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评 | 《规训与惩罚》：权力靠什么统治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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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评

书

籍

书名：《规训与惩罚》

作者：[法] 米歇尔·福柯

译者：刘北成、杨远婴

出版信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书评作者

康偲钰

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专业本科生

注：为便于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

福柯《规训与惩罚》：权力流淌在生死爱欲间

一、剑指当下：暴力景观与权力之网

“1757年3月2日，达米安（Damiens）因谋刺国王而被判处‘在巴黎教堂大门前公开认罪’，他应‘乘坐囚车，身穿囚衣，手持两磅重的蜡烛’，‘被送到格列夫广场。那里将搭起行刑台，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着弑君凶器的右手，再将熔化的铅汁、沸滚的松香、蜡和硫黄浇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四马分肢，最后焚尸扬灰’……刽子手桑松和先前使用铁钳的刽子手各自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匕首，不是去切断大腿关节，而是直接在大腿根部切割身体。4匹马一用劲，拖断了两条大腿，即先拖走了右腿，后拖走了左腿。然后对手臂、肩膀等如法炮制。刽子手切肉时几乎剔到骨头。马先拖断右臂，然后拖断左臂……”

以上这段血腥的场面出现在《规训与惩罚》一书的开端部分，暴烈的行刑场面和渐进的器官撕裂折磨着囚犯的心智和肉体，也同样折磨着观看这一暴力景观的民众和读者。透过巨大的感官冲击，福柯的野心也昭然若揭——把暗处的权力暴露在光天化日的审判之下，把隐蔽的暴力还原到公然分尸的暴虐之中，再引诱读者心惊胆战地目击这一权力和暴力是如何随时代流变的。

故而，这本书或许有些不合时宜——当法国人民高唱自由之歌、人们笃信暴力景观不复存在时——这本书却撕开了时代的伤口，迫使所有身处其中的人直面疮疤下血淋淋的皮肉，直面权力之眼的凝视。如果说维克多·雨果在《一个囚犯的最后一日》中通过“地牢中的囚犯”来描述权力的无所不在，那么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则运用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基本方法论述了灵魂与审判的历史和“身体—话语—知识—权力”的谱系，在对历史和当下的穿插分析中直抵权力运作的核心。

纵观福柯的学术作品和思想流变，已然能看出他试图将权力推演向极致的野心。他写《疯癫与文明》，冷眼看着权力以文明之名改造疯癫，庞大的权力选择将惩罚对象从肉体变为精神，不再制造肉体痛苦而是剥夺精神自由；他写《规训与惩罚》，不感兴趣权力由谁行使而是去观察权力如何形成和运作，虽然福柯早已洞察出监狱的形制渐趋无处不在，但人“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不能改变的约束”；他写《性经验史》，阐发社会“机制”如何产生于权力结构和人们惯常谈论性的方式并间接影响我们对性的态度，毫不避讳地谈论快感来源，探索伦理可能性的边界而摒弃世俗权力的干预……观其所作，福柯终其一生都在思考“主体性”的问题（即自我是如何被塑造的），无论是规训权力抑或是生命权力，权力本身就在通过关系运作来重新捕获、塑造、概化人的存在，建构出弥散着生死爱欲的人性，而“在这种人性中，我们应该能听到隐约传来的战斗厮杀声”。

在正式论述之前，作者便点明“本书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然而这种相互关系的历史并未沉没于时间的烟海，而是衍生在每一个当下，“如果这意味着从现在的角度来写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浅浅一笔带过却留给读者巨大的震撼，时刻警醒着读者：达米安所受酷刑的魔爪可能从未真正抽离过人间，在手指翻动书页的这一刻，读者又是否正处于无名权力交织的罗网之中呢？

心如擂鼓，冷汗涔涔。

（图1：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平面图）

二、身体政治：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

福柯关于权力的思想犹如奔涌的泉流。在《规训与惩罚》中，规训权力体现为无所不在、具体而微的规训社会，是一种关系和网络，其具有生产性且是匿名、无主体的。

公开惩罚曾是民族国家运作权力的重要方式。福柯引用塞尔万（Servan）的文本，呈现了一幅类似《叫魂》的社会图景：“请想一想关于某些恐怖行动的消息开始在城市传播的情况。居民们如同遭到雷击一般，所有的人都惶恐不安且义愤填膺。……这正是惩罚犯罪的最佳时机：不要让罪恶溜掉，赶快证实它、审判它。赶快搭起行刑台，立起行刑柱，把罪犯赶到公共广场，大张旗鼓地召集民众。你会听到他们把你的判决当作和平与自由的宣告而热烈欢呼。你会看到他们争睹这些恐怖的行刑场面，如同参加庆祝法律的盛会。”

以上的审判场面取代了断头台的场面。在原始的暴力景观中，虽然公开处决、犯人遗言共同证明了酷刑的正当性，但在此时的肉体惩罚中，犯人的身体和《尼加拉：十九世纪巴黎剧场国家》中的国王身体起着相似的符号功能，犯人通过宣布自己所犯罪行的邪恶来向惩罚自我献祭。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惩罚既缺少精确的尺度，也意识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犯人，且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地受到不受限制的合法暴力的威胁。逐渐成为社会共识的是，国家需要对一个拥有各种权利，包括生存权的司法对象行使法律，而不是对一个有疼痛感觉的肉体行使法律。在这样的转向下，欧洲社会开始呼吁一种具有尺度和人道的惩罚，进而改变君主的“超级权力”，重新安排惩罚权力，将惩罚改造为一种需要调节和计算的、用以制造效果的艺术。

于是上述类似《叫魂》的社会图景出现了：惩罚戏剧取代了暴力景观，一种能够被感官直接领悟的、可以作为一种简单计算的基础的关系，即一种合理的惩罚美学诞生。甚至人们可以设想一个惩罚之城，罪犯所犯下的任何罪行都会被相应惩治，人们也能随时看见邪恶者不幸的活生生场面，从而懂得明辨是非、安分守己。这些司法改革的尝试孕育了现代惩罚的雏形，促使一种真正能起到规训作用的权力产生——权力掌握者意识到灵魂技术学是支配肉体的权力技术学的工具，这个灵魂也是肉体的监狱。

为了完成肉体的驯顺从而更好地控制和使用人，权力需要具备对细节的仔细观察和对小事的政治敏感，与之相伴随的是一整套技术、方法、知识、描述、方案、数据，权力从这些细枝末节中挖掘出了现代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如果说以往的暴力景观侵袭了肉体，现在的教养机构则要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展开活动，刑罚的作用点不再是表象，而是肉体、时间、日常行为态度……刑罚施加于灵魂。

用作者的话讲，“一种‘政治解剖学’和‘权力力学’正在诞生。它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权力制约下的纪律控制人的时间也分配人所处的空间，时间可以通过时间表被榨取和分解，空间可以通过建筑学呈现出特殊效果，就这样，权力在细碎的时间和空间之中组合单个的肉体，每一个精确的命令几乎都能在纪律的促使下完成对不同力量的编排……各种权力加持下的纪律变成一种针对个人差异的权力运作方式，规训权力具有一种与之相应的个体存在，而权力本身不断在通过确定纪律和操练肉体来生产现实，进而不以某种程度为终点，而去追求永无止境的征服。从军营、学校到工厂，哪一个不是通过权力之手规训人自身呢？从明确纪律到层级监视，哪一步不是促进了被视为客体对象的人的被征服和被征服者的对象化呢？无所不在的规训既不会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会等同于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

规训权力在福柯笔下无处不在，而福柯明确提出“生命权力”则是在《性经验史》中，进一步将权力分析和身体政治结合起来。他指出，人们对性的关注产生了四种形象，他们是认知的四个特殊对象也是认识活动的目标和根据：歇斯底里的妇女、手淫的儿童、马尔萨斯式的夫妻和性倒错的成人，对他们的管理产生出权力的另一种现代形式——生命权力。这种管理生命的权力在福柯的分析中呈现为清晰的两极——“人体的解剖政治”和“人体的生命政治”。

人体的解剖政治呈现在从旧的惩罚解剖学向新的政治解剖学转变中。由于“人是机器”这本大书在“解剖学—形而上学”和“技术—政治”领域被书写，导向的高阶发展阶段仍是一种生命政治，所以我们将集中论述福柯关于“人体的生命政治”内容。

仍要提及的是，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提到的生命政治概念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在《规训与惩罚》中已经重点考察过的规训社会对身体的控制、调节和规范等，是权力的微观物理学或身体政治；另一方面是权力对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寿命、医疗、教育水平等的干预，是人口的政治。所以笔者在行文中没有采用“生命政治”的提法，而是侧重从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交汇下的身体政治出发。

在福柯对权力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难以忽视的是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交织下身体政治的转向。笔者认为，以往的暴力流血景观将身体置于被惩罚、被切割的位置，而随着近现代刑事司法改革的推进，一种强力无形的权力对身体施加别样的作用，促成了身体政治的形成。

我们可以把规训权力理解为通过纪律对人空间的分配、对活动的控制、创生的筹划和力量的编排来使肉体变驯顺，并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来操练有关肉体的时间和政治技术。规训权力运作过程中的纪律则体现为一种针对个人差异的权力运作方式，即个人不仅是社会意识形态中的虚构原子，更是福柯称之为“规训”的特殊权力技术所制作的一种实体。由于个性形成的历史—仪式机制转变为科学—规训机制，可计量的人的个性取代了值得纪念的人的个性，个人化的政治轴心被颠倒的时代来临，便也需要应用一种新的权力技巧和一种新的肉体政治解剖学来顺应这种变化。生命权力则是以往君主权力的一个侧面体现，即使人活/让人死的一种去仪式化的权力，指向对生命的管控和调整。

在《疯癫与文明》中，疾病治疗将暴力直接植入患者身体，“与其说是医治心灵，不如说是医治整个人，医治其神经纤维及其幻想过程。疯人的身体被视为明显而确实的疾病显现部，由此产生了物理疗法”。在直接的物理作用力之外，技术对身体施加权力的方向也发生了转向：从“愚人船”时期的疯人出航到纯粹消极手段的“大禁闭”再到精神病院的诞生，病人的身体逐渐被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掌控，身体政治的转向得以实现。

《规训与惩罚》则是将《疯癫与文明》中对于身体政治的论述再往现代推进了一步，血腥的酷刑不再是无条件施加于身体的权力。政治领域，犯人被单独关在囚室里，他被交给了自己。在一片沉寂中，他情欲俱灭而沉浸于自己的良心；经济领域，“单个身体变成了一种可以被安置、移动及与其他身体结合的因素”，资本主义大工厂规训出不同类型和用途的身体来满足机器大生产的需要。

由此观之，君主的象征从权力施加主体里撤开，但身体并未因此获得自由，监视者并未因此对每一间囚室的犯人有生活世界的了解，在全景敞视监狱之中，观看者与被观看者都陷入了难解的谜团。

三、生活世界：监视目光与交遇目光

福柯笔下的全景敞视监狱充斥的是观看者监视的目光，这种目光从上到下、一览无余，却无法让被观看者预知监视的存在，进而只能产生自我的规训。但笔者联想到了舒茨在现象学语境下的“生活世界”概念，在主体间也存在目光，只不过这种目光充满了温情的日常感，不是赤裸裸的注视或审视，而是你与我此刻生活世界的交汇。

我们深知，日常生活中受到规训、监视的个体随处可见，人无往而不在权力的罗网之中，比如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便是典型的“被困在系统里”。在日常的劳动过程中，骑手需要按照系统设定的步骤进行每一步的劳动过程，甚至需要遵循系统选择的“最优”路线而不能违背，顾客作为第三双眼睛可以随时点开系统实时查看骑手的位置和配送的环节，但骑手无法预知自己是否正被注视着。同时，穿梭在城市街头的骑手们彼此相遇也无法知晓对方的目的地、路线、配送时间，配送过程中的横向不可见性和纵向可见性在深深规训着骑手的劳动过程。

在这种规训中，生活世界如何可能？交遇的目光如何取代监视的目光？

前几个月，汕尾市的外卖骑手遭不公对待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汕尾顾客自发减少外卖下单量和外地骑手接单量，支持本地骑手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平台方面施加压力。此外，巴西、意大利的骑手维权成功也是因为骑手与消费者取得了紧密的、超越监视的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否能说明取代监视的目光是有可能的，无处不在的权力也可能由于生活世界的融合而放弃对自己的使用？

回顾本书，福柯先回顾了中世纪酷刑对犯人肉体的折磨以及酷刑所赖以呈现的断头台景观，但这种公开威慑的暴力景观令民众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犯人，且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地受到不受限制的合法暴力的威胁，并且这种恐怖总是要把受刑者所蒙受的耻辱转换成怜悯或光荣，而且还常常把刽子手的合法暴力变成耻辱。这使得论述进入第二部分，当酷刑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和挑战，惩戒便不再是一种展示仪式而是表示障碍的符号，这种惩戒符号的技术倾向于遵循最少原则、充分想象原则、侧面效果原则、绝对确定原则、共同真理原则和详尽规定原则，颠覆整个现世性的刑事活动领域。进而酷刑景观的消失和痛苦的消除标志着现代处决仪式的诞生，要求尺度和人道的惩罚艺术在表象技术学上开始了新的展演，权力逐渐开始由内而外的规训。第三部分的论述便从惩罚领域深入到规训领域，驯顺的肉体、训练的手段形成一种全面的控制，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主义建筑取代戈雅曾描述的禁闭所，囚禁者自身有意识的持续可见状态确保权力能够自动发挥作用。第四部分的视角将规训具象化，权力的触角从一种操练的技术转为一种建筑的设计，全景敞视监狱加强了纵向的监视而隔绝了横向的交汇，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一种真实的征服，灵魂的自我监视轻易取代了严苛的外部监视，权力在这样微妙的运作中达到其目的美化其表象而只需要花费最小的代价，被规训的个人由此生成。

最后，福柯在前人探索的足迹上进行了考古学、谱系学的分析，他坚持认为“权力的研究指向不是法律建筑方面、国家机器方面或是意识形态方面，而是以往被忽视的实际操作、知识装备等技术与战略方面”。全书逐级递进、抽丝剥茧般探寻惩罚权力的伪装与受规训个人的形成，即基于某种有关肉体的政治技术学来研究惩罚方式的变化，从中解读出权力关系和对象关系的一部共同历史。本文则着眼于规训权力及其与生命权力的交织，将“规训与惩罚”以自己理解的方式进行了溯源和论述，并简要阐述了对“目光”的看法，进而试问生活世界中权力的其他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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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刘美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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