报道的经验，不知道如何突破。
反复思考后我决定换一个思路，去当时经济形势稍微好一点的G城，一方面了解反腐风暴后当地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况，另一方面看能否让他们说一说他们眼中那些经济形势不好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随后，我约了省会城市和G市两地的党政主官。当时，省会市长不愿意接受采访，但书记没有拒绝，只说让我等消息。而G市方面则答应了见面，采访对象安排的是市委副书记。
等待采访省会市委书记期间，我还采访了该省烹饪餐饮酒店行业协会常务副会等人，试图从当时餐饮的颓势折射经济形势的下行。此外，我还试图采访已退休的官员，但未能如愿。
此时，我已在三城跑了20多天。
又过了几天，我终于见到了省会市委书记。当时编辑部的计划是，如果谈得精彩就单独做个稿子，以对话的形式呈现。
与省会市委书记聊了近3个小时，和采访G市书记一样，谈的也是比较宏观的话题，讲成绩多，谈问题少，偶尔讲到了一些有趣的细节，但信息量不足以单独成文。
那晚我几乎一夜未睡，心情极度沮丧，虽然采访了20多天，各行各业也见了不少人，也采访到了两个市委书记，但信息增量并不多，前期的诸多疑问也没有找到答案，完全没有达到编辑部和自己的预期。
最终，花费了近一个月时间采访的我只写出了一篇5000多字的稿子，经济问题写得少而模糊，接受了采访的市委副书记则完全没有出现在报道里，G市市委书记和省会市委书记都只有几百字的信息。如果当时我能够及时向后方编辑和经济部门同事求助，或许会是另一个结果。
END
作者｜大江
版权来源｜磨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