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由士农工商“四民”构成的社会，最为稳定和谐。四民维系着经济的运行和社会的发展，是国家的柱石，又称之为“石民”。其实，这些“石民”也并非坚如磐石，一成不变。社会结构的分层，是个动态的结构，一直处于流动变化之中。所谓稳定和谐，只是个理想状态。一场天灾或人祸，一次命运的意外，人生的轨迹和安排，就会被恶意篡改。士农工商中任何阶层，都有可能从序列中被无情地剥离出来，抛掷出去，制造出大批量的有别于四民的“第五民”。这些既无恒产，又无居所的游食之民，进入流浪者的行列之后，即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成为边缘化的群体，甚至沦为社会“最不幸的脱序者”和“最无奈的失踪者”。严寄湘在《救荒六十策》中，曾为第五民“画像”，将这群人定义为 “不农、不商、不工、不庸者”。而一旦被“画像”所捕捉，即“令绅查早保甲册时，于姓名下添注‘游民’两字。”原来，当他们不在序列之后，即被打入了另册，沦为了贱民。既然如此，在士农工商的四民序列中，又怎么会找到他们的身影呢？游民们虽被主流社会视而不见，但他们游荡的身影，却曾在历史的现场随处可见。元封四年（前107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指没有户籍的“黑人”）者四十万。——《史记·万石张淑列传》新莽末年，“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置养淡官以禀之，吏盗其禀，饥死者十七八。”赤眉军据长安，“焚烧长安、残害百姓，民人流亡，百无一在。”——《汉书·食货志》永兴元年（153年）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其。——《后汉书·桓帝纪》建安初（196年前后）关中百姓流寓荆州者十余万家。——《晋书·食货志》自江陵至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洲。——《晋书·刘胤传》东魏武定二年（544），高欢以太保孙腾、大司徒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分行诸州，“凡获逃户六十余万”。—— 《魏书·孝静帝纪》关西百姓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十万余口。由是散在益粱，不可禁止。——《晋书·李特载记》大业末（616年前后），许绍任夷岭通守。是时……流产自归者，数十万口。——《旧唐书·许绍传》同光三年（925年），是时两河大水，户口流亡者十四五。——《旧五代史·庄宗本纪》庆历三年（1043年），陕西民饥相率东徙，韩琦发廪赈之，活二百五十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七人。——董煟《救荒活民书》卷二弘治二年报告：四川的流民、饥民有八十七万余口。——《明孝宗实录》弘治二年十月壬辰成化四年十二月，荊、襄、安、沔之間，“流民不下百萬”。——《明憲宗實錄》卷六一乾隆末年，“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七嘉庆末年，在陕南老林地区，“江、广、黔、楚、川、陕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清宣宗实录》卷十这个庞大的群体，在每个时代的史籍中，都曾频频现身，绵延两千多年，贯穿于皇权专制社会的始终，构成了经常性、现象级的社会洪流。伴随洪流并形成游民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毫无疑义，这同时又是个弱势和失语的群体。那些为数众多，流离失所的“第五民”，在由四民所构成的社会层级结构中，无法找到自己的归属，无法将自己的群体与社会确立对应关系。这种潜在的存在和鸵鸟式的失踪，绝不是社会的真相。所以，只有加上“游民”即“士、农、工、商、游” 这一层级，加上“第五民”构成的隐性社会这个维度，中国社会的结构才是完整的。这样的层级结构，才是客观现实状态，才是社会的真实反映。对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的研究，王学泰先生的功力和学术价值，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李慎之先生许以极高的评价，称其“发现另一个中国”。学界也曾将王学泰先生研究的“游民文化”，与余英时先生的“士文化”、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并称为“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三大发现”。作为一个社会层级，游民处于“士、农、工、商、游”的最“下游”，是五民层级结构这座金字塔的“底座”，也是打开中国两三千年历史谜底的一把“密钥”。研究中国社会，缺少游民即“第五民”这个维度，犹如盲人摸象，或如意大利插画家 marco melgrati 的一幅插画题目所说的那样——“你永远不知道跟你玩的是谁”。换句话说，没有游民这个“下游”“底座”和“密钥”，便无法了解中国，更无法解释中国社会。▲意大利·marco melgrati《你永远不知道跟你玩的是谁》
“游民”名副其实，是一个游动、发展、变化着的概念。清代之前，“游民”“流民”与“流氓”，时常混为一谈。流民、游民和流氓，是既相关联，又有区别的三个概念。近代至今，三个概念才逐渐得以区分、厘清和规范。“游民”一词，最早出现在《礼记·王制》中：“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成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勤兴学。”此时的这个“游民”，是个宽泛的概念，指那些无田可耕，流离失所的人。这样的看法，几乎是整个皇权专制社会的主导舆论。对“流民”的概念，王家范和陆德阳分别在《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与《流民史》中给出了定义。王家范所谓的“流民”，是那种“脱离社会整合，丧失其原有的职业社会角色，游离于法定的户籍管理之外的人口。”陆德阳则说，“流民因为遭遇自然灾害、社会厄难或其他种种原因，为了避难、求生而背井离乡，流向他乡的人。”总之，流民大致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只是前者强调结果——脱离整合、丧失角色与游离于管理，所以成为流民；而后者侧重原因——因为遭遇灾害与危难而成为流民。但流民的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即流落在他乡，游离于管理。此时，流民与游民仍是合二为一的。在安土重迁的中国农业社会，流民大都事出有因。或窘于衣食，或迫于苛政而轻远乡土，只是为了找条活路而已。一旦定居于新地，有田可耕，或重返回故里，结束流浪，恢复原有的生存和生活秩序，即重新获得国家的“石民”地位。而那些彻底脱离了土地的另一部分人，才真正成了“游民”。池子华在《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中说，流民转化为游民的条件是“流民没有寻到营生的门径。”而这个关键的“门径”，正是区别流民与游民的不二法门。王学泰先生进一步指出，“游民”主要指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们。他们居无定所，游动于城市乡镇之间，缺少稳定的谋生手段。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游民尽管脱离了土地和当时的社会秩序，但并不意味着就必然沦落成了不法分子，成为流氓。关于“流氓”，完颜绍元在《流氓的变迁》一书中，也有很系统的阐述。“氓”即“民”的意思，古代并无贬意。《孟子》中就有“愿受一廛而为氓”。当时所谓的“流氓”，也只是流民或游民的别称而已。后来流氓的涵义“恶化”了，特指社会上那些脱离生产、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并以背离传统道德文化和破坏社会秩序为特征的不良分子。这样的人，就是现代意义上人们深恶痛绝的真“流氓”了。可见，游民是从流民中分化出来，而流氓是游民中的极端分子，比游民更加等而下之。无论是流民、游民，还是流氓，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发迹变泰，晋身主流，阔起来的流氓大亨们除外。游民遭主流歧视，被社会无视，逼仄的生存环境，将其逼出了一股游民气，从而产生了浓厚的“游魂”即“游民意识”——强烈的反社会性、破坏欲、拉帮结派、做事不择手段、狠、残忍、有奶便是娘，等等。这样的游民群体中，既有阿Q遇上赵太爷被打而不敢姓赵的懦弱和见到小尼姑便恃强凌弱的下流，也有李逵两把板斧排头砍倒一片百姓的凶残。鲁迅对游民及其这副“德性”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学者李零也是爱恨交加，他在《丧家狗：我读论语》里有个形象的评价，说这是“苦孩子的悲剧”——一群被侮辱、被损害的“苦孩子”。但是，这群“苦孩子”，有时也是鱼肉良善的“害群之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主流的法眼中，“本”即四民，游民被排除在外。作为“第五民”，游民在皇权专制社会的治乱循环中，不断地从“四民”中被剥离、被滋生出来。“苦孩子的悲剧”也被持续地、大规模地被制造出来。在游民群落的江湖里，游民文化是渐次生成，不断累积的。它源于底层而接地气、人气，它根植于社会而成为传统。本是游离于主流的异质或杂质的精神血液，却在底层的民间社会潜滋暗长，参与民族的精神发育，积淀、转化为民族基因，熔铸和改造着国民性，并注入中国人的灵魂之中。闻一多先生在分析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时，就曾说过：“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请每一个中国人都扪心自问，我们的灵魂里，到底有没有这样三件东西？灵魂中的这个“土匪”，无疑是一枚“精神地雷”，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和破坏力。以揭示游民文化秘密著称的王学泰先生，也强调了游民意识的破坏作用。他说：“游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意识到，只有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才会改变现有的一切。他们不理会秩序，欢迎冲突，甚至欢迎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这是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天下大乱，是游民们的嘉年华，每逢其时，他们便以排头砍倒一片百姓的“李逵方式”和大秤分金银的“梁山泊方式”，参与其间毁灭性的狂欢。此时，人间成为地狱。而悲剧的制造者，正是与士农工商根本不在一个维度的“第五民”。“第五民”即游民们的“降维攻击”，屡屡给当权者以致命的打击，有时甚至要了这个王朝的老命。游民是历史的“苦孩子”。“改变”是他们的诉求，“唯恐天下不乱”是他们的心态，游民这种正当的诉求与畸形的心态，是对导致自己沦落的社会，深深失望之后的最严厉地复仇。但是，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又有多少“苦孩子”能有出头之日，改变自己的命运呢？天下大乱时，“苦孩子”只会更苦。即便复仇成功，颠覆一个旧的，换了个新的，还不是天道好还，周而复始？只有极少数的“苦孩子”，才有幸成为幸运儿，也只有这些“苦孩子的悲剧”，才真正变成了一幕“喜剧”。曾经的放牛娃和游方僧，朱元璋算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清人赵翼的《 廿二史劄记》中，他是这样的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兼而有之者也。”他开启了大明王朝的历史，成就了一番大业，凭借的正是这“兼而有之”的几把刷子、几副德性。另一个典型，非刘邦莫属。从泗水亭长，到隐匿于芒砀山中的逃犯，脱离了社会秩序，居无定所，也缺少稳定的谋生手段，“游民”的几项硬指标，他都一一具备。此时的刘邦，也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游民”了。朱刘两人，具有极高的相似度，只是刘邦走得更远，他已经到了喝酒不给钱的流氓境界。“（高祖）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史记·高祖本纪》历史的不正经之处在于，一个有“盗贼之性”，一个达“流氓境界”，正是这骨子里的东西，分别成为两位投身于政治的必杀技之一，这两个著名的游民，创造了属于“第五民”的辉煌，更创造了两段历史的辉煌，这让那些正人君子情何以堪！狼狈不堪的历史不忍细看，却又不得不看。一部两千年的中国皇权专制史，除了异族入主中原以外，游民出身的开国皇帝竟占绝大多数，这股力量左右着改朝换代，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段，竟然主宰着历史的方向，不由得让人大吃一惊！还有更让人吃惊之处。从游民的江湖中兴起的游民文化，自产生以来，一口真气不散，其“水浒气”“三国气”一以贯之，还发展出义和团与阿Q精神，并在后来的运动中，歇斯底里大爆发，最终完成了它的精神谱系。游民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小传统，信奉的是“义气”“忠义”，跪拜是武圣关帝。与顶礼膜拜文圣孔子的大传统“士文化”一起，各自撑起传统文化的半壁江山，共同构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大传统和小传统，天长地久的经常法则与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共同处于这个文化共同体中，并在其间发酵、酿造，调制出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口味来。从这个角度讲，“游民”支配着半个中国，“第五民”书写着半部历史，也并不为过。从游民的视角去窥视历史，能够发现另一个中国，恐怕也不是一句虚言。游民文化是对于解释中国问题一个非常有力的概念。正像李慎之先生说的，王学泰先生对游民文化的揭示，蕴藏了中国两三千年历史的谜底。而且它可能还指向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他对于了解中国以后的社会，中国现实以及未来的社会有很大的意义。
为此，特别推荐先知书店独家好书：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钱理群认为本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具有普遍性的概括和广泛的解释力。邵燕祥称，这本书是“游民学”的一个发轫之作。
张鸣：王老师这本书有两个非常大的贡献，第一个揭示了我们的社会中，还有我们的革命里，一些游民的痕迹。第二个就是民间通俗文化和游民知识分子问题。
雷颐：王先生分析朱元璋很到位，游民在社会动乱中成功之后，掌握政权之后，会更加专制、集权，更加残酷。历史上形成过一种游民文化，流民文化跟特定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后果是很可怕的。这本书的一个意义也在于让人们注意到这个现象，一定要从制度上让成为游民的人尽可能融入到当地社会当中。
历史有狼狈的一面，但学术界却长期忽视了游民与游民文化，而王学泰看到了另一个中国，看到了两千年中国治乱循环的一条隐秘线索，把它从历史中挖掘出来展现给世人。这历史让人不忍细看，但只有直面历史，才有可能避免重蹈覆辙。先知书店深知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价值，取得独家授权。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可一并选购《无籍之徒：中国流氓的变迁》）：
来源 |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中国国家历史。作者： 宋书林。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