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会议回顾‖“第一届中共学前沿论坛”综述

    〔编者按〕今天我们推送第1期“研究动态”栏目中的一篇学术会议综述文章，重新回溯一下去年底在北国寒风中召开的“历史的选择：第一届中共学前沿论坛”。这次学术论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一种“综合性”“整体性”研究的学术取向，反映了对扩大中共党史研究之学科范畴的一种热切冀望，反映了对“广义中共党史（研究）”的一种新的学术定位和价值考量，反映了在跨学科、多学科视野下继续推进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新的时代情势下中国学术界的积极变化和自我调适，真可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总的来看，这次学术论坛对于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理念创新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具有较为突出的参考意义和价值，也比较符合我刊近年来关于新型党史研究学术化的理解和实践，与今年第1期“面向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栏目所表达的学术思想形成了呼应与互文的关系，盼望今后“中共学”继续为党史学科建设以及党史研究提供更多思想和理论资源。

数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在学术化进程中不断发展，但也浮现出一些新的问题和不足，给学科发展带来一些困惑和挑战。恰在此时，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强调贯通性、整体性研究的“中共学”有呼之欲出之势，其学术路向对党史研究似有补苴罅隙之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有鉴于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与南开大学中外文明交叉科学中心、《南开史学》编辑部、天津市历史学学会于2020年12月19日至20日在津联合举办“历史的选择：第一届中共学前沿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国防大学、南开大学等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河北学刊》编辑部等学术刊物的3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共同探讨党史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共商新研究路向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并对数十篇参会的党史论文进行了报告和评议。与会学者的众多发言，广泛且深刻地触及“中共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核心议题，碰撞出的很多思想火花对未来深化党史研究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启迪。

论坛梳理、总结和反思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传统和取得的成绩。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目前的党史研究学术理念得到深化，学术生态良好，特别在实证研究领域，百花齐放，成果迭出。不过，与会学者也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一些党史研究著述仅采用微观视角，将实证研究等同于具象化、细节化的史实还原，较为忽视历史联系和历史解释，研究碎片化、表面化、重复化现象如影随形，真正能呈现芥子须弥气象者不多，具有思想理论深度的成果较少。有学者指出，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史研究尚缺乏本质性、深度性的“问题意识”，对党史研究的学科性质认识不够。有学者继而提出，以党史学科所具有的政党史属性而言，目前一些著述脱离了长时段的制度变迁和意识形态流变，学理层面和经验层面的政治高度、政治学素养均有待提升。与会学者认为，存在的问题反映出一些党史研究著述缺乏现实关怀，理论思维退化，整体性、贯通性视野缺失，跨学科融汇不足，在回应时代与现实之问方面表现乏力。

在强调实证史学属性的前提下，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将“中共学”引入已有的党史研究中，会对上述问题或不足产生补偏纠弊之功效。首先，引入“中共学”路向是党史学科成长的学术需要。有学者提出，一段时间以来，海内外关于中共的研究已突破党史甚至历史学的局限，其视阈广泛性可及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乃至于未来学，“党史”的概念事实上已无法涵盖相关学术研究的基本走向。与此同时，关于中共的相关学术研究也广及诸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新闻学、民族学等各学科，但任何一个学科或几个学科都无法涵盖其全部内容。在这种中外交汇、新旧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中共”可谓承载并融合了诸多的基因，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和话语体系，必须从历史的长时段进行考察，逐步形成一个独立的、综合的学科体系，方能得出更为深入的认识。换言之，“中共学”是超越单一学科、具有独特内容和话语体系的新学科，“中共学”将以一种独特的学科样态而存在和呈现。因而，从全球化视野和多维角度建构“中共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同时，与会学者一致主张，历史学是一门历时性学问，“中共学”的学科根基是实证史学，这是必要前提，不遵循历史学规范的“中共学”没有学术前途，党史研究者应该发挥历史学、党史学的优势，从史学角度参与乃至主导“中共学”的学科建设。其次，现实之问、时代之问也对“中共学”引入党史研究提出了吁求。“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与会学者大多认为，真切的现实关怀有助于克服党史研究“问题意识”模糊的现状，更好地激活党史研究的现实存在感，彰显学科尊严感。而要使党史研究在现实实践中“在场”，就必须让时代与现实在党史研究中“在场”。党史研究和“中共学”都是时代的产物，本就应该反映时代精神，与大时代同频共振。有学者提出，党史研究和“中共学”的相通之处在于研究过程中均尽可能地将历史与时代、现实结合起来，甚至需要从时代、现实出发形成“问题意识”，用学术成果为时代和现实提供历史参照。今日中共所处的时代是巨变的时代，今日党史研究者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巨变中，感同身受。古往今来，巨变往往是结构性变化，旧的结构在松动，新的结构在生长，今日尤甚。结构性变化往往会对知识生产带来冲击，也往往预示着重大的学科发展机遇。历史中的中共是“中共学”的研究起点，时代中的中共才是“中共学”的研究归属。有学者就此提出，党史研究需要勇敢迈出学术步伐，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停留在短时段的历史事件层面，在一些重复性甚至碎片化的史实叙述中裹足不前。正因如此，有学者提出，党史研究需要从当今时代的结构性变迁中提炼出关乎中共命运、国家命运的本质性、深度性学术问题，以及关涉国家和社会长远发展的“真议题”。

引入“中共学”的研究路向，就需要一种整体性视域。与会学者指出，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加“碎片”绝不等于整体，若要改变党史研究缺乏整体性、过于强调史料的现状，就要自觉从“中共学”的整体观照下展开相关研究。历史细节的背后都有长长的“结构”影子，体现着一种“整体”。因此，结构性是获致整体性的重要介体。当然，这里的结构不是指静态化、结果性的结构，而应是与史学的历时性紧密结合的动态化、过程性结构。这一结构应该能将事件史予以妥帖安置，实现行动、事件和历史的统合，实现结构叙事与时间叙事的统合。如果将史学研究类比为某种程度的摄影或绘图，与会学者普遍赞成涵括结构性介质的整体性视域既会为党史研究者打开更具成像空间深度的学术“景深”，也会增强党史研究的立体视效感。引入“中共学”的研究路向，就要引入贯通性视域。有学者指出，结构性变迁是历时性与结构性的结合，这种结合要求党史研究强化时间与空间的贯通。所谓“贯通”，有学者阐释指出，就研究时段而言，要将20世纪的三场革命和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等自觉贯通起来；就研究空间而言，要改变一段时期以来将地方革命史或地域革命史研究各据一段，只埋首地方、画地为牢的现状，自觉地在政治地理学意义上把不同地方贯通起来。若要满足整体性、贯通性研究的需要，跨学科的融汇就成为一种必然。有学者指出，中共既是一个政治体，又是一个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社会体；中共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具有贯通性，既是政党行为又是政治过程，还造成深远的社会关系演化。只有采取多学科的方法，才能真正呈现这种整体的结构形态并对其作出有解释力的论析。有学者指出，“中共学”要将史学方法与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方法从“交界”“交叉”走向“交融”。与此相关，还有学者提出，“中共学”要重点加强与政治学、政党研究的方法融汇，需要通过“中共学”透视“政治”的本质，通过党史的史实和经验材料透析什么才是“好的政治”。

“中共学”的重大学科使命，是通过中共历史和实践经验研究，分析、认识中共的发展逻辑和规律，具有强理论性。引入“中共学”的研究路向，就要强化党史研究的思想理论性。思想理论性的匮乏会使一个学科陷入表面繁荣与实质贫穷的窘境。有学术编辑以组织相关专题讨论的工作为例指出，思想理论训练方面的准备不足会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及其深入造成障碍，导致学科建设迟缓。不可否认，史料极为重要，但研究者不应囿于史料，更不应在史料的整理、史实的描述中销蚀掉党史学科对理论的敏感性。理论是对历史和实践的概括，概念是理论的基石，是历史通达理论的桥梁。有学者就此提出，“中共学”强调理论性，需要从概念着手，不仅要重视“描述性概念”，更要重视“解释性概念”。党史研究者不仅要养成对史料来源进行批判性考察的自觉，而且要养成对概念来源作出批判性考察的自觉，明确概念的理论渊源和历史背景，厘清不同概念之间的关联，这些工作在学术研究中显得极为重要。在此基础上，与会学者进一步指出，相关研究不仅要借用、参考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已有的概念、理论，还要通过史料、史实与概念、理论的对读，修正概念，发展理论。就此而言，与会学者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那就是需要明晰“中共学”或广义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体现在党史核心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中共话语体系的解读和运用以及党史研究的选题科学性等诸多方面。党史研究的确具有鲜明的学理特殊性，这就要求研究者需要透过特殊性不断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还有与会学者提出，党史事实、史料事实都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存在，史料和观念之间的连绵互动形成党史研究的趋向，党史研究者如何以史料事实研究党史，需要进行科学的选择和构建，需要敏锐的理论眼光。与会学者期待“中共学”的理论性诉求更好地激活整个历史研究中对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规律的关联性研究传统，激发党史研究者努力探讨和总结中共的发展、建设特征，总结革命、执政的逻辑和规律，从历史叙述走向历史解释。与会学者大多认为，能否立基于扎实的党史经验材料，创发出更具学科主体性和原创性并体现党史学科学理性的新概念、新理论，将是评价“中共学”或广义党史研究之思想理论性水准的重要指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会学者均主张，中共是一个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并在百年历史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成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党，党史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熟稔与掌握应是基本功，需要在研学中予以根本性强化。有学者指出，这一学术要求还源自诸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就是将史实与理论予以结合的典范性学术作品，研究史料、史实的同时加强经典著作的研读，可以有效提升党史研究者的理论自觉和思想自觉。

此外，论坛在学术讨论中还旁及中共党史研究的“南开传统”。有学者对近70年来南开大学的党史研究历程予以了翔实的解剖与论证，提出了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光大传统、反思传统、开创新局的建议。有学者提出，南开大学倡导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意境，正是因为有此传统支撑。南开大学的党史研究开创者魏宏运先生是那一代人中少有的既亲身经历革命又研究革命、能够把党史和地方社会经济史自觉融合在一起的优秀学者，希冀南开大学的党史研究在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拓宽研究视界。有学者认为，南开大学的党史研究传统具有鲜明的国际视野，南开学人能将国际视野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融合特别是与华北地域史深入融合，这为“中共学”的提出和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启发性。有学者据此提出，“中共学”可引入文明视野，在文明与革命的关系当中论析中共的特征，即把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放在长线的中华文明史脉络当中予以观照。也有学者提出，可以在历史与国际比较中强化中共的形象与特征研究，通过比较找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根由及特点，阐释出“四个选择”的历史逻辑。

承上所论，“历史的选择：第一届中共学前沿论坛”在党史国史的学术脉络中研讨了关涉“中共学”的诸多具有前瞻性的议题，提出了以严格的实证史学为基础，以史学优势夯实、引导“中共学”研究，以新的“中共学”研究路向丰富和拓展党史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一系列倡议。与会学者大多认为，“中共学”研究所具有的现实关怀、“问题意识”、整体性贯通性视域、跨学科方法、理论自觉等学术诉求和特征，对整个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会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准此而论，与会学者亦深知，在研究中联结理论与史实、融汇时间与结构绝非易事，在研究中平衡好宏观与微观、博洽与专门更不可能一蹴而就。毫无疑问，新的学术路向令人着迷，也必将充满艰辛，“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在即将迎来中共百年华诞的热烈气氛中，本次论坛的学术讨论，为深化中共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富吸引力的学术方向，今后需要努力去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本文作者  王凛然，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副教授)

编  辑‖吴志军

审  核‖高远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