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倾听静默的声音
(本文作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抗日战争是中国充满荣光的历史。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作为国际社会“四强”中的一员，进入联合国安理会，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一票否决权，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国际秩序中扮演的被欺凌角色由此改观。这当然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与此同时，不应忽略的是，抗战时期还是中国人民遭受凌辱和苦难的历史，在日军侵略的铁蹄下，大批无辜民众罹难，幸存的民众也不得不承受流离失所的打击。这些辗转于战火硝烟下的普通民众，他们的痛苦和命运，虽然在大历史的书写中从来没有缺位，但是由于历史材料的留存、历史书写的习惯及学术兴奋点等因素，他们被关注的程度远远不够，多数民众成为历史书写中的失声者。
民众在历史创造活动中人多势众，理论上说，应该成为历史的主角。但是民众成为历史书写的主角，却有着许多不得不克服的困难。且不论观念上的原因，现实中也有许多困难。历史书写必须依靠文本和材料，这是历史这门学科无法摆脱的命运。对于过去发生过的一切，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布洛赫所言：“哪名历史学家不曾梦想和尤利西斯一样，可以喂养鬼魂以求问于他们？但现在不是招魂术的时代，我们已经没有别的机器去回溯时间，除了开动大脑，利用过去时代留下的资料。”可是，过往的历史材料和过往的时代一样，通常都会把视线集中于那些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事件身上，越早的记载越是如此。民众作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弱小一方，他们的声音常被忽视。即便留下了一些声音，也多经过转述和加工，里面传递的信息真假参半，很难分辨到底是转述者的想法还是民众本身的意愿。在历史上，由于发声空间及书写能力的限制，多数民众都没有记录自己所思所想和生活状况的可能，他们在社会政治大环境的挤压下，被技术性地忽视，这种忽视甚至看起来天经地义。材料和文本是历史研究者进入历史不可或缺的工具，当民众的声音无法提供给历史研究者时，即便历史研究者想为民众发声，也可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抗战时期，中国经济文化落后，民众发声的机会非常有限。战争状态下，时局动荡，社会混乱，人们颠沛流离，关于民众生活的记录更是难得。不过，战争也带来一些变化，由于异族直接占领中国大片领土，把整个中国都拖入持久经年的战争状态，予民众以前所未有的刺激，民众开始“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另外，经历近代以来的外力压迫，尤其经过五四新文化的熏陶，中国人的自我觉醒和民族觉醒都不断高涨。教育文化的发展及现代传播工具的诞生，也给民众发声提供了更多的技术支持。如果说，之前民众是历史的被动参与者，抗战及之后，民众越来越主动参与到历史的创造中，尽管他们的声音还很微弱，但是毕竟让历史研究者有了更多倾听的可能。
让民众在历史书写中发出声音，既是历史研究者应有的关怀，也是历史研究者需要克服的严峻挑战。要向着这一方向努力，当然首先还是需要尽可能地发掘更多面向普通民众的历史材料。很多时候，视野决定结果。如果眼睛向下，不是把视线仅仅停留于官方文献、历史档案、新闻报道等习见的材料当中，更多注意民间文献，包括日记、笔记、书信、照片等一些私人记录，可能会大大丰富材料的来源，使民众生活的材料不断浮现。其中，调查材料及各地的争讼材料，尤其值得高度注意。它们往往产生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从中可以窥探民众心理、风俗、婚姻、买卖、日常交往等观念和生活具象。尤其争讼材料以特有的生产方式，让无法或者无缘留下文字记录的普通人在争讼中存留下文字记录，得以在历史上发声。各种各样的案例，由于当事人的描述，呈现民众生活的千姿百态。争讼材料还涉及利益和是非之争，特别细致、具体，需要展现当事双方乃至各方的看法和行为，且以辩驳和追问的形式出现，精确举证、层层深入，为大多数其他材料所不及。
争讼材料当然也不是没有局限，争讼不是日常生活的常态，争讼中的许多话语及其呈现的观念、行为常常是社会中的异态。集中使用这些材料时，由于其密集出现，无论研究者和读者，都有可能认“异”为“常”，由此对当年的社会运行作出偏颇的判断，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不过，如果研究者和读者只是希望从中了解民众社会生活的景象，而不据此对当年社会运行作出全景式的判断，这样的陷阱完全可以避免。
除了尽可能发现更多能让民众发声的材料，历史研究者还可以做的是通过想象和共情，让历史上的民众通过研究者发出声音。多数人都会承认，人类的理性和情感经由社会生活后天习得，共有的环境、观念、文化塑造着人类，其间虽有变化，文化传统却得以代代相传。当代神经科学的研究证实，“在神经层面，诚如休谟所说，我们的心灵是‘他人心灵的镜子’”。正是经由此，我们可以在共有的生理结构和文化体系中理解和认知前人。历史研究可以依赖的文本总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文本间沟通联系、厘清线索、建立逻辑，是历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责任，而依赖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即为想象和共情。想象和共情可以帮助历史研究者回溯过去，也可以帮助历史研究者在无法得到直接材料时，通过蛛丝马迹获得经验，感知那些无法发声的民众的经历、痛苦、期待，重建他们的生活景象和心灵世界。即便这样做有些风险，历史研究者似乎也无法回避这样的风险，毕竟历史不能只有掌握话语权的那些人的声音。
具体到抗战史研究，如果更多把眼光聚焦于民众之中，抗战中付出巨大牺牲和奉献的民众就有可能更多地浮出水面。他们是一群人，又是一个一个的个体，共同书写着抗战这部大的历史。如果存着这样的想法，或许抗战史研究可以投入更大精力的领域还有很多。除了战争中最为人关注的军事和政治，起码还有如下一些方面或领域有理由得到更多重视。
一是流亡迁徙史。抗战时期，由于日军占据中国大片领土，中国人民经历了一个由沿海向内地、由东向西大迁徙、大流亡的过程。有研究认为，抗战时期中国人口的迁移数量当在1亿以上。这些迁移人口，有政府组织的西迁，有政府参与组织的厂矿和学校迁移，还有一些难民的内迁。难民的迁移比较复杂。有战争逼近后，城市居民向老家乡居地区的流动，中产以上民众向后方地区的流动，也有城乡之间、乡村之间短暂的避祸流动。
西迁的重头是大批学校的内迁，内迁的教师和学生构成西迁居民中的一个重要成分，据1938年5月的一个不完全统计，西迁人口中的文化教育者即占到55%以上。所谓“弦歌不辍”，指的就是文化人的内迁。众多来自沿海和发达地区的居民，为内地省份带来了较先进的技术、较高的文化水平、相对文明的生活方式，对内地形成一定冲击，相当一部分内地省份由此开始逐渐走上近代化的轨道。这是现有研究揭示较多的内容。
作为研究者，不应该忘记的还有中国人民在抗战大迁徙中遭受的巨大苦难，大批难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不少婴幼儿、妇女和老人因疾病、饥饿而被遗弃或死亡。据徐永昌记载，1937年12月5日，蒋介石曾于中山陵附近见一携妻带子之难民“凄惶路旁，询之乃悉敌攻苏州时逃出，现中山门拒难民入城。复询其将何止，则茫然大恸，虽予以资斧而不能止其怨苦，归来频语，这是谁的罪？”蒋之所见，只是九牛一毛。
大迁徙带来很多冲击和变化。比如“下江人”这一概念，由于大批长江下游民众的西迁，被大大强化。迁徙到内地后，人生地不熟的“下江人”失去了自己原有的社会网络资源，不得不利用自己带来的一点儿本钱摆摊、开店、做小买卖，维持生计。颠沛流离的路途、很难看到希望的战争、陌生无所依靠的环境等诸多因素，给这些迁徙人口心理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值得好好探究。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流动，且是在战争紧张环境下的流动，其间一定有着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是太少。
二是灾荒和被难史。根据相关研究，从自然变迁的角度看，在近代中国自然灾害的周期性波动过程中，中日全面交战的1937年至1945年，是自20年代至30年代中叶灾害群发生之后出现的一个相对平静期。但是，战争环境大大提升了灾荒发生的可能和为害程度。比如因为战争导致的黄河决口和人为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造成数百万流离失所的灾民。这些灾民一瞬间被抛进灾难之中，不得不承受战争直接带来的家破人亡，整个的生活和命运都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走向。这些灾民的生存、生活和心灵史很值得书写。包括那些默默在灾难中死去的灾民，如果有心人能从中打捞出一些早已沉没的故事，既是这些死难者的幸运，也是历史学的幸运。
抗战时期，除了黄河改道、1942年至1943年河南大旱及稍后广东大旱这些大规模灾害外，还有个人在战争中的被难史。比如日本人的轰炸和烧杀常常造成家庭和个人命运的巨大变换，一场轰炸下来，很多家庭的生存物资损失殆尽，丧失维持最基本生存的能力，命运出现一百八十度的翻转，由此走上沦落的不归路。很多人由于战争打乱了原有的人生行程，兵荒马乱之中，只能选择苟活。这些沦落者由于没有能力在历史上发声，历史研究者甚至很难注意到他们，遑论为之发声。倒是个别由灾难中走出的成功者，他们的励志讲述不断验证着“苦难是成功的垫脚石”的名言，让人忽略了更多被苦难吞噬的默默无声者。历史研究者注意这些被吞噬的小人物，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控诉，而是要看到灾难的无情和残酷，看到在这之下辗转无助的小人物的命运。
三是民众负担史。抗战是全民族战争，又是以弱对强的战争。为了抵抗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全国民众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包括担负对日抵抗的人力与物力支持。日本优势的战力造成中国军队的大量伤亡，仅1937年7月到12月不足半年时间里，中国军队人员损失即达447114人。巨大的消耗，使得中国方面不得不依靠过度的人力动员维持战争，后方向前线输出数以千万计的壮丁。整个抗战期间，全国征募兵员达到13922859人，补入部队人数12232973人。而前现代的组织、社会及执政党控制社会的企图和能力之间的差距，又使中国很难有效实现社会动员，征兵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乱象，民众是直接的受害者，他们的付出以及其间的苦难和挣扎，不应该被后人忘记。
抗战的物力消耗也非常巨大。山东根据地1940年有个报告说到战斗的开支：“平均战士每半年打子弹20粒，价洋15元；手榴弹平均战士每半年打8个，价洋12元，其他每人半年临时费洋1元，每年每个战士开支约129元左右。”与此同时，“党政机关人员每人每月4.5元，学校(抗大)每人每月6.25元”。可以看出，一个战士每半年如果打子弹20粒、手榴弹8个，花费27元，正好相当于一个党政机关人员半年的开支。而20粒子弹、8个手榴弹的战斗消耗，几乎是最低限度。战争打的是钱，而这些钱最后都要由老百姓来负担，中国的百姓可以说是匍匐在生死线上，支撑日本强加的这场战争。
四是女性史。女性在迄今为止的社会生活中，通常还是弱势群体，历史书写也如是。女性历史的书写要远远晚于男性，通常只是伟大男性身边的美艳陪衬。占据人类一半比例的如此之大的群体，却在历史中几乎失声，这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的，诚如英国女作家罗莎琳德·迈尔斯所说：“女性被排除在历史之外,象征千千万万个被压制的声音。恢复女性在历史中的位置绝非易事,任何女性史因此都必须留心空白、遗漏及似是而非的论调。它必须倾听静默，让静默发出声来。”
女性在历史书写中被“谋杀”，缘于她们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失语的位置。这样的位置，作为已经过去的历史本身，已经无法改变，但不意味着历史研究者就可以无所作为。作为一场全民族战争，女性的参与不可或缺，而女性的确也空前参与，尤其在中共根据地区域，女性已经获得了和之前大有区别的社会政治地位和发声渠道，越来越显现自己的存在。追踪这样的存在，是女性史书写可以继续努力的方向。另外，如迈尔斯所说，女性常常是“最大的受害群”，抗战时期尤其如此。日本人的战争暴行，通常都和对女性的性暴力相关，而战争中的混乱状态，也使针对女性的性暴力更为多见。战争中女性遭遇的特殊伤害及其命运，是历史研究者写不尽的话题。
女性在战争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战争导致巨大的变故和伤害，女性在这种时候常常以其特殊的顽强和坚韧的力量，支撑起一个家庭乃至社会。无论是家庭主妇还是军队中的看护及无数个普通的职业女性，她们都以女性特有的温柔和韧性，顽强扛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责任。
五是民众观念史。抗战是一场民族生存战争，日本军队对中国领土的侵占以及对整个国民的烧杀抢掠，客观上促进了民众共同体意识的觉醒。经济学家孙冶方说：“要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及其财产的一视同仁地用烧杀掠夺政策，一般人民很少感觉到自己和国家、民族之间有什么利害关系。”可以说，在抗战时期，最值得注意的观念变化就是民族意识的空前高涨。无论是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现代新儒学的崛起，都显示了强烈的中国民族意识认同的需要。社会学家陈达注意到，抗战时期昆明一般家庭贴的门联，许多都包含着国家民族的内容，比如“(一)革命完成国家独立，抗战到底民族复兴。(二)万众一体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回争取民族生存。(三)为整个民族求解放，从长期抗战谋复兴。(四)能战始能言和，有国然后有家”。一个本来长期对国家民族和政治无感的人群，这样的变化，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关于抗战时期的民族意识，尽管可以看到许多涉及精英层及概念本身的讨论，针对民众民族意识成长的过程、表现、状态的研究却很缺乏。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到底怎样？民众民族意识如何生成？民族意识和抵抗意识是怎样的关系？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的民族意识如何？沦陷区民众在日军统治之下，有着怎样的心灵史？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即便厕身日伪政权下的那些人，也无法完全无视其民族意识的存在。作家王林的日记中写下一个案例，河北河间抗日政权的萧区长被伪公安局局长刘永江包围，弹尽自杀，伪局长知道萧区长在群众中有威信，“叫群众捐钱礼葬，群众捐钱甚多。礼葬时他却也来到坟上，感慨流泪地大哭道：‘中国都像你萧区长可就好了’”。或许伪局长礼葬萧区长的举动只是收买人心，但他在祭奠萧区长时动用的中国话语，还是显示了“中国”这一概念在当年所具有的影响力，这是研究者不应忽略的。战时民族观念的生成及整个国民意识的变化，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课题，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还非常薄弱。
关于战时中国的研究，可以做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呼吁加强对默默无闻的个体的研究，绝不是说大的宏观性研究就可以忽略，更不是说政治、军事的研究无足轻重。实际上，和前者相比，后者仍然是研究的基础。只是说就研究的现状言，前者更为薄弱，更需要众多研究者入手和重视。何况在战争和灾难中，那些弱小的人们最容易被摧毁，也因此造成更多的无法发声者。倾听这些静默的声音，是后人无可回避的责任。我们踩踏了无数遍的基石，有时，正是历史的灵魂所在。
编 辑：吴志军
审 核：高远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