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亭‖新时代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理论的三重意涵及其科学化问题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编者按〕今天我们推送第1期“面向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栏目中的最后一篇笔谈文章。本文主要从理论阐述的角度，从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知识产品的通约性以及知识生产的协作性等三个方面，努力探究党史学科建设的学理基础和科学依据。本文对之前三篇笔谈文章所论内容具有一定的互证与补充作用，特别突出了学科建设高度仰赖的理论依据和逻辑支撑问题。在我们看来，具有急迫性的“外缘”因素固然是党史学科建设的一大促动力，但有无“内缘”的学术理论依据甚至理论传统，大约也是影响党史研究能否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核心要素。其中，本文对胡乔木、胡绳等党史研究大家的学术思想的高频引用（之前三位学者也有不同程度的引用），显示以胡乔木、胡绳、龚育之等学者为代表的“胡绳学派”的学术思想，仍然具有超越时代的学术影响力和适用性，仍然对于新时代的党史学科建设具有基础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它们无疑构成了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学术传统。正因如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如果一个研究领域没有学术传统或者有学术传统而不懂得尊重、传承、发扬和发展，那也是无法成长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这也是本文给我们留下的鲜明启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刊这次“面向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笔谈栏目的组稿，最早从2018年初就开始启动筹备。在此期间，我们系统整理和回溯了自80年代以降的党史学科建设历程，与几十位党史学者进行了深入沟通与交流，我刊编辑写出了几万字的调研材料和内部报告，努力探究新的时代情势下党史学科建设的科学发展之路，努力打造既具有理想性又具有可行性、既具有学理基础又符合时代变动的党史研究学术格局。本次笔谈的四篇文章，正是集中在这些方面作出探索性思考，以期抛砖引玉。事实上，党史学科建设还有很多方面和维度亟待作出时代性的阐述和建构，比如具有独立体系的各级党校的党史教学与研究、高校里与中共历史相关的广义党史教学工作如何推动党史学科建设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如何真正介入并推动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创新、党史研究又如何切实反哺相关学科等等一系列议题，都有待学术界的思考和探讨。我刊今后将努力克服各种困难，继续组织相关专题讨论，期待得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支持和关注。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讲好中国的故事，关键在中共党史学科的创新发展。“学科”是知识生产现代化、专业化与规模化的产物，既担负着知识社会化的教育功能，也是制度化实施知识创新的现代形态。能否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取决于学科建设理论的科学性，建基于某一认识领域的学科化过程。众所周知，党史研究一直以来面临学科性质、学科归属、学科理论等方面的广泛争议，严重制约着党史研究资政育人功能的实现。以往相关探讨主要聚焦于政治层面的学科功能、制度层面的学科划分与实践层面的学科困境，对于学科建设理论的研究最为薄弱，而学科建设理论是党史学科化实践的逻辑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命题，对于探讨新时代党史学科建设理论具有指导作用。结合党史学科建设历史与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笔者认为探求党史学科建设理论的旨趣在于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历史认识领域转化为党史学科的实践过程，实现学科建设一般规律的具体化和在地化；而党史学科建设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知识产品的通约性以及知识生产的协作性。在此基础上，中共党史学科能够有效吸纳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学科互动中呈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政治乃至社会变革的塑造作用，从而真正发挥党史学科的学术生产能力。党史学科建设理论的科学化是新时代有效发挥党史研究资政育人功能的实践要求。

一、“实事求是”与中共党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客观性

从自在自为的客观存在转化为科学研究的客观对象，是学科建设一般规律的首要特点。具体到中共党史学科，便是把中共及其活动的事实转化为具有客观性的研究对象。当然，这一转化过程有其特殊表现。中共及其活动具有生长性，而中共的自我评价与记忆也在不断生长，由此产生回溯到过去的“第一人称视角”的政治性历史叙事。参与中共这一过去与现在之对话的党史工作者，既是党的自我评价与记忆的承载者，采取用于自我审视的“第一人称”视角；又是推动中共及其活动事实转化为研究对象的实施者，采取用于科学研究的“他者”视角。倘若把“第一人称”视角潜移顺延到“研究对象”的生成过程之中，容易使中共及其活动事实发生“内涵窄化”“要素流失”等偏差。总之，实现党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就要秉持“实事求是”原则，“科学研究是要求客观的态度的，就是要求严格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说明事物的”⁽¹⁾。

中共党史学科研究对象的生成，首先要充分考量中共及其活动的生长性。与一般的历史学门类不同，中共党史是“活的历史”，能够在时间长度和内涵广度上不断生长，“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²⁾。从革命、建设、改革再到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共自身状态与实践活动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而中共及其活动的体量已经非常可观，涉及中国社会之经济、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等方面，在国际社会的交往实践也日益丰富，远超一般所谓“政党史”之范畴，实则是以中共及其活动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社会变革史。在中共及其活动事实转化为党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时，常常面临着基本核心史料的不完善状态，这削弱了党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客观性。

中共及其活动的生长带来中共自我审视与历史叙事的变化。在历史阶段转换之时，中共领导人往往通过回顾党史来评估中共实践活动的成效与方略，“要知道中国革命及我党要如何发展及其发展的道路如何，故须明白我党的历史”⁽³⁾。在中共历史上，两个历史决议是最为典型的自我评价文本，分别延伸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经典叙事，发挥着总结历史、统一共识与开辟未来的功能。作为主体自身的一种审视，历史评价或经验总结亦有一种科学性的要求，“总结经验必须立足于科学，依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不是简单地罗列现象，作点说明，也不是要求不加分析地歌功颂德”⁽⁴⁾。自我审视及其历史叙事所采取的观察视角是类似“我党”“党”的“第一人称”，把主体自身的一些要素转变为党内习焉不察或不言自明的“隐性知识”。此外，相比于中共整体及其全部活动，自我审视的内容往往侧重于政策效果与政治评价，“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⁵⁾。自我审视及其历史叙事的影响延伸到党史学科研究对象的生成过程。

中共历史的生长与自我叙事的变化构造了中共主体性的客观与主观维度，塑造了中共党史学科研究对象的生成逻辑。面对中共历史及其自我叙事，党史工作者担负着双重任务，既是中共自我审视及其历史叙事活动的参与者，又是推进中共及其活动转化为党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实施者。前者需要从“第一人称”视角来总结历史经验与说明现实选择，并在党内教育与政治教育中实现这些认识的大众化；后者需要从“他者”视角把中共历史与自我叙事作为研究对象，充分实现其客观化。所谓“他者”视角是指从正确的客观立场审视中共及其全部活动，避免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同构化。从党史学科研究对象的生成现状来看，采用“第一人称”视角的研究所表达的主体性往往是中共领导人或职能部门，容易把中共及其活动限定为理论、政策与反馈调适的窄化内涵，忽略习焉不察的常态要素和“隐性知识”，譬如组织运作、信息流动、时空差异等。如果仅仅把党史学科理解为自我审视与经验总结，则在相当程度上回避了中共历史的丰富性与客观性，背离了探究中共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学科使命。

为使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具备中共及其活动的全部内涵和属性，需要创造性地应用“实事求是”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提倡的研究客观事物规律性的思想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综合体现，“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⁶⁾。承认与反映中共及其活动的全部属性是科学研究的前提，而若欲达至这一要求，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和处理党史工作者的双重任务。当然，这里并不是舍此就彼的偏执化选择，而是理性地认识和具体地处置这一特点，既在政治宣讲中丰富和发展中共的自我评价及其历史叙事，又在科学研究中把中共及其全部活动作为研究客体，“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有关我们党的历史的各种根本的问题”⁽⁷⁾。此外，中共整体及其全部活动在转化为研究对象的过程中，常常由于一些基本核心史料的缺失而难以实现全部转化，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围绕某一历史活动过程产生的各种材料，尽可能地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史料体系。胡绳指出：“真正的科学态度是在研究任何问题时不但一定要充分地掌握有关的具体的事实材料，而且还一定要力求抓住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发展中的内在规律性。”⁽⁸⁾

保持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张力关系是创造性应用“实事求是”方法的关键。在研究对象的生成实践中，不仅要力图建立较为周全的反映中共运作过程的史料体系，而且要把文件(常常被直接作为史料运用)的语言转化为中立客观的话语⁽⁹⁾。在一般的治史语境中，往往要求历史研究主体与历史客观事实建立一种所谓“同情之理解”的共情能力，而对于党史研究来说，则要求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维系一种清晰的边界，通过拉长焦距来观察中共整体及其全部活动。不过，这一特点亦具有一种天然的共情能力的优势，未尝不可使之服务于体验中共组织运作与思维方式的实践。在更加宏阔的历史知识生产机制上，“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¹⁰⁾。对于中共来说，这种往复运动具备了组织性和自觉性，“科学地认识昨天和前天，就能对正在运动着的今天的现实有更深的了解，并能对未来作出科学的预测”⁽¹¹⁾。因此，实事求是地应用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张力关系，不仅能够探究和利用中共自身的历史知识生产机制，而且有助于整体地理解由于基本核心史料缺失而无法直观的中共全部活动。

二、“需求弹性”与中共党史学科知识产品的通约性

面向社会实践而创造或传播关于某一领域或事物的科学知识，是学科建设的目的导向。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不仅重塑了包括中共党史学科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功能属性与实践样态，凸显了知识创新对于党和国家建设的重要性，而且重塑了社会大众的知识需要，在价值取向多样化的社会场域形成了党史知识产品的“需求弹性”。“需求弹性”是利益多样化与价值层次化的反映，基本要求是知识产品的通约性，即党史学科的知识产品能够适应党内与党外、国内与国外的差异化需要，在增强共通性的基础上实现知识产品的有效产出。尤其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迫切需要实现中国经验的理论化，“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¹²⁾。从政治需要与社会需要的共同要求来看，党史知识之通约性的生命线是以探究客观规律为旨趣的学理创新，同时必须处理好中国话语与世界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既有知识成果之间的关系，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扬弃与丰富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谱系。

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党史研究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在功能属性与实践样态上发生了重塑。新中国成立后，高校领域的党史研究与教学先后表现为“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等课程，实践样态主要是苏联式教研室、教学环节和集体研究制度⁽¹³⁾。这一时期，由于公有制程度的提高、国家统合能力的提升与外部环境的封闭，党内教育、社会文化和对外传播等不同传播领域的党史知识呈现同质化特点。改革开放后，“社会科学实现了一个大的转变，就是从过去单纯指导阶级斗争的科学，转变为指导国家建设的科学”，“在科学研究中恢复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社会科学从封闭的状态，转变为开放的状态，不仅对内开放，对外也开放”⁽¹⁴⁾，党史研究也在适应拨乱反正与总结经验需要的过程中，迎来了以“实证史学理念”为特点的学术化发育⁽¹⁵⁾。然而，在借鉴英、美等国家高等教育经验的学科改革中，党史学科作为具有中国特点的知识生产体制并没有得到恰当安排，关于学科属性的争论时有发生。

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塑造了中共党史知识的“需求弹性”，这首先体现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融入世界，对外传播的场域更加丰富而多样。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¹⁶⁾，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出现了利益多样化的趋向，在共同理想一致的基础上出现了价值差异化的特点，社会大众对于党史知识的需要也不再限定于政策宣讲与经验总结，而是需要具有底层视角、人文内涵与叙事艺术等特点的知识，“党史应该有相当生动的情景，不但能说服人，而且能感动人”⁽¹⁷⁾。进而言之，中共自身的建设也在适应社会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力图通过巩固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来实现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党员群体的职业分布与阶层分布更加丰富多样，他们对于党史知识的需要随之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在政治教育之外更加重视具有理性分析与历史智慧的作品。

中共党史知识的“需求弹性”特点是党史学科建设的现实支点，要求培育党史知识产品的通约性。所谓“通约性”，既体现在党史知识产品适应传播场域之差异性的能力，如客观中立的叙述视角、概念话语的通用性、理论命题的同构性等，也体现在党史知识的标识性概念与理论应立足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基础之上。在指导创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就曾指出：“要写一部70年的历史，如果平铺直叙，像老的党史写法一样，不可能吸引今天的青年和思想界的注意。”⁽¹⁸⁾这部书稿力图适应党内、党外的差异化思想状态与社会各界共同的阅读期待，聚焦中共为实现中国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进程，叙事上也有所创新，因而成效显著。在更加宏阔的世界视野与文明互鉴中，“使世界上听到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声音，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任务”⁽¹⁹⁾。这就要求党史知识产品必须具有适应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不同阅读场域的能力，在掌握与运用现代哲学社会知识体系的基础上进行自我表达。因此，党史知识必须重视不同层面的传播场域，避免脱离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一般知识。

在新时代，学理创新是中共党史学科知识产品之通约性的生命线。经历革命、建设、改革的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重新定义现代化道路和现代性的知识大创造阶段，“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²⁰⁾。从政治层面的党内教育与对外传播，到社会层面的思潮引导与文化产品，在中国经验之学理化问题上形成了合力，“什么叫学理？学理就是客观规律”⁽²¹⁾。客观规律的普遍性无疑是知识通约性的基础支撑。对于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理创新，习近平指出：“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²²⁾这一学理创新的核心是解读中共与中国社会变革历程的理论意涵。

在这样一个依托中国经验来重新回答世界现代化元命题的需求环境下，维系中国经验(包括中共历史)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一般知识的张力关系，是向外有效传达中国声音的基本要求。所谓中国经验主要是指中共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历程与成就，而这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的实践样态，理应在世界现代化知识谱系中具有自己的位置。从中共与中国社会变革经验中提炼中国理论，需要重新审视世界现代化的元命题，丰富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谱系，“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²³⁾。因此，依托中国发展经验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新理论是在对话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必须把中国本位与世界视野统一起来，形成知识产品的通约性，而不是在片面强调中国特色话语的过程中闭门造车。

三、“学科协作”与中共党史学科理论方法的集成化

学科理论方法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基础支撑，也是学科建设水平的基本标志。在目前学科属性存在认识差异与学科边缘化趋势的状况下，中共党史学科出现借鉴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方法的“跨学科热”，而这带来党史学科自身主体属性的淡化，研究队伍亦出现分散化趋势，甚至流失到其他学科。党史学科理论方法的整体化、集成化发展，不仅需要把党史学科的政治统合属性有机地转化为学理统合能力，以此充实学科的主体性内涵，而且需要重点培育学科协作意识，依据党史研究对象的具体特点而兼容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鉴于研究对象之丰富内涵与知识产品的“需求弹性”，党史学科理论方法的建设并不是简单地借鉴其他学科，而是在党史研究的具体情境中实现多个学科理论与方法的集成化，充实和扩展党史学科的知识创新能力。

建构中共党史学科理论方法首先要明确该学科的基本属性。由于学科属性的争议与学科边缘化的趋势，党史学科理论方法的创新相对滞后，而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等学科已从不同程度上介入党史研究。前者反映了拘泥于狭窄的学科划分或学科边界意识而带来理论方法的创新乏力问题，后者展示了中共历史活动的广泛性所带来的学科共振现象。这种冷热不均的状况在深层上是对党史学科之学理统合属性的忽略。一方面，学理统合属性是中共政治统合属性的延伸，因为党史学科是中共党史工作的一部分，是其中负责探究中共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组成部分，“党史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研究，不是简单化的宣传”，“简单的口号式的宣传起不到思想教育的作用。应该认真进行科学的研究，而且使其有思想针对性”⁽²⁴⁾。另一方面，学理统合属性是中共整体及其复杂活动的反映，“党是领导一切的”，因而党史研究势必需要综合各个领域的理论方法，譬如经济学理论方法之于中共经济思想与实践史研究、社会学方法之于中共社会思想与实践史研究等。

在理论方法上，中共党史学科的学理统合属性首先是与马克思主义各学科具有同一性。中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其理论与历史互为支撑、互为参照，比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它的灵魂，它的基本线索，恐怕只有读《毛泽东选集》四卷才能掌握”⁽²⁵⁾。新中国成立后，高校借鉴苏联高校系统开设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添加中共党史课程，形成政治理论教学科研体系。这一政治理论体系在高校课程体系当中发挥领导作用，“对于高等学校整个教学工作的决定发生影响”⁽²⁶⁾。这就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理论进行了制度性统筹安排，形成了党史与马克思主义课程的协作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曾得到恢复发展，但在学科改革进程中被分散化了，中共党史与马克思主义各学科的交互作用持续弱化，胡绳为此多次呼吁“党史工作者对于哲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但不应轻视，而且要充分地认真地去加以研究”⁽²⁷⁾。在新时代，中国经验理论化的大创造实践为党史学科借鉴与融合马克思主义各学科的理论方法提供了支撑。

从更宽广的哲学社会科学门类来看，中共党史学科应当积极运用其在学科层级与学科关系上的学理统合属性。从历史上来看，中共领导的社会科学最初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历史研究开始的，而中共的自我审视及其历史叙事塑造着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等学科门类的历史研究维度，譬如中国革命史叙事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变等。胡绳指出：“党史和许多学科有联系。党史工作者不能不注意到和党史有关的各学科”，“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研究，这是从广义上说的历史研究。已经发生的一切社会现象都属于历史，也都成为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对象”⁽²⁸⁾。因此，学理统合属性实则为党史学科借鉴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门类的理论方法提供了一个通道，可以与之进行议题共享、方法互助与成果互通，而其旨趣在于从各个领域探究中共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并在此进程中生成具有本土生命力的理论方法，进而充实党史学科的主体内涵。

学科协作是加快中共党史学科理论方法建设的实践路径，而包括中共党史在内的“四史”的融通互助是学科协作的起始环节。学科是科学研究的制度形态，但也存在画地为牢的风险，“如果不是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我们就不可能对自然界和社会得到完整的知识。在不同学科之间，当然不应当尊此贱彼，互相排斥，而应当互相支持，共同发展”⁽²⁹⁾。目前的党史学科建设限定在政治学的二级学科，更与科学社会主义史、当代中国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近亲学科分属于不同的一级学科，难以发挥学理统合属性和学科集群效应。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关于共产党员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倡导，有助于重新考量中共党史之于新中国发展史、社会变革史与社会主义探索史的辐射联结作用，客观上有助于促成“四史”的融通互助。“四史”作为一个整体，中共党史在其中发挥着主线作用，而其融通是在学科理论方法上贯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互相借鉴分析方式，互为比较参考，从而构成中共党史与中国社会变革的解释体系。

学科协作的旨趣在于通过多学科理论方法的集成化来发挥与发展中共党史学科的学理统合属性，为党史学科的独立发展提供充实的内在品质。当然，这首先是在开放的学科视野与扎实的学术研究中建立与践行一种学术研究的共同体意识，“人们必须根据各种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而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用一种方法局限自己，以为在这以外寸步难行，这在自然科学上也是不许可的”⁽³⁰⁾。再者，各个学科的理论方法在中共党史议题上的适用性，要经过充分实验与检验，尤其是注重结合中共党史情境进行具体调适，避免拼凑套用的缺点，关键是思维方式的辩证性与批判性，“要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增强战略性、系统性思维，分清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既看存在问题又看其发展趋势，既看局部又看全局，提出的观点、作出的结论要客观准确、经得起检验，在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³¹⁾。

综上所述，新时代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必须结合中共及其活动事实的特殊性而具体地运用学科建设一般规律。学科建设理论是推动党史学科发展的逻辑支撑，而其科学化的关键在于面向中共整体及其活动的全部事实。由此，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化，首要在于实现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必须正确对待中共的自我审视及其历史叙事，使党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具备中共及其活动的全部内涵与属性，通过把握党史知识产品的“需求弹性”来重新定位学科功能和理顺知识供给需求关系。中共党史的丰富内涵，客观上要求通过多学科理论方法的集成来充实其学理统合属性，进而生成党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这些基础要求表明具有中国特点、反映中国治理现状的党史学科必须具有独立发展的制度空间和学术内涵，在学科建设中充分发挥自身内涵丰富、学理发育多样化的特点。从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来看，有效的知识产出成为衡量学科建设水平的基本指标，科学总结中共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经验成为党史学科发展的新机遇。

【注释】

⁽¹⁾《胡绳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2页。

⁽²⁾《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页。

⁽³⁾《蔡和森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86页。

⁽⁴⁾《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6页。

⁽⁵⁾《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9页。

⁽⁶⁾《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6页。

⁽⁷⁾ 金冲及编著：《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页。

⁽⁸⁾《胡绳全书》第2卷，第238页。

⁽⁹⁾ 杨凤城：《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¹⁰⁾〔英〕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15页。

⁽¹¹⁾《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第471页。

⁽¹²⁾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¹³⁾ 耿化敏：《中国人民大学与高校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创设与停开(1950—1957)》，《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6期。

⁽¹⁴⁾《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第473页。

⁽¹⁵⁾吴志军：《实证史学理念的巩固、强化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展(1983—1985)》，《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1期。

⁽¹⁶⁾《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33页。

⁽¹⁷⁾《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37页。

⁽¹⁸⁾ 金冲及编著：《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4页。

⁽¹⁹⁾《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第449页。

⁽²⁰⁾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²¹⁾《胡绳全书》第2卷，第208页。

⁽²²⁾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²³⁾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²⁴⁾《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第581、582页。

⁽²⁵⁾《龚育之文存》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36—1137页。

⁽²⁶⁾〔苏〕斯·卡夫坦诺夫著，江文译：《全力改进高等学校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讲授》，《人民教育》1950年第2期。

⁽²⁷⁾《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第546页。

⁽²⁸⁾《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第471、544页。

⁽²⁹⁾《胡绳全书》第2卷，第408页。

⁽³⁰⁾《胡绳全书》第2卷，第277—278页。

⁽³¹⁾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编  辑‖吴志军

审  核‖高远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