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地方学：发展模式与未来进路 | 文化

导 读

地方学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有其各自发生、存在和发展的不同的地域土壤；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地方学的“地方性”也开始逐步向“普遍性”转向，这其中形成了不少因地制宜的典型模式和特点；但是，如何使“地方学”的未来进路更加宽广，前进方向更加明确，“地方性”和“普遍性”更加协调共进，仍需我们不断地思考和改进。

当代中国地方学：发展模式与未来进路

作者：王枫云 刘鉴萱 任亚萍

摘 要

地方学作为一门“因地名学，以地名学”的学问，其相关名词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汉代，但规范意义上的地方学研究则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地方学开始蓬勃发展。当代中国地方学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分布广泛，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三种典型的发展模式，但这些模式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自的局限与不足。中国地方学的未来发展可采取如下进路：注重顶层设计；打造学术共同体；不断寻找新的增长点等。 关键词： 地方学 典型模式 未来进路

地方学作为一门“因地名学，以地名学”[1]的学问，是以一个特定的地域为对象，挖掘、整理、研究其特有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使其能被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同时，地方学的研究成果，也能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撑。

我国有关地方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汉书·儒林传》：“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宜兴《穀梁》。”[2]不过，这里“鲁学”与“齐学”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学，而是围绕对《春秋》的阐释而形成的传统经学的不同派别。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学术文化就已经开始区分流派，有“十家九流”“诸子百家”之说。不过此时的学说大都是以其学术宗旨、研究对象或学术领袖而非地名来区分学派之间的差异，如根据不同学术宗旨、研究对象而命名的“儒学”“道学”“法学”等，以学术领袖作为学派名称的“老庄之学”“孔孟之学”等。从秦汉至隋唐，我国大部分学术流派之划分与命名依然遵循这一惯例[3]。从宋代开始，出现了不少以地名来命名的学说或学派，如关学、闽学、洛学、浙学等。但这些名称往往代表的是学派领袖的讲学地点或籍贯，如发轫于北宋的关学以学派领袖的讲学地点——关中地区为名，与濂学、洛学、闽学等儒学派别并存[4]；而浙学则是以浙江学者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事功之学[5]。

我国规范意义上的地方学研究，肇始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经学家廖平提出“以地域分今、古文经学”[6]的思想后，敦煌学、徽学、藏学等地方学研究渐次兴起，成为当时的“三大显学”。“敦煌学”一词，由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1925年8月在大阪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同年12月在大阪出版发行的《敦煌石室の遗书》中，石滨使用了15次“敦煌学”一词，并对国际敦煌学的起源、发展、研究范围、问题、广义敦煌学和狭义敦煌学的区分等作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7]。1930年陈寅恪在为《敦煌劫余录》一书作序言时，也提到了“敦煌学”这一概念，但他认为“敦煌学”的含义在于“整理和研究‘敦煌遗书’”[8]。徽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30年代，周绍泉先生在1991年出版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前言》中指出“自徽州文书发现以来，一个以研究徽州历史文化为对象的新学科——‘徽学’（又称‘徽州学’）在学术界逐渐形成”，而徽州文书主要指“保存在徽州的，本地民众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中留下的文献史料，如契约文书、日记、书信、账册等”[9]。“藏学”这一概念在19世纪由匈牙利学者杜·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oros）首次提出。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有组织地开展藏学研究，研究的内容大多是对藏族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和翻译[10]。总体而言，20世纪中叶之前的以敦煌学、徽学、藏学等为代表的地方学研究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具有一些明显的缺陷，如研究对象仅限于原始档案、文献史料、历史遗迹等地方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研究内容大多只涉及思想文化层面，地方学研究的功能和价值尚未得以充分彰显，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掀起了地方文化研究的热潮，不少地方为挖掘当地传统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推动地方学研究。在此背景下，南京学、上海学、北京学、广州学、武汉学等地方学陆续兴起。不少地区的地方学面向地方经济社会需求，通过对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深入研究，逐渐摆脱了碎片化、零散化的发展状态，走上了系统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地方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对象日趋拓展、研究内容与研究视角亦逐渐多元，整体上呈现出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并进的态势。

一

当代中国地方学的基本样态

（一）当代中国地方学概况本文通过查找图书、期刊、会议论文集、方志、网络资源等相关资料信息，共查到地方学50余种；根据具有一定学术成果和学术影响等条件进行梳理后，筛选确认了45种地方学，编制统计简表如下（见表1）。为显示地方学的数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统计按某一地方学概念出现或研究开始时间正序排列，并尽可能标明年份、月份。表1 当代中国地方学统计表（部分）（点击图片，可放大查看）

表中列出的各地方学“概念出现或研究开始时间”依据主要来源于相关学者在其论文或著作中的叙述。例如，关于“关学”，林乐昌、常新等学者指出，“最早言及‘关学’一词的，当推宋儒吕本中（1084-1145年）”；“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初，（关学）开启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天地。在关学研究方面出现了陈俊民先生、杜维明先生、张岱年先生等一批在全国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关学研究者”。关于“浙学”，吴光认为，“‘浙学’的概念最早是朱熹作为‘浙学’的批评者提出来的”；“‘浙学’，应作狭义、中义与广义的区分。广义的‘浙学’概念即‘大浙学’概念，是狭义‘浙学’”与中义‘浙学’概念的外延，指的是渊源于古越、繁荣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泽惠于现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2004年首次明确提出了浙学内涵的狭义、中义、广义之分”。关于“上海学”，熊月之认为，“上海学的提起，可以追溯到1980年。那年7月，上海学术界讨论成立上海史研究会问题，历史所特约研究员江闻道先生提出了上海学的问题”。关于“鄂尔多斯学”，奇海林认为，“2002年5月30日，《鄂尔多斯日报》刊发奇朝鲁《开掘鄂尔多斯人文资源，弘扬鄂尔多斯文明精华——关于开展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思考》一文，文章提出创立鄂尔多斯学”，等等[11]。

（二）地方学的类型划分与地域分布

按照地方学命名的依据，可以对表１中统计的地方学进行以下分类：（1）以古代国名、地域名、城市名、地域学术派别命名的地方学，包括齐学、鲁学、楚学、晋学、吴学、湘学、蜀学、浙学、满学、桂学、潮学、中原学、关东学、河西学、长安学等；（2）以现代城市命名的地方学，包括北京学、上海学、南京学、广州学、温州学、泉州学、香港学、澳门学、台北学等；（3）以名胜古迹命名的地方学，包括故宫学、泰山学等；（4）因大批古籍文书的发现而创立的地方学，如敦煌学、徽学、藏学、西夏学等；（5）因重要或独特的战略地位而兴起的地方学，如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的兴建而兴起的三峡学、因海南建省而兴起的海南学，等等。

依据概念出现或研究开始时间，还可以对表１中统计的地方学进行以下分类：（1）19世纪前概念已被提出或已开始研究的地方学，包括鲁学、齐学、关学、浙学、满学、藏学、湘学、西夏学等；（2）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概念已明晰，系统研究已经开始的地方学，包括楚学、泉州学、晋学、敦煌学、吐鲁番学、吴学、稷下学、巴蜀学、扬州学等；（3）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在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国外地方学的研究成果逐步为国内了解和认识，进而激发了中国地方学的兴起，南京学、澳门学、关东学、上海学、香港学、徽学、泰山学、武汉学、海南学、潮州学、北京学、三峡学等地方学纷纷涌现；（4）21世纪以来，坚定文化自信、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话语体系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题中之意，基于此，河西学、成都学、重庆学、杭州学、台北学、鄂尔多斯学、温州学、故宫学、长安学、邯郸学、西安学、桂学、广州学、洛阳学、中原学、内蒙古学等一批努力彰显中国气派与地域特色的地方学先后发展起来。

就表1中筛选出的地方学地域分布来看，我国地方学研究遍布23个省、市、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其中以山东、江苏、浙江、陕西或以其为中心的地区，地方学数量最多。（见表２）

表２　当代中国地方学的地域分布（点击图片，可放大查看）

二

当代中国地方学的典型发展模式

（一）当代中国地方学的典型发展模式
一门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学科带头人、资源投入、平台支撑、科研成果等基本要素，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全面观察当代中国地方学的基本样态，可以归纳出三种典型发展模式：“以学者为首倡、促进内部融合”“以平台为依托、注重项目牵引”以及“以政府为引领、整合内外资源”。1.“以学者为首倡、促进内部融合”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以澳门学与潮州学等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黄汉强、常绍温、陈树荣、吴志良、杨允中等为代表的学者联合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前身为东亚大学澳门研究所）、澳门社会科学学会、华南师范大学澳门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承担起了推动澳门学建设与发展的任务，并产生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如黄汉强《关于建立澳门学的一些思考》、陈树荣《建立澳门学，促进澳门研究》等学术论文，由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出版的《澳门文化与文化澳门——关于文化优势的利用与文化产业的开拓》等学术著作，以及2010年4月澳门大学、澳门社会科学学会与其他机构联合举办的“首届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12]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澳门学代表人物的吴志良在出任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委员、主席期间，积极对国内外研究力量进行了大力整合，挖掘、整理、出版了大量澳门档案、史料与学术著作，推动了澳门学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建构。[13]潮州学的提出与创建，缘于从事潮汕文化研究的学者饶宗颐于1992年提出的“潮汕文化……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潮州学’”[14]的主张。此后，饶宗颐又多次借助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1991年由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设立）打造的“潮学国际研讨会”“潮学讲座”“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理事会议”等学术交流平台，阐明潮州学研究的要领、提出开展潮州学研究的方案，指出潮州学未来发展的方向，极大地推动了潮州学的发展。在此后的十余年里，潮州学以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为基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如成功举办了多届潮学国际研讨会、编辑出版了《潮学研究》及《潮汕文库》等学术刊物[15]，使潮州学的国内外影响不断扩大。此外，在相关学者的呼吁下，澳门学与潮州学的发展也得到了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多方支持。如澳门学的相关研究项目不仅得到了特区政府的财政资助，澳门基金会在联结学术研究力量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6]潮州学则在2008年由潮州市政府与韩山师范学院合作建立了“潮学研究院”，并得到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传播基金的资助等。在“以学者为首倡、促进内部融合”的发展模式中，首倡的学者对地方学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引导，并凭借自身的文化素养与社会影响，引领地方学突破了资源空间过于狭窄的瓶颈，拓展了地方学向纵深发展的空间，增加了地方学的影响力，同时也促进了地方政府、高校、社会组织与学者等地方学相关主体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强化了地方学的网络包容能力与知识生产能力。2. “以平台为依托、注重项目牵引”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以泉州学与北京学等为代表。对泉州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但“泉州学”这一概念却是由泉州历史研究会（后更名为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于1980年首先提出。由于当时没有明晰“泉州学”的内涵与外延，故未能引起足够重视。1988年12月，泉州历史研究会从学科的角度对“泉州学”这一概念进行了阐述。1989年5月，在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组织召开的“泉州学”专题座谈会上，李亦园院士对泉州历史研究会提出的“泉州学”概念予以充分肯定。1991年2月14-1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泉州进行了为期5天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在考察队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杜度·迪安（Doudou Diene）博士对“泉州学”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并提出“要组织各国科学家对它进行研究”。[17]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影响着政府的相关决策和行为。1992年4月，泉州市委常务会议决定筹办泉州学研究所，同年11月中国泉州学研究所正式成立；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也把“泉州学研究”列入了“八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1996年，泉州师范学院建立了本校泉州学研究所，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出版了学术刊物《泉州学研究》、学术著作《泉州学丛书》，完成了多项关于泉州学研究的研究项目，举办了“海峡两岸‘泉州学’学术研讨会”等多次学术会议，等等[18]。2004年12月，泉州市委编委重新确定了中国泉州学研究所的编制、经费等，使其成为由泉州市委宣传部领导和管理的下属单位，并明确了其以“弘扬‘大泉州’文化”为主旨进行泉州学研究的工作使命。编制调整后的中国泉州学研究所主办了“走向世界的地方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建设了“中国泉州学研究”网站，出版了《闽南》杂志，在《泉州年鉴》中设立了“泉州学研究”栏目，并致力于推动“泉州学”走进高校课堂。[19]自此，中国泉州学研究所与泉州师范学院泉州学研究所共同发挥各自优势，成为推动泉州学深入发展的主要力量。20世纪90年代，“北京学”概念提出后不久，北京联合大学受到韩国首尔市立大学设立“首尔学研究所”的启发，于1998年获批成立了北京学专门研究机构——北京学研究所。研究所成立伊始，就主办了多次学术研讨活动，并得到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度支持。[20]2004年，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设立了以北京学研究所为核心的北京学研究基地，并将其列入首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近年来，基地每年都会召开一次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并出版论文集；在承担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著作等方面，基地也取得了不少成果。[21]此外，基地经常接受政府部门委托，参与调研，并配合完成相关提案建言。如为配合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的工作，基地先后承担了对北京市文物、名人故居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状况的调研任务，调研成果作为市政协常委建议案的内容，为市委、市政府制定相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22]在“以平台为依托、注重项目牵引”的发展模式中，地方学高度重视立足社会现实需求搭建平台并开展项目研究，较好地实现了地方学知识生产的内在驱动力和外部牵引力的有效结合，促进了地方学知识生产向知识应用的转化，使得地方学冲破了纯粹学术研究的边界，走向了更加生动丰富的社会现实。3. “以政府为引领、整合内外资源”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以杭州学与温州学等为代表。杭州学的创立，缘于杭州市委、市政府推进杭州历史文化保护与杭州城市发展的工作需要。在杭州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下，杭州学确立了“立足杭州、服务浙江”的发展方向与目标，明确以问题为导向，以城市历史文化和城市发展为研究重点，推动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转化。2009年，杭州市委、市政府专门设立了杭州学研究的领导机构——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并赋予其对全市杭州学研究工作进行规划、组织、协调与督查的职责。在理事会的领导下，国内首个设在政府系统内部的城市地方学研究机构[23]——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杭州研究院），以及由高校与相关研究机构联合创建的杭州城市学研究会、世界遗产保护杭州研究中心等陆续成立，并逐步形成了“统一领导、统一规划、整合资源、协同推进”的组织管理体制。[24]在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的统筹引导下，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杭州城市学研究会、世界遗产保护杭州研究中心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以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为例，它不仅组织开展了《杭州全书》《杭州丛书》《钱塘江丛书》等的编纂工作，还依托相关部门创建了西湖学、钱塘江学等杭州学分支学科，[25]并在2012年与浙江大学合作建立了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基地。温州学的创建，得力于市委主要领导的战略决策。2002年7月，温州市委书记李强在中共温州市委八届十一次全会上，正式提出了“建立温州学”的要求，并撰写了《关于创立温州学的思考》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26]次年1月，中共温州市委、温州市政府与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了“温州学”学术研讨会，邀请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以及温州各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代表与会，共同为“温州学”的创立与发展建言献策。以此为起点，温州学的发展正式起步，相关研究与学术活动也渐次展开：温州市举办了大量如南戏、谢灵运、温州古民居研究等与温州学相关的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政府每年拨付专款投入整理、编撰与出版《温州文献丛书》等温州学研究工作中。[27]市委、市政府的引导与支持，以及高校与相关研究机构的积极响应，使温州学在短短几年间就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在“以政府为引领、整合内外资源”的发展模式中，政府在地方学建设资源投入、组织架构安排、发展方向凝练、发展战略制定、重点领域规划等方面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较大程度上消除了地方学发展中的制约因素，保障了地方学发展目标的顺利达成。（二）对当代中国地方学典型发展模式的反思当代中国地方学在发展中所呈现出的三种典型模式，在实际运行中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客观来看，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自的局限与不足。在“以学者为首倡、促进内部融合”的发展模式下，相关学者、高校与科研机构具有较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地方学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有较长时期的学术成果积累，也需要持续的人力、财力与物力资源的投入；如若缺少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支持，其发展往往会面临着人才资源紧张、经费来源短缺、技术支撑落后的窘境。甚至有部分地方学，仅依靠少数本地人从事研究工作，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重视程度与提供支持的力度较弱，导致其地方学研究力量较为欠缺，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28]在“以平台为依托、注重项目牵引”的发展模式下，地方学的发展不仅有地方政府部门与学术界两种力量的支撑，在人才、经费、项目等资源的获取上也能够得到较好的保障。除前文所述泉州学、北京学外，采用这种发展模式的地方学如齐学、鲁学、湘学、长安学等都取得了较为丰富的建设成果，展现出较快的发展速度，在当代中国地方学体系中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统筹机构与统一的管理体制，这种发展模式也显现出了无法完全整合不同研究力量而导致的组织上“各自为营”、内容上“支离破碎”以及投入上“蜻蜓点水”的情况。[29]在“以政府为引领、整合内外资源”的发展模式下，地方政府是地方学创建、发展的引领者与主导者。得益于政府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与规划协调能力，采用这种模式的地方学，除了发展速度较快以外，发展的水平与质量也较高，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的成效较为显著。然而也有部分地方政府因未树立正确的地方学发展理念而出现了一些误区。如在“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下，一些地区曾出现过为带动经济发展，盲目挖掘本地文化、争抢历史名人的现象[30]，导致了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

三

当代中国地方学的未来进路

基于对当代中国地方学基本样态的系统观察，以及对其三种典型发展模式的分析与反思，本文对中国地方学的未来进路提出如下建议。（一）注重地方学发展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一种能够用全局性视角与系统性理念，对某一事物的目标模式、体制机制、重点领域与关键项目等作出总体安排与战略统筹的长远的规划。[31]地方学发展的顶层设计应包括明晰学科定位、确立发展目标与制定发展规划三个方面。首先，要进一步明晰地方学的学科定位。地方学不应是一种纯理论的学科，而应将理论性与应用性深度交融；重视研究成果的转化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地方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例如鄂尔多斯学就以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需求为导向，把“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作为地方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突出鄂尔多斯学的应用服务价值[32]。其次，要理性确立地方学的发展目标。例如北京学所确立的“立足地域性、着眼科学性、注重功能性”的目标[33]不失为地方学发展目标的一种较为准确的表达。最后，要制定系统可行的发展规划。要在“规划先行”的理念指导下，以“长远发展”为着眼点，广泛征求政府、高校、研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制定出不仅符合系统化的质量要求，同时亦具有可操作性的发展规划，以确保地方学发展的可持续性。（二）打造地方学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一般是指具有相同价值取向与学术追求的不同主体，为了共同的信念、目标或兴趣，依循一定的规范而结成的群体。[34]地方学学术共同体的打造，需要重视成员、活动与机制等多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要素。首先，要不断丰富学术共同体成员的构成。地方学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具有多样化的组成特征，既包括高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民间学者等研究力量，也包括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及其组织成员。不断丰富学术共同体成员的构成，壮大推进地方学发展的主体力量，不仅有利于更好地汇聚各种经验与智慧，也能为地方学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人力资源保障。这方面可以参考韩国的经验。韩国在地方学研究中除了民间学者的参与外，还形成了合作研究的三层组织体系：第一层次为地方大学设立的地方学研究机构，如首尔市立大学的首尔学研究所、仁川大学的仁川学研究院、新罗大学的釜山学研究中心等，这些研究机构主要是从人文学角度开展地方学理论与应用研究；第二层次为一级行政区地方政府成立的研究院，有首尔市政开发研究院、仁川发展研究院等，这些研究院由政府拨款运作，主要侧重于研究地方经济文化发展中的政策性问题；第三层次为二级行政区中的各市、郡、县设立的地方性文化院，这些文化院不仅以收集、研究与保护地方文化为己任，同时也负有普及与宣传地方文化的职责。[35]其次，要努力提升学术共同体活动的质量。地方学学术共同体需要通过开展相关学术活动来实现地方学发展的目标。学术活动是共同体成员利用各种资源，在共同实践中形成成果并对其进行优化和转化的过程。学术共同体活动质量的提升，需要从整合活动资源、优化活动方式、富媒体化活动成果形式等方面着手。这一方面成都学的发展经验具有借鉴意义。以何一民为代表的成都学学者不仅编写了《成都历史文化百问》《成都五大之最》等相关丛书，深入城乡基层开展以“传承历史文化，讲好成都故事”为主题的讲座和学术沙龙，还充分利用“成都大历史”微信平台，借助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优势，向民众传播和宣传成都文化，取得了相当的成效。[36]最后，要重视完善学术共同体的运行机制。为避免地方学学术共同体流于形式，有必要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这方面我国已有一些较为成功的实践。如泉州学研究所就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上明确了学术部门的工作职责与工作分工，以提高学术研究的效率，避免研究人员在行政性事务中耗费过多的时间；另一方面，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机制，研究所会对年度发表的论文与著作等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此外，研究所还积极协助与推荐符合条件的社科研究项目的申请，等等。[37]（三）不断寻找地方学发展的新增长点首先，要在凸显特有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中寻找新的增长点。历史文化资源是指在记述、习俗、技能等人类历史文化遗存实体中，具备独特且客观功能、具有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价值、能够被开发利用的部分[38]。例如，长安学相关研究机构出版的《长安学丛书》《长安历史文化研究》《长安历史文化论丛》等书籍及其举办的关于长安历史文化的研讨会就十分注重对地方特有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弘扬[39]。在地方学发展中，要切实立足本地方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优势凝练学科特色并开展相关工作，不搞“随波逐流”的跟风发展和“好高骛远”“大而全”的浮躁冒进，真正服务地方，谋求特色立学、特色兴学。其次，要在与当地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中寻找新的增长点。在地方学发展过程中，要准确把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寻找到地方学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并通过地方学的相关学术活动，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需求，同时促进地方学学科内涵的系统建设，实现其良性发展。例如，在新时代藏学研究中，研究者十分关注藏区的社会、经济、生态发展现状与相关政策。他们坚持问题导向，在藏区精准扶贫、“一带一路”建设、环境保护、高海拔地区生态搬迁、藏区虫害防治等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中，充分发挥地方学的智库功能，为党和国家的涉藏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40]当然，在这种新增长点寻找的过程中，应切忌无原则迎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罔顾历史和事实的现象产生。最后，要在开展国际、国内合作中寻找新的增长点。例如，广州学在发展中将学术论坛作为重要的国际交流平台，曾邀请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彼得·泰勒（Peter Taylor）、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誉教授艾伦·J·斯科特（Allen·J·Scott）、日本亚洲成长研究所所长八田达夫（Hatta Tatsuo）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陆大道研究员等，共同探讨广州学学科建构及其他相关学术问题，推动了本土地方学研究与国际学术资源的交流与互动。[41]此外，在地方学的发展中，还应鼓励和支持本土学者“走出去”，在将中国地方学研究成果向世界传播的同时，寻求与国外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开辟跨国学术交往新通道，实现当代中国地方学发展中外来资源的“洋为中用”。

注释：

[1]李颍伯、王燕美：《北京学的缘起》，《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2]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88《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18页。

[3]扬州文化研究会：《关于地方学建设的几点思考——以扬州为例》//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编：《论地方学建设与发展——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文集》，2014年，第44页。

[4]常新：《关学的原型、流变及其研究空间》，《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5]吴光：《关于“浙学”研究若干问题的再思考》，《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6]蔡方鹿：《蒙文通经学四变述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7]王冀青：《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刘进宝：《再论敦煌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敦煌研究》，2019年第5期；王旭东、朱立芸：《近代中国敦煌学研究述评》，《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8]林家平等：《中国敦煌学史》，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2页。

[9]王钰欣、周绍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页；王振忠：《徽州文书：商人与社会》，《文汇报》，2011年1月22日。

[10]多杰才旦：《藏学的基本内涵及其一般研究方法问题》//杜永彬主编：《藏学是什么》，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11页；万果：《藏学学科再思考》，《西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郑堆：《70年中国藏学的发展历及特点》，《中国藏学》，2019年第４期。

[11]林乐昌：《论“关学”概念的结构特征与方法意义》，《中国哲学史》，2013年第1期；常新：《关学的原型、流变及其研究空间》，《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吴光：《简论“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吴光：《关于“浙学”研究若干问题的再思考》，《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吴光：《“浙学”与“阳明学”论纲》，《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熊月之：《是建立上海学的时候了》，《史林》，1999年第2期；奇海林：《改革开放与鄂尔多斯学》，《鄂尔多斯日报》，2019年2月23日。

[12]刘泽生：《回归十年澳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以澳门历史研究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林广志：《试论澳门学的概念、对象及其方法》，《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13][16]吴志良、张中鹏：《澳门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与阐释--吴志良博士学术访谈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4]沈建华：《“潮州学应成为一个独立学科”——饶宗颐先生有关潮学的若干次谈话记录》，《潮声》，2001年第4期。

[15]陈桂炳：《关于拓展闽南文化生态研究学术视野的思考——以加强泉州学、潮州学、温州学的协作研究为视角》，《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17]侯真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船在泉州考察，总领队迪安博士倡议把泉州列为国际研究项目》，《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

[18]陈桂炳：《泉州学80年》，《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9]林丽珍：《“一带一路”语境中的新泉州学研究》//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编：《“地方学的应用与创新”座谈会论文集》，2016年，第39~44页。

[20]张妙弟：《北京学研究十年回顾与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21]张宝秀、成志芬、马慧娟：《我国地方学发展概况及对北京学的再认识》，《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22]张宝秀：《对北京学理论体系的再思考》//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编：《论地方学建设与发展——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文集》，2014年，第102页。

[23]梁达平：《城市学、地方学及鄂尔多斯学的兴起与发展》//奇朝鲁主编：《鄂尔多斯学研究2017年论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90页。

[24][28]马智慧：《现代智库视野下的地方学研究范式创新——以杭州学与鄂尔多斯学为例》//奇朝鲁主编：《鄂尔多斯学研究2017年论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36页。

[25]施剑：《杭州学研究刍议》，《杭州学刊》，2018年第2期。

[26]浙江省温州市社科联：《温州启动“温州学”研究》//浙江省社会科学届联合会编：《全国社联第七次学会工作会议经验交流材料汇编》，2002年，第143页。

[27]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温州研究与创立“温州学”》，《中国城市经济》，2003年第3期。

[29]周湘智：《湘学研究的学理困境及其突破》，《求索》，2014年第9期。

[30]仝建平、张有智：《关于地方学研究的几点思考》，《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2期。

[31]王建民、狄增如：《“顶层设计”的内涵、逻辑与方法》，《改革》，2013年第8期。

[32]杨莉：《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与应用服务》//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编：《鄂尔多斯学研究2017年论文集》，2019年，第322页。

[33]刘开美：《关于地方学构建中的几个理论问题》//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编：《论地方学建设与发展——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文集》，2014年，第30页。

[34]袁广林：《大学学术共同体：特征与价值》，《高教探索》，2011年第1期。

[35]刘丹、张勃：《韩国地方学研究的启示》//泉州学研究所编：《泉州学与地方学研究》，2016年，第111~112页。

[36]何一民：《城市地方学研究的三大视野和三个层面——以成都学研究为例》，《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37]李元强：《略论地方学研究的软件建设——以泉州学研究为例》//泉州学研究所编：《泉州学与地方学研究》，2016年，第48页。

[38]严昌洪、汤蕾：《国内外城市地方学研究综述》，《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39]黄留珠：《长安学研究述评》，《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40]郑堆：《70年中国藏学的发展历程及特点》，《中国藏学》，2019年第4期。

[41]（德）赫尔曼·哈肯：《大自然成功的奥秘：协同学》，凌复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125~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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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2020年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城市治理理论与实践”（项目编号：2020SFKC055）、2020年度广东省课程思政建设改革示范项目“城市发展战略与规划”（粤教高函【2021】4号）。

 作者简介 

王枫云，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刘鉴萱，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科研助理；

任亚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科研助理。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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