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评 | 什么是“内卷化”？——读黄宗智教授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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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黄宗智教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5）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0）自上世纪出版后，就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成为了研究近现代中国无论如何都绕不过的著作。黄宗智教授通过对满铁调查资料、人类学家实地调查资料等经验材料的缜密分析，提出了“内卷化”的概念以刻画明清时期的小农经济基本面貌，进而回答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到底对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2023年2月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两本经典著作再版，黄宗智教授结合自己近些年的研究撰写了新版合序。这篇书评也因此尝试在总结完《华北》和《长江》的主要内容之后，介绍黄宗智教授近些年研究中国农业农村变迁的成果，将历史研究和现实关怀结合起来。
推荐书目
作者：黄宗智，历史学家，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超级教授”，Modern China创刊编辑。
书籍：《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2月版。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2月版。
书评作者简介
郭长宁，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农村发展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学术兴趣为数字时代的国家与农民关系。
目录
一、关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争论
二、内卷化：没有发展的增长
三、商品化、内卷化与小农家庭生产
四、帝国主义入侵与内卷化程度的加深
五、集体化与改革：从内卷化到去内卷化
六、延伸讨论：隐性农业革命、非正规经济与中国的乡村振兴
商品化与小农经济的内卷化
——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关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争论
由于农业在近代中国经济结构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自然也占据重要地位。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悲观者认为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农村经济逐渐走向衰退，乐观者则认为在国际贸易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农村经济持续增长。
以陈翰笙、薛暮桥、孙冶方等学者为代表的中国大陆学者，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普遍持有悲观的态度。他们认为鸦片战争后，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农民的生活日渐窘迫，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家庭副业也在进口商品的冲击下难以维持，农民被迫出卖劳动力以勉强糊口。尽管这段时间城市和工业得到了发展，但那是以牺牲农村和农业为代价的。这样一种悲观的论调不仅是1949年以前中国学界的主流共识，日后更是成为了正统学说，在相当长时间内主导了中国大陆的近代农村经济研究。
以罗斯基、布兰德、马若孟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则普遍持有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农村完全是一副欣欣向荣的面貌，农业产量明显提高，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农民生活逐渐改善。他们普遍强调自由竞争的市场在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国际大市场，在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黄宗智教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华北》和《长江》）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既不悲观也不乐观的新视角。《华北》《长江》的核心观点即是，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只是不断加深“内卷化”的程度。
内卷化：没有发展的增长
康德是最先使用“内卷化（involution）”一词的人，亚历山大·戈登威泽也曾用“内卷化”来描述一类文化模式。但是，《华北》《长江》中所说的“内卷化”，主要和吉尔茨描述的“农业内卷化”有关。吉尔茨用“农业内卷化”来概括印尼人口密集区水稻单位劳动报酬并不高于人口稀疏区的现象。黄宗智指出，吉尔茨并没有仔细考虑单位劳动力收益递减的问题，也没有考虑从水稻种植转入其他劳动投入更为密集的农业作物中所展示的农业内卷，因此他只是借用了吉尔茨所使用的“内卷化”这个词本身，真正影响其理论形成的实际上是瑞格里、裴小林、博塞拉普等学者。
“内卷化”强调的是在人多地少的客观情况下，小农只能通过增加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来获得更多的回报。而随着劳动投入的增加，劳动的边际报酬减少，其结果就是虽然单位土地产出越来越高，但是单位劳动报酬越来越低。如果我们把发展定义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那么内卷化显然就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长江三角洲的例子最有代表性，农民一方面通过增加劳动投入提高复种指数，另一方面从种植粮食转向从事劳动更密集的植棉-纺纱-织布和种桑-养蚕-缫丝。一亩桑园的毛收入可以相当于一亩水稻的数倍，但是劳动投入却是水稻的八倍。因此，桑蚕业的总产出虽然高于水稻，但是单位工作日的劳动报酬却低得多。棉花的种植也是这样，植棉-纺纱-织布的劳动投入，是水稻的18倍，然而其报酬不过是水稻的数倍。
商品化、内卷化与小农家庭生产
无论是斯密还是马克思，都认为商品化会导致雇佣农业取代家庭农业，小农会分化为农业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因此，雇佣关系被很多学者视为“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重要体现。然而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的经验事实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商品化带来的不是“发展”，而是“内卷化”，家庭农业和经营农业在生产力上没有本质的不同，家庭农业不但没有因为商品化而衰落，反而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因此，雇佣关系只能算是停滞了的小农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支撑“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调。
《华北》指出，经营式农场的确是解放前中国农村最成功的经营形式，但这是因为经营式农场可以自由解雇剩余劳动力，而不是因为经营式农场在生产力上显著超过家庭式农场。经营式农场的单位面积产量、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复种指数、牲畜使用、肥料使用等方面都和家庭式农场相近。两者的真正区别在于，经营式农场更像是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不会在成本高于报酬后继续投入劳动力，而家庭式农场是一个生产与消费合二为一的单位，在自有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无限接近于零的情况下，尽管劳动的边际报酬可能微乎其微，但是其边际效用却非常高，所以家庭式农场会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投入更多的劳动力。由于经营农场和出租土地的收益差别很小，当经营式农场主的经营规模大到一定程度，他便会求仕途或者去经商，而不是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因此，经营式农业始终没有完全取代家庭式农业。既然经营式农业既没有在生产力上有质的飞跃，也没有完全取代家庭式农业，那我们就不能将华北平原上的雇佣关系视作“资本主义萌芽”，从而对华北的社会经济系统产生过于乐观的估计。
《长江》也为我们展示了类似的画面，经济作物的扩展使得小农家庭的辅助劳动力充分参与劳动。在商业化早期阶段，本地区的确曾出现过不少雇农和经营式农场主。但是到了20世纪，本地区已经几乎不存在经营式农业。其原因就在于家庭化生产提高了男性雇佣劳动力的使用成本，经营式农场无法与大量使用低成本辅助劳动力的家庭式农场竞争。较高的生活水准和较充分的就业机会也是阻碍经营式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综合华北和长江两个地方的情况，这一点会看得更清楚。卜凯的调查表明，长江三角洲的妇女承和儿童参与生产的程度大大高于华北平原。如果按照经典理论，长江三角洲的生产家庭化程度更低才对。但事实上，正是由于华北平原的生产家庭化程度较低，所以家庭式农场的优势较之于经营式农场不够明显，因而华北平原尚有经营式农场存在。虽然华北和长江的内卷化与商品化程度不同，但其内在的趋势是一致的：商品化和内卷化导致家庭辅助劳动力更充分地投入到生产中，从而推动了生产家庭化。这也正是小农家庭生产战胜经营式农业的原因。
帝国主义入侵与内卷化程度加深
《华北》和《长江》指出，帝国主义的入侵既没有给华北和长江的小农经济带来发展的机遇，也没有产生毁灭性的打击，而是加深了内卷化的程度。斯密和马克思的理论都认为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应当是同步的。然而中国的现实是，帝国主义的入侵的确促进了长三角城市和工业的兴起，在农村却并未引起质的变化。
以华北地区的棉业经济为例，清代的棉业体系是整合于中国境内的区域贸易体系，供求关系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而帝国主义入侵后，将这一体系同国际市场对接，受国际竞争的影响，价格升降涨落剧烈，甚至出现了包买制这一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生产制度。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入侵确实给本地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从根本上改造了本地区的小农经济。从占总耕地比例来看，1900-1936年间，本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从2-3%增加到河北的10%和山东的6%。大部分的县，棉花种植面积不到10%。不仅如此，直到20世纪30年代，河北山东两省仍然有80%以上的耕地属于家庭式农场。也就是说，小农经济并没有因为帝国主义的入侵而崩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没有因帝国主义的入侵而全面展开。正相反，帝国主义的入侵只是加剧了小农经济沿着原先的道路继续分化。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低估变化的深度和规模。在本地区，不少县的棉花种植面积超过了30%以上。还有很多县在10%-30%之间，这足以改变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
在长江三角洲，帝国主义的入侵大大加深了棉业、蚕业和粮食的商品化。洋布的盛行打破了传统的植棉、棉纺、棉织三位一体，极大地促进了棉业商品化程度，原棉商品率从1860年的30%跃增到了1936年的87%。棉纱供应的扩展使得不种植棉花的家庭也能从事手工织布。帝国主义的入侵对桑蚕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蚕丝业开始为世界市场提供蚕茧。中国的生丝出口量在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从9000关担增长到了140000关担。稻米虽然在清代就高度商品化了，但是在帝国主义入侵后，商品化程度和贸易范围大大增加，商品化谷物的比例从1840年的10%增加到1936年的不到30%。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并不意味着乡村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无锡小丁巷村为例，植桑养蚕的纯收入只是略高于稻麦，但是劳动投入却是其两倍。也就是说，虽然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是增加的，但是单位劳动报酬却大大下降。同样的内卷化状况也出现在农村工业上。无锡等发达地区虽然引入了现代的生产要素，但是由于新的生产要素是由商人引入，农民仍然是在承受巨大生存压力的前提下进行内卷化的生产。
总之，我们不能笼统地判断帝国主义到底导致了中国的发展还是落后。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帝国主义给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将中国塑造成了一个城市发展和农村内卷化锁在一起的新型经济体系，进一步拉大了长期存在的城乡鸿沟。
集体化与改革：从内卷化到去内卷化
《长江》一书将讨论延伸到了集体化时期和改革时期，基本结论是集体化的改造并没有使长江三角洲的农业走出内卷化困境，真正改变这一状况的是乡村工业和新副业的发展。
集体生产队和农户一样，既是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不能解雇其剩余劳动力，而且国家的干预使得剩余劳动力只能在集体单位中进行农业生产。集体中个体的报酬与劳动力投入的平均值直接相关，与边际生产率无关。因此无论是集体生产队，还是集体中的个体，都存在内卷化的倾向。事实也的确是这样。虽然新的政治经济体系终结了商品化进程，但是内卷化的生产仍在延续。以松江县为例，从五十年代初期到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农业劳动力增加、大规模修建水利设施、引入拖拉机和化肥等投入要素以及集体化的拓展，水稻、小麦、棉花和油菜籽等作物的亩产大大增长。然而就在总产出增加的同时，除了大跃进到1962年的反常时期，每十个公分的价值始终在0.9-1.0元之间徘徊。也就是说，单位劳动报酬并没有显著增长。换句话说，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实际上延续了内卷化的状况，仍然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
真正为本地区农村带来发展的，并非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而是乡村工业和新副业的发展。正是因为有了大量农业外就业的机会，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终于开始减少。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的总产出未必增长，但是劳动生产率却大大增加。以华阳桥公社为例，以大跃进时期兴办的农机厂和人民公社时期兴办的袜厂为基础，华阳桥公社先后创办了印刷厂、毛条厂、“锁厂”等工厂，1986年还同外资创办了合资企业。工厂的兴建吸纳了堆积在农业上的过剩劳动力，并且促进了建筑业和运输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去内卷化”的进程。尽管华阳桥不能完全代表中国，但是我们可以从华阳桥的故事中看到整个中国的大趋势：工业的发展吸纳了堆积在农业上的过剩劳动力，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就是“没有增长的发展”。
延伸讨论：隐性农业革命、非正规经济
与中国的乡村振兴
内卷化这一概念对明清以来中国小农经济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学者，以至于很多人并没有察觉到改革开放以来小农经济内部发生的重要变化，反倒是黄宗智本人率先捕捉到了这一变化。
黄宗智指出，改革时期，随着生育率下降、大规模非农就业与城镇化以及食品消费结构转型这“三大历史性变迁”，农业就业人员快速下降，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中国农业的基本特征从“内卷化”转向“去内卷化”。生育率下降和大规模非农就业与城镇化这两点较为明显。相较于前两个历史性变迁，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更为隐蔽。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的食物消费结构正在从粮食：蔬菜：肉食约为8:1:1转向4:3:3。作者将其称之为“隐性农业革命”。以往的农业革命都表现在农产品产量的提高，而这场“隐性农业革命”主要表现在产值的提高。具体来说，表现在从低产值的粮棉作物转向高产值的“新农业”，也就是蔬菜、水果、肉蛋奶的生产。“隐性农业革命”的特征是农业生产的家庭化和资本化，合起来就是“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
尽管改革时期农业逐渐开始“去内卷化”，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农村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城市的发展更加快速，城乡之间的差距从1985年的1.8:1剧增到2007年的3.3:1。城乡差距的背后是中国“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之间的巨大差距。非正规就业指的是没有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没有正式职工地位、社会福利远低于正式职工的就业形势，主要群体就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群体从事的往往是最繁重、最辛苦的、社会地位最低的建筑业、制造业、运输业以及保安保姆等服务业，他们的福利水平远远低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正规企业的正式职工。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占到了所有劳动者的六分之五。占全体劳动者六分之一的正规就业者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两者之间巨大的福利差异是今天中国最大的社会不公，这也导致了长期以来的内需不振。
如此不公平的非正规经济并非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农村家庭生计的一部分。尽管改革时期中国农业发生了“去内卷化”的现象，但是农村仍然长期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使得城市非正规经济部门在待遇极其微薄和福利、保障缺失的情况下，仍然能吸引到大量的农民工。而这样的低福利、低保障使得进城农民工只能进城打工，不能进城安家，仍然需要依靠村庄进行劳动力再生产。这样，农村的内卷型农业就和城市的非正规就业形成了“锁定”的状态，农民工及其家庭被迫采取“半工半耕”的生计策略。
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则为破解上述“锁定”状态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如果乡村振兴战略能够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那么振兴后的乡村将会和城市争夺劳动力，这就要求城市的资本家为劳动者提供更好的待遇和福利保障。通过农业农村发展影响资本家的经营决策是一种更加温和的途径，既不会同时造成农民工的大量失业，也不会给企业经营带来毁灭性打击。这样既可以扩大我国长期以来严重不足的内需,进而为整个经济结构的优化提供基础,同时也有助于合理解决“三农”问题和化解城市非正规部门扩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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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孙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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