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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去世了

zhoubotong 西岔湖 2024-04-23

文/周伯通

1986年,陈永贵去世,他一辈子积攒了5000元人民币,在遗嘱中,他特意交代,要把这钱捐给国家。陈永贵的追悼会,若提及高级别的领导的话,那前来参加的只有华老一人,其余的都是农村的乡亲们。

陈永贵,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农民总理,当时设立了几个副总理,都选的是普通人,比如纺织女工吴桂贤,也是副总理,还有几个行业的劳模,都是普通工人,也来中央任职了。在毛主席去世之后一年,这些人都辞职走了。

陈永贵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我看现在的一些文化人提到他,也是瞧不起他的样子,说都是瞎胡闹,他懂什么。陈永贵其实是一个挺有脾气的人,敢于说、敢于干,而且在中央,常和干部们顶撞,不是什么私仇,就是单纯的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和人吵。

毛主席走后,在是否保留人民公社的问题上,他又和人起了争执。有人很坚定地说,让他以后别讲话了,至此陈永贵意识到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选择了沉默,并辞去了副总理的职务。

接下来的新闻舆论都是铺天盖地的批评大寨的,他有点怀疑人生了,怎么我的贡献全部归零了?但是内心还是不服的,他又申请说要重新出来工作,但是上级不同意,让他留在北京过清闲日子就可以了。后来他给自己争到一份“顾问”的工作,又跑到基层了。

陈永贵,在当副总理的那些年,是一分钱工资都没有的,是自己放弃的,他说,大寨那儿,有他一份田地,可以分红过日子,不能再拿国家的钱。

1986年8月,陈永贵病危,别人来探望他,他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 现在的有些精英嘲笑这句话,说他不自量力。我的理解应该不是他自夸,而是一个种地的农民当上了总理,实在是不可思议,在古代是要通过科举的,在近现代,至少也得有革命之功。

种地的农民,从来没有成为过国家的主角的,陈永贵的意思是,前面没有出现过,从他之后,也许也不会再有了。自从毛主席喊了一句“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才有陈永贵走上前台的机会。

那我是怎么看待一群农民和工人进京工作的呢,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国家表明的态度问题,“象征意义”或许更大一点。这几个人都是所在行业的积极分子,公认的玩命干活的人,但是在提拔为副总理时,无论是吴桂贤还是陈永贵,他们自己都觉得没有心理准备,而且认定了自己没有能力坐上这个位置。

陈永贵到了北京之后,整天面对批阅文件,他根本受不了,1975年5月,陈永贵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中央批准他搬出钓鱼台。他给自己的规划是,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三分之一的时间走访全国农村,三分之一的时间来北京办公。

毛主席说,“你这个三三制好!”并号召别的官员向他学习,每年到农村或者工厂里待一段时间,不要老是待在办公室里。陈永贵的行为其实挺得罪人的,他自己其实是待不住,并不是他溜须拍马,搞形式主义要去农村,而是他待在农村有精神,在城里他憋的慌。

从实事求是地来说,陈永贵能搞好一个大寨,但是他搞不好全国农村的,就像吴桂贤一样,她在纺织车间闻名遐迩,你把全国的纺织制造业交到她手里,她也搞不了。反而像申纪兰这样的,始终在基层的,反而做的贡献更多。毛主席的用意无非是,这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国家,只要肯干,肯为老百姓谋福利,不认识几个字没关系,你是种地的还是织布的也没关系,你都有权力参与管理这个国家。

陈永贵在各地农村调研时,也说过得罪人的话,陈永贵到北大荒军垦农场调研时,批评当地没有拾马粪积肥。事后那里的负责人骂他,“他懂个屁,他大寨才几亩地?我几十万亩,收都收不过来,我还去捡马粪?”

陈永贵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那是带领群众是死干、硬干,条件再不好,创造条件也要上,有点愚公移山的精神,陈永贵是一个合格的农村基层领导人,我相信他一直在农村干,绝对会做的更好。

80年代,大寨村不再被宣传,更为糟糕的是,大寨作为最后一个实施包产到户的村庄,经济已经陷入了困境。后来接任者是一个铁姑娘郭凤莲,她不服,觉得不能辜负陈永贵的期望,不能毁了大寨啊,以前别人学大寨,现在她认为:大寨应该出去学更先进的村长。

郭凤莲开始带领大寨人民开始二次创业,大寨村开始尝试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除了传统的农业生产以外,各种商业活动与新产业也发展起来了。拖陈永贵的福,如今的大寨因为历史政治的缘故,成为了4A级旅游景区了。

现在的大寨人也挺幸福的,至少不用颠沛流离出去打工,5万块就给你一套房,读书的孩子村里来负担,全村老人都有退休金(当地叫生活补贴)。

现在的农村振兴,大寨村要比其他的模范村有借鉴意义,因为那里是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地条件下,“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一个新农村,它是靠不同的业态支撑起来的一个农村。但我也不建议全国都学,比如一望无际的大农村,都是机械化收割,确实没有必要去学大寨。

毛主席提倡学的是一种精神,很多人领会成了,这个村子怎么搞,那我也怎么搞,这就是当年一些农村出现了很多负面情绪的原因,画虎不成反类犬,导致老百姓埋怨,这说明基层的领导人不行,没有根据自己村子的情况做针对性的事情。

如今的新时代,需要无数个陈永贵这样的人,但我不希望这样的陈永贵进京了,只要国家仍然认为工人和农民是国家的主人,那么新时代的“陈永贵”就能给继续在基层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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