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芳‖一九二〇年初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争议

〔编辑手记1〕李国芳老师的这篇文章示范性地回答了两个经典问题，或许能给青年学者带来启发。一是传统议题如何出新的问题。关于劳动主义的兴起、实业救国的实践、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等，学界已有不少成熟研究，但从一次具体的招工争议引申到劳动主义与发展工商业如何平衡的问题是新的研究和写作思路。这种“小切口、大视野”的选题设计是学界所推崇的，可贵的是作者没有落入“两张皮”的写作陷阱，其观点自然地流露于行文叙事中，使延伸议论不至于空泛、具体叙事不至于琐碎，最后落脚到颇具现实意义的问题上来，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二是如何回到历史现场的问题。该文的研究对象十分具体，即一次招工引发的社会争议，距今已一个世纪有余，其时其事的具体情况难以确见。正因如此，虽然学界也曾注意过这次招工引发的社会争议，但既有研究仍没有很好地还原事件本末。该文在史料挖掘与解读方面更胜一筹，能讲清楚是谁在争议、争议什么、为何争议、争议的结果与影响，实属不易。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解读史料时保持着清醒中立的研究立场，没有被劳、资、学哪一方的观点带偏，既有置身历史现场的自觉，又有“倒放电影”的反思，在活泼的语言中澎湃着理论的思考，使读者不觉枯燥亦不觉混乱，于流畅叙事中感知历史的复杂面相。

〔编辑手记2〕李国芳老师的这篇文章可谓典型地彰显了早期知识分子对于资本主义的义正言辞的政治（道德、道义）批判、（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艰难发展以及普通民众对于资本（主义）雇佣制的复杂心绪之间那种巨大的历史张力关系，特别有助于历史研究者思考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长时段历史议题。大约具有历史张力感的选题都会带来别样的阅读和编辑体验，能让我们感受到如同历史万花筒般的那种特殊吸引力，这也大概就是本文吸引我们进入历史隧道深处的一个原因，也是历史研究本身的巨大魅力所在吧！另外，本文所开掘的一些民国报刊史料，很有史料价值。今后凡是研究和思考与资本主义批判相关的一系列历史问题，只有深入这种史料层级，大约才会取得学术新意。

〔编辑手记3〕这是一篇视角独特、非常有价值、有意思的文章。文章借助对1920年初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所引发社会争议来龙去脉的清晰描述，探讨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文章将一个看似微观的问题放在寻找拯救中国之路的宏观历史背景下阐述，至少为我们展现了三个层面的历史问题。一是反映了中共建党前夕中国社会复杂的政治经济格局，将中国社会在同一历史时空下所具有的不同发展状态和社会思潮，以辩论双方、沉默的湖南女工迥然的思想观点和行为选择表现出来。二是既要改造社会、富国强民，又要避免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社会危机等弊端，在不脱离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前提下，怎么才能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三是在皇权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后，从西方输入的各种“救世主义”盛行，中国人应该选择哪一种发展道路救治中国的贫弱问题。另外，尽管文章选择的研究对象比较具体，却能做到“一叶知秋”，如此研究历史，便无“碎片化”之忧。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近代以降，为了摆脱落后挨打局面，中国人“师夷长技”，掀起一波又一波学习西方的浪潮。西方工业化的经验乃至矫治工业化弊病的主张，一股脑儿地涌入中国。特别是到1920年前后，道术为天下裂，思想奔涌，道理繁多。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究竟是首先兴办近代工商企业、实现工业化、增进国民财富呢？还是从创办近代实业之始，就着手改善劳工的生产、生活条件，以避免西方工业化国家出现的贫富分化、劳资斗争、经济危机等“遍地荆棘”的前途呢？前一条道路，普罗大众似乎必须忍受长工时、低工资、劣待遇，确实比较“血腥”，不够人道；后一条道路，符合公正、平等的人类心理，近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念，似乎更为理想。这种因西方社会劳资矛盾激化而引发的类似的“道路”之争，百余年来，恰似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连续剧，始终不休。其中，1920年上半年围绕上海厚生纱厂到湖南长沙招募女工而发生的社会争议，可谓这类议题的序幕。

在这场争议中，厚生纱厂经理穆藕初等言富，信奉工业救国，看重效率；湖南、上海两地的众多知识人言理，信奉劳动主义，着眼分配，追求平均、平等。他们与厚生纱厂及这次招工事宜并无直接干系，却公开站出来，纷纷呼吁资方善待工人。结果，资方穆藕初有财富、有声望，却被人穷追猛打，只能应付防守，莫可奈何。事实上的强者，表现“中干”；知识人本来手无寸铁，却凭借“世界大势”和道德优势等，在阵营、声势上完全压倒对方。有意思的是，学、资两方为工人待遇是否合理争得不可开交，而直接的利益攸关方——湖南女工大体置身事外，基本上不为所动。她们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踊跃报名，坚决要求到厚生纱厂工作，可谓冷静的现实主义者。知识人担忧的劳资矛盾，至少在这次争议期间，就像根本不存在似的。

显然，知识界、工商业者立场不同，所据学说不同，着眼点不同，个体经验不同，对如何救治中国之贫弱，给出的解决方案迥然有别，乃至扞格不通。实际上，双方言行理据无不合理，至少部分合理。退一步讲，思想多元本属常事。各家互相辩驳、质疑，“真理越辩越明”。问题是，多种主义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域，每种学说“各思以其道易天下”，且自视正途，攻讦对方。这种全是全非、非黑即白式的论辩，结局便是道术水火不容，天下为之撕裂。换言之，恰恰是知识人、工商业者都自信正义而无共识，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才争议四起。相反，作为争论的焦点之一，劳工往往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只能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

从学术史来看，学界早已注意到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引发的此次社会争议，试图分清责任、区别对错，把争议归咎于知识人或资方中的单独一方，未能很好地还原争议的来龙去脉，也未能考察清楚争论中诸知识人的真实身份。本文希望抓住这个集劳、资、学三方于一体的早期事件，梳理各方言说，厘清各自关怀，展现彼此间冲突，揭示引起争议的深层次原因。

一、上海厚生纱厂到湖南招募女工

厚生纱厂，位于上海杨树浦，1918年6月投产，由颜料商薛宝润、贝润生等出资，以穆藕初任总经理。该厂打破惯例，率先引进美国的新式机器设备，纺出32支、42支及42支双股纱线。由于当时其他华商纱厂一般只能纺制20支以下的粗纱，“无形中厚生不啻为在华美国纺织机器之成绩展览会及实习工厂”。

1919年前后，受世界大战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国内外营商环境转好，中国民族企业呈现勃兴势头。同年12月底，厚生纱厂准备添雇工人千余名。其中50名女工，计划从湖南招募。按照当时惯例，上海纺织业的厂主或管理层多从其家乡，甚至同族或亲戚中招收工人。如厚生纱厂开工时，在近千名职工中，与股东、经理同籍的浦东人、江阴人、苏州人所占比重较大。这样做，企业主便于利用乡土观念管束工人。那么，此次厚生纱厂为什么打破成规，舍近求远，千里迢迢到湖南长沙招工呢？

原来，这件事与穆藕初手下的一名职员黄本操有关。黄本操，原籍湖南省长沙县，中学时因受种种刺激未曾毕业，忿然转去上海，进入一所职业学校——清心实业学校学习。从该校肄业后，经该校校长介绍，他到穆藕初创办的上海植棉试验场工作。在读中学时，黄本操就立志当一名工人。来到上海植棉试验场后，他夙愿得偿，欣然脱下“少爷衣服”，改穿粗糙结实的工作服，感觉“劳工实有乐趣”，后又将其从长沙县东乡高等小学毕业的妹妹介绍进厂。这时，听说厚生纱厂准备加雇人手，黄本操主动请缨，要求回湖南老家招工，并得到允准。

1920年1月初，黄本操返回长沙，随即在湖南《大公报》等处刊登招工简章。该简章载明：本次招募，女工限额50名；年龄须在14岁至30岁之间；体力强健，能耐劳苦，将来保证在该厂工作至少三年；每日工作12小时，日夜轮班(即“夹工”)，星期日休息；每月工资8元，视工作能力增减；免费住宿，饭费自理；赴沪路费，由该厂支付；需填写志愿书，由家长署名、商铺作保；等等。看到这种待遇，长沙当地“一般人都以为无人应招”。为了争取乡邻的理解和支持，以免真的招不到人，1月20日，黄本操特地邀请长沙士绅在私立自治女子职业学校(即湖南自治女校)开茶话会，详为介绍招工的初衷、条件等。

黄本操之所以主动申请回湖南招工，定有念及乡土、回馈家乡的成分。毕竟，久在上海，他知道厚生纱厂给出的待遇属于什么水平。

较之于同时期上海同工种女工，厚生纱厂在湖南的招工条件基本持平。在上海，1919年时，棉纺织女工的每日平均工资，最低0.18—0.2元，最高0.35—0.4元；昼夜轮班，每日工作12小时。德大、恒丰纱厂在早晚6时换班时、正午、夜半，各有15分钟至30分钟的休息时间；在国庆、令节、星期日，停工12小时休息。厚生纱厂规定，这批湖南女工日资0.3元、工时12小时等，确属上海同类企业的正常水准。

与长沙同工种工人相比，厚生纱厂的待遇则要优越得多。因为同一时期湖南长沙纺织工人的工资数据阙如，我们暂以湖南第一纱厂1921年开工时的工资标准作参照。湖南第一纱厂规定：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隔一天增加夜班6小时；每月放假2天，不发薪；每日工资二三百文，至多四五百文。此外，该厂招男工千人左右，女工只有56人。这与各国通例相较，是异乎寻常的。一般来说，女工手指纤细灵巧，工资低于男工，纺织厂更愿意雇用女工。按长沙1921年7月29日的行情，每银元合铜钱1715文。湖南第一纱厂工人日薪折合在0.117元至0.292元之间。长沙其他手工业工人，如泥木工、缝工、篾工、锯工等，在1920年初的工资与上述纺纱工人不相上下，每日所得300文至360文。长沙城周围种菜的农民，一家三口，终年无休，每日卖菜所得纯利600文左右，平均每人每天约200文。换言之，厚生纱厂给予湖南女工的待遇，与一年多后湖南第一纱厂的男女工人相比，前者的工资高于后者的最高平均工资，工作时间、假期等同样优于后者；较之于长沙的手工业工人、菜农，前者的收入同样要高得多。

黄本操还利用穆藕初的赏识和信任，准备为这批湖南女工作出特殊安排。他设想，乡间女子“纯洁而可靠”，招收女工时，必须城乡各半；入厂以后，可以专门针对这批女工设立“勤工会”，组织做饭、洗衣、缝纫、读书、写信、记账、游戏等。毕竟，当时上海要比长沙繁华、开放得多，长沙本地人难免担心这些女工到上海以后可能染上“奢华习俗”，“流为坏人”。

厚生纱厂设备新、管理严，称得上是上海的一家优秀纺织企业。该厂给湖南女工既提供难得的就业机会，又给予还算不错的工资待遇，黄本操肯定不会想到有何不妥。

二、湖南知识人接连质疑

20世纪最初一二十年，政府管控日弛，西方各种思想流派蜂拥进入中国。同时代的不同人群，同一人群在不同时代，往往借来不同的“主义”，视之为拯救中国的出路。

清末民初，“设厂自救”呼声日盛，政府也出台措施予以奖励，以商救国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声音之一。到1920年，包括工场手工业在内的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14%。不过，相对于庞大的传统产业，近代工商业仍显羸弱。其中，大部分又为外国资本所掌控。本国工业、交通运输业资本总额，以全国人均计，只有区区2.8元。近代工商业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反观西方世界，从资本主义制度诞生的第一天起，诸如贫富分化、劳资矛盾、经济危机等问题就如影随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些矛盾进一步激化，并在各主要工业化国家引发大规模的工人游行、罢工和起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乎走入穷途末路。劳动制度、工资制度是否合理，劳动条件是否人道等，成为全球主流知识界讨论的中心话题。

在中国国内，伴随着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劳资纠纷也呈现递增势头。从1917年起，上海各厂罢工的消息密集见诸各类报端。眼见西方贫富分化、劳资斗争、社会动荡，特别是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刺激，时人普遍相信，中国要富强、平等，无论如何不能再走资本主义这条旧路。“想学欧美各国，利用资本主义的毒药，发展社会的经济，是断然没有的事。”否则，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对于怎样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中国知识界设想，自己应该乘产业革命未兴之机，预先调整劳资权利、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做到双方大体平等、平均。他们开始密切关注旨在救治资本主义弊端的各色社会主义学说，如无政府主义、劳动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而劳工问题，经由上述各种主义的宣传，汇聚众多知识分子的目光。一时间，劳工被视为一切财富的创造者、“社会之柱石”，“劳工神圣”的口号风行国内。同时，欧美各国保护劳工的最新动态，如第一届国际劳工大会(1919年底召开)通过的八小时工作制、妇女特殊保护、禁止14岁以下童工等一系列国际公约，迅速传播到国内，成为知识界观察、分析中国劳工问题的重要参照和标准。

对于上述社会主义大潮的冲击，湖南长沙的知识分子自不能免。同时，缘于各种原因，长沙知识界的思想空前解放，新村主义、工读互助思想、无政府主义大为流行。1919年底，长沙学生赵五贞在结婚花轿中割喉自杀，在当地引发一场关于婚姻自主等问题的浩大讨论，一直持续到1920年1月下旬。此番讨论在湖南闯出先例：“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上海厚生纱厂来到长沙招募女工，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劳动主义议题。借着招工“活事件”来讨论劳动主义“学理”，在湖南知识人眼里，无异于“瞌睡来了有人递枕头”。

1920年1月27日是厚生纱厂在长沙招工报名的第一天。恰在这一天，湖南《大公报》率先发表署名“柏荣”的文章，一连提出12个“我要问”，炮轰厚生纱厂的招工动机和条件。作为当地的一名青年中学教师，对于西方盛行的八小时工作制和上海工人屡次罢工事件，柏荣并不陌生。及至从湖南《大公报》看到纱厂的招工简章，他不由得心生疑虑。他在文章中劈头质问厚生纱厂：为什么从上海跑到长沙来招募女工？“到底骨子里含不含着有别的什么意思？”是否为了避免工人再闹罢工？既存这种预设心理，他对厚生纱厂给出的工作条件很难满意。他接连发问：女工每日除睡眠8小时、吃饭1.5小时外，还须工作12小时，最后能剩下多少自由支配的时间呢？日夜轮班怎么可能不损害身体健康呢？以上海的物价，每月8元工资怎么够用呢？等等。在该文末尾，柏荣大声疾呼：“我很希望注意这个问题的人快来讨论，‘五十个人’的前途幸不幸，都在这三日内解决咧。”

柏荣的头炮基本确定了舆论的基调，立刻在其长沙的朋友圈中引起回应。“亚文”和“畅吾”分别写稿，发表于湖南《大公报》和《湖南日报》。他们除批评工资、工时两条外，还指出：女工入厂志愿书要家长署名加铺保，三年契约，统统等于漠视自由人权。

以上三人，“柏荣”，应是杨柏荣，又名杨国础；“畅吾”，即舒新城；“亚文”，应系文亚文。三人都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26年改为湖南大学)，当时均担任中学教师(舒新城刚辞职)，分别讲授数学、教育、音乐等科。

看到柏荣的这篇文章，黄本操未免忧心忡忡，唯恐招工计划泡汤。他找到中学同学——樵仲，央求借樵仲之名再度介绍厚生纱厂的招工条件，以“明真相”“祛人惑”。在征得樵仲同意后，黄本操以两人一问一答的形式详细解释说：将来女工到厚生纱厂后，不过做接断纱等事；每日工作12小时，轮班作业，实属与外国纱厂竞争不得已而为之。为此，所招工人必为“身体强壮能耐劳者”；限期三年，只因纱厂垫付路费盘缠，期满后去留自便；每月8元工资，与长沙相比，要高出许多，且能余下若干；遇有特别事故，可以请假返乡；纱厂正在为湖南女工专门建造宿舍；等等。

问题是，黄本操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再详细，也很难消除柏荣对将来劳资矛盾的担心。柏荣再次刊文，坦承自己对于纺织操作流程算是“门外汉”，可常识并不难懂：在不停息的机器前摇纱，断不会不费力气；这样每天工作12个小时，“是要性命相交的”；到上海那种百物腾贵的陌生城市，还不如每月少挣一两块钱，留在长沙的亲人身边。同时，《湖南日报》和《大公报》的编辑杨绩荪、龙兼公，专门在柏荣、畅吾、亚文三人的文章中附上按语，表达两家报馆的意见。他们站在柏荣等人一边，一致要求厚生纱厂给女工增薪、减时、抚恤，并批评黄本操未能释疑，希望他进一步作出书面总答复。

这时，招工已告结束，实招人数超过定额近半。黄本操本无义务，也大可不必与长沙的知识人再费口舌。他或许会觉得柏荣等人太过书生、不了解社会现实，可作为本地人，又深知得罪不起乡亲，特别是掌握着话语权力的知识人。他更清楚，自己只是粗通文墨，继续在报纸上“打官司”很难占上风，不如当面一次性说清楚。

黄醒，时任长沙楚怡学校的体育教师，其住所与厚生纱厂招工处——湖南自治女校同在学宫街，应该相距不远。1月30日，得黄本操亲到住处相邀，黄醒虽不情愿掺和此事，还是约好朋友柏荣、畅吾，一齐到大公报馆互作解释。

在谈话会上，黄本操针对长沙知识人提出的诸条疑问，根据自己的经验再三作说明：月薪8元为最低工资，事实上有增无减；每月食用最多4元，应有节余；摇纱之类的工种“都很轻快”；女工遇有疾病死亡，纱厂提供医药或抚恤费；勤工会各项事宜均安排在星期日休息时间。这些问题，有些缘于湖南知识人不熟悉纺纱工序和上海消费水平，有些则属于纱厂惯例，招工简章未能详尽列明。况且，柏荣等人并不研究经济，对工资、抚恤水平达到什么标准才算符合劳动主义，确实没有什么概念。故就以上五点，双方表示达成谅解。

可对工时、轮班、契约等其他三点重要分歧，两方很难取得共识。黄本操就事论事，继续解释说：工时12小时属于上海各纱厂现行的通例，日夜轮班为机器工业所必需，三年契约期丝毫不能更动等。黄本操中学辍业、在职业学校学习两年、做工三载，既难匹敌柏荣等人的识见，又与长沙知识人的言说主旨根本错位。他搞不懂，柏荣等知识人反对三年契约期，是因为这大悖于当时社会言论的主题之一——个人自由；他不懂得，湖南的这些青年人呼吁改革工时制度，缘于他们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参照系，以劳动主义为理据，以中国将来的出路为着眼点。

况且，黄本操只是暂时代表资方主持招工，他的角色类似于包工头。当时，受“劳工神圣”学说的影响，社会舆论对劳工多表同情和赞美。实际上，多数人在心里依旧保留着传统的“四民”排序，瞧不起工人。黄本操刚刚返回长沙时，仍如往常穿着工服奔走招工，结果“不见信于长沙社会”。不得已，他改易“数年前之少爷衣服”，始有与其“周旋者”。黄本操的这种身份，不免使其说服力大打折扣。

自知再作争论不会有什么结果，湖南《大公报》编辑龙兼公准备结束这一场争议。谈话会结束后，他请黄醒写一篇文章作个总结和了断。黄醒暂时应承下来，可心中耿耿于怀，觉得黄本操的解释背离自己无政府主义的断然解决办法，与柏荣、畅吾等好友的想法也相距甚远，极不情愿当记录员。结果，在发表文章时，黄醒对黄本操的解释和双方的部分共识，非但只字未提，反而气冲冲地表述道：黄本操“现在还在长沙，要知他的内容的可去问他”。

就在这两天，“佛兰克”和“负庵”只看到《湖南日报》《大公报》呼吁黄本操再作说明，而不见黄本操的“总答复”，便继续给《湖南日报》写信，批评厚生纱厂。负庵挖苦说：“我从前在日本各工厂实习的时候，瞧见朝鲜人是操十二点钟以上的工作，大约湖南对于上海是亡国奴！”“负庵”，亦作“负厂”“负盦”，应是邓负庵，其履历不详，曾长期供职于湖南《实业杂志》，任编辑、主编、发行等职。民国初年起，开始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普及矿学知识。《实业杂志》本系湖南实业协会的“言论机关”，以提倡实业为宗旨，其忠实作者和编辑却信奉劳动主义，破天荒地发表一篇这样的文章，言辞比那些中学教师还要激烈，足见时代潮流之汹涌。

黄醒既未履约，这次招工的名单又即将发布，“活事件”要变成“死事件”，龙兼公决定亲自上阵，把1月30日谈话会的内容公布出来，作为这场辩论的“小结束”。在总结文章中，在说完双方的共识和分歧后，龙兼公仍然感觉如鲠在喉、意犹未尽，实在还想“批评几句”。他再度向厚生纱厂呼吁说：八小时工作制已成世界潮流，穆藕初“虽不算资本家，却还是个有体面的商人，应该有较先的觉悟”，尽早实行；昼夜两班倒危害工人身体健康，“分做三班工作就不行吗？”苛守三年契约，中途不得辞职，“和有期徒刑的罪犯做工有何区别？”难道不能灵活处理，事前约定不满三年辞工时由铺保赔偿损失吗？

至此，在短短的七天时间里，质疑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的，计有长沙的知识分子柏荣(杨柏荣)、亚文(文亚文)、畅吾(舒新城)、佛兰克、黄醒未醒(黄醒)、负厂(邓负庵)、兼公(龙兼公)等七人，先后共发表八篇批评文章。

三、劳资双方的反应

在这次争议中，湖南女工的态度颇值得玩味。劳工的待遇如何，毫无疑问是争议的焦点。湖南知识人呼吁的目的，也是为这些女工争取更好的待遇。吊诡的是，读到柏荣等人连篇累牍的文章，当地的女孩子们仅仅产生过轻微的犹疑，报名热情基本没有受到妨碍。本来，报名期限只有三天，“还没到招工截止的期间，便争先恐后报名到一百余人，甄别以后，仍有七十余人”。其中，数名学生年龄小、体力弱且未得到家长同意，却不顾黄本操的劝阻，执意要到上海厚生纱厂工作。近一个月后，这批女工从长沙启程时，最初报名核定的73人仍余下64人，只有9人打退堂鼓。她们的行动表明，理论上应该对立的劳资双方，有时似乎也不尽然。

长沙的这些女孩子们为什么不为柏荣等知识人的言论所阻，至少目前尚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说明。从理性人的角度推断，她们踊跃报名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先，对于柏荣等知识人的疑虑，如工资少、工时长、倒班累、动作机械、合同死等，这些将来的女工肯定也想改善。关键在于，眼下怎样摆脱贫困、能够谋生，才是她们的第一要务。到工厂，特别是到上海的工厂做工，属于比较理想的选择之一。当时，在上海杨树浦一带，纺织厂林立。当地人得近水楼台之便，相率到工厂做事。结果“自从各工厂发达以后，一般劳动家的经济，很觉宽展”。其次，在20世纪头十年后半叶，中国的棉纺织业发展迅速，成为最大的工业行业。相应地，在该行业就业的工人数量也最多，大概占到全国工人总数的1/4。这种需求量极大、又没有季节性限制的职业，对一名文化程度不高的女孩子来说极具诱惑力。当时，社会劳动力供给充裕，纺织厂工人确实倍加珍惜自己的工作机会，时刻提防别人抢她们的饭碗。至于工厂工作的诸多艰辛、痛苦乃至被“压迫”“剥削”，肯定是应受到批判的。可对于长沙的女孩子来说，这些只能算是下一个阶段的烦恼。湖南知识人大倡的劳动主义，对于这些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甚至根本未曾上过学的女孩子们来说，差不多等于天方夜谭。希望她们在忍饥挨饿之时，去思考这些填饱肚子之后的宏远目标，并不现实。

耳闻目睹这些女孩子们不为所动的情况，招工批评者之一佛兰克大失所望。他颇为沮丧地写道：“像湖南这样生计困难，莫说只招五十名，就是要招五百名也有；莫说每月有八元的工食，就是更少一点，也有人愿意去；莫说每日做工十二时，就是再长一点，去的人也不得怨劳苦。因为各人只自揣暂时可以解除生计上的困难，日后的怎样，恐怕未研究过。”

这些女孩子们的态度，亦可从一位家长——叶之乔的反应中得到解释。在厚生纱厂招募的这批湖南女工中，有一个女孩名叶雪珊，其父叶之乔，时年46岁，曾任职于长沙的私立自治女子职业学校，当时在上海工作。从湖南《大公报》、女儿来信及旅沪同乡等处，叶之乔闻听长沙的争议，感到无法坐视不理，便立刻在除夕那天(1920年2月19日)前去拜访穆藕初。第二天正是春节，由熟悉工厂事务的朋友陪同，叶之乔亲自到纱厂参观。他发现，厚生纱厂厂房“俱照西式”，宏大宽阔，空气流通，卫生条件颇佳；附设医院，随时可以就医；女工工作，除摇纱“需略用腕力外，绝无痛苦之运动，行坐自由”，织布工还“甚有兴味”；初做夜工，肯定觉得辛苦，时间一长，也能适应。总之，厚生纱厂属于一家“极有秩序、极有计划与发展之工厂”。叶之乔与柏荣等人一样，同样是湘籍知识分子，可他非但对厚生纱厂没有丝毫批评，反而向那些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不能继续求学的高小女学生积极推荐该厂。他还暗含讥讽地说：那些“为劳工神圣之学说激刺脑筋”者，可以到厚生纱厂作一个劳工啊！作为一个父亲，对包括自己女儿在内的湖南女孩子应聘厚生纱厂，叶之乔深表赞同，不会觉得这可能有害于自己的孩子、乡亲。他作出这种判断并不是一时冲动，出发点主要是眼下的现实，考虑的主要因素应是该厂工作环境、待遇与自身经济条件、可能的出路等。

面对柏荣等湖南知识人一连串的质疑，劳方基本置之度外，处于漩涡中心的资方之一穆藕初持什么态度呢？

20世纪前后，中国的有识之士无不在吸纳西学，以图自强御侮。只不过，他们借来的思想资源，横向五花八门，纵向新陈代谢。穆藕初在中年之前，同样忧于时局，遍觅自强之道而终不可得。34岁时得友人资助，穆藕初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农学学士、硕士。凭借这些丰富经历，穆藕初深感实业关系国家之兴替存亡。“同是国家，同是社会，有实业则盛而强，无实业则衰而亡。天演公理，无从幸免者也。”1915年回国后，穆藕初在短短数年间，相继创办德大、厚生、豫丰三家纱厂；组织植棉试验场，引进推广美国优良棉种；发起组织华商纱厂联合会、中华劝工银行，扶助华商纺织企业。

这次，穆藕初同意黄本操回湖南募工，从最初公开的文字看，应该有两个考虑。一是他看到“湘省叠经兵事，生计艰难，妇女尤甚，特让出一部分工额”；二是想以此“开内地女界力食之风，并培养纺纱熟手，预为湘省振兴纺织工业”。从穆藕初一贯的行事风格判断，这并非纯粹的唱高调，也很难完全归类于冠冕堂皇的招工宣传策略。叶之乔当面听到穆藕初的上述言论后深为折服，也侧面说明此言不虚。换言之，可能在穆藕初看来，答应黄本操的请求，既能昭示其互助公益之心，又能送一个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穆藕初是否私藏其他动机，像湖南知识人所推测的那样避免工人罢工等，则不得而知。毕竟，半年之前，即1919年5月，厚生纱厂部分工人为了增加工资刚刚发动过一次罢工。

黄本操回长沙招工后，穆藕初很可能觉得不会有什么麻烦。直到叶之乔拜访之前，他对湖南当地的舆论始终未曾注意，也未置一词。经叶之乔提醒，他才陡然发觉此事。穆藕初行事直率，眼里不揉沙子，对自认为不平之事，丝毫不能容忍。2月23日(农历正月初四)，穆藕初立即在上海《时事新报》刊文，作出“总解释”表明态度。

穆藕初首先对湖南知识人的质疑逐条作出说明：厚生纱厂规定女工在应招时，须填写志愿书，并由家长署名和铺保，这属于中国传统的招工办法；给予湖南女工的工资中规中矩，并没有有意压低；工时长，缘自中国人口众多、工业衰微、投资环境恶劣、工人工作能力“幼稚”，厚生纱厂非如此规定，难以与英、美、日等外国纱厂竞争；工厂卫生问题属各国普遍现象，厚生纱厂已尽最大努力改善之；医药抚恤方面，工厂早已作出周全安排；等等。

穆藕初的上述解释有一定道理。因为主义不同，受到主义影响的参考标准不同，对工人待遇优劣的衡判可能大相径庭。再者，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工人忍受低工资、长工时、弱福利的煎熬，在大多数地区或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基本上很难避免，尽管这些现象并不人道，应该受到道德谴责和理论批判。

与柏荣等人不同，穆藕初并非纯粹的知识人。他出国留学，目的在“用”；回国办厂，在理想背后考虑更多的是现实可行性；更重要的是，他从西方拿来的救国宝典，是创办实业。再加上坎坷的早岁社会经历和丰富的公司治理实践，穆藕初自觉湖南知识人事理皆错。他分析说：柏荣、负庵等人之所以提出诸多疑问，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曾实地考察、真正研究过“民生之现状及工厂之真相”。换言之，他们一不懂“劳动问题之精义”，二不识“资本家压迫劳动家”的各种秘密手段，三不知中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四不解当下中国工人的教育程度、工作能力、职业道德尚弱于西方，五不明中国大多数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仍不及工人，六不思中国为何出现内需、自给双双不足的困境。穆藕初还讥讽说：湖南知识人正是缘于上述缺陷，才会囫囵吞枣，拿来西方的某些思想资源，“趁快一时，发挥不负责之论调”；而这些批判的武器却是“泰西之糟粕”，与拯救中国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等于“自杀主义”。在这篇“总解释”的末尾，穆藕初自信满满地强调：“救国爱群之要道，固在此不在彼。”

确实，论抱负和目标，穆藕初与湖南知识人毫无二致，同样是“救国爱群”。可要说“救国爱群之要道”，却是南辕北辙。对各自摸到的“要道”，双方都以为是正义的、正确的，都希望说服对方转到自己的“要道”上来。

共识难以达成，争议只能继续。

四、沪湘知识人新一轮批评

穆藕初没有料到，他的这种“总解释”矛头直指青年人热捧的社会主义学说，一下子捅了马蜂窝。一方面，这些新式知识分子大多比穆藕初年轻20岁左右，知识结构和观念大多要“进化”一两代，还掌握着各地区以至全国的时代话语权。这似乎注定是一场胜负毫无悬念的论战。另一方面，柏荣等青年人毕竟集聚在湖南一省，处于全国新知识群体的边缘，争论尚未溢出湖南。穆藕初讥讽劳动主义，等于向整个新知识群体，无论边缘的还是核心圈的，一概发出挑战书。一波范围更大、更猛烈的批评，汹汹而来。

朱执信，国民党的理论家之一，早在1905年留学日本时就加入同盟会。受当时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曾译介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共产党宣言》，深为其中的剩余价值说、阶级斗争说所折服。1920年2月29日，朱执信(执信)在《星期评论》撰文，首开上海知识分子批穆藕初的先河，矛头瞄准整个资本家群体。随后，独立撰稿人侯可九、社会主义信仰者李汉俊(先进)也加入战营。在湖南，柏荣等人再以集体的名义作出回击。“真心”也不想继续沉默，站出来反驳穆藕初，以正视听。

相对于前一阶段湖南知识人的“请愿”“质问”，这一轮批评的思想资源不再限于“劳动主义”“劳工神圣”等，而来自更丰富的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阶级斗争说；攻击的矛头也不再限于厚生纱厂及其经理穆藕初，而是针对所有的资本家群体；批评的内容不再限于工时短、工资低等苛待女工的具体问题，而是更猛烈地扩展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批评者的眼里，清末民初时，实业家备极荣耀；可现在，这个群体已被换上资本家的头衔，被贴上清一色的“掠夺者”“剥削者”符号。他们“仅知铜臭”“贪得无厌”，任意压低工人工资、延长工作时间，把工人当成牛马和摇钱树；工人却生活困苦不堪，日益失去做人的尊严。因此，“劳动家”与“资本家”才会形成对立之势。沪湘知识人纷纷警告道：资本家应该觉悟过来，主动改变分配制度，增加就业机会，缩短工人工作时间，否则，固守“工银制度资本掠夺”，“那小的就是同盟罢工和怠业，厉害一点就是俄国的榜样来了！”

沪湘两地知识人呼吁资方无条件改革劳动制度，实际上预设了一个前提。他们推演道：只要资本制度存在，只要资本家愿意雇用工人进行生产，就肯定能获利无数。朱执信曾分析指出：穆藕初等人鼓吹“振兴工业”“提倡实业”，实际上就是做生意。既然做生意，肯定不可能“牺牲了自己来利益社会”，何况“还是拣最好做的生意来做”。1919年，中国各纱厂所获利润多在100%左右，甚至2倍余，可谓空前。穆藕初经营的厚生纱厂，盈利银45万两，利润率38%，已属最低者之一。因此，当时的知识分子们暗想，增加工人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以及多买机器、多雇工人(以不开夜班)，工商业经营不会有什么困难，资方仍然有利可图。对此，“真心”讲得最直白。他诘问说：“你们当资本家的，总得要想想，你们每年的净盈利，不是几万几十万吗？这几万几十万，不是许多工人拿劳力替你们换得来的吗？为什么你们总不愿意多给他们几个钱呢？”“资本家少赚几个钱，又何害于实业的发展？”

就在上海、湖南知识分子对穆藕初等实业家群体口诛笔伐期间，3月10日，厚生纱厂在湖南招募的女工抵达上海。这一天，张默君公开披露说：厚生纱厂给予这批女工的工作条件，“据闻颇为苛刻”；其中，某女子师范学校肄业及女子中学毕业者数人，并未征得其家长同意，且年龄幼小，“按其体力不能工作”。张默君，辛亥革命前后即参加革命，创办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与神州女学校，在1918年到1919年11月间，曾奉派到欧美考察学习职业教育，可谓当时妇女界的风云人物之一。

以前，针对其他人质疑自己，穆藕初也作过解释，结果基本上风平浪静。他没想到这一次“总解释”会引起这么激烈的舆论反弹，演变成不利于己的“一边倒”局面。只有湖南《大公报》编辑“詹詹”，站在中立立场，对穆藕初与柏荣等湖南知识人各打五十大板。无可奈何之下，考虑到张默君熟悉西方职业教育，穆藕初便修书邀请其亲临厚生纱厂以探明究竟。在信中，他未作争辩，而是一味地诉苦说：他人的种种责难，本非自己本心，可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张默君接信后，又赶上旅沪之湘绅纷纷前来相商救助这批女工的办法，便很快于3月16日到厚生纱厂参观。她发现，厚生纱厂“建筑尚法效新式，各工作间空气亦不甚恶劣。各湘女工正在学习纱工，睹女士至皆喜形于色，围告来申后情状……其起居饮食，虽不如居家之适然，视彼江北苦工破屋不蔽风雨、薄粥不充饥肠者，固胜一筹矣”。只有数名女学生的确不堪劳苦，要求帮助。两天后，她立刻在自己编辑的《时报》“妇女周刊”版登载一文，公开上述见闻。在这篇报道的末尾，她意味深长地介绍说：“女士(指张默君——引者注)并对厂中执事及工人等演说，喻以劳工神圣之义，一面勉工人群力合作，一面劝厂主对于劳动者智识身家等有以补助，如劳工补习所、儿童公共保育所、义学、医院等，宜设法多设。”张默君系湖南湘乡人，社会影响力非同小可。现在，她一改先前对厚生纱厂尽是怀疑、指责的态度，大体表现得不偏不倚，甚至颇像在“说好话”。这就一锤定音，为这轮争议划上句号。

至于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专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专栏，转载上述大部分论战文章，并附上个人“意见”，则属于事后的总结和“借题发挥”，与本次争议已关系不大。以下为1920年初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问题争议文章及报道一览表。

1920年初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问题争议文章及报道一览表

五、结 语

综观这次争议，相关的论战文章及报道达23篇之多。其中，张默君、湖南《大公报》编辑“詹詹”态度中立，应排除在争议圈外。湘沪两地的知识分子相当于“控方”，包括杨柏荣(柏荣)、文亚文(亚文)、舒新城(畅吾)、佛兰克、邓负庵(负厂)、黄醒、龙兼公(兼公)、朱执信(执信)、侯可九、李汉俊(先进)、张效敏(真心)、陈独秀等12人，先后发表文章共14篇；“辩方”仅有厚生纱厂经理穆藕初、招工负责人黄本操(借其同学“樵仲”之名)、女工家长叶之乔等3人，公开发声4次。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誓要争出个是非对错。结果，控方完胜，辩方被打得落花流水，基本上丧失还手之力。

细究其中原因，实际上并不复杂。清末以来，商人人数虽众，可大多知识结构陈旧，信奉“在商言商”，缺乏政治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基本上不问政治。像穆藕初这样有新文化素养和专业知识的新式商人，刚刚崭露头角，难免势单力薄。这就注定穆藕初不可能得到同侪的声援和力挺。相反，伴随着创办新式学堂和出国留学，新式知识人迅速成长起来，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舆论；何况，他们这次是在为弱势女工鼓与呼，占据着道德高地。

可如果倒放电影，我们会发现，表面上的暂时胜负并未解决根本的问题，救治中国的学说和道路依然未明。原因何在呢？当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正是这股新思潮的根本手段。在上述争议中，控辩双方研究的问题并无二致，均是改造社会、富国强民；所借重的思想资源，无一例外的是从西方输入的学理。然而，西方列强并非一模一样，政治制度、经济发展路径、文化传统、国民素质各不相同，各国均有优缺之处。什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国家主义；什么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什么工业救国，文化救国；什么日本的，英美的，德国的，不一而足。更不巧的是，当时西方工业革命已逾一个半世纪，成绩斐然，同时工业化的弊病日益显现。为此，调整、救治资本主义的各种主张，如劳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主义学说迅速成为世界知识界的主流话题之一。20世纪初的中国已然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传统的文化价值，原以天下观为核心，此际加速瓦解。国人的精神世界突然失去立足点，茫然不知所向。原来亦步亦趋学习的偶像——西方资本主义，也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而黯然失色、分崩离析。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却看到西方前现代的、现代的乃至现代化后的多重面相，发现形形色色的各式学说。再者，清末以来，中国经济日益呈现二元甚至多元发展的趋势。在广大农村，传统的农耕经济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在东部沿海城市，大量的现代性因素正在日益生长，甚至某些工业化后的现象如工人罢工等也露出苗头。与此相伴，各种职业、各种阶级、各种利益群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社会。中国本土的“问题”，自然层次繁多，扑朔迷离。

国内复杂的政经格局，叠加西方各种强势文化，致使暂失方向感的中国知识人愈加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他们纷纷从西方不同国家输入不同学理，借以研究中国问题，提出不同的救国方案。“救国爱群之要道”一时呈多足鼎立之势。对此类现象，鲁迅形象地描述道：“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

在理论上说，有不同学理、存在各种争议，属社会正常现象，不足为怪。问题是，在心理和思想价值观层面，几千年的父权制、皇权制给中国人投下的阴影根深蒂固，“定于一”的观念积重难返。历经民初以降民主制度的实践熏陶、新文化运动的宣传影响，在中国大多数国民，包括知识分子的头脑中，意见多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尚不可能沉淀为一种原理性的潜意识，争高下、比对错的二元逻辑仍然占据主流。他们各自从西方拿来的“主义”多本互斥，这时更加笃信，只有自己才看出中国的病灶，只有自己凭借的学说才算正义、合道，只有自己提出的方案才算正确；同时，他们又无视对方言说之任何合理性，批评对方之学说和方案完全谬误。总之，双方都坚信只有己方才掌握真理，誓要争出个子丑寅卯来。以“主义”为界线，不同群体乃至同一群体内部就此撕裂。要包容彼此，达成任何共识，可能性微乎其微。

具体言之，穆藕初、叶之乔等人所看重的，是西方产业革命的正面，是工业化的成绩，即财富的激增、国力的增强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柏荣等青年知识人从西方观察到的却是产业革命的反面，是工业化社会的弊病，即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社会危机。结果，穆藕初等人从西方拿来的救国办法是举办工商实业，把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推进到工业社会；而柏荣等知识人多借鉴西方国家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成果，如无政府主义、劳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以为救治中国的手段。穆藕初等侧重于生产，希望通过渐进、间接的途径，做大财富蛋糕，以达到国富民强之目的；而大多数知识人倾向于从分配环节着手铲除不平等现象，期待资本家立刻觉悟，主动给工人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福利待遇，预防资本主义危机，避免社会动荡。以上分歧裂变的结果是，穆藕初讥讽对方的劳动主义学说为“泰西之糟粕”，无异于“自杀主义”，指责对方踏空凌虚、空唱高调，“仅作片面之言论”；而柏荣等湘沪知识人则基本上忽略工商业者的自利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把举办实业一概置换为资本家剥削劳工、唯利是图的行为，再以此为前提，拿来劳动主义、“劳工神圣”学说，以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为参照系，预想着重解决“现在世界上所公认为最恐慌最重要的劳动问题”，矫正资本主义制度。这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专栏中的《我的意见》所言：“中国的资本固然还没有集中到工业上，但是现在已经起首了；倘然仍旧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前途遍地荆棘，这是不可不预防的。”

对于工业革命、现代化与劳动主义、“劳工神圣”学说的是非曲直，学界已有公论，在此不再赘述。就其相互关系来说，历史的长程显示，至少在中国，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各种学说自有其合理的成分。不同学说并非水火不容，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不同学说彼此尊重、共生调和、互补融合，才能促进思想的进步，才能形成更接近正确的救国方案，才能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例如，与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事件同时，1920年2月14日，侯可九，这位后来同样谴责厚生纱厂的记者，在上海《时事新报》刊文批评商务印书馆工时过长，“待工人甚苛”。看到这篇文章后，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即找人查明其他出版社工人的待遇以资比较。3月上旬，商务印书馆虽并未回应侯可九批评的重点，但确实准备改善工人的福利待遇，如设立公共浴场、公共商店、暑雨休息室、厂内盥室便所，给工人子女免除全部或部分学费等。这无疑属于资方与知识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再如，20世纪40年代初，中共提出新民主主义论，肯定“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合理性，同时强调以资本家有利可图为前提调整劳动制度，就是汲取不同学说合理性的一个例证。也正是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依凭，1943年9月穆藕初去世后，中共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才会专门发表消息和短评对其作出中肯评价。中共公开肯定：“穆先生一生奋斗的历史，正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部活的历史……他实施三八制，注意职工福利，培植人才，爱护青年，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深纪念的。”否则，依照柏荣等人的说法，依照中共建党之初的纲领，穆藕初这个“资本家”在中共的宣传中不可能像这样来盖棺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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