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 评 | 《奥本海默》：发明原子弹是正义的胜利，还是科技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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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影评，我们有幸邀请到法理读书策划团队总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韩尚宜撰写。他通过对影片《奥本海默》的全景解读，将其与反映中国原子弹发明的经典电影《横空出世》进行比较，对科技、政治、国家、民族等问题展开了跨学科的精彩思考，值得广大读者品读。

注：本文没有特别多的剧透，阅读完后有助于更好地欣赏原片。

推 荐 电 影

片名：《奥本海默》

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

编剧：克里斯托弗·诺兰

（改编自凯·伯德、马丁·J.舍温所著《奥本海默传》）

主演：基里安·墨菲

出品方：环球影业

上映时间：2023年

片名：《横空出世》

导演：陈国星

编剧：陈怀国、彭继超

主演：李雪健、李幼斌

出品方：北京电影制片厂

上映时间：1999年

本

文

作

者

韩尚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法理读书策划团队总负责人

* 本文首发于法理读书公众号，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为便于阅读，推文省略原文注释。

从原子弹发明看中西文明的差异

——评电影《奥本海默》与《横空出世》

摘  要
原子弹的发明是深刻影响人类现代社会的重要技术事件，其所蕴含的毁天灭地力量，能够瞬间摧毁人类文明，使得一切科技成就的价值必须被审慎地重新加以衡量。然而对这种毁灭性技术的追求，却成为20世纪中期以来各大民族国家的关注焦点，上升为民族创业史的重要环节。技术力量与民族信仰发生碰撞与交融。发明原子弹在中西方不同语境下，展现出错综复杂的人性纠缠、政治博弈与社会效果，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民族文化的塑造同频共振。《奥本海默》以火作为影片隐喻，展现出的“技术殉道”“技术胜人”“技术灭世”等西方民族气质，与《横空出世》以山作为影片隐喻中的“技术修道”“人胜技术”“技术创世”等中华民族气质，形成富有反思性的文化对照。从原子弹透视民族创业者的典型形象，在西方是“技术专家”和“救世主”，在中国则是“工农兵”和“愚公移山”。 关键词：原子弹；技术；民族；创业史
目  录 一、殉道与修道：原子弹发明家所隐喻的民族性格（一）火的隐喻与《奥本海默》中的“殉道”（二）山的隐喻与《横空出世》中的“修道”二、屈服与战胜：技术和政治关系中人的作用（一）《奥本海默》中的“技术胜人”文化（二）《横空出世》中的“人胜技术”信念（三）技术、政治、军事与人的关系三、灭世与创世：技术发展背景下的社会共同体四、结 语：“救世主”还是“愚公移山”？ 
2023年8月，电影《奥本海默》在中国上映，引发文艺界乃至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论。热议的焦点，不仅在于本片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独具匠心的艺术表现方式，更在于本片深邃丰富的叙事意涵。量子物理发展、科学家职责、国家博弈、忠诚与背叛、战争与和平等各类主题，都可以成为对本片影评的切入点，写就一篇立意较高的大文章。但是，笔者的兴趣并不仅仅在于“奥本海默发明原子弹”这一单一的电影“故事”，而是对“发明原子弹”的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给予关注。
如果只从对《奥本海默》的观看里，宣称发现了什么具有普遍性的结论，无疑忽视了电影本身就是地方性的叙事，只有当时当地的美国社会才能产生那一个奥本海默。没有奥本海默，美国不会有原子弹，但不代表中国、俄国、英国、法国等不会有。评论《奥本海默》必须超越《奥本海默》，研究“原子弹”亦即扬弃“原子弹”。笔者想到，1999年上映的反映中国原子弹发明过程的电影《横空出世》，主题和《奥本海默》十分相似。将二者进行对比，有助于揭示原子弹发明背后一些更为深刻的文化与社会规律。
因此，本文以两部影片为评论对象，将“原子弹发明”这一两部电影中共同且核心的叙事结构，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视野下加以考察。着重分析“原子弹发明”所呈现的技术力量的展开轨迹，如何与中西方不同的民族创业史轨迹发生冲突与融合，最终形成了怎样的社会和文化结果。
首先，本文从电影叙事的细节切入，指出对原子弹发明家的人物形象塑造隐喻了“殉道与修道”不同的民族性格。
其次，从民族性格过渡到对普遍的“人”的考察，指出在原子弹发明的中西方语境下，“人”在科技和政治关系中的作用十分不同。
最后，从对“人”的讨论发展到对社会共同体的讨论，分析社会共同体无法摆脱被技术力量所左右时的困境及其出路。
结语部分，在历史尺度上对中国和西方的民族创业者形象进行大写意式的文化素描，指出西方社会的“技术专家”传统，根植于“救世主”的文化情结，中国社会的“工农兵”传统则深深契合了“愚公移山”的民族精神。  一、殉道与修道：原子弹发明家所隐喻的民族性格 （一）火的隐喻与《奥本海默》中的“殉道”
电影是镜头的艺术，蕴含着统摄全部故事情节的隐喻。《奥本海默》影片一开始，就展现出宇宙间恒星运动、原子聚变、烈焰喷发的震撼图景。在熊熊燃烧之中，影片字幕将“奥本海默发明原子弹”类比为“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天火”。此后，“烈火”的意象多次出现于影片的叙事脉络中，成为理解本片的关键隐喻。
首先，使用火是人类文明的起点，人类从此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蒙昧生活。原子弹则是现代社会的“火”，不仅意味着人类较为成熟地掌握了核能技术，打开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大门；也意味着人类掌握了一种毁天灭地的武器，有可能终结残酷的世界大战，开启长期和平共处的新纪元。“火”与“原子弹”在爆炸燃烧时形态一致，更对人类文明之进步产生了共同的推动作用。
其次，盗火者普罗米修斯被希腊神话歌颂为创世之神，这与发明原子弹的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有着相同之处。二者都在某种程度上不忍看到人类受到蒙昧（或战争）之苦，愤然立志救生民于水火。前者不惜冒犯天界、偷盗火种；后者奔走联络，以一己之力在艰辛的政治环境下主持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皆可称为孤胆英雄。
当然，解读出以上两层寓意，还不足以深入到影片的底层逻辑。普罗米修斯盗火本质是一场文化悲剧。这位被人间奉为英雄的天神，最终被束缚在奥林匹斯山上，每日由猎鹰啄食心肝，循环惩罚。发明原子弹的奥本海默在继承了普罗米修斯的英雄事迹的同时，也继承了普罗米修斯的悲剧气质。奥本海默因为同情无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立场，被美国资产阶级政府以“叛国”为名不公正地隔离调查，让其陷入兔死狗烹、卸磨杀驴的可悲结局。此外，奥本海默出于科学家的良知，呼吁停止继续制造核武器，被美国政府无视。他更因此陷入自责，后悔自己将这种毁天灭地的武器发明出来，将人类又一次推向战争的深渊。
普罗米修斯和奥本海默，一古一今，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功绩，但也都陷入到无穷无尽的痛苦报应中。当代哲学家韩炳哲对这一现象有着独特解读，在他看来，“一只鹫鹰每日啄食他（普罗米修斯）的肝脏，肝脏又不断重新生长，这只恶鹰即是他的另一个自我，不断同自身作战。如此看来，普罗米修斯同鹫鹰的关系是一种自我指涉关系，一种对自我的剥削。”盗火的功绩，将普罗米修斯异化为自我和自我的攻击者。原子弹的功绩，将奥本海默异化为自我和自我的谴责者。普罗米修斯的伤口每天都会愈合，以备接受下一天的继续伤害。奥本海默则每天挣扎于技术上的辉煌成就和跌落神坛、被人视为叛徒的前后鲜明对比中，以备通过前者带来的自尊缓解后者带来的打击。
在以普罗米修斯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叙事下，发明和应用先进技术，似乎并不会承诺人们将引向自由的王国，反而会陷入无休止的自我内耗之中。一切功绩都代表着剥削、鲜血和殉道。由“火”的隐喻，亦可联想到西方科学史上其他很有名的场景，例如布鲁诺捍卫日心说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西班牙生理学家萨尔维特提出血液循环的科学假说但被焚烧致死。在西方，科学技术的核心气质是一种近乎自残的、指向内在世界的斗争型精神，英雄人物的殉道为民族创业开辟道路。 （二）山的隐喻与《横空出世》中的“修道”
与《奥本海默》相比，电影《横空出世》的核心隐喻则是“山”。影片开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在逶迤的祁连山和纵横的戈壁之中行军，前往大漠深处建设原子弹试验基地。
“山”主要反映出影片人物的两种气质。
第一种是“挺立”。影片开头的字幕以及主人公之一、军方总指挥冯石将军，都提到过中国发明原子弹，是在美国的战争威胁与核讹诈的危险环境下展开的。发明原子弹不是为了军备竞赛、争夺全球霸权，而是为了国人不受欺辱、挺直腰板。因此，不同于美国发明原子弹时“火”之隐喻所展现的燃烧一切的毁灭性，“山”之隐喻在展现中国原子弹发明的艰苦条件的同时，也蕴含了中国原子弹发明家人物性格的果敢、坚毅和尊严。
第二种是“绵延”。影片取景于塞外戈壁滩，群山巍峨，一山接一山，山山相连，永不间断。象征着中国原子弹发明家不同于美国个人英雄主义式的科学家精英，而是一个生生不息、前赴后继、广泛参与的发明家群体：物理学家、解放军、工人、农民，举国上下，男女老少齐心协力。科技工作者在知识上的个人贡献，并没有异化为《奥本海默》中自我剥削的悲剧，而是借助工农兵的大众力量，发挥出延绵生长、气壮山河的蓬勃力量。从这点看，《奥本海默》是传记式叙事的定点聚焦，《横空出世》则是群像式的大写意描绘。
《横空出世》中“山”的隐喻更蕴含着技术发展背景下中华民族的独特气质。本片的名称“横空出世”源于毛泽东主席描绘山的一篇著名词作《念奴娇·昆仑》：“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这首词以豪迈的笔触勾勒出昆仑山雄伟壮观的气势，描绘的场景恰好与本片的原子弹试验地点同处一片区域，同时也能抒发中国原子弹发明家的豪情壮志。
当然，更为关键的是，“山”在毛主席的词中并不局限于巍峨挺拔、延绵不断的直观特征，而是展现出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和宽广博大的国际主义情怀，与影片的叙事相互契合。毛主席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山不管多高多大，都要为人所用。世界各地气候环境很不一样，那不妨把昆仑山截成三段，连同山上的积雪一起送给欧洲、美国和日本，给各国降降温。
这种“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伟大理想，也是中国发明原子弹的初心与使命。中国人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科技的强大，通过发展技术威胁别国。而是为了通过发展技术，推动世界各国的团结。体现在中国原子弹发明家身上的不仅有为国争光的民族精神，更有坚守人类和平的国际主义情怀。正因如此，技术发展在中华文化的背景下，没有表现为西方世界中的自我剥削、自我内耗和自我斗争。与之相反，中国人超越了技术殉道的文化悲剧，展现出为实现更高理想与人类正义，不断“修道”、不断“锤炼”，如群山般的坚毅品格。这种品格摆脱了殉道时指向自我的谴责与伤害，将自我的无尽伟力，向外投射到无数个和自我一样的大众之中。通过共同事业联结起每一个小我，最终在万众一心的砥砺修道中实现技术之上的大我理想。
从《奥本海默》与《横空出世》中“火”和“山”的基本隐喻出发，能够勾勒出原子弹发明家“技术殉道”与“技术修道”的不同民族性格，成为理解西方和中国在技术发展史上走向不同创业道路的文化前提。  二、屈服与战胜：技术和政治关系中人的作用 讨论完原子弹发明中不同民族的气质特点，就需要进一步揭示更加普遍的文化规律。技术的发展，本身是人的智力和实践能力双重提升的过程，自始至终离不开人的主体参与。如何理解人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是这两部影片共同关注的焦点，也建构起电影不同的叙事情节。
人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在原子弹的发明背景下，主要呈现为技术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因为，原子弹首先是一种武器，武器的发明、使用、销毁，遵循着一定的军事规律。在任何条件下，政治必然直接决定军事，因此必然与军事背后的技术发生紧密联系。其次，原子弹发明家并不是完全客观中立、价值无涉的学术研究者，而是肩负着国家意志，对战争与和平等相关问题有一定立场选择的政治生活参与者。基于上述前提，本章将聚焦于“技术和政治的关系”，探讨“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具体将剖析两部影片共同涉及到的军方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普遍意义上概括出中西方的不同实践类型。 （一）《奥本海默》中的“技术胜人”文化
《奥本海默》中知识分子和军方的关系，呈现出“道不同，但又相为谋”的疏远感与错位感，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曼哈顿工程”的总指挥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一方面统筹推动着原子弹发明的各项进展，为以奥本海默为首的发明家做好保障工作。但另一方面，又常常以监工身份自居，用各种方式施压催促原子弹发明进度。同时，军方全方位监视奥本海默的私人生活，将奥本海默视为同情无产阶级的间谍分子。在依靠他领衔制造原子弹的同时，又给他带上诸多“镣铐”。
第二，军方制造原子弹的直接动力，在于让战场上少死一些美国士兵，尽快逼迫日本投降。奥本海默发明原子弹的初衷，则混杂着率先掌握科学力量的英雄主义追求，对法西斯国家大屠杀的憎恶与报复，美利坚民族的爱国情结等。正因如此，奥本海默把原子弹视为个人价值的至高表达、是一种“技术—精神”的有机体。但军方倾向于认为原子弹是一种在战争中迅速取胜的“技术工具”，越快投入实战越好。影片中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场景：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几乎没经过任何衔接程序，剩余的原子弹由军方立即接管，直接送往战场。军方代表和奥本海默没多说一句废话，空留奥本海默一脸怅然地看着原子弹被运走。科学理想归根到底成为政治工具，但不通过政治，奥本海默未必能找到实现理想的平台。
某种意义上，技术与政治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因为技术可以控制人，这深深契合了政治最底层的逻辑——统治。例如，原子弹至少能够实现三种统治。首先，使用原子弹可以炸死敌人，实现最彻底的肉体消灭。其次，发明原子弹则可以让顶尖科学家为国家服务，实现对科学界的掌控。最后，拥有原子弹可以威慑别国，不战而屈人之兵，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在《奥本海默》中，技术与政治的联合基于的是一种从控制到统治的文化传统。人虽然发明了武器，但武器反过来会彻底征服人——包括武器使用的对象，敌人；更包括武器的创造者，发明家自身。在这里，“技术胜人”的文化思维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正是这种纠缠于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屈服性逻辑，生产出前文所言的“殉道”型民族性格。技术进步与对人自身的深层剥削深深捆绑在一起，并在历史发展中生成为西方世界的“集体无意识”，最终迈向非正义。  （二）《横空出世》中的“人胜技术”信念
《横空出世》中的知识分子与军方是拥有统一信念的共同体，在中国发明原子弹的过程中，无论是技术还是政治，都将服务于劳动人民，捍卫人本身的自由成为一切武器的终极目标。

和奥本海默一样，本片主角物理学家陆光达也因为私人生活原因，受到军方的调查和监视。但是，这种监控只是在保密要求的合理范围内，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对抗关系，军方和知识分子显然在共同事业上有着更高共识。影片中有两个场景很能证明这一点。

第一，冯石将军指挥军队在戈壁滩上艰苦地施工，好不容易建设好了核试验所需要的大型工程设施。但物理学家陆光达却以混凝土使用了盐碱含量较高的水搅拌为由，要求所有工程全部推翻重新建设。虽然解放军指战员们先期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仍旧毫无怨言地推倒重来。为了获得纯净一些的水，他们每日宁愿走很远的路程在戈壁滩之外运水回来。即使这样，陆光达按规定也要求所有在施工中犯错的军人全部退出原子弹制造工程。将军和士兵们没有一个人有任何抱怨，纷纷诚恳请求再给一次机会。在中国原子弹发明过程中，知识分子和军人的交往，是对事不对人的。都以完成国家使命为目标，彼此非常诚恳。不像《奥本海默》中，军方用对待间谍的态度防备科学家，科学家在政治压力面前非常无助。这说明，只有在共同事业上相向而行，各方都能够放下自己的特殊利益，才有助于人的团结。惟其如此，在技术发展这件事中，也才可以把人放到更高的位置。
第二，中国发明原子弹时正赶上经济困难时期，试验基地的食物供给时常难以保障。在粮食不够吃，人要饿肚子的情况下，军方总指挥冯石将军主动提出军人不吃饭，把粮食全部让给科技工作者。然而，科学家陆光达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表示，知识分子和军人是一个共同体，都是为了制造原子弹而凝聚在一起的，没有谁比谁更重要、需要特别照顾谁的分别。在中国原子弹发明家看来，知识优势并不是技术进步的充要条件。原子弹不是某几个专家闭门造车的成就，而是千千万万工农兵团结在一起奋斗的结果，发明权属于人民群众。
反观《奥本海默》，代表政治势力的军方之所以以一种监控者、主宰者的姿态对待科学家，是因为他们认为技术是一种专业工具，工具由专家掌握。因此需要操控好专家，才能使技术为政治服务，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 （三）技术、政治、军事与人的关系
西方的“技术胜人”思想，将技术当作一种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中国的“人胜技术”信念，则将技术当作人与人团结的契机，用以实现人在共同体中自由全面的发展。本质上，“技术胜人”将技术本身视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而没有看到技术的力量归根到底只能是社会的力量。只有将技术力量转化为社会力量，技术才能超越其自身的狭隘性。而所谓“社会力量”，本质是社会中人与人团结互动所形成的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力量。
奥本海默之所以在原子弹发明成功后无比焦虑，害怕原子弹会造成新一轮的世界大战与大屠杀。这是因为，奥本海默本身也有着“技术胜人”的思维局限，他不相信技术可以被人合理地掌控。事实上，美国为了与苏联进行冷战，也在滥用核武器的威慑力量。整个西方世界面对先进技术，任由技术力量凌驾于社会力量之上，使得技术反过来控制了人，把人类社会推向毁灭的边缘。
反观中国，原子弹的发明家们丝毫没有武器会被滥用的焦虑，中国政府甚至在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当天就对全世界郑重承诺“中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这种坚定的正义与和平的立场，根源于“人胜技术”的信念。中国从来不像西方国家那样，认为核武器（或其他先进武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自然面对这种技术也会十分坦然。
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只能是人，而非技术。即使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乃至未来，也一样如此。这显然不是说技术是人发明的，所以人比技术重要，那样说了等于没说。与之相反，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任何技术的使用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有了技术不等于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要受到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制约。例如，美苏冷战期间，是世界离核战争最近的时候，然而核战争始终没有打起来。中国在抗美援朝时，也还没有原子弹，美国曾几次威胁恐吓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但也没有成功实施。这表明，再尖端的技术也不可能不顾及国内外局势而肆意使用，要受到双方力量、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在种种客观条件的约束下，技术是死的、陷于被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恰恰可以发挥出来，超越技术的控制，通过制定恰当的应对战略，获得最终的胜利。
第二，战争的目标是摧毁敌人的抵抗意志，使其屈服于我方意志。再尖端的技术如果不能使敌方的战斗意志屈服，那么也不能说它在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战争是通过在肉体上消灭敌人，使其屈服的。技术消灭肉体的能力越强大，就越有可能实现其战争目标。然而，这恰恰说明了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而非技术。因为无论肉体被消灭到何种程度，只要人始终不屈服，那么敌人的战争目标就不会完全实现。当然，如果敌人的战争目标本身就是彻底消灭对方的肉体，那么技术的作用或许是关键的。但是，任何战争都不可能只是纯粹的屠杀那么简单，战争只能是政治通过军事手段的另一种延续，必然包含着复杂的政治、经济等诉求，这些诉求恰恰是需要敌方存在着活人来配合完成的。由此可见，只要人的战斗意志足够顽强，永不屈服直到牺牲完所有抵抗者，都不能说技术实现了战争目标。
当然，如果将上述两点结合起来看，人的关键性作用就更加突出。当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越充分、越运用好外在于技术的客观条件，就越可以提升战斗意志，越不屈服于敌人的技术攻势。反过来，当人的意志越顽强、越不屈服于敌人时，就有更多的机会在战争相持阶段中创造有利的客观条件，在运动中抓住战机、扩大优势，从而灵活施展主观能动性一步一步地歼灭敌人。
由此可见，中国的“人胜技术”信念体现了贯穿于技术、政治、军事各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辩证法，在原子弹的发明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不同于西方的“技术胜人”思想，“人胜技术”的思想超越了《奥本海默》中所展现的西方文化下技术、政治、军事之间狭隘的勾心斗角，将大写的“人”置于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央，是真正捍卫人类正义与和平的思想指南。 三、灭世与创世：技术发展背景下的社会共同体 《奥本海默》与《横空出世》两部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触及到技术发展背景下社会共同体的建构问题。这一问题秉承本文上一部分的讨论而来，研究在技术社会中，人以何种方式团结或对抗。当下，社会共同体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形式是国家。理解国家的构成逻辑，需要重点关注民族和阶级两个要素。
国家首先是民族共同体，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心理、风俗习惯、生活区域、语言文字、历史经验等的人们靠物质交往与精神认同的纽带结合在一起。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推动力，历史上重大的革命和改革都与其有关。其中，爱国主义是民族国家凝聚力的核心要素。
国家同时也必然是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经济地位及经济利益、产生共同政治诉求并形成一致的政治行动的人们，在获得国家政权的前提下，上升为统治阶级。阶级作为理解国家的关键要素，突出了国家的政治性、统治性、斗争性的一面，与民族国家的文化属性相辅相成。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类国家的最高表现形式，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国家开始消亡。因此，在阶级视野下理解国家，超越国家的国际主义精神无疑是重要的凝聚要素。
技术发展中个体之间的互动，都会在共同体意义上指向民族与阶级两个面向，这在《奥本海默》与《横空出世》中有着强烈对比。
第一，《奥本海默》中美国的原子弹发明，以民族情结开启，由阶级斗争终结。技术发展下的社会共同体，始终被笼罩在“毁灭世界”的阴影下。
奥本海默发明完原子弹，看到美军用其轰炸日本时的悲惨场景，心里无比内疚，终其一生都在为废除核武器奔走呼号。应当指出，奥本海默的内疚绝对不是看到大量人员伤亡的惨烈场面而突然产生的。作为世界顶尖的核物理学家，他在发明原子弹之前不可能不知道其毁天灭地的威力。另外，奥本海默经历了欧洲战争，也不可能没有见识过战争的惨烈。他对发明核武器的内疚，可以从他的民族身份上得到解释。奥本海默是犹太人，影片中有一个镜头表现出他立志发明原子弹，是为了报复法西斯的种族灭绝行为。同样，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一开始对标的就是纳粹德国。此时，德国科学家在海森堡的带领下也在设计原子弹，二者存在殊死竞争。奥本海默移民美国，他坚信美国是民主国家的代表，为民族情结里注入了美利坚文化的因素。正是在民族情结的直接激励下，他全身心投入到原子弹的发明中。但是，美国为了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向与奥本海默的民族情结没有直接关联的国家——日本，投放了原子弹。这样就架空了他发明原子弹时所坚守的信念，同时也让他对政府使用核武器产生了恐惧。
这种担心“世界毁灭”的恐惧最终演变成呼吁废止核武器试验的活动，他不止一次地建议政府禁止研发威力更为巨大的氢弹，并由此得罪了美国政客、本片的反派人物——刘易斯·利希滕斯坦·施特劳斯。时值冷战期间，美国反对共产党人的“麦卡锡主义”盛行。奥本海默因为在二战前支持西班牙内战时保卫民主政权的工人武装，与无产阶级团体有着亲密接触，被美国当局扣上间谍、叛国的政治标签，遭受不公正的隔离审查。奥本海默同情无产者的阶级立场，被美国资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机器无情粉碎。原子弹的发明，既没有抚慰奥本海默的民族情结，更没有推动他所期待的秉承不同阶级立场的国家、团体等之间的和解，反而异化为两种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更大斗争。原子弹被美国政客掌握，无法起到社会建构的积极效果，反倒让各个利益集团加剧分裂，最终把人类卷进世界毁灭的临界点。
第二，《横空出世》里中国的原子弹发明，将民族认同与阶级团结有机融合在一起。技术发展下的社会共同体，始终在“创造新世界”的目标下不断前进。
无论是知识分子代表陆光达，还是军队代表冯石，首先都具有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而奋斗的民族精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体现在美国通过“核讹诈”严重威胁到中国国家安全时，大众激发起的使命意识。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学界，从工农到商界，从国内到海外，每一位中华儿女都在祖国遭受危机的背景下空前团结起来。不管懂不懂物理，知不知道核裂变，劳动人民有知识的出知识，有力气的出力气，有钱的捐钱，汇聚起为着共同事业而奋斗的洪流。在原子弹的发明中，民族的认同促进了阶级的团结。大学教授和基层官兵同吃同住，一起奋战。中央首长礼贤下士，亲自接见科学家代表，无微不至地送去关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原子弹在某种意义上，和在美国一样，是阶级专政的暴力工具。但是，中国超越美国之处正在于，原子弹在暴力专政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团结各阶层群众、开展广泛社会动员的民主目标。在中国，原子弹不简单是一种用来打仗的武器，更是完成社会建构的一种文化过程。原子弹不仅要炸毁一个旧世界，其自身的发明就是在创造一个新世界。
在《奥本海默》中，美国政客通过政治掌握技术。而在《横空出世》中，中国的技术则直接掌握在人民手里，因为人民永远是最大的政治。西方的技术一遇见政治，就倾向于毁灭世界。中国人民则超越了技术和政治固有的狭隘，可以运用技术创造崭新的世界。  四、结 语：“救世主”还是“愚公移山”？ 原子弹的发明不仅是一场重大的科技事件，更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文化事件。《奥本海默》与《横空出世》两部影片深刻反映出不同国家对待技术发展所秉承的不同信念立场，前者展现出的“技术殉道”“技术胜人”“技术灭世”等西方文化气质，与后者中“技术修道”“人胜技术”“技术创世”等中华民族气质，形成富有反思性的文化对照。各国的历史进程也在“技术—文化”的关系网络中，朝向不同的道路发展，最终塑造了恢弘磅礴的世界历史。
毫无疑问，世界历史是人创造的。创造历史的人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创业者，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人既可能是战争的发动者，也可能是正义的捍卫者。
《奥本海默》中的创业者形象是精英式的技术专家，学富五车、极具个性、情绪饱满，自信而谨慎，虔敬且痛苦。其所具有的受难者和使命者的综合形象特征，与西方的救世主文化深度契合。
《横空出世》中的创业者是工农兵劳动群众，艰苦朴素、干劲十足、团结一心，沉着而坚毅，顽强且挺拔。其使命感不是源于向独立个体的内在精神世界求索，而是将个体的现实化力量向外扩张，连接千千万万个同样的其他个体，通过组织动员群众，创造伟大事业。这是中华民族精神最生动的写照，这种精神被毛主席称做“愚公移山”：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有什么挖不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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