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并没有把清王朝彻底打醒。朝野上下对于是否学习西方、如何学习西方这样的大问题，既没有统一的共识，也没有坚定的决心。可能有人觉得这话不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不是搞了洋务运动吗？实际上，洋务运动至始至终都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和非议，几乎是靠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强力推行才取得一点成果。更关键的是，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的机械和技术，而不主张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此成果相当有限，一场甲午战争就被打回了原形。▲江南制造总局
而在“洋务派”之外，当时的官僚和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的态度，至少还可以分成三派。
一是“保守派”。此派人士不仅排斥西方制度，连机械技术都不屑一顾。他们始终把西方列强视为“夷狄”，把孔孟之道视为“万世不易”的真理。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被欺凌，不在于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恰恰是国人没有发扬儒家推崇的“忠义”等传统美德；而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低头向“夷狄”学习，更是让他们感觉颜面扫地；至于改革现行制度，在他们看来根本就是“以夷变夏”，大逆不道。虽然这一派的观点荒诞不经，但直到甲午战争前都一直很有市场。慈禧虽然支持洋务运动，却并不愿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因此她一面反感保守派官僚的迂腐，一面却又默许、甚至赞赏他们的“忠君爱国”之情。在晚清官场，排斥西方、攻击办理洋务和外交的人士，成了一种 “政治正确”。最典型的是大学士倭仁，他大肆鼓吹“以仁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来抵抗外侮，但慈禧和奕却始终对他优礼有加。
二是“开明派”，也可称为“全面学习派”。这一派对西方的认识是最全面也最深刻的。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英美各国之所以强大，不仅在于“船坚炮利”，最重要的是有先进的社会制度作保障。比如福建巡抚徐继畲，虽然没有到过西方，但他凭借读到的翻译资料，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美国实行的选举制，真正实现了儒家“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选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夏商周）之遗志”，并赞叹美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美国这样的国家，幅员和大清一样辽阔，却没有设立国王，而是把权力交给民众代表组成的议会，创立古今未有的新局面，简直就是人类的奇迹。同样，晚清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也认为欧洲实行的是中国人一直梦想的“三代之治”：“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意思是现在的欧洲，如同中国最美好的“三代”时期，而从欧洲的视角看中国，当今的中国反倒成了没文化的“夷狄”了。这样的观点并非徐、郭所独有，而是晚清众多有识之士，如曾纪泽、王韬、冯桂芬、郑观应、薛福成等人的共识。他们认为，中国要想真正富强，就不能只学西方的技术，还要学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然而，和人多势众的保守派相比，开明派还是显得势单力薄了，他们“离经叛道”的主张遭到了猛烈的围攻。而慈禧又明显偏袒保守派，往往对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官员进行打压。
这样的官场形势，必然会催生第三个派别——“两面派”，也可称为“心是口非派”，即在心里是开明派，嘴上却是保守派。其实，在成为两面派之前，刘锡鸿是如假包换的保守派，甚至可以视作倭仁的接班人。他曾极力反对洋务运动，反对中国开工厂修铁路造机器，鄙薄西方科学“皆杂技之小者”，表现得十分顽固。正是由于刘锡鸿等人的反对，中国修筑铁路的计划被延迟了数年。此外，他还标榜中国“政令统于一尊”，政权稳定，国家秩序井然，而西方政治是一团混乱。可就是这样一个极端排外的人，居然被清政府任命为外交官，作为郭嵩焘的副手，一起出使英国。这种奇葩的任命，可以看出清政府在外交上的矛盾与无知。根据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条约，中国和英法要互派公使。英法的公使1862年就过来了，而清朝拖了十多年，直到1875年才不情不愿地派郭嵩焘出使英国。本来，互派公使是外交惯例，虽然是人家拿枪逼出来的，但毕竟让大清国和西方列强有了正常沟通的渠道，符合国家利益。但大清国的统治者可不这样想，那些保守派官僚更是把“天朝”和“夷狄”通使视为奇耻大辱。他们认为，即便通使，也绝不能入乡随俗，绝不能一味遵循国际惯例，而要时刻注重“夷夏之防”，以免丢了“天朝上国” 的体面。有这样的思想作指导，大清国的外交注定会沦为国际笑话。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产生了郭嵩焘和刘锡鸿这一对奇特的外交搭档。朝廷任命刘锡鸿为驻英副使，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监视郭嵩焘，以防他做出“有损国体”的举动。没想到，在英国的所见所闻，让刘锡鸿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到英国不久，刘锡鸿受邀去英国议会旁听，看到“官绅士庶各出所见以议时政，辩论之久常自昼达夜、自夜达旦，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就是说，议员们对国家大事各抒己见，辩论经常从早到晚，直到各方都说清楚讲明白，讨论出最合理的方案为止。他还见识了英国的财税制度：每年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都要详细公布，稍有不准确的地方，就会引起人们质疑，所以不敢欺骗公众；英国人征税，是老百姓选出的议员在议会上决定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纳税积极性很高，而大清国根据什么征税，征税去干了什么，老百姓往往并不知情， 所以千方百计逃税。因此他不禁感叹：“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以令，斯力无不殚也。”说这种体制能集合群众智慧，也能顺应民心，让老百姓心情舒畅地为国效力。言下之意，大清国做不到。不仅议会制度，英国社会让刘锡鸿震撼的地方比比皆是。比如学校教育。中国传统社会虽崇尚读书，实际上教育一直很不发达，能上学读书的人只有一小部分，而且教育体系也不完整，没有规范的学制和学校，多数人是通过私塾来完成学业。然而到了英国，刘锡鸿发现西方的学校存在着一个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义务教育高度普及，穷人也能上学，国家甚至供给低收入家庭子女衣服和饭食，而且学生素质很高，很有教养，“塾中子弟，言语有时，趋步有方，饮食行立有班行，虽街市邀游，不得逾越尺寸。”图书馆“各国之书毕备，任其检读”。这些又让他感叹不已：没想到中国人认为只有在“三代”能见到的情景，他却在英国亲眼得见。然而，英国社会给刘锡鸿思想冲击最大的地方，不是议会，也不是学校、街道，而是——监狱。中国传统社会的监狱，总是一副极其悲惨的情景。根据清人描述，当时的监狱“诚为黑暗世界，基址狭小，内有狱舍五六笼，四周环之铁栅。有内地数人……外加铁锁，不能直立，亦不能平卧……囚徒反以就死为乐。”“监狱中的许多囚犯由于疾病和饥饿，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他们的四肢瘦得连我的手腕粗都没有。我听到一间牢房发出的呻吟声，走上前去，那景象惨不忍睹！囚犯全身皮开肉绽，明显是遭毒打所致；另一名囚犯已经死亡，身边一群老鼠…….”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监狱，是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然而，刘锡鸿在英国看到的监狱，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本来，英国人邀他去参观监狱时被他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英国人一定事先做了“安排”，让他看不到真实情况。于是有一天，他搞了个突然袭击，没有预约，突然提出要去监狱参观，而英国人也爽快答应。“其狱则崇楼广厦，遍绕迥栏，壁净阶明，尘垢俱绝。……一犯居之，皆由牖（窗）以通天阳……非夏令，则机器送暖，分布于其屋，为御寒也。……日膳凡三，肉食必具，剂以汤茗……饮食寝处，咸适其意……在狱无老少，莫不体胖色华。”他没想到，英国监狱竟如此卫生明净，每一间都能见到阳光，还有暖气。对待犯人如此人道，有肉吃，可洗澡，而且在监狱中还能学到雕刻、绘画等技巧，出狱后有人居然变成了“素娴礼教者”。这与清朝的监狱比起来，无异于天上地下！就这样，在英国游历了一段时间后，刘锡鸿的三观几乎彻底被颠覆了。他叹息道，英国的制度真是“仁义之极端”，这个国家上下同心，没有闲散官吏，没有无业游民，政府与百姓之间沟通渠道畅通，没有残暴的政治，也没有形式和官僚主义。相比之下，大清国真是弊病丛生，腐朽不堪了。应该说，刘锡鸿对西方社会的了解，要比当时的许多开明派人士还要全面深刻。然而，以上的这种种见闻和感想，他只是偷偷写进了日记里，生前从没有公开发表。相反，在公开场合，他依然是个“立场坚定”的保守派，甚至比一般的保守派还要激进。这集中体现在他对郭嵩焘的攻击上。本来他与郭嵩焘就有些矛盾，驻英期间更是抓了郭的一大把小辫子。
作为大清国的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做错了什么呢？其实无论从国家利益还是外交礼仪，他非但没做错什么，反倒干得非常出色，赢得了英法等国的一致尊敬。而刘锡鸿攻击他的那几条所谓“罪状”，今天看来也十分可笑：一是某次参观活动，天气突然变冷，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天朝使臣怎能披“夷狄”的衣服，“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二是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外交礼节，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三是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大不应该，是“汉奸”行为。感觉这几条杀伤力还不够，刘锡鸿竟无中生有，又连上奏折，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大清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尽管李鸿章竭力为郭嵩焘辩护，无奈朝中保守势力太强大，朝廷迫于压力，于1878年8月下令将郭、刘二人同时召回。本来还想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刘锡鸿为什么要攻击郭嵩焘？为什么明明见识了西方社会的高度文明，却偏要揣个明白装糊涂，选择做一个“两面人”呢？由于郭嵩焘长期办理洋务，保守派早就对他屡有诟病，而他在英国期间的表现，以及发表的一些赞赏西方的言论，更是让朝廷不满。而此时，刘锡鸿如果站出来对郭嵩焘发难，无疑更能证明自己对大清的忠诚，没有被洋人“拉下水”。而如果像郭嵩焘一样称扬西方，一定会落得“媚外”甚至“卖国”的罪名，让自己里外不是人。就这样，回到国内的刘锡鸿，重新披上了保守派的外衣，除了攻击郭嵩焘外，几乎对自己在英国的见闻只字不提。在国家命运和个人声名之间，他还是选择了后者。在刘锡鸿等人的攻击下，郭嵩焘几乎身败名裂，不得不黯然离开官场，十多年后郁郁而终。曾经官至巡抚的他，连个谥号都没得到。刘锡鸿呢，回国后的仕途还在继续，担任了光禄寺少卿，后来因为抨击李鸿章而被慈禧革职，并和郭嵩焘一样在1891年去世。这个结局不算体面，但朝野对他的评价却远在郭嵩焘之上。从郭嵩焘的遭遇和刘锡鸿的表演来看，直到19世纪末，晚清政府都没完全放下“天朝上国”的空架子，也没有清晰的外交战略，甚至缺乏基本的外交常识；对学习西方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要么不屑一顾，要么舍本逐末，要么欲迎还拒。中国的近代化改革也因此一再搁浅。本来，甲午战争惨败后，朝廷好不容易开始了对体制的反思，但由于光绪和康有为搞砸了戊戌变法，慈禧对西式改革彻底失去了好感，也让人们对清王朝失去了最后一丝耐心。清末虽然进行了立宪的尝试，却在举国一片的催促和质疑中很快失败。看了晚清“清醒看世界第一人”郭嵩焘的遭遇，也就看懂了清朝何以会走向灭亡。那个时代，保守派太多、太蠢，两面派太狠、太坏，开明派根本无立锥之地。晚清的根本问题，就是像郭嵩焘这样清醒、勇敢的人太少了。提起晚清，人们总是赞叹、欣赏左宗棠这样的英雄，然而，这种英雄哪朝哪代都有；而类似郭嵩焘这种能够提供新的“世界观”，新的文化视界的人，却不多见，这样的人往往被大多数人忽略甚至敌视，因为他提供的是一种与既成观念和秩序有所冲突的事实与道理，这会给人们的内心带来焦虑和不安。但正是郭嵩焘这样的人，让中国的历史一点一点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们的存在提醒现在的人们，要有勇气去正视传统文明在近代的困境，去理解历史与我们自身的关联。可以说，读懂了郭嵩焘，也就读懂了晚清，读懂了中国。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孟泽《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透过一段走向世界的挫折之路，一个独醒先驱的悲剧人生，一个“失败者”的执着与挣扎，读懂内外矛盾交织的晚清政局。“郭嵩焘的挫折，远不是个人的挫折，而是这个民族有个性的出类拔萃者的挫折，同时是整个民族的挫折。”本书情感浓郁、剖析深刻，读此书犹如进行一次漫漫的跋涉旅程，有时欣喜，有时窒息。强烈推进对近代史、对中国命运有兴趣的读者收藏。先知书店深知本书价值，特邀请孟泽老师为书友亲笔签名，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随书附赠《郭嵩焘致曾国藩函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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