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作者维克多·雨果曾言之凿凿的表示：信仰是人们所必须的，什么也不信的人不会幸福。现代人听到这句话往往不以为然，认为它过时了。然而，即便在19世纪，人们也对这种“警示箴言”视而不见。当时，西方人刚刚享受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成果，这种前所未有的成就膨胀了人心，人们相信“上帝真的死了”，而自己无所不能，并渴望充分理解人类社会的本性、动力，并彻底运用到文化实践之中。于是在思想领域，他们试图用人的思想取代“宗教启示”；在制度领域，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完美的乌托邦代替虚幻的“上帝之城”；在艺术领域，他们更颠覆了“服务上帝”的传统，开始了彻彻底底的自我表达。这些势不可挡的行动在19世纪轰轰作响。人们几乎毫不保留的相信能实现预设好的目标。直到，这些崇高的信念、伟大的实践彻底演化为20世纪两场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以及轰轰烈烈却以失败告终的“理想国”革命，艺术也从一种“自由之魂”化身为“附庸风雅”的名利场........然而，人们虽然在20世纪的苦难中失去了“进步”的信念，但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曾经因为信仰缺失而产生的的问题，不但没有被消解，反而愈加严重。到了21世纪，人们不单只是无视雨果关于信仰的预言，让“悲惨世界”一再在世界上重演，就连“信仰本身”，也遭遇了严重曲解。具体来说，绝大多数现代人都对“信仰“存在着以下三类误解。通常，人们认为西方国家能在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领先世界，离不开科学、思想两大核心要素，而它们都在摆脱了宗教的钳制后，才突飞猛进。西方人也常说，以前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现在神学只配给科学“提鞋”。然而，这些话之所以耳熟能详，正是源于人们误解了信仰、尤其是信仰与科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关于科学跟宗教的关系，最流行的观点莫过于，宗教是黑暗的，而科学正是冲破了中世纪腐朽的教会统治而迎来黎明。然而，事实上，近代科学恰恰孕育于教会的摇篮之中。即便是以反宗教闻名的启蒙运动，其理性也主要来自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 理性的本质在于否定和怀疑，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定程度上把人从绝对信仰的领域引到怀疑、研究和认识的领域在科学史权威著作《剑桥科学史》中，就为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基督教为近代科学的出现和兴起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背景：它的普遍秩序概念为机械自然观提供了前提，更为后来将人“放在理解世界的中心”提供了基础。可以说，没有宗教，就没有后来的科学。然而，这并不表示，科学蓬勃发展后，便可以取代宗教，它们虽然都追求“真理”，但轨迹和发展方向截然不同：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已见的”，它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内，以更偏重于知识与理论的方式研究具象的事实。宗教的研究对象是“不可见的”，它在无限的时间、空间中，以更侧重生命和经验等方式探究心灵、及抽象精神。总之，科学与宗教领域互异，互为补充。无论是借助科学的力量消灭宗教，或以宗教为名义否定科学，都会酿成灾难。
比如，科学对“人”的研究是客观的，把“人”看作一具标本来分析、解剖，测验这“人”的一切。但宗教理解人，是将把“人”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通过人格、品性、思想、习惯等生命的总和，来评判他的价值。因而，如果科学取代了宗教，人就会如康德所预见的那样：不再是目的，而成为一个个可以量化、甚至可以随意更换的工具。
现实中，常有人将思想视为通向真理的唯一道路。他们认为，曾经，宗教为一切提供解释，这严重阻碍了人们自由思想的权利，尤其是对世界的诞生、对人生困惑提出专属于自己的答案。然而，这种观念的背后，不仅神化了思想，更曲解了信仰。思想与信仰并不冲突。人类思想探索的，是关于人生、社会、世界，宇宙所有深刻而本质的问题。但正如波普尔所说，它的前提必须“可被证伪”，正因为可被证伪，它虽然为人生提供答案，却无法赋予人某种“确定性”，现实生活中，人往往因为“不确定”而痛苦；而信仰为人生提供的，首先并不是一个需要顶礼膜拜的答案。它不排斥人通过思想获得答案，而是致力于通过建构“某种超验的解释”让人获得存在的意义，在“俗世“过的踏实和幸福。比如，19世纪，人类思想界最伟大的先行者们提出了“虚无主义哲学”——世界是荒诞的，人生并无意义。然而，这种无意义虽然给了人生“崇高的悲剧性”，却让人生本质变成了“痛苦”，宣称“人杀死了上帝”的尼采就因思想的苦刑饱受煎熬，最终精神崩溃。而信仰，同样为人生求索意义，人“充分享受当下每一天”就是意义，每一天都有坚强的信心、与纯洁伟大的爱心就是意义。哲学也许能给人生一个检索过的答案，但唯有信仰能让人即便深处绝境，也保有对永恒的盼望。因而，信仰与哲学不但不该相互敌对，反而应该相互助益。然而，现实中，它们常常彼此视而不见、甚至有意被割裂。市场上，关于西方世界的哲学思想类书籍，要么完全摒弃宗教而谈思想，要么只是零星提到宗教作为论点或点缀，甚至将其视为某种“思想的反面教材”，真正站在信仰层面审视西方思想史的，唯有这套《基督教与西方思想》。这套书虽然叫《基督教的西方思想》，但绝非是本“宗教学作品”。正如本书副标题“哲学家、思想与思潮的历史”所言，这是一套作者站在基督信仰层面，撰写的“西方哲学思想史”。书中，涉及了从古希腊时代至今，所有先在的观念，世界观与范式的诸种变化，更重点关注西方历史上基督教与众多哲学思想间的互动和交融。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哲学本身一直受到哲学之外的问题的影响，而基督教也绝非始一存在，便永恒不变”。如果说，作为一位虔诚的信仰者，不能不意识到很多神学问题的哲学角度，那么，作为一位热爱思考的现代人，不了解宗教的前因后果。同样很难理解今天面临的具体问题。正是哲学与信仰的相辅相成，才共同塑造了现代世界。
有人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进步史，现代社会是文明程度最高的社会：它不仅包括发达的科技，健全的民主、法制，就连公民生活幸福度也较高。因而，有没有信仰对现代人来说，即不重要，也不必要。
然而，这种观点背后，依然存在着对概念的混淆和信仰的误解。民主、法制的健全虽然是文明社会的标志，然而，这两个名词的概念不仅界定起来很困难，更具有现实层面的多义性。比如，一个“人治”的国度，可以通过宣传手段，让大众相信他们是法治国家。同时，民众的幸福感也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当年纳粹当政时，绝大部分人就以激情统御理性，活在一种“盲目亢奋的幸福”中。在“自由主义之父”洛克看来，一个文明社会不仅应该是法治社会，还要保证贯彻法律的具体方式是保护私产、捍卫自由等手段，法律存在的来源不是某些个人或集团专断的意志，而是基于信仰的契约精神。因此，不是文明社会不需要信仰，而是信仰本身包含在文明社会之中。然而，现实中一些国人，很容易陷入“一味捍卫法律”的狂热，而忽视法律背后的精神。在“西方文明研究专家”赵林看来，国人对信仰的忽视往往存在两个维度：从1840年起，国人被迫开启了学习西方的传统：从学习先进技术到尝试学习先进制度、再到意识到“基于理性而来的科学和制度才是发达的关键”，这导致国人特别强调理性。然而，赵林在“现代文明三书”中的《走向理性》一书中特别强调，很多国人的理性依然是实用理性，适用于经世致用、建功立业及处理人际关系，而非源于古希腊哲学的思辨理性。只有同时具备思辨理性和实用理性，才算真正拥有理性。同样在“现代文明通识三书”的《告别洪荒》中，赵林提到，西方文明真正独特之处，不仅在于承袭了希腊文明的理性精神，更彻底融入了基督教的契约精神和奋斗精神。无论是西方文明的历史传统，还是西方社会现代转型带来的“国富民强”，都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弥补了理性无法解释的道德从何而来的问题，接纳并保守了古典文明的优秀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创生了现代的伦理精神、法制观念和民主制度。在“现代文明通识三书”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现代文明的始末，更能同赵林老师一样，带着浓厚的问题意识，认识到很多不认识信仰、却假借信仰之名的“创举”，不但在西方，在整个世界同样以匮乏和苦难收场。▌误解三：艺术让人尽情展示自我，而信仰让人失去自我曾有人用日本“国宝级艺术家”草间弥生一句话，解释艺术与信仰的区别。他说：草间弥生认为，如果没有艺术，她早已选择自杀。这说明，她在艺术中找到了自己，这是她在信仰中绝对得不到的。因为假如她真的信仰上帝，她根本没有权力自杀。
这个解释，乍一听很有道理，仔细研究后，却经不起推敲：一个笃信神的人，之所以不主动终结自己的生命，不是因为没有“自我”，而是因为他们已经从信仰中获得了新生。很少有人能通过艺术实现自我，甚至，绝大多数人反在其中迷失了自我，比如当下流行的部分后现代艺术就正是如此。当下流行的的后现代艺术有个突出特点：不再映射现实，更以追问永恒为耻。它的宣言是消解一切意义，让人类尽情追求“自我”。
▲ 追求自我的后现代艺术
不过，自我从来不是随随便便就被“追到”的。歌德说：所有事物终究都要溯本追源。尼采也说，先打量自己，再纠正自己。卡夫卡更表示，当我尝试找寻自我时，一切都在粉碎我。假如一个人从不思考，他的所有“自我”一定都是“他我”。换句话说，审视自我绝不像照镜子那样简单，它既是哲学层面的终极问题，又需要不断寻找、探索、尝试、甚至历经磨难。佛陀本是一个王子，却为了找寻自我，抛下权位苦修，悟道后，更入世弘法45年。每年有三个月、每天有三次，他都要进入冥想与修行，在他所创的“八正道”中，力求“回归自我”。其实，任何人要展示自我，虽然不必如佛陀一般先“彻底认识自我”，但必须了解“什么塑造了我、又怎么塑造了我”，而越是回归源头，越是不局限于仅从理性层面切入，越能超越当今观念泛滥、语言泛滥的表象，认清自我存在的本质。因此，信仰最直观的表达是艺术，艺术最高的境界是信仰。而这本《神圣艺术》正是在美的层面，将人带回到了信仰的起始时刻。数千年来，基督教以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心灵感召力，征服了一代代、一批批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和科学家，对世界的哲学、文学和艺术等文化各个方面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而这套《神圣艺术》再现的，正是基督教2000年的恢宏历程。可以说，这套书不仅仅给人美的享受，更让人理解基督教是如何奠基了现代文明，并一点点渗透于西方人的精神生活和心理意识之中，最后辐射世界，逐渐演化成现代人“自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信仰的“认知悖论”：没有失去自我，反而拓宽了自我艺术史大家贡布里希说，艺术的发展史正是观念的变革史。如果说西方后现代艺术的颠覆性已经偏离了观念本质，那么，它的前辈们，见证的也正是这个本质：现代艺术，通过“上帝死后”人类社会的道德沦丧，呈现生命永恒的不安；古典艺术，则通过慈悲的希望和虔诚的敬畏，让人感受到“上帝存在”带来的美和善。二者同样跟信仰相关，但前者因信仰缺失而混乱匮乏，后者则因保有信仰而充实饱满。更重要的是，这些对信仰的态度不仅表现在艺术作品之中，更影响了艺术家们的“生命状态”。现代艺术大师罗斯科擅长以色块建构人类的精神世界，他一生致力于批判流行主义、物质主义对艺术的腐坏，但他无法找到内心的安宁，常年陷入患病、沮丧、忧郁、酗酒及思想的折磨，最后在绝望中结束了生命；而与他同样被称“艺术宠儿”的米开朗基罗，一生致力于展示上帝为他创造的无限可能，他同样历经磨难，被生活洗礼，受制于艺术的牺牲精神，却从未对人生绝望。正如他在诗中写道：“十字架上彰显神圣之爱拥抱我的灵魂，没有任何绘画或雕刻能再安慰我的心了。”
因而，信仰从不意味着匍匐，恰恰鼓励人活出自我、甚至“超越”人必然走向死亡的永恒悲剧。而这本《圣经的艺术》，正是通过艺术展示了圣经故事中信仰对人心无与伦比的力量——基督徒品鉴本书，是一次朝圣之旅；对基督教知之甚少的人，也能从规模宏大、内容完整的作品中，理解信仰的真谛、智慧的源头。 ▌破除信仰的迷雾，我们需要的绝不仅仅只是“正视”信仰有人说，人类社会最宝贵的精神价值，其实就是真，善，美。人们在对哲学的求索中追求真，在对社会的批判中追求善，在艺术的表达中追求美。然而，无论是好的思想、好的社会还是好的艺术，背后都离不开信仰。没有信仰，思想容易脱离了限制，直接操控人心；社会容易因良善的愿望，走向癫狂，艺术更容易在名利场的腐蚀下，彻底消亡。因而，我们需要的，绝不仅仅是纠正对信仰的偏见，而是需要重新认识信仰，甚至以信仰的角度重新理解、审视我们生活。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这套“认识信仰，致敬真善美”书单，从《基督教与西方思想》中体验“真”、在“现代文明通识三书”中认识善；在《神圣艺术》、《圣经的艺术》中体验美。其中，“现代文明通识三书”为独家签名，全网难得；《圣经的艺术》更为全网独家，售罄即绝版。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