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中原突围和全面内战的开始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编者按〕今天我们特别推送刊登在我刊2019年第2期金冲及老师的学术论文《中原突围和全面内战的开始》。该文最近被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组织编写的《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20）》评为“2019年中国历史学十篇优秀论文”之一，推荐专家翁有为教授在推荐语中写道：“中原突围是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学界以往对此缺乏深入探讨。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整体性突破。一是突破了狭隘的事件史研究模式，从全局形势、特别是国共两党对和战态度的演变这一根本问题出发展开分析；二是充分利用新史料，深刻透彻地探讨了国民党在1946年5月后发动全面内战的缘由；三是深入论析了以往党史和革命史论著中习以为常却未充分论证的‘中原突围是全面内战的开始’这一重要问题”，“整体看来，文章将全面内战开始、中原解放区形成与中原部队突围这三个重要问题融为一体，将大历史与历史细节、历史事实与历史阐释融会贯通，逻辑严密、观点鲜明，是一篇具有开创性的史学论作”。诚如斯言，本文既鲜明地彰显了金冲及老师深厚的党史研究学术功力以及坚持治学、不断创新的学术品质，也非常显著地证明了传统党史研究在新的学术理念和时代语境下实现形态进化和学术进步的巨大可能性。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如何能在重大党史问题的研究中实现新的历史书写，本文所能提供的启示还有很多，值得细读、细品、细思。

1946年的中原突围之战，是全国解放战争史中的转折点。这以前和以后的国内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殷切期待并力争实现的和平建国已不可能，全面内战开始。

　　为什么它会成为全面内战的开始，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和平的期望为什么终于无法实现？中原解放区在全局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河南军区部队为什么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集中到以宣化店为中心的这块解放区来？他们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极端艰难的环境下，对如何突出重围怎样作出决策和部署？中原部队在突围中遭受不少损失，应该怎样评价它的得失？

　　70多年过去了，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公布，这些问题可以继续深入探讨。

一、全面内战是怎样开始的

　　为什么说中原突围之战是全面内战的开始？

　　人们可能提出疑问：往前看，在这以前的十个多月里，国民党不是一再向解放军已收复或包围的原沦陷区发动军事进攻，解放军被迫自卫，战火不是几乎没有停止过吗？有时还达到相当大的规模。为什么要把中原突围之战称为全面内战的开始？

　　往后看，在中原突围后的近半年内，国共和谈仍在继续。周恩来在1946年9月30日给马歇尔的备忘录中写道：“如果国民党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且最后地放弃了政治解决方针。”11月11日，他又在三人会议非正式会上郑重声明：“明天‘国大’要召开了，开了便是政治分裂。在政治分裂的情形下，如何能有一个军事上的和平！”那么，又为什么不把攻占华北解放区政治中心张家口或者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称为全面内战的起点？

　　这个问题，不能只看局部状况，而要从当时全局形势、特别是国共两党对和战态度演变这个根本问题来分析，才能作出恰当的判断。

　　抗日战争胜利如此快地到来，超出人们的普遍预计，周围的情况又在不断变化，更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明确的，那就是力争实现全国性的和平建设。这不是简单的宣传口号，因为它是人民的普遍愿望。抗日战争打了那么多年，人民遭受的苦难太深重。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人都兴奋地说“天亮了”，期待的是从事和平建设。国内如果再大打起来，怎么得了？这是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

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宣言》提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采取的六项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8月28日在重庆机场发表的谈话中说：“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双方进行了43天的谈判，签订了有利于进行和平建设的“双十协定”。12月27日，中共代表又提出：“双方应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随即在第二年（1946年）1月10日共同商定并由双方分别颁发命令停止国内军事冲突。

　　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行动也表现出很大诚意，承诺并开始从抗战期间在南方的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八个省区敌后建立的根据地陆续撤出，向北转移。中共中央已初步商定参加国民政府的成员名单。当时在解放区担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的李一氓回忆：“党中央要从延安搬到淮阴来。参加南京工作的同志有事情要开会就去南京，没有事情又不开会就可以回到淮阴的总部。”解放区的复员整军工作也已开始。2月1日，中共中央在内部所发的指示中写道：“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从长期血的教训中也清醒地懂得：蒋介石向来什么手段都会用，一旦他认为时机成熟，就可以翻脸变为凶残的刽子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此流的鲜血实在太多了。“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如果失去警惕和戒备，不做好必要时的应对准备，把手里的武器统统放下，或者一味退让，当他狠下毒手时，只能坐以待毙。历史的教训已经够多了。

　　其实，还在抗战胜利将要到来时，蒋介石就决心以武力消灭共产党。1943年8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匪之制裁，非在欧战未了之前解决，则后患更大也。” 1945年5月22日，也就是国民党六大闭幕的第二天，他对参加大会的军队代表说：“共产党执迷不悟，别有用心，蓄意要破坏统一，背叛国家。他们以为如果不乘此时机激荡消灭本党和我们革命的武力，就不能达到其夺取政权、赤化中国的阴谋。”“大家都知道，共产党的武力和国军比较起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现在号称有多少正规军、多少游击队，占领多少地区，其实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蒋介石一直特别看重武力，抗日战争后期已得到一大批美械用来装备其嫡系部队，胜利受降后又将得到100多万在华日军的武器装备。在他看来，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是武力消灭共产党的大好时机。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时向高级将领们讲这样一番话，无疑是在重要历史时刻向他们预做作战动员。

　　形势发展比蒋介石估计得还要快。他在敌占区、特别是华北沦陷区，实在没有多少力量，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却日益扩大，这使他焦虑不安。他在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令各部队对共匪不得不特别加以警觉心，并应增强敌忾心，不能视剿匪为内战也。”他把抗战胜利后武力消灭共产党认为是“剿匪”而不是“内战”。7月14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倭如在三个月内投降，则我华北军事之布置上筹备应急进，勿再迟延。”

　　他写下这段日记后不到一个月，就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由于过去的节节败退，蒋介石在“华北军事之布置”根本谈不上准备好，只能先依靠原沦陷区的伪军来对付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10日晚得敌降消息以后，立发伪军维持地方赎罪自效之电令与广播，此为安定沦陷区惟一之要素，亦即打击共匪、消弭内乱最大之关键也。”刚听到敌降消息，就给伪军“立发”电令，要他们“打击共匪”“维持地方”，以此为“最大之关键”。他的急迫心情已淋漓尽致地跃然纸上。拿湖北来说，蒋介石就命伪武汉绥靖主任叶蓬防守武汉，不准新四军进入市区。

　　接着，他更直接依靠即将正式投降的驻华日军来对付中国共产党。8月23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中国境内之非法武装组织，擅自向日军追求收缴武器，在蒋委员长或何总司令指定之国军接收前，应负责作有效之防卫。”“如果各地……为股匪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回。”所谓“非法武装组织”和“股匪”，自然主要指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他看来，这是原沦陷区此刻特别急迫而重要的事。

　　毛泽东到达重庆进行谈判的第二天，“29日，何应钦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1927年至1936年反人民内战期间所编辑的反动文件《剿匪手册》，这是蒋介石、何应钦等伪称要求和平、实则决心内战的又一实证”。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最后一夜，住在蒋介石寓所林园。蒋在第二天日记中写道：“共党不仅无信义，而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矣。”“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这种情况下的谈判自然不可能有实质的效果。

　　既然如此，为什么蒋介石还要再三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为什么没有在抗战一结束立刻发动对中共的全面战争？为什么在各地发生的武装冲突还是局部性的？除号称依据有关条约从苏联红军手中“恢复主权”的东北以外，为什么蒋介石使用的大体是地方派系的军队而不是其嫡系部队？为什么在第二年初还要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和签订双方的停战协定？

　　其实，这些都是一时的表面文章。蒋介石虽然早已下定在战后立即发动全面内战的决心，甚至在政治协商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军政部长陈诚向蒋介石上书密陈：“今日之情势，惟有以武力求和平，以武力求统一。”“国家之统一，自有史以来，从无不用武力。”蒋介石在三天后就批示：“所陈各点，皆获我心。”但关键问题在于他还没有准备好。有几个因素使他对全面内战难以立刻付诸行动。

　　第一，日本军国主义者自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八年来，侵占了中国大片富饶地区，包括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最重要都市，也控制了关内主要铁路交通线，驻扎在关内的日本侵略军有130多万人。抗战胜利后，摆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面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是这方面极为繁重的受降和接收工作，把它重新置于国民党当局控制之下。蒋介石在1945年9月日记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写道：“本月初开始接收沦陷各都市与地方”，“陆、海、空交通建设计划与目前之处置”，“还都方针与时期之研究”，“接受日本投降典礼等”。拿关内的中原地区来说，蒋介石在准备受降时，就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召到重庆，“指示刘峙迅速率部向郑、汴挺进，消灭河南地区平汉、陇海铁路两侧的中共军队，确保交通线的安全”。这些事如果没有做，原沦陷区的大部分地区如果还没有处于国民党当局的控制下，尽管受降过程中已发生多次国共局部武力冲突，但还不能立刻发动反共的全面内战。中共中央对此也看得很清楚。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后代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10月1日为中央起草的电报中说：“现在国民党腐败脆弱，外强中干，接收大城要道力量分散，决难压倒人民。”第二天又在电报中说：“目前解放区的战争，基本上已成为交通要道的战争，深入解放区据点不多。”这需要有一段时间来作准备。

　　第二，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多退居中国西南地区，还有一部分在胡宗南率领下包围着西北的陕甘宁边区以及在缅甸北部作战，这些军队距离沦陷区的各大城市和交通线很远。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1944年，日军企图挽救覆灭的命运，实行代号为“一号作战”的计划，向河南、湖南、广西、贵州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又给了国民党军队很大打击。要把这些国民党军队迅速抢运到原来被日军占领的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只有依靠美国的空军和军舰运送。由他们运送的国民党军队共40万到50万人。当时作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将军魏德迈说：“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那自然也需要时间。

　　第三，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国际舆论和各国政府虽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般采取支持态度，但不赞成中国立刻发生全面内战。12月15日，杜鲁门就中国问题发表声明：“希望国民政府及中国共产党之军队及其他特有武装部队，停止冲突。由各主要政治分子代表共同参加之全国性会议，促成统一。”“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如其基础扩大，容纳其他政治分子，必能促进中国之和平、统一与民主改革。一党训政，似需修改。”蒋介石18日发表谈话，赞同杜鲁门声明。21日，美国总统特使、享有很高声誉的五星上将马歇尔到达中国，进行调处工作。蒋介石同他进行多次谈话。他在日记的该月反省录上写道：“美国总统对华政策宣布以后，三国外长会议亦对中国内争发表宣言，此乃国际干涉我内政之起点，亦为俄国制造中国问题之张本。履霜见冰，能不自强乎！”可见他对美国总统的声明和三国外长会议的宣言是有不满的，但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以上这些因素，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时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采取自称的“忍”的态度的原因所在，也是国共全面战争一时没有立刻爆发以及政治协商会得以召开、停战协定得以签订的原因所在。

　　蒋介石对政治协商会议也好，对停战协定也好，从来没有看得很重，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拿停战协定来说。他在1946年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正午约马歇尔来谈。其所提停止冲突方案内容，初观之范围太广，对我拘束太严，甚为不利。后经其解释，再细究其用意，一则对东北国军行动不受其约束，二则共军须受执行部之调动，是于我最为有利也。”一旦他认为条件成熟，这些随时都可以弃若敝屣。他的基本想法从来没有改变过。政治协商会议还在进行和刚结束时，国民党特务就奉命先后制造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制造事端，破坏支持政协会议的集会会场。

　　在3月1日至17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他们的这种态度更暴露无遗。会上大吵大闹，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对共产党的过分“让步”。会场气氛十分紧张。蒋介石在全会开始时的日记中写道：“对中共与政治问题虽忧戚倍至，结论惟有前进方是生路，不能稍有消极之意念也。”全会通过很多决议，强调“五权宪法”决不容有所违背，所有对“五五宪草”的任何修改都应由国民大会讨论决定。这就以国民党中央全会这种方式一举推翻政协已达成的协议。周恩来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就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指出：“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国民党内为数不少的顽固派利用二中全会通过了很多重要的违反政协决议的议案，这不足为怪，而可怪的是这两个会议的决议既如此相反，却都是在蒋主席主持和领导之下通过的。”这个声明，事实上向大众公开挑明了蒋介石的两面派手法，使人们意识到重大的变动将要到来。

　　毛泽东对事情看得十分透彻。3月15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正在进行的时候，他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一切革命全部消灭之”；第二条，“如果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蒋介石这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微平静一点就忘了。2月1日到9日就忘了，较场口事件一来就又记得了”。这就是告诉党内：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此前他的种种表演，不过是因为条件一时尚未成熟，需要待机而动，全党要有清醒的认识，做好必要时应变的准备。

　　这是一个及时发出的重要信号。

　　那时有过“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说法，为什么还没有被称为“全面内战”？东北当时有一定特殊性：抗战胜利时东北由苏联红军受降，国民党当局同苏联签订的条约规定要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铁路线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他们打着“接收主权”的旗号进入东北。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行动也不受停战协定限制。所说的“关外大打”，主要发生在国民党军从接收沈阳到进占长春这段时间内，特别是41天的四平街之战，震动全国，以后转入一段基本停战状态。在关内，国共和谈一直在进行，还有停战协定，人们对和平仍抱有希望；虽曾有上党、邯郸、平绥路西段、胶济路中段等战役，终究还是局部的，国民党方面出动的军队主要是原晋绥军和原西北军等地方部队，不是它的嫡系主力。局势起起伏伏，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还不能说已进入全面内战。

　　进入1946年5月，也就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前一个月，国内外形势有了重大变化，蒋介石一直等待的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已经到了。

　　第一，5月5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这就是说，他必须首先完成的受降和接收工作已经大体就绪，原沦陷区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已基本上处在国民党当局的控制之下。这是他们发动全面内战的重要前提。

　　第二，军事上，国民党军队从苏军撤走时接收沈阳后，便沿北宁铁路北上，进攻四平街。经过整整一个月的激战，由美国帮助运去的全部美械配备的新1军、新6军、71军等精锐主力10个师在5月18日攻占战略要地四平街。这是东北军事形势的一个重大变化。蒋介石十分兴奋，在21日的日记中写道：“自我军克四平街后，共军主力溃散，故其态度又为之一变。”23日，他从南京飞往沈阳督战。当天，解放军主动撤出长春，转移到松花江以北。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此次长春收复之速，实出意外，非上帝默佑，何能有此奇迹也。”这就使他更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以为四平街战役的结果表明不难在短时间内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

　　他还在5月25日写信给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要他转告马歇尔不必过虑。信中说：“接辞修（即陈诚——引者注）电，藉悉马特使对我军占领长春不甚同意。此乃其对和平之一贯政策。中（蒋介石名中正，这是蒋介石的自称，下同——引者注）之所以来东北者，亦以此故。但此地实际情势，与吾人在南京所想象者完全不同，将来当与其面晤时详述。照目前情势，我军进入长春，实于和平统一，只有效益，而毫无阻碍，请其放心。”“此乃中确有把握之事，万勿有所疑虑。而且中自信此为和平统一惟一之道路也。”“只要东北共军之主力消灭，则关内关外之事，皆易为力，已作慎重之处置，请勿过虑为盼。”

　　读了这封信，对蒋介石为什么在写信的下一个月（1946年6月）会把国共之间的局部战争扩大为全面内战，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第三，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直采取支持的态度。尽管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的专制和腐败也有不满，要求他们有所改进，对中国在此时发生全面内战也有所顾忌，自己不会出兵参与，但蒋介石一旦决心发动全面内战，他们只会越来越加以偏袒，而且给予更多的实际支援。

　　这种偏袒表现得日益明显。5月13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在东北问题上，马蒋之距离已不相远，而关内问题，美我关系亦日趋对立，尤小组中为甚。” 30日，周恩来更向马歇尔致备忘录说：“执行部与某些执行小组美方代表，在调处冲突上，不能完满地公正地照顾政府与中共双方面的意见，客观上对政府方面有所袒护。”这些，蒋介石自然也看得很清楚。

　　更严重的事情是，5月16日，美国以太平洋战争中“剩余物资”的名义将大量军用物资以低价售给国民党政府。台北出版物记载：“将美国在太平洋各岛屿剩余物资售与中国（计一千五百万美元）。”周恩来6月3日同马歇尔进行了一次长谈，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在太平洋上有这样的军事部署，在中国采取积极帮助国民党的政策，并不等待中国的民主化。事实是抗战已经胜利了，而美国仍以租借法案来帮助国民党，这已不再是为了打日本。此外又积极运兵，过去运到了华北，现在又运到东北。”“现在东北的物资，够打仗用的大约有三个月的储存，这是靠美国海军运去东北的。这次飞机出动得很多，而且炸弹的效力很大。这些飞机无疑问地是按租借法案运来的，汽油也是运来的。”“这些事实使我在这两个月来渐渐走入了困惑”，“这样，美国的政策即变成二重的了，使中国的内战很难真正停止”。不久后，美国政府又向参众两院提出《拟予中华民国以军事顾问与军事援助的法案》。毛泽东为此发表声明，提出抗议。确实，美国参加的国共和谈快要走到尽头了。

　　拿集中在1946年5月间发生的这三项重要变动（当然这些变动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同前面所说蒋介石在抗战刚胜利时一时还难以立刻发动全面内战的三个因素对比一下，不难看到：蒋介石选择1946年6月把局部内战发展成全面内战，并不是完全偶然的。

　　周恩来在5月2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敏锐地指出：“国民党积极备战，且已表面化，在舆论方面已感到极度火药气。”他的预感很快就转化为现实。

　　近期内发动全面内战的决策，在国民党高层也迅速明朗。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6月12日日记中写道：“请蒋先生斟酌力量，如其胜任，应即向共逐渐进攻。”“如此愈拖，我政府经济政治就愈日消弱。此时由局部证明的决裂，世人皆能谅我矣。只是整个力量究否胜任，惟有委员长知之详切也。”6月17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出席国府纪念周，蒋先生报告中共行为及其企图与政府所拟处理方针（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云云）。”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决策已确定下来了。

　　既然国共全面内战在1946年6月已经开始，为什么国共谈判还在继续？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还要提出如果国民党当局向张家口进攻或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就是“宣告全面破裂”？

　　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全面内战由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手制造，这已成事实。老百姓在抗战胜利后普遍渴望和平建设，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仍力求停止内战，做到仁至义尽。继续谈判也好，向国民党政府发出警告也好，都是出于这个目的。并不是要到这以后，才发生全面内战。

　　即使在全面内战危机已迫在眼前时，毛泽东还在6月1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前方各重要将领电：“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可见，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必须奋起应战，目的不是为了扩大全面内战，而是为了“争取和平前途”。7月5日，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中原部队已经突围，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我军主力现作准备，如坏转则大打，如好转则不打”。但蒋介石进行全面内战的决心已定，战争的“大打”并不是到这以后才开始，而是不得不应战，它的结果却完全同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预期相反，这是人们料想不到的。

二、中原解放区的形成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集中20多万兵力“围剿”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紧接着，在7月间集中50多万兵力向华东解放区的苏中、淮北、淮南、鲁南、胶济铁路等地发动进攻，又以第一战区胡宗南部六个旅和第二战区阎锡山部一个军，南北对进，企图打通同蒲铁路南段，消灭晋南解放军；还在其他地区发动进攻。烽火满地，狼烟四起，一场共产党和民众竭力阻止的全面内战最终还是呈现在人们面前。

　　为什么蒋介石要选择围攻中原解放区作为他发动全面内战的起点呢？

　　当时，长江以南的解放军主力基本上已遵照双方达成的协议从原有根据地北撤。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实现和平作出的重大让步。而在长江以北，离江较近、被国民党看作“眼中钉”而急于消灭的主要是中原和苏中两块解放区。

　　这两大解放区的处境又有所不同。中原解放区地处鄂东北和豫东南，南临武汉和长江，平汉铁路自北向南从这里通过，可以威胁武汉，又是国民党军队沿平汉铁路北上进攻华北的必经之地。国民党当局想大举北上，发动全面内战，肯定要首先扫清这个“障碍”。1947年11月，陈毅在淮阳汲冢地区会见中原突围部分干部时说：“如果没有中原部队的战略牵制，那就很可能没有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和华东七战七捷的胜利。”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什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要从围攻中原解放区下手。

　　中原解放区和苏中解放区还有一个重要区别：人民解放军经过抗日战争，已经“形成了六个大的作战区域，即晋冀鲁豫、华东、东北、晋察冀、晋绥、中原六大解放区”。其他五个解放区都相互连接，解放军可以彼此接应，进退自如，只有中原解放区孤悬在南，处于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之中，不能和其他解放区相通。这也是国民党当局选择从这里首先下手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们以第五、六战区（不久后改组为郑州绥靖公署和武汉行辕）率领7个多军包围中原解放区。到全面内战爆发前的1946年6月，军队已增加到12个军（整编师）、26个师（整编旅）、8个纵队（地方部队），达30万人之多，并且筑成密集的堡垒群，严密地包围并封锁中原解放区。

　　中原解放区的部队由三部分组成：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5师、王震率领的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王树声率领的嵩岳军区（又称河南军区）部队。

　　这三支原来并不在一起的部队在抗战胜利以后怎么会汇合到一起，组成一支有着更强战斗力的队伍呢？

　　新四军第5师是长期活动在这个地区的部队，是中原解放区部队主力的主力。“五师的创建和发展，与华北、华东的部队不同。华北、华东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作基础，而五师在创建时期则完全没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作基础。”“五师是在广泛开展群众性武装抗日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汇合豫鄂两省许多支地方武装力量而发展起来的。”

　　1939年1月初，李先念从延安到达河南省确山县担任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军事部长。1月17日，“他率领一支由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南下，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曾任第5师副政委的任质斌回忆道：“由于这个地区刚沦陷不久，国民党的军政组织已经瓦解，日伪统治尚未真正扎根。在这种情况下，我党深入敌后的武装组织，只要有比较坚强的领导，即使为数不多，也能打开局面，站住脚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事实证明，李先念同志率领南下的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和以后扩编而成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第五师，就是在日伪军精心密织的蜘蛛网中纵横驰骋、拼搏奋战逐步发展起来的。”

　　抗战胜利时，新四军第5师已经发展成具有5万人的主力部队，解放区还有30万民兵。中共中央决定在鄂豫皖建立中央局，以徐向前为书记。因徐向前患病，又指定郑位三为副书记，代理书记职务。9月28日，李先念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夺取桐柏山地区”的计划：“我如打开这一局面，阵地即可大开展，河南、河北之根据地也可连贯起来。因此，从战略上考虑，对华北、华东之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可起很大牵制作用。”该计划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双十协定签订后，“李先念同志和中原军区的其他负责人曾多次同国民党的代表交涉，按照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精神，把中原军区的部队转移到皖东地区。但国民党不仅拒不执行双十协定，反而调集30万大军围困我中原部队，妄图再发动一次‘皖南事变’，把孤悬在中原地区的人民武装歼灭”。

　　这时，王震、王首道所率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王树声、戴季英率领的嵩岳军区部队以及王定烈等率领的冀鲁豫军区第8团，在10月间先后开到唐河、枣阳、桐柏交界地区，同新四军第5师会师。这是中原解放区的一件大事。

八路军359旅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老部队，战斗力很强，在陕甘宁边区创造过驰名中外的南泥湾垦区。1944年日军发动代号为“一号作战”的大规模进攻时，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三省大溃退，大片国土沦为敌占区。中共中央决定从359旅抽出5000人组成南下支队，从11月10日起，向这个地区发动艰苦卓绝的敌后大进军，行程2000多里，直达湘粤赣三省交界地区，进入粤北。就在这时，日本投降，国内时局发生根本变化。毛泽东赴重庆谈判。1945年8月29日，王震、王首道向中央发电请示：“我们集中意见，一致建议北上，靠拢李先念，预计二十天行程可达湘鄂边。”中共中央立刻复电：“在日寇投降、时局变化的情况下，你们确已难于完成原有任务。同意你们即由现地自己选择路线，北上与五师靠拢。”南下支队随即回师北上，在崎岖险峻的山路上，冲破国民党军层层阻击，经过一场又一场激烈战斗，在当地民众支持下，9月20日从鄂南咸宁越过粤汉铁路。26日下午至27日上午，全军渡过长江天险。

　　10月3日，他们同新四军第5师在黄安县荃湾会合。部队番号恢复原名359旅，编入中原军区序列。中共中央在同一天致电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同意王、王暂时主持鄂东区党委工作。二王部队是一个很有战斗力的部队，望你们注意补充他们，这对你们将来作战是有作用的。”

　　王树声、戴季英都是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的老红军。王树声还担任过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在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进攻时，国民党军队最早溃败的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统率的4个集团军40万人，河南大部分地区，包括郑州、洛阳、许昌等38座城市在38天内沦于敌手。中共中央决定由王树声、戴季英、刘子久等组成河南省委和河南军区，以王树声为河南军区司令员，戴季英为河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省委后改为区党委），刘子久为军区副政治委员，率领八路军太行、太岳派出的4个团，编为4个支队（支队司令员分别为皮定钧、韩钧、陈先瑞、张才千），挺进已成为敌后的豫西，以嵩山为依托开辟抗日根据地。这个行动，和组建359旅南下支队同属一个战略考虑。他们到豫西后迅速打开局面，设立4个军分区和地委，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扫荡”，以后又有发展。日本投降时已在敌后建立有20多个县政权、300万人口、2万多平方公里的抗日根据地。这和拥有重兵的国民党汤恩伯部的大溃退形成鲜明对照。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以受降为名，调动6个多军分别沿陇海铁路东进和沿平汉铁路北上。孤悬豫西的河南军区部队处境不利。9月8日，王树声、刘子久致电中共中央：“顽、敌现以各种力量（土顽、杂牌军及蒋之主力）积极向我周围压缩。”“我们现正在迅速集结主力与干部，准备向郑、李方向机动”。“向东向西均困难极多，且有被消灭之危险。” 22日，郑位三、李先念等也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不等严重局势到来，实现同河南军区、359旅南下支队会合。这个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同意。王树声等立刻率部1.5万多人南下，于10月24日在唐河祁仪同新四军第5师和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会师。

　　这时，中共中央已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的转移是北上，为什么河南军区部队的转移方向不是北上而是南下？原因在于，它北面的陇海铁路从潼关至郑州一线有国民党军重兵把守，铁路运兵又十分便捷，解放军大部队难以强力越过。何况在这条铁路线以北相平行的是黄河天险，不易飞渡。直接北上，风险很大，很难实现。南下前往中原解放区，距离近，途中此时又没有严重的敌情，要便捷得多。第5师部队又可以北进接应，会合后，彼此力量都会得到很大增强，还对国民党军队沿平汉铁路大举北上起着重要牵制作用。这些都是重要而有利的。

　　这两支分别北上和南下的主力部队都在10月间到中原解放区和新四军第5师会合。26日，中共中央致电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我河南及鄂豫部队、王震、王首道部队，担负着全国性的战略任务。你们目前的坚决行动，打击与歼灭顽军，开展七八个整县的鄂豫边根据地，严重的威胁顽军后方，将给予我在华北、华中及东北的斗争以极大帮助，取得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伟大胜利。” 3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郑位三、李先念：“中央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由郑、李、首道、陈（指陈少敏——引者注）及王震五人为中央局（指中原局——引者注）常委，以李为司令（指中原军区司令——引者注），位三为政委，首道为副政委兼主任（指兼任中原军区政治部主任——引者注），王震为副司令兼参谋长，子久（指刘子久——引者注）任区党委书记，曾传六为军区副主任，五师与九旅（指359旅南下支队——引者注）部队合编，王、戴部编一个纵队。”接着，又任命王树声为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戴季英为纵队政治委员；任命文建武为第2纵队司令员，任质斌为纵队政治委员。这样，三支原来长期分处多地、并不很熟悉的主力部队和党委在组织上统一起来，迅速打成一片，拧成一股在战略全局中相当雄厚的力量。

　　11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局：“你们最近在豫南、鄂北的行动已取得重要的胜利，因而吸引了刘峙五六个军对着你们，这就大大帮助了刘伯承在平汉北段的作战，使他们在打破蒋军第一次进攻后，得有休整机会，至今顽军不能组织二次进攻。可以说，只要你们在现地区坚持，蒋军就不能集中兵力北上，虽然最近你们自己的胜利不大，但在整个战略配合作用上是极大的。”

　　这时，国民党当局也发现中原军区部队所起重大战略牵制作用，就调集更多兵力，企图南北夹击中原部队所在的桐柏地区。根据地逐渐缩小，处于十分不利境地。12月17日，中原军区主力向平汉铁路以东转移。19日，郑位三、李先念、王震向中央提议：主力靠拢新四军军部，留下5000到1万人坚持游击战争。20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但认为转移的时候须在一个月后为宜。1946年1月2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原军区主力部队“王戴部全部转移，原五师及三五九旅都留下坚持”。这在此刻是做得到的。

　　正在这时，国共两党在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规定自1月13日24时起停止国内一切军事冲突和军事调动。同日，成立了由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

　　这是时局中一个很大的变化，也是中原军区行动面对的一个重大变化。“为了严格执行停战协定，中共中央于一月十一日专电命令中原军区部队，务必于十三日二十四时前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谨守防地。李先念接到命令后，传令各部队停止军事行动。行进在豫南、鄂东北的中原军区主力部队，立即沿着罗山、光山以南一线停下。中原部队是在摆脱国民党合围企图、向东转移的情形下停止行动的，三万多主力部队被围困到方圆不到百公里、人口仅四十万的狭长地区；江汉、鄂东和河南三个下属军区的部队，亦在各自驻地成‘品’字形被分割开来。从此，中原军民陷入异常危险和困难的境地。”“一月十六日，李先念、郑位三等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和中原行政公署机关，从光山县（光山县在河南境内，毗邻鄂东北——引者注）南移至礼山（今大悟）县宣化店。”

　　中原局、中原军区就这样来到宣化店，这是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是服从大局而采取的行动。

　　宣化店是豫南、鄂东北交界处的一处山区集镇，东有一条武汉经信阳通往河南、河北的土路，西有一条由南向北流入淮河的竹竿河。以宣化店为中心的这个地区，地势险要。国民党方面编撰的战史写道：“本地区大别山雄峙于东，桐柏山横亘于北，西依荆山，南临长江，中为大洪山，可俯瞰武汉要域，扼通川陕之要道。两山区冈峦起伏，河流纵横。南北交通尚有三条主要道路，东西仅赖小径相通，大半又崎岖险峻。故大军运动、联络、后勤补给均感困难，春夏多雨，有时经月不停，山洪暴发，交通中断，军事行动更受阻碍。”

　　这个地区的农业经济很不发达，粮食供应困难。解放军几万人集中在这里，而且是在行军途中因停战协定签订而立刻停止行动，粮食供应便成为大问题。三支主力部队会合后，“大军云集，连同地方干部和家眷，总计人数在十万左右。首先碰到的一大困难，是部队的给养问题。粮食，又是首当其冲的主要问题”。本来，国共双方签订的罗山、禹王城、宣化店三个协议明文规定：中共军队得在所在地区运送给养，一切非武装人员持有护照可以在国民党地区来往自由，并允许购买粮食，国民党不能阻挠干涉，并立即无条件平毁碉堡、工事，撤除封锁、恢复交通等。但国民党军方面背信弃义，“停战令正式生效后，武汉行营曾密令各军严密封锁，不许一切物资进入中原军区部队驻地”。这样一来，粮食供应成为中原解放军面对的最大问题。军队没有粮食就难以生存和坚持。当时正在中原军区参谋处工作的邹盛作回忆：“正当青黄不接的季节，我方万余人的部队，聚集在一个方圆不及二百华里的山区，天天喝稀饭、吃野菜，缺吃、少穿，困难极了。”

　　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十分焦急和愤慨。3月18日，周恩来在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上提出运送中原部队从这里撤走的主张：“汉口北面的问题，我方的四五万人员仍被包围，我们请求政府运送，但张部长（即张治中，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三人委员会和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政府代表——引者注）认为，他这样做有困难，因此我们作了让步，在此时不提运送部队的问题。但是，目前这些部队急需粮食，这是我的另一个负担。我们应把所有这些问题都考虑进去。”前面说过，中原解放军转移过程中在宣化店地区中途停下是根据双方达成的停战协定这样做的，解决部队必须解决的粮食问题是国民党当局作出的承诺，但国民党当局毫无信义可言。23日，周恩来向美方的考伊提出严厉抗议：“粮食问题毫未解决，政府虽有允诺，但未实行”，“政府是既不给粮，又继续进攻，势必把鄂北的中共部队和人民困死。”

　　“把鄂北的中共部队和人民困死”，正是国民党当局的本意。蒋介石调集大军，把中原根据地紧紧包围起来，军事上步步进逼，经济上严密封锁。“这里地少人多，既无法多生产粮食，又不能购买，而在外地购买了，国民党又不准运进来，部队和机关人员连日食三餐都难以解决。”

　　新四军第5师参谋萧健章回忆：“国民党频频发动蚕食进攻与经济封锁，并构筑碉堡数千个，挖掘战壕万余条，对中原主力驻地纵横五六十公里的地域进行围困和封锁，我中原地区的200万居民及军队受到饥饿的威胁。李先念向中央发出十万火急电报，请求解决停战后给养补充问题。”国民党方面尽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签订了罗山等三个协议，但“协议在纸上，执行在嘴上，国民党不但在实际上不执行，反而变本加厉地修碉堡、挖战壕，经济封锁比过去更甚，还逮捕杀害我非武装人员”。

　　1946年2月，李先念到武汉与周恩来等一起就中原停战问题同美蒋两方进行谈判。谈判中，面对国民党方面诬蔑中原军区部队，指责我军在停战令下达后进攻他们，又占领了什么地方等，李先念责问国民党方面：“抗战八年，你们的部队一直呆在什么地方？”“你们从来就没有来过这个地方，怎么说这些地方被我们侵占了呢？”对方无言可答，但谈判仍毫无结果。

　　为了避免大规模战争爆发，3月27日，周恩来又在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上提出将中原解放军全部撤往华北的意见。他说：“目前，汉口以北的中共区域还在被包围中。虽然当地准备了粮食，但只能支持数星期之久，这问题还必须解决。”“我们知道湖北的饥荒情形很严重，在参政会上，代表们把这问题提得很尖锐。如果这地区中三分之二的中共军队能转移，其余的复员，那么包围这一地区的政府军队亦可同时转移，一旦军队遣往其他的地方去，粮食的问题马上就可以和缓下来，否则将无法解决此问题。”“我认为运输军队最好方法就是用火车运。我想我们可以规定一两列火车，从豫北产煤区运煤到汉口，然后在回去的时候，运输中共军队到华北去”，“如此，经过相当的时间之后，中共军队便可全部转移到华北去了。否则，如果我们维持现状，用重兵包围中共军队，冲突是必然要发生的”。

　　像这样合情合理的和平解决办法仍被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完全拒绝，冲突自然“必然要发生”。战争责任该由谁负，十分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中原局“按照中央指示，一面同国民党谈判斗争，一面设法坚持，并做转移准备。主要采取三个办法：一是减少部队员额，立即复员2万人，在确保主力、保持精华的基础上，将老幼体弱者和机关闲杂人员进行精简，使他们到地方去，或自行离开中原地区，减轻部队负担；二是分散多余干部，运用各种方法转移至华北或其他地区隐蔽，这既保存了骨干，免遭损失，又减轻了负担，利于突围行动，这些干部以地方为主，计有2万人；三是严整制度，节衣缩食，号召全体人员，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渡过难关”。

　　1946年4月30日，中共中央致电郑位三、李先念、王震：“只要顽军不破裂，应依原计争取合法转移为上策；假如顽军破裂，向你们大举进攻而迫使你们非突围不可时，你们准备向何方前进，向西还是向东，二者利益及前途如何，望预先秘密计划并电告。五月上半月必须将两万人复员完毕，王震不要来延。”还有一部分部队留处根据地周围。因此，主力突围时约3.5万人，人数比原来明显减少。

　　1946年5月，蒋介石认为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共产党也看得很清楚：将要到来的，已不是局部战争，而是全面内战。

　　正在同对方进行停战谈判的周恩来得到确切消息后在5月3日从重庆赶到南京。第二天，他就直截了当地告诉马歇尔：“得悉政府将对中原军区发动全面攻势，这是延安得自极机密方面的消息，极为可靠。我随即去会徐永昌将军，并把内容很坦白地告他。”“对这一进攻，如果我们还手，则会使冲突扩大，从而引发了全面内战。我告诉徐将军，我们坚决反对此事。” 5月8日，他和军调部三方人员一起到宣化店调查。当天，他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严正地指出：中原战争如果爆发，必将宣告和谈结束，成为全国内战的起点。周恩来再次明确地指出全面内战的严重危险已迫在眉睫，国民党军队如果进攻中原军区就意味着引发全面内战。只会有如此结果，不会有其他可能。

　　蒋介石决心不顾一切进攻中原解放区，直接导致全面内战的开始。

三、中原突围

　　是非黑白都已十分清楚。一场规模空前的全面内战要开始了，这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经过长期策划准备一手挑起的。

　　按照蒋介石的战略意图，当国民党军占领长春、同解放军隔松花江相持不下后，便把进攻重点转向关内。国民党方面编写的战史写道：“关内广阔区域几全成为匪恣意活动之空间，甚至陇海路以南之苏北及豫鄂边区，亦为匪长期盘踞。”这些地区本来就是抗战时解放军早就从日伪军手中光复的国土，所以被国民党当局称为“长期盘踞”。但他们却称“决心先肃清豫鄂边区匪军，解除武汉威胁，将战线推至陇海路以北”。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首先的目标是中原、苏中两个解放区，企图把战线推到陇海铁路以北，而尤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先。

　　1946年5月20日，蒋介石“出席党政小组会议，指示对共方针”。27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呈报：“据刘（峙）主任5月24日电称：‘已饬第六绥靖区周碞司令官统一指挥第六十六军、第七十二军及整四十七师、整十五师、第一七四师对共军李先念股严密包围封锁，使其自行瓦解。”6月13日，蒋介石对“使其自行瓦解”已等不及了，决心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又指示新任参谋总长陈诚：“对共作战，应运用闪电战术，速战速决。可研究往年日本在中国战场上使用之攻击方法，此种战术最基本之条件为：（一）情报之准备之充分，（二）行动极端秘密，尤以装备轻快与迅速机动之部队为最要。希照此一面研究具体实施方案呈核，一面严令有关旅团长以上各级指挥部切实准备为要。”无论中国共产党怎么做，这场战争都已不可避免，而且将是在国民党方面“极端秘密”“迅速机动”的突然行动下开始。

　　国民党用来围困中原解放区的军事力量，通常都讲约数30万人。台湾出版的多卷本《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有更具体的数字：“本作战由郑州绥靖主任刘峙统一指挥，参加作战部队，初期计整编师7，辖整编旅19、独立团3，兵力约18万人；后期增加整编师7，投入部队达14个整编师，辖34个整编旅、3个独立团，总兵力约32万人。”这个数字约占国民党正规军人数的16%，是中原解放军人数的5倍以上，火力和机动能力更强于解放军。

　　蒋介石在6月24日的日记中信心满满地写道：“共匪策略不战不和与且战且和拖延不决，使国家混乱，是非不明，经济破产，政治动摇，以达其赤化造乱、颠覆政府之目的，而尤其在此四十日之内，即7月底以前之停战与否，以定其成败之命运。政府必须速战速决以应之。如在此三个月之内能将津浦与平绥、平汉各铁路打通，则外交与经济一时之险象，皆不足顾虑也。”27日，他又写道：“无论对共干涉有否结果，而剿匪军事决不能用正式讨伐方式，只有用不宣而战、局部的逐渐解决，但每一战局必须求得一段落，并须准备充分、速战速决为要旨也。”

　　锣鼓点子越敲越紧，蒋介石已到动手时候了。上述两段日记表明，蒋介石有一个通盘筹划：要在最近三个月内“打通”津浦、平绥、平汉各铁路，那自然是全面内战，但在表面上却不要明白显露出来；“决不能用正式讨伐方式”，也就是不要让人看出是他在发动全面战争，以为只是“局部”事故。他的第一个目标——进攻中原解放区就是如此，而每一个这样的“局部”事故，都要“速战速决”，“求得一段落”。继围攻中原解放区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对苏中解放区的进攻。这样“不宣而战”分成几步实现各个击破，“逐渐解决”，最后达到在三到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蒋介石在这方面确实很用了一番心思。

　　毛泽东早有觉察，在5月29日就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各军区首长电报：“国民党在东北扩大战争，在关内积极准备对我大举进攻，因此我应有对敌作战之充分准备。”由于时机紧迫，又鉴于中原地区双方力量悬殊，毛泽东在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电报中指出：“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及突围作战，预拟突围后集中行动及分散行动两个计划。大概在突围及突围后一个时期内，以全军集中行动为有利；而在敌人追剿紧急、行军给养均极困难时，便应分为两股或三股，各自独立行动，可以避免集中行动之困难，而利于分别牵制敌人与互相作战略上之策应。”他富有预见，后来的中原突围就是这样做的：先“全军集中行动为有利”，困难时“分为三股，各自独立行动”。这是敌我力量悬殊条件下强行突围的正确方针。

　　随着局势的发展，毛泽东的指导越来越具体。6月19日，他又起草中共中央致郑、李、王的电报：“（一）宁周（指在南京的周恩来——引者注）电称：蒋决定大打，你处须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围。（二）突围后有两个可能前途：第一个能达向北目的；第二个被敌阻隔不能达向北目的。（三）因此你们须作两个准备：第一个争取一切可能向北；第二个在向北不可能时准备在国民党区域创造根据地，以待时局之变化。”

　　这时，中原地区周围的突围要点陆续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局势越来越危急。接到中共中央上述电报后两天，中原局在21日致电中共中央，提议在本月底实行主力突围。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电，果断地表明：“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

　　作出最后决断的3个来往电报是在5天内所发，可见局势已到必须当机立断的时刻。

　　蒋介石在决心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作为发动全面内战起点的同时，在军事上的其他方面还作了严密部署。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范汉杰说：蒋介石“利用停战‘调处’之机，把几百万国民党军队，调到了准备内战的第一线。当我1946年6月到南京后，从出席历次会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大体已接近完成”。

　　作为进攻中原解放区主力之一的整编第66师师长宋瑞珂回忆道：“中原解放军转移到宣化店地区后，地区狭小，给养困难。国民党在四周遍布军队，封锁监视。”“对平汉路以东的中原军区的部队，国民党军则采取封锁监视，不许越界购买粮食，妄图使其饥寒交困，便于尔后之进攻。对平汉路以西地区，不承认鄂中地区有解放军存在，则采取消灭政策。”6月22日，武汉行辕在汉口召集整编师长以上人员开绥靖会议。会上以命令式的报告规定：“整编七十五师，限6月底以前，‘肃清’平汉路以西地区的解放军地方武装；整编六十六师确实维护平汉路南段自信阳到孝感段的铁路交通；整编七十二师和整编十一师，即在麻城、黄安、黄陂、孝感之线，严密监视李先念所部之行动。均须于6月30日以前完成作战准备。”宋瑞珂还写道：“当时蒋介石的作战计划是，首先消灭中原解放军，然后把在豫鄂地区的兵力转用于陇海线以北，集中主力向老解放区进攻。”

　　一批国民党军的参谋人员和中级军官回忆道：“担任围攻宣化店中原军区的国民党军奉到命令后，即积极准备对宣化店及其附近地区之中原军区部队缩紧包围，严密监视，待命进攻。”“第五绥靖区司令部曾奉郑州绥署命令，并转各部队，命令要旨是：严密防守铁道沿线，不得放中原解放军越过铁路西去，中原解放军从哪一个部队防区越走，即以该地区指挥官是问。武汉行辕方面的部队亦奉到同样命令。”

　　蒋介石围攻中原解放区的作战计划，已化为具体部署。各项严密的军事准备，都规定必须在6月30日前完成，“预定于7月1日发动总攻击”。它的兵力是中原解放军的5倍以上。“合法转移”已无可能。中原解放军如果不坚决突围，无异坐而待毙。突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王树声后来总结道：“部队在被围的情况下，为了摆脱不利的形势，从被动中争取主动，保存有生力量，必须根据上级的意图，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实施突围。”“突围时机，应力争在敌人未完全达成合围，或已形成合围而未做好攻击准备，或已开始攻击而为我所阻止时，利用黄昏或夜暗突然实施。”“突围方向，应选择在敌人结合部，利用敌人矛盾或兵力薄弱部分，以及有利地形，以便集中兵力迅速打开通路，摆脱敌人。”“突围首要关键，在于打开通路。”

　　为了胜利地实现突围，有两个重要条件：必须正确选择突围方向；还要严格保密，并对敌方造成误导。

　　蒋介石这次围攻中原解放区是下了狠心的。他不仅挟着全国战场上的暂时优势，又以5倍多的兵力四面紧紧围困，经过长期准备，力图一举全歼中原解放军，制造一个规模更大的“皖南事变”。

　　无论从哪一个方向突围，都将面对异常凶险的局面，甚至有遭受失败的严重风险。这是一个需要高度智慧和胆略来作的选择。向南，是根本不可能的，不仅有长江天险阻挡，而且南方没有较大的根据地接应，也不符合“向南收缩”的方针。向北，河南大部分已处在国民党大军控制下，陇海、平汉两条铁路纵横贯穿河南全省，国民党军队调动便利。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孙震的指挥部设在驻马店，第六绥靖区司令官周碞的指挥部设在信阳，都在宣化店以北的豫南地区，正准备从那里共同指挥袭击宣化店地区的战役。向东，向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靠拢自然十分理想，这条路线距离最短，沿途比较富裕，群众基础又好，便于解决部队给养。但途中水网密布，不易徒涉，更重要的是这个方向是国民党军为防止中原突围部队同新四军军部会合而重兵集结所在。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1旅旅长皮定钧写道：“敌人为了防备我军向东突围，把主力布置在我东南北三个方向。”“敌人在我旅正面的五十里一线，就集结了第七、七十二、四十五、四十九等四个正规军。同时还故意在我东北方的潢川平原留出一个缺口，以诱我进入它这个预先布置好的陷阱里。”而且向北和向东，地形开阔，不易保持行动的机密性，对大部队来说，难以从这两个方向机动地突出重围。

　　剩下的只有向西突围，进入鄂豫陕边区的山区。这里山高路险，人烟稀少，粮食极为缺乏。国民党为了防止中原部队向陕甘宁边区靠拢，也沿平汉铁路驻有相当兵力组成封锁线，进行堵击。前途充满艰险，但这是大部队突围唯一较为可行的方向，也是中共中央和中原部队果断作出的选择。

　　突围行动的具体部署是：主力向西，其他部队分路突围。为了避免目标过于集中，西进的主力又分为南北两路：北路由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和第二纵队主力，经豫南向西突围，其中又由李先念等率领原新四军第5师主力为偏南的左翼，由王震率领359旅南下支队为偏北的右翼，两翼有分有合地前进。南路由王树声率领第1纵队主力，经鄂中向西突围。皮定钧、徐子荣率领有独立作战经验的第1纵队第1旅执行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西进的任务，向东节节抵抗，节节反击，造成中原部队主力即将东进的假象，把国民党军大量吸引过来，以后视实际情况灵活转移。张体学等率领熟悉当地情况的鄂东第2旅进驻宣化店接防，掩护主力安全撤离。其他如江汉、河南等军区部队也分散在周围地区积极活动，策应主力西进。

　　为了掩护大部队西进，6月25日起，“有意地川流不息地频繁调动部队，夜间把部队秘密地拉到西边，白天又急匆匆地向东开进，佯装成我主力部队要全力向东转移的姿态”，诱使刘峙将总兵力的1/3（约10万人）东移。26日，当国民党军队已以一部开始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中原军区部队正悄悄地开始向西行动时，在宣化店的中原军区大礼堂举行军区文工团“慰问”美方代表和国民党代表的文艺晚会。人们还看到过，李先念、王震和新任宣化店警备司令张体学在街上散步。27日，中原军区主力撤离宣化店，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向平汉铁路急进，张体学部仍留在宣化店。国民党当局到29日下午仍没有弄清中原军区部队的真正动向。

　　2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正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中原部队被攻，再不突围即被歼灭。为求生存该部决定日内突围，此举完全为求生存，并不牵涉和战问题。如政府愿和，应停止攻击和追击，允许该军由豫西渡黄河入山西或由陕西入陕北。”

　　6月30日，北路军两翼1.7万多人选择国民党军进袭主力整编第3师赵锡田部和整编第15师武庭麟部之间因行动迟缓造成的空隙地带，以猛烈行动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西进。第二天，南路军1万多人经过数小时的血战，也打开一条通道，突破平汉铁路西进。在东线掩护主力西进的第1纵队第1旅这时已灵活地跳出国民党军的内层包围。留守宣化店的鄂东第2旅也从国民党进攻部队的间隙中穿插行动，跳出包围圈。“突破了平汉线，部队大踏步前进，一口气奔出好几十里。”国民党军准备围歼中原军区的行动扑了一个空，一时还弄不清解放军的真实动向。

　　中原解放军主力能那么快跳出国民党当局自以为很严密的内层封锁线，实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们的军情报告和通讯联络也不灵敏。蒋介石日记中直到五六天后才对此有反应。他在7月6日“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李先念匪部主力由宣化店越平汉路西窜。所部指挥无方，防堵不力，使匪飘忽自如，如入无人之境，后患不堪设想矣。”在同日“本星期预定工作科目”中列入“对李先念匪部之兜剿部署及方针”。第二天，他在日记中痛骂：“此刘峙无能，所部不力，任匪横行，抑郁至矣。”

　　《事略稿本》记载，7月7日，蒋介石“以电话指示刘峙主任、胡宗南长官，关于堵遏战祸之要旨”；并电刘峙：“对李先念股除严令各军跟踪、不得停顿以外，并应特别注重空军与战车部队之使用。”此时他对刘峙已很不满，在9日日记中记道：“指示（范）汉杰剿鄂北与豫陕之方针，派其赴郑助刘（峙）也。”他对中原突围部队的动向仍捉摸不定。15日记：“李先念股已渡丹江，对黄河南岸渡口应准备堵剿。”17日又记：“李先念股已窜至荆紫关、南化塘附近。此时应调用豫北预备队至陕洛一带控制也。”

　　7月中旬，局势有两个重要变化。

　　一个是蒋介石已开始发动全面内战中另一个重点——大举进攻粟裕主持的苏中解放区。这和进攻中原解放区是同一计划，但兵力因此而不得不有所分散。14日，蒋介石“手书致徐州绥署薛岳主任，告以决于本月18日至20日之间开始对共行动，盖以共军坚不撤出苏北，谈判无效，不得不用局部军事，以求解决也”。他在7月14日日记中又写道：“今晨三时起床，祈祷可否剿共问题。得默示‘可剿’，乃即下令伯陵（即薛岳——引者注），决于18日、20日之间开始进剿也。”这样，蒋介石军事上的注意重点不能不有所转移。

　　另一个是中原解放军主力已接近陕西，蒋介石担心它能进入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地区，严厉叮嘱胡宗南尽力堵击。胡宗南是最受蒋介石信任的嫡系将领，所部长期在西北围困并监视中国共产党，兵力众多，装备比较优良，包括一部分精锐部队。这是一批新的对手。胡宗南日记中对蒋介石的再三叮嘱有许多记载。如7月7日：“李先念匪越南阳进逼新野，奉委座（指蒋介石——引者注）电话，迅予消灭。”27日：“李先念主力窜龙驹寨南四十里之寺坪附近。奉委座电谕：一、速打通南段同蒲路，可大批使用飞机。二、修铁路与工事同等重要。三、三十师之一旅应开潼关，三十六师可各抽一团，集中西安附近。四、范汉杰常驻郑州，帮助绥署调遣军队、整顿部队，特别注重快速部队，常打电话给余。”30日：“委座对李匪突围之事，严追责任，并限三日内肃清。余报告须待8月10日方能肃清，请展缓十日。”8月4日：“委座电谕：对李匪包围无用，惟有攻击。”“此次对李匪如不能剿灭，旅团长一律枪决。”到8月10日，原来限期已到，胡宗南仍无法完成任务，蒋介石也无法追究，旅团长一个也没有因此枪决，更谈不上“一律枪决”了。8月23日日记：“委座电话，王震之匪窜达公路时，可以战车、汽车堵击，你们要负责。”结果也没有追究什么人的责任。

　　为什么蒋介石如此三令五申，投入如此大的力量，层层堵击，要求消灭中原解放军，胡宗南甚至以“旅团长一律枪决”之类的话来威吓部下，仍无法达到消灭中原解放军的目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军队的素质、士气、纪律等根本无法同解放军相比。

　　胡宗南在日记中特地抄录了一段整编第90师师长严明8月26日的报告。严明是黄埔四期生，抗战期间担任过胡宗南的第1军副军长，是他的心腹将领，因此在报告中讲得相当坦率：“本部官兵心理，经此次剿匪可归纳为：一、怕死，不敢与匪接近，对情况道听途说，无切实报告；二、军纪，军行所过，军纪荡然，杀牛，啃包谷梗，翻箱倒柜，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即以柴火一项而论，山间柴火得之最易，而不一定要用柴火，而都用老百姓的门板；三、通信，无线电已失作用，通信技术不够，人员不够，因无译电员，书记不能代，现时密本使译电员已成为专门技术，如一三五旅与团五六天内，始终无联络，因无通信员及机器坏之故也；四、战术，部队长将许多兵放在山顶上、围寨内，而在隘路口、交通要点上，匪必经过地区，而不放一兵，匪逃跑了，不和你战，你的战术要点，变为死点；五、训练，战斗、纪律及训练皆差，应予严格。”所以，三天后胡宗南在日记中长叹：“此次剿匪完全失败。”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尚且如此，其他部队的状况可想而知。为什么国民党当局花了不少力量，而胡宗南只能叹息此次对解放军中原突围部队的阻击“完全失败”？它的原因实在不难明白。

　　尽管如此，双方兵力数量毕竟悬殊，国民党军还有飞机、大炮等武器优势；中原解放军向西突围所经山区地势险峻，土地贫瘠，给养难以得到补充，此前长期处于被严密封锁包围的环境中，体质十分衰弱，突围后经过一个多月在险恶山区连续行动作战，加上雨天泥泞，部队极度疲惫，造成相当损失。正如7月24日李先念等致电中共中央所说：“困苦之状绝不亚于红军长征后一阶段。”可以称得上艰苦卓绝。

　　中原解放军各路突围部队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经过一次又一次血战，终于战胜千难万险，保存住宝贵的骨干力量。北路军右翼的359旅8团、9团千余人以连续数天的强行军，赶在国民党追击部队尚未赶到时，先后越过川陕公路和西兰公路，在9月27日回到陕甘宁边区。李先念在8月27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三五九旅西进后，我在豫鄂陕边区的兵力共约七千余人（陕南游击队除外），比由鄂豫边区出发时减员约五分之二，好在是干部损失不大，部队建制尚未短缺。”突围部队根据中央部署，先后创建豫鄂陕和鄂西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豫鄂陕根据地主要是北路军左翼开辟的，鄂西北根据地主要是南路军开辟的），对国民党军继续起着重要的牵制作用。

　　蒋介石在7月27日日记中叹道：“陕鄂交界处之李先念部仍未能如期解决，牵制我军几乎在十师以上，故不克应援太原。”28日日记：“共匪狡计，以李先念股西窜，牵制我第一战区与郑州绥署所有之预备队，不能使我增援晋省。”30日“上星期反省录”又写道：“李先念西窜股匪尚未解决，牵制兵力，耽延时日，已达成共匪军作乱一部分之企图。”可见它突围后对蒋介石全面内战计划的牵制，在全局中仍有着不小的作用。

　　皮定钧等率领的第1纵队第1旅约5000人东进后，行动机智灵活，横穿皖中平原，强越津浦铁路封锁线，7月20日到达苏皖解放区，同新四军淮南军区部队会师。张体学等率领的鄂东独立第2旅6000余人在完成掩护主力西进任务后，奉命成立中共鄂皖地委，留在大别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罗厚福率领的江汉军区部队6000余人西进，与南路军会合后创建鄂西北根据地。7月29日，中共中央致电突围部队：“紧紧依靠群众，独立自主打游击；善于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灵活使用兵力。”

　　曾任豫鄂陕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陈先瑞回忆道：“至7月底，中原军区各路突围部队都先后实现了战略转移，并已肩负起在外线继续牵制敌人的重任，这就标志中原突围战役胜利结束。”

　　对中原突围应该怎样评价？对这个问题有一些争论。毛泽东和突围领导人李先念、任质斌对它做过分析。

　　毛泽东在1946年10月1日所作《三个月总结》中写道：“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李先念在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从事编写革命史工作的同志谈话时指出：“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因此，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如果有人认为中原突围就意味着失败，那是因为不了解历史情况。”

　　“在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六年六月的十个月时间内，中原我军的六万英雄儿女，把国民党三十余万军队牵制在中原地区，这就有力地支援了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兄弟部队，为做好迎击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如果不是为了牵制敌人，当我们结束了桐柏战役后，部队一直向东走，最多五天就可以到达苏皖解放区。那时跟在我们后面的国民党部队只有一个军，打过去毫无问题。后来突围，是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行动的，是有准备有计划的战略牵制和转移。”

　　任质斌在《关于中原突围》中写道：“中原突围是我党党史、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党中央、毛主席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将要开始时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原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企图消灭我中原军区主力、制造新的‘皖南事变’阴谋的重大胜利。”

“曾经有人怀疑过：中原人民解放军丢了原有的根据地而转移到其他解放区，那能算胜利么？历史事实回答：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保住像中原解放区这样的‘飞地’，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敌人的力量同我们的力量相比，敌人处于绝对的优势；而处于武汉外围的中原地区，又是敌人的心脏要害，敌人是势在必争的。即使中原解放军能打更多的胜仗，也无法保住原有的根据地不丢。这从一九四六年冬华中人民解放军在苏皖地区虽曾七战七捷，但仍不得不转移到山东的战例中，即可得到旁证。”

　　“还曾经有人说：中原突围以前的中原人民解放区，共有五万之众，经过中原突围后转移到其他解放区的只有一万几千人，减员这样多，还能算胜利么？回答说：国民党在中原突围以前和突围过程中，是想全部消灭我中原人民解放军的，但我中原人民解放军在经过半年多的艰苦作战后，却把部队的基本力量保存下来了，并且在转战于汉水东西、大江南北的斗争中，拖住了大量敌人，使之不能北上、东进，增强对华中、华北和西北解放区的压力，更何况中原部队在数量上虽然减员不少，但一九四七年下半年重返江汉的实践证明，在质量上却大大提高了。这难道不是事实么？！”

　　他们都对当时复杂的实际情况有真切的了解，能够从全局的战略眼光来审视事情的前前后后，这些话就把问题说得十分清楚了。

编  辑：吴志军

审  核：高远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