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军‖无妨以更广阔的胸怀来认识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兼论学术观念的自我反思意识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编审）

〔编者按〕今天我们推送第1期“面向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栏目中的一篇笔谈文章。本文是我刊编辑主要从学术编辑和科学办刊的角度以及“学科整合”的学术视野，就重新认识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问题作出的一些思考。如何在不断强化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化水平和扩大党史研究的学科范畴之间保持一种健康的张力性关系，如何在继续推动教育体制层面的学科建制与形成具有独立学术气象的研究形态之间保持一种健康的张力性关系，如何根据时代和学术的变动而不断反思和调整以往的学术观念，是这篇笔谈文章的核心议题，与高校学者关于新情势下党史学科建设的致思理路形异神似、殊途同归。一本学术刊物能否获得长远的进步和发展，在根本上取决于是否拥有稳定的、可持续的学科建设以及相应的学术共同体，学术刊物与学科建设之间具有“同生共进”的紧密关系，可谓我刊这些年来最为真切的感受。今后我刊将继续为打造更加开放、包容、活跃的党史学科建设贡献绵薄之力，期待得到与党史研究相关的多学科学者的有力支持。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逐渐发生了具有时代性的转折和变化，整个学界的研究条件和环境获得很大改善，研究者获取资料、信息、思想和理论资源的途径得到进一步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由此取得了异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党史研究的突出成就和显著特征。与此同时，党史研究身处的学科语境也发生了变易，不再如八九十年代那般相对单纯，尤其是2008年开始的新一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调整，在国家教育体制层面改变了党史研究的原有学术结构，客观上使党史研究处于事实上的“学科碎片化”状态，成为党史研究出现不少新问题的重要诱因，学科属性问题再次成为制约党史研究继续发展的关键与要冲。这一点，近年来笔者在党史研究和学术编辑工作中的感受都愈加强烈，危机感日益增强，深感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问题必须得到新时代党史研究者的重新审视，否则党史研究将不仅面临被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基本关联性学科“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而且将丧失由时代进步所带来的新的战略性发展机遇。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纪念以及开启下一个百年征程之际，再次启动党史研究的独立学科建制之路，当有更深刻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在笔者看来，若欲重新规设党史研究的独立学科地位，科学定位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理应考量到一个最具有根本性和统摄性的现实境况与因素，亦即中共作为统管一切的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党史研究的对象、内容和范畴是非常广泛的，几乎与所有的现实领域发展和学科知识体系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间都存在千丝万缕的思想、精神、逻辑和学术关联，它具有天然的跨学科、跨边界的综合属性，在单一的学科范畴及其学术体制之下很难获致全面的学术进步，只具有单一学科背景或只遵奉单一学科规范的研究者，自身也无法真正感知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全息历史图景和深刻本质。客观而言，党史研究之所以能渐次成长为一种具有独特性和影响力的研究形态，正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下的一种特殊学术安排，这种政治与学术的双重特殊性绝非目前的常规学科划分体系所能涵括和容纳的。如果不从党史研究这一最大的特殊性出发，就很难重新体察和真正解决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问题，也无法适应目前社会迅速变动语境下对于学科整合式研究的急切需要。以单一学科属性来规约和主导党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已显得不合时宜，相关学者无妨以更为宽阔的学术胸怀、更为开放的时代意识和更为多元的学科资源来重新认识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

基于这种前提，重塑党史研究学科属性乃至党史研究学科独立性的认定标准便具有优先的迫切性，党史学界多年来在这方面有一些论述，但分歧也很大。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党史研究若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或至少成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学术分支，就必须拥有经验层面和形而上或逻辑层级的充分理据。

就经验层面而言，党史研究必须通过扎实的学理性研究，能为现实政治社会提供出有效而及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鉴戒，而这种功能又必须具有显著的独特性，是其他学科和其他学科分支所无法替代的。客观来看，党史研究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和代价，但与中国政治社会的期待相比，显然还存在很大距离。如何透过各种形态的党史研究发挥其现实价值和社会功能，相关理论储备尚显不足，相关研究实践自身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也存在诸多空白。同时，对于党史研究所承担的现实功能的理解与定位，还需在一定程度和维度上具有超越性甚至超验性，亦即具体党史问题研究要在“应然”“理想”的角度，关心国家的进步、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幸福乃至全人类的终极命运，这也就是近年来党史学界普遍呼吁的“问题意识”的根本维度。缺乏真正而有效的“问题意识”，党史研究在经验认知层面的合理性就必定不充足，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意义和价值就不太容易落地，自然无法取得更大范围的尊重、认可和支持。申而论之，党史研究本应通过历史重现和理论创新来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历时性演进和共时性结构，从而为助推政治社会的良善跃迁提供有效的思想与理论资源，这就必然要求研究者绝对不能满足于那种与政治保持“安全距离”的所谓“历史研究”。既远离现实又失却理想的党史研究，肯定无法生产出具有历史与思想穿透力的新知识，必然无助于真正理解历史以及切实把握当下和未来，当然也就无望获得普遍性的理解与接受，就一定缺乏成为独立学科的根柢。可见，党史研究是否能养成具有扎实学理基础的“当代意识”并塑造强大的自我反思特性，将在根本上决定着党史研究的独立学科归属。党史研究者必须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通过哲学建构来为共产主义运动乃至全体人类的终极命运而服务，就可以将学术研究最终升华为科学思想；也可以像韦伯那样终其一生都深深地介入他那个时代的政治议题之中，随时接受“政治”的召唤，并“以学术为志业”。

就形而上或逻辑层级而言，党史研究在80年代以降学术化发展和演进过程中的理论生产与思想建构的能力和体系尚显不足，无论是学理上的实证研究还是宣传上的问题研究，都没有及时上升到独立的话语和理论体系甚至历史哲学或政治哲学的高度，从而使得党史研究缺少与相关学科进行有效对话和对接的学术平台。仅仅拥有具体的研究形态，对于相关学科真正体认党史研究的独立性和价值感是远远不够的。毕竟，凡是广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会在具体研究形态方面具有相似性，并不是认定特定研究领域之独立学科属性的充分条件。只有具备创新性和普遍性的思想理论与哲学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党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有效接榫。但恰恰在这方面，党史研究做得还远远不够，限制了其他学科对于党史研究作为或归属于一门独立学科的认可度。比如就历史学科而言，党史研究的史学理论体系建设还远远不足，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党史研究出现了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的显著特征，但党史学界尚未就此作出全面深入的总结、概括和省思，远远低于历史研究的整体理论水平。党史研究的“概念化”和“理论化”水平相对低下，甚至一些研究水平非常高超的学者连自己的学术思想都无法用理论语言表达出来，很多年轻研究者更缺乏理论自觉。在这种情况下，寄望于取得历史学科的接受与承认，学理前提显然是不充分的。再如就政治学科来看，无论党史研究的学科归属若何，其最大的本质仍然是“政治史”“政党史”，本应通过党史研究来透视“政治”的本质，洞悉何谓“好的政治”以及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背后的“政治”建构等核心议题，但党史研究在此方面的着力更为孱弱，无论是学术层面还是宣传层面的党史研究，都没有使具体问题研究和理论思考上升到“政治哲学”层级。一言以蔽之，目前党史研究的抽象性、理论性以及由此决定的普遍性意涵还很不充分，而如果没有哲学层级的建构，就绝对无法支撑起一门独立的学科，亦无法在一门学科范畴下取得独立的学术地位⁽¹⁾。

循此思路，若欲在上述两个层面确认并强化党史研究的独立学科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求取更高程度的学术化水准，仅仅仰赖单一学科的学术范畴和知识资源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以一种“大学科”的观念来重新审视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狭隘的单一学科观念对于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刚性束缚，将其他学科常常关注的“广义党史”内容真正纳入党史研究的对象与体系，并与传统的“狭义党史”内容形成对照、确证、互证、补充与共进的良性学术关系。从中共治理国家的基本历史轨迹、现实架构以及未来趋向判断，党仍然会保持并强化统管一切领域的巨型功能，党史研究涉及的范围无疑将更为广泛而深刻，这就决定了党史研究的实际对象和范畴理应涵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的一切历史内容，“党史(研究)”必须在一种广义层级上加以理解与规范，否则就是对现当代中国这一最大的客观实际的无视或无感。失去“广义党史”内容的结构性支持，“狭义党史”或“传统党史”内容的梳整和理解就会丧失更多元、更有效的思想与精神资源，从而既无法使党史研究形成“整体史”的研究气象和书写规范，也无法真正从整体格局上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及其历史，这应当是不难理解的经验与学术感觉。譬如，就研究对象而言，党史就是中共认识、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是党史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更是党史研究的具体研究对象。然而从新世纪以来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来看，年轻一代的党史研究著述都鲜明地体现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隔膜和疏离以及对于相关思想理论谱系的片段式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研究者宁愿抱残守缺，也不愿从原典著作中体认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科学性、深邃性和复杂性，更不愿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史研究的结合之路，从而使党史研究的“实证性”“历史感”失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历史的确证与支撑。显然，若欲继续加强党史研究的学术性，就必须将本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或带有显著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的历史问题纳入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再如，就党史研究的政党史属性而言，目前将党史研究划分至“政治学”学科的通行做法并无不妥之处，但问题是很多党史研究者的政治学理论素养非常欠缺，导致一段时期以来的党史研究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长时段的制度变迁、意识形态流变、国家治理、社会整合、政党角色等宏观层级的历史论域，从很多党史研究著述中已无法深刻而显著地体察到“政治”“国家”“人类”“命运”等根本主题的贯通性以及诸如“统治”“权力”“权利”“权威”“自由”“民主”“平等”“正义”“责任”“宽容”“合法性”等核心概念的解释力，进而从根本上削弱了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功能。职是之故，今后党史研究者需要着重加强政治学基础理论的补充尤其是政治哲学和政治关怀意识的滋育，并探索党史研究在政治学科框架下的发展路径。只有在这样的“跨界”意识指引下，科学的党史研究才能真正承载起政治史研究的灵魂与精神，扭转传统政治史研究式微的趋势，进而更好地审视中共党史作为一种政治史、党派史的基础特征和学术意涵以及更深刻地透视“政治”的本质。此外，近年来以应星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研究者，以鲜明的社会学知识与理论来重构和诠解中共革命史，取得了非常突出的学术影响，凸显了社会学理论对于创新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由《开放时代》杂志创设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专栏，更是集合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理念和相关学者，所刊论文的学术质量以及所提出的具有跨学科性质的“共同问题意识”等颇为学界瞩目，既显现了“中国革命”作为党史研究之核心概念的巨大统贯性和整合力，也彰显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党史研究实现科学接榫的巨大可能性。上述这一切都显现“中共党史(研究)”自身的内涵和外延尚未得到充分发育遑论成熟，“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边界远未达到高度清晰的程度。

承上所论，中共历史内容的庞大体量及其与政治现实和各种学科之间的复杂关联，使得党史研究很难在目前条块分割的学科体系环境下获致正常发展，必须以跨边界的宏阔视野加以审察和定位，党史研究理应成为当代中国特殊政治语境和学术架构中的一门综合学科，它具有跨学科、多学科的显著属性。尽管与党史研究相关的各门学科在治学理念、话语体系和研究程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至少在方法论层面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将这些不同学科纳入一个有机统一的学术整体，“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充分论证科学事业的多种多样的差异，同时又不会在把它分解为许多不连续的、多种多样的部分这一过程中使它遭到‘割裂’”，“科学中最完美的统一性就在于它把科学的许多互不相同的分支纳入一个独立自足的、‘有机的’整体之中”⁽²⁾。今后的党史研究要努力成长为一种“类海绵体”或“准化合体”的独立研究形态，以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为学理根基和核心价值，将相关的学科质素逐步涵摄进来，在“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范畴下实现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合作与会通，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知识体系和学科规范，“从学术史看，一个生成中的新学科，大多产生于成熟学科的交叉区域”⁽³⁾。更何况就目前的中国学术格局判断，将中共党史研究在学术体制层面重新归入任何一个其他学科，都存在诸多现实困难，被人为勉强地纳入单一学科狭隘范畴的发展模式已没有前途，党史学界需要推动党史研究学科属性的重新调整，并借此实现更高水平的独立发展。因此，归根到底，以综合学科的自觉意识来重识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与其说是一个学科建设层面的问题，毋宁说是一个以持续的知识结构更新和学术理念创新来提升党史研究学术水准的问题。若欲真正做到这一点，自我封闭的意识绝不可取，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更广阔的学术胸怀，积极汲取各门学科的知识营养和研究理念才是正道，也许还是唯一的正道。通过党史研究之综合学科属性的型塑与强调，笔者特别希冀党史研究者不仅应该培养超越狭隘学科视角的综合治学能力，而且透过这种“开放性”维度，更要发展出真正服务公共社会的“问题意识”，从而让党史研究在知识生产、理论创新和公共服务等方面都真正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不可或缺的独立学科。年轻研究者要努力成长为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的思想探险家，勇于、乐于打破各种既有学科和理论之间的人为划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创见，打造一门真正的“大党史”学科。

实际上，关于党史研究是一门综合学科的定位并非一种新思想，而是在有关党史研究学科属性讨论过程中时常被提及的主张，尤其在新世纪之初的几年时间里得到高度关注和密集论证，如由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组织的“《中共党史研究》迎接新的千年座谈会”就鲜明地体现了对于党史研究综合学科属性的确认与宣扬，“中共党史学是一门涉及面广、政治性强的综合学科，如果只局限于党史本身，很难提高研究质量，而应着眼特点，开阔视野，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朝着纵向和横向发展，展开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中共党史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关键在于要建立独立的学科体系和提高理论层次”⁽⁴⁾；在纪念中共成立80周年之际，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章百家就在一次发言中明确指出：“党史学的建设必须有开阔的视野。党史学属于哪一门学科，这是一个争论了很久的问题，现在仍有不同的意见。我想这个现象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党史学其实是跨学科的，是一门综合学科”⁽⁵⁾；在这一时期陆续编辑而成的龚育之的三本“党史札记”，其中的不少文章及其内容和精神实际上都属于“广义党史”的范畴，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党史札记”系列同样体现了作者和编者对于党史研究之综合学科性质与范畴体系的一种识见⁽⁶⁾；等等。现在看来，这种典型的“世纪初现象”彰显的正是一批学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于党史研究之学术定位的一种冀望。

近年来，在党史研究学科建设遭遇顿挫之际，其综合学科属性重新得到不少党史研究者的检视，如有博士研究生在梳理和评析以往关于党史研究学科归属争议历程的基础上提出，党史研究与政治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联系紧密但又有所不同，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因此，党史研究应结合“跨学科”特点，在专业化研究基础上进行一体化研究；应立足“大历史”视域，在专门史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化研究。⁽⁷⁾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高校党史学者则着力论证了将党史研究划分至其他学科的不科学性，主张将党史研究设置为一级学科，这不失为一种顶层设计层面的优先性和可行性选择，迫切需要党史学界给予切实的集体关注、呼吁与支持，更值得引起国家教育机构和相关党政领导机构的高度重视。党史研究的跨学科特性还得到越来越多相关学科研究者的实践与体认，大多认为目前的任何一个学科都无法单独完成或“垄断”这种学术研究，中共历史及其研究的独特性正愈加呼唤建立起一个“学术统一战线”⁽⁸⁾。依此而论，关于党史研究之综合学科建设的思想、主张和呼吁，目前已蔚然成风。从现实条件来看，新世纪以来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为加强党史研究的综合治学能力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党史研究者获取并掌握多学科知识和思想的途径正在愈益扩大，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变得愈加频繁。在这种情势下，党史学界必须尽快承担起重新整合相关学科之知识体系和治学理念的重担，再次强调与科学论证党史研究的综合学科属性，充分讨论和深入反思这种主张在以往的学科属性讨论中未能得到应有重视的原因，进而在更为复杂且多元的社会、文化和学术语境下理解与定位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积极探索真正落实党史研究之综合学科建设的科学途径，逐步构建党史研究的综合学科体系(包括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切实提升党史研究者的多学科自修与知识整合能力，研究者的敏锐程度和开明程度将决定着党史研究的总体面貌、学术地位及其参与和影响政治生活的水平。

从学理上分析，综合学科属性并非党史研究所独有，但在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无法有效融入其他学科体制的态势下，只有综合学科属性才能真正凸显党史研究在中国政治社会和学术体系中的高度特殊性以及在学科建设层面实现独立自主的可能与可行空间。近年来，诸如“历史政治学”“历史社会学”“全球史”等不同交叉学科的兴起与相互通约及其所展现的学术研究新趋向⁽⁹⁾，在在彰显和预示着党史研究学术化的未来图景。当然，党史研究者自身有无这种综合治学能力是一回事，但有无这种综合学科建设的自觉意识，将决定着党史研究者自身的学术视界以及终身学习、不断进步的自觉性。而从一个长时段的学术史视角观之，是否秉持一种综合学科的自觉意识与党史研究是否能成为“显学”之间亦存在一种根本性的因果关系。比如在拨乱反正时期乃至整个80年代，由于党史研究要直面诸多关涉国家长远发展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实际上承担了很多良善的现实功能，故而尽管在生成与践行“党史研究是一门历史科学”理念之际， 80年代的党史研究仍然体现出积极的大学科或跨学科视野，至少与国际共运史、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等学科之间保持着紧密的互动与融合，甚至积极借鉴与实践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理念，并未将党史研究绝对而严格地限定在历史学科范畴，这是已为不少学术史研究所证实的史事，也是80年代党史研究带有浓厚启蒙色彩并形成显著的独立学科气象的明证。显而易见，80年代党史研究之所以能成为“显学”并由此奠定学术化的根本发展方向，恰恰与其宏阔的学科视域和开放的研究理念存在着根本关联。从理论上说，一个学科在其学术发展的最初阶段或重新起步阶段，都需要先极力扩展自身的学术版图和话语疆界，为搭建宏观历史的基本脉路和理论框架提供更多的相关知识与思想资源，进而为之后的持续精进和专深研究供给连绵不断的知识体系尤其是对于历史“重要性”的感受——这种“重要性感受”将直接决定具体问题研究的学术方位和实际价值。

诚如上文所述，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逐步呈显崭新的时代性特质，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发展与重建阶段。如同80年代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起步之际需要先行拓展学科范畴和研究疆界一样，新时代的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也必须扩大并提升多学科整合的学术能力。毕竟在这样一个别有“意义”的时代里，党史研究者必须有能力不断创新寻求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历史问题，“有意义”的问题可以使研究者的治学过程充满动力和兴味，真正凸显党史研究在中国学术格局中的独特价值，“而一个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它的特色就是‘与其他学科相通’”⁽¹⁰⁾，这一点对于研究异常复杂丰富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历史愈益重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学术固然有其内在的自然发展逻辑，但真正的学术也一定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与升华，脱离时代脉络及其精神理想的学术既无法得到切实发展，也无法在学科领域获得一席之地，这对于“与时代同行”特征非常鲜明的党史研究而言尤其如此。将党史研究自我拘囿于任何一个单一学科范畴之下的狭隘视角，不仅不符合不断加速变动的政治社会环境的客观需要，而且经常会丧失由外部环境所带来的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机遇⁽¹¹⁾。在此情势下，党史研究者不应该再有“排异”“排外”情绪，尤其需要警惕和反对那种绝对主义、本质主义甚至封闭主义的学科划界取向。在党史研究尚未真正形成或融入一门独立学科的时候就养成狭隘的学科意识，对于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而言不啻一种灾难。试问，如果没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大抱负，学者又如何达致“成一家之言”的化外之境？恩格斯就鲜明地批判了15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分类化的弊端，指出这种考察方法形成了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¹²⁾。显然，这种批判更加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风物长宜放眼量”“柳暗花明又一村”，也许在这样广阔的学术胸怀之下，党史研究的又一个春天将被唤醒。

依据上述认识，以往关于党史研究学科属性问题的一些讨论尤其是将党史研究拘缚于单一学科范畴下的认识前提就亟须得到重新检审。即使“党史研究是一门历史科学”这样科学的前置性观念，在经过一段历史时期的实践性沉淀后，也理应得到学术层面的检省、反思与调整，如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审视这一思潮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兴起的历史性和特定指向性，其主要针对的是以“四人帮”炮制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为代表的极左党史学的泛政治化取向；40多年来这一理念在党史学界仍存显著争议和反复，亦缺乏国家教育和历史学界在体制确认层面的核心支持；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化进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理想类型”，并不与党史研究所处的现实境况及其发展史之间存在完全的对应关系，“党史研究是一门历史科学”或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属性，实际上仅是就这一层级而言的；仅仅在历史学的知识体系和学术规范下开展党史研究，或认为历史学的治学规范就足以完成关于中共历史的科学研究，有可能使党史研究者无法客观地洞识和批评目前历史研究领域所普遍奉持的基本规范和治学理念本身的某些不足和罅漏，进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党史研究的科学化程度；不少研究者将历史研究的一般性范式简单导入党史研究而欠缺对其特殊前提预设的学理探察和理论重建，已然导致新的党史研究形态的学术边际效益出现递减趋势⁽¹³⁾；等等。由是言之，若欲将局限在单一学科范畴之下所出现的负面效果降至较低水平，党史研究者就必须高度注重养成强烈的及时反省和自我反观的意识，这是真正的学术观念应当也必须具备的品质。我们要像马克思那样终生不要“受到任何固定思想的困扰”⁽¹⁴⁾。实际上，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没有一种学科的前提预设是不需要经过反思甚至批判就盲目接受和长期执守的。前人圣贤曾说：“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同样，在时代形势已发生显著变化的前提下，如果仍然对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问题不作一番学术清理和理论省思，那么再科学的理论前提也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实际弊端，因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带有天然的“反身性”(reflexivity)，亦即任何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都会反过来加诸己身进而招致一定后果⁽¹⁵⁾。正因如此，党史研究者必须明白，一种研究理念的长久坚持与践行，诚然可以取得良善的学术进展，但同样会对这种进展本身带来一定的负面问题，这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无可逃避的命运。

需要强调和澄清的是，笔者提出上述一系列尖锐问题，绝非否定党史研究学术化的本质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是历史学化，未来仍然要在调适与反思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和深化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化程度，党史研究作为一门综合学科的实现与发展一定建基于历史学的基本学术规范和写作训练，综合学科体系的建设必须充分观照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属性，毕竟党史研究要成为“科学”进而成为“学科”，就一定要首先使研究对象“历史(学)化”，党史研究者对于“历史”的信念和信仰、对于历史学规范的熟稔与遵循、对于历史研究形态的坚守与拓扬以及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知识的储备与更新等基础功力，都在在影响着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准和学科地位。任何一个有志于党史研究的学者，都必须首先着力培育和持续提高历史研究的治学能力。即使仅仅致力于现实政策注解的党史研究形态，离开相关历史问题的深度研究和逻辑支撑，既无法为党史研究的独立学科地位赢得尊重，更无法获致真正的智慧训教。⁽¹⁶⁾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党史研究要想获得更为长程和健康的发展，仅仅仰赖历史学科是远远不够的，很多党史问题的历史脉络构筑和思想理论阐说，离开历史学之外的学科资源是无法科学完成的。失去多学科、跨学科的学术资源的支持，党史研究本身的历史学水准也必然会受到极大削弱。换言之，若欲使党史研究更为“历史”或“历史学化”，就必须引入更多学科资源方可实现。准此而论，如果党史研究的综合学科建设需要形成一种“同心圆”的学术结构，那么这个“同心圆”的中心点应该有两个维度：一个当然是“中共历史”，只要与中共历史有关的内容，只要有利于更好地建构和理解中共的历史发展，都属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范畴；另外一个就是“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化”，中共党史的所有学科范畴都应该基于严肃扎实的历史叙事和不断创新的历史识见，凡纳入中共党史学科范畴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都应该有助于党史研究的深度历史学化。此外，在此问题上，其实还有一个在以往关于党史研究学科属性的讨论中常常被忽视或未加刻意强调的维度，即“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或“学科属性”有关联但也有差别，是两个不同层级的问题，后者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和理论的问题，而是非常现实且更具宏观性和政策性的议题；不仅仅关涉个体研究者或特定研究群体的学术理想和学术伦理，更是一个需要党史研究者在打造学术共同体的基础上与国家、社会、民众以及学术界之间施行博弈的问题。“学科建设”或“学科属性”的实践指向或实践理性似乎远远强于其理论思辨或理论理性，主要是一个“实践”层次的问题。

总而言之，既然党史研究的学术安排具有显著的国情特殊性，学科规划的设置和建设无妨充分尊重和发扬这种特殊性，让党史研究获得一种综合学科建设层面上的特殊独立性，这无论对党史研究学术化的继续发展还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进步都会促发明显的积极效果。党史研究的综合学科属性，从根本上源自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体制安排以及在党领导一切的政治社会架构下形成的广阔研究对象群落，这就是党史研究的最大特殊性。如果党史学界无视这种特殊性，不基于这种特殊性来讨论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学者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都大力强调党史研究的普遍性特征，但在新的时代情境和学术环境下，笔者更倾向于重新体认和尊重党史研究的特殊性，并希冀通过这种特殊性的张扬来开拓党史研究的新的学术成长点，进而对党史研究形态和格局的重塑提供一种“再平衡”的力量和“再出发”的机缘，扩大党史研究的学术疆域和现实影响。也许，再过若干年，我们还会再次召唤党史研究的普遍性维度，但至少在从现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党史研究的特殊性价值必须得到重新关注，以使党史研究获得一次自我反省和学术重建的时代机遇。⁽¹⁷⁾能否抓住这次机遇，实实在在地决定着党史研究学术化的未来图景。学术研究就是在这样的“钟摆效应”中不断获致发展与进步的，党史研究也无法超脱这样的学术法则，否则必然会故步自封、不进则退。沉思、勇思、善思、慎思、反思——必须成为新时代党史研究者认真培育和全面实践的治学理念与学术品质。学术观念的反思意识固然具有“重估价值”的意涵，但借此可以重新找到党史研究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版图中的真正位次，也就是“找到自我”。

【注释】

⁽¹⁾有学者就认为：“学科的诞生既包括对研究对象独特的认识和研究方法的确立，同时也包括对于研究对象独特的概括抽象方式的诞生，并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一整套知识体系。”参见方巍：《关于青年研究学科化的思考》，《当代青年研究》2007年第8期。以此作为判断标准，党史研究在“概念化”和“理论化”的体系建设上还存在相当距离。

⁽²⁾〔德〕李凯尔特著，涂纪亮译：《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9页。

⁽³⁾朱剑：《雾里看花：谁的期刊 谁的评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15—316页。

⁽⁴⁾邵维正：《面向新世纪的党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⁵⁾章百家：《党史研究的新视角与新要求》，《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5期。

⁽⁶⁾关于中共及其历史在现当代中国历史上的统摄性，胡乔木、胡绳、龚育之等党史研究大家都曾不断强调。如龚育之就明确指出，自中共成立和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后，中国近代史就逐渐地并越来越显著地以中共的活动、人物、事件为轴心，中国历史的其他方面越来越同中共历史联系在一起，越来越需要从同中共历史的联系中加以观照。1949年后，中国现代史更是在中共的领导下，经历胜利与成就、挫折与动荡、改革与开放的伟大转变的历史。“所以，国民革命以来的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史，从原则上是不可分的。从党史研究的角度说，需要放宽、再放宽自己的视野；从中国历史的研究来说，需要聚焦、再聚焦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参见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76—177页。

⁽⁷⁾赵娜：《中共党史学科归属争议及其历史考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⁸⁾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于2019年11月4日主办的“政治文化与文明史视野：革命研究的两种路径”学术研讨会，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思想取向。

⁽⁹⁾另外，目前在高等教育领域讨论正酣的“新文科”理念，更是深度体现了新时代学术研究的发展走势。这一理念认为，在世界进入产业发展史上的信息化时代后，“分科治学”的学科壁垒已成为学术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新时代的文科发展更加强调“学科交叉”“学科整合”“科际融合”。同时，“新文科”更加突出“问题”，更加强调以“问题研究”为中心，以“问题”为平台整合学科，“重问题轻学科”将成为“新文科”的核心追求，任何学科存在的终极根据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分科是为了治学，但治学绝不是为了巩固分科、强化分科……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参见王学典：《何谓“新文科”》，《中华读书报》2020年6月3日。

⁽¹⁰⁾王汎森：《天才为何成群地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50页。

⁽¹¹⁾比如在最新一轮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进程中，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编译局三家科研机构合并组建为新的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便具有因应时代发展的显著考量，而研究院在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出的“六个打通”理念，就为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发展提供了学科整合和学术共进的战略性机遇；不少地方的党史工作机构与地方志、档案馆等机构实现了初步整合，这实际上有利于地方党史研究获得地方志所能提供的那种“在地感”和“地方性知识”，进而突破以往“地方党史普遍化(中央化)”的沉重窠臼，从而为地方党史研究的学术化之路开辟新的探索方向；等等。

⁽¹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7页。

⁽¹³⁾如将历史研究领域一般意义的“社会史”甚至明清社会史研究的理念简单引入党史范畴，便会模糊“社会”概念的特定意义指向，进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社会史研究的学术精神；将历史研究领域已较为成熟的“地域史”范畴导入党史研究，但若不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地域之间的历史内容同质性问题作出事先与事后的理论研判，就会显著削弱中共地域史研究的学术生命力；如果将“世界史”“国际关系史”等学科的治学理念天然地移植到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认为“世界史”“国际关系史”的基本规范就完全适合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而不是秉承“中国本位”“中国中心”的学术理念，那就会犯下很多技术性甚至战略性错误，对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自身是极端不利的；如果将中国传统史学史研究的“学案体”“要籍解题式”的治学理念和书写方法直接移用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中，就会忽视马克思主义史学文本与一般史学文本之间的显著差异性，致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经年间未获得实质性进展；等等。

⁽¹⁴⁾〔英〕以赛亚·伯林著，李寅译：《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22页。

⁽¹⁵⁾顾忠华：《韦伯学说的当代诠释》，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33页。

⁽¹⁶⁾准此而论，笔者之所以强调要对“党史研究是一门历史科学”这样的科学观念加以反思并由此引导出学术观念的自我反思意识，就在于真正的党史研究历史学化进程一定是和研究者自身的历史(主义)化准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唯有研究者对于所奉行的学术观念抱持一种历史(主义)化的开放态度，党史研究才能真正实现高水准的历史学化。从理论上讲，研究者在长期艰苦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必须秉持一种坚定而灵活的反思律则，它正好就是研究者及其所委身的研究领域遵从历史(主义)化原则的一种必然结果，反之亦然，二者是真正的“互为”关系。只有将自我反思作为结构性的认知媒介和治学原则，党史研究者才能对与自身所处时代产生精神关联的历史和未来作出真正具有穿透力的还原、建构与分析，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党史研究的学术与社会影响。

⁽¹⁷⁾需要指出的是，80年代以降关于“党史研究是一门历史科学”的讨论，既相当注重党史研究学术性的普遍意义，也高度强调党史研究自身的特殊性价值(其核心是政治性或现实性)。但随着时日推移，很多研究者大多只是从技术性角度理解、运用甚或规避党史研究的特殊性，而从未认真考虑如何从学理层次透过特殊性维度来开拓党史研究的学术疆界和发展空间，进而提升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水准。易言之，党史研究的特殊性维度亦可以生产出高度的学术化成果，这完全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知识广度、观察视阈和学术修养。

编  辑：钟边言

审  核：高远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