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骏‖觅求“真实”与理论反思——对百年中共党史研究的两点思考
（本文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百年中共党史研究硕果累累，成就斐然。举凡著作、论文、传记、年谱、文集、资料汇编等公开出版物就已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为后来者铸就了高台、建立起楼宇，在此基础上的临风远眺便有了进一步的可能性。当然，研究者在驰目骋怀之际，也仍需要更仔细地观察高台的形制、楼宇的结构，才能一方面更加发挥党史研究“教科书”、“营养剂”和“清醒剂”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也让党史之远眺和遐思更有凭借与力度。在这一观察过程中，觅求“真实”与理论反思既是党史研究一直要做的工作，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任何类型的历史研究都迫切需要推进的任务。
历史研究的首要目的是“求真”，党史研究亦不例外。但对于何为“求真”、如何“求真”，目前却存在不同的理解，其中的一个强势面相就是把“求真”简单地理解为“求真相”。“真相”特别是人、时、地等细节性真相是史学的基石，比如在党的历史上某次重要会议何时召开、何处召开、几人参加，最早涉及重要理论概念的文章为哪篇，某次著名战役伤亡几何、战果多少等等，当然是党史研究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这些毕竟是“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史学的“求真”，除了“求真相”，还要“求真实”，二者相辅相成，联结互补，方能切实推进党史研究。
所谓“求真实”，如做最大简化地界说，就是把握一个完整的世界，建立细节真相之间的联系，破除截然两分的思维。李达曾言：“史料的缺乏，阻碍我们研究的进行；而史料的真伪的鉴别如有错误，结果必会颠倒历史的真相。”在今日这个“史料爆炸”的年代，史料“缺乏”的状态已得到很大改观，但史料“多”是不是就一定能推进历史研究？其实未必。一个显而易见的状况是史料“多”，大大增加了史料真伪鉴别和史料剪裁取舍的工作量。相较从前，研究难度在史料获取方面虽然降低了，但在史料“加工”方面提高了。同时，史学“考证”从来不是一堆史料的简单铺排、串联和叙述。蕴涵细节“真相”的史料很多时候并不能够直接得出“历史真相”，“历史真相”恰恰需要把握住“历史真实”才能得出。下面兹举一例加以说明。
1923年初，因蔡元培辞北大校长事，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写有一篇名文叫《蔡元培是消极吗？》，文章讽刺某些人“今天谈安那其，明天不妨捧小政客；今天谈共产主义，明天又不妨作教育次长”。其中因“谈共产主义”被胡适讽刺的人物，长久以来不少研究者认为是陈独秀，如《陈独秀年谱》编者就认为这段话是胡适对陈独秀的“人身攻击”，并特别作按语说，文中的“教育次长”指“陈独秀曾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胡适的文章当然是因陈独秀发表在《向导》上对蔡元培辞职事的评论而起，表达他不同的意见。但这并不代表胡适笔下的“教育次长”指陈独秀，其实他说的是当时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胡鄂公。胡鄂公的生平经历及其与“共产主义”的离合，有待另文详考，此处不便展开。但将北京政府的“教育次长”与风马牛不相及的“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等同，这种明显的“历史真相”错误大概不是因为《陈独秀年谱》的编者掌握史料不够多，恰恰是因为他们对“历史真实”把握不足。围绕此事的“历史真实”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基本逻辑。在1923年1月至2月的时间点上，胡适眼里的陈独秀确实“左倾”，二人在政治立场上分歧甚大，但由此而来的推论应是胡适认为陈独秀真在讲“共产主义”，不会推论出陈独秀表里不一，讲共产主义是假、逐禄追名为真。
第二个层次是引发二人争论的大事件乃北京各高校师生驱逐政客彭允彝担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陈独秀在《向导》的评论中强调打倒北京政府的“恶浊政治”，要依靠民众积极运动的力量，不能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胡适则认为：“在这个猪仔世界里，民众固不用谈起，组织也不可靠，还应该先提倡蔡先生这种抗议的精神……先要人不肯做猪仔，然后可以打破这个猪仔的政治！”可见，二人对北洋“恶浊政治”的认知是共同的，不同的是他们改变“恶浊政治”的手段。因此，若要确定胡适笔下谁是“教育次长”，谁捧“小政客”，应在北京政府官僚议员的“猪仔世界”内锁定，而不会是陈独秀。
第三个层次是胡适与陈独秀虽有笔墨之争，但若双方文字中存在“人身攻击”的部分，大多时候并非指向对方，因为二人私底下关系非常不错。如1923年4月7日，陈独秀写信给胡适，开篇即“弟已于前月廿六号到广州，一切平安，勿念”，接着推荐瞿秋白的书，请胡适“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最后要求胡适《努力》“每期赐寄一份为叩”。可是这封信到了《陈独秀年谱》编者笔下，被过滤了众多能反映二人关系的细节，只剩下“致函胡适，催早日出版瞿秋白介绍‘新俄’的书，告广州局面‘尚称巩固’，‘孙（中山）公政策以锐意裁兵为天下倡，一时决无向外发展计划，鄙亦以此计良佳’”。更需要指出的是，作为陈独秀的专门年谱，前引信已明确陈独秀“前月廿六日”即3月26日到广州这一细节，但编者将时间误植为2月26日。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只有把握住“历史真实”，才能真正逼近“历史真相”。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是联系地、动态地、发展地考察历史，因此在“历史真实”的把握过程中要警惕固化历史，将一些结论视为天经地义，不容更动。前述例子虽是一个关于“历史真相”和“历史真实”关系的小问题，却能反映党史研究领域对于中共与胡适等人关系的一些思维定式和固化结论，进而从一个侧面提示研究者思考相关的更大问题即1921年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
所谓“三次论战”指“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论战、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论战。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曾编过一本《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三次论战资料选编》，资料极好，大大方便了研究。其他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资料集也多会选编“三次论战”的资料。这些资料集在呈现中共知识分子自身言论的“历史真相”方面已基本完备，但在把握“历史真实”方面，从今天来看仍有一些未尽人意。这些资料集虽然在取材上已相当程度体现了毛泽东所言的“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的倾向，但不足也比较明显，主要是一些文章并不太容易被纳入“对照”的范围，但能反映当时“主义”传播的一般状况和其他状况，以上资料集就常不选入，如《国民公报》《时事新报》和一些无政府主义小报上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基于以上资料集，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些相关著作在预设里较普遍地将“三次论战”视为“敌对双方的斗争”，其论述常凸显双方的针锋相对，呈现的是新兴的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主义”只有“斗争”的场景。因此“三次论战”的研究突破点，就在于以丰富“历史真实”来推进认知“历史真相”。最近30多年来，学术界已为此作出了持续努力。
毛泽东曾指出：“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这虽然说的是1927年以后的情况，但亦反映毛泽东深知陈独秀“联合”多于“斗争”的长程“历史真实”。对此，胡绳在1990年主持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初稿时已指出：“同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论战，与其讲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第一次论战，不如讲是初期新文化运动内部发生了分化。”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表述里，“问题与主义”之“论战”改成了“论争”，其他两次则仍是“论战”。到1995年，胡绳更正面指出，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即使梁启超、张东荪反对当时搞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也不能说是反动的。这样的观点写进了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三次“论战”都改为了“论争”。
胡绳等学者将“论战”改易为“论争”，虽只一字之差，却是把握住“历史真实”的卓见。至少在1925年之前，李大钊、陈独秀与胡适等人的关系基本属于“我们”的范畴。至于社会主义论战的另一方主角——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虽然被胡适等人区分为“他们”，在相当程度上相较李、陈、胡之间的关系疏远，但这种“疏远”也需要作出一些分析。一要看时段，至少在1920年11月前，“我们”和“他们”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一个明证是研究系机关报《时事新报》会持续登载《新青年》的广告，称其为“最有进步的月刊”，并特别说到《新青年》的“‘易卜生号’、‘戏剧号’、‘马克思号’、‘礼教号’，在中国杂志界，算是创举，颇有特别的精彩”。二是即使在此之后，也不能说双方就是完全的“敌人”，共同之处其实不少。罗志田就指出当时各方比较接近的大致有两点：“一是中国必须借重西方的主义或学理，但却不能照搬，尤其是不能照搬资本主义；二是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也就是民生问题。观论战各方所提的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案，虽然出发点和所用的标签不尽同，具体的措施也不一样，但均对资本主义持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而倾向于某种社会的解决。”
罗志田的精彩分析勾画了建党前后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浑朴”局面。“浑朴”局面或未必有助于分辨敌我，但若如前文所述分明的“敌”“我”在不少时候本非“历史真实”或“敌方”其实另有其人，也可证明在建党前后，中国大地上已有着政治派别立场虽不同但齐声呼唤社会主义、扬弃资本主义的共同基础。共同基础的存在，正从一个侧面说明数千年文明史、近代人民斗争史和中国共产党奋斗史之间的紧密联系。1928年，陈恭禄曾批评吕思勉“先有了中国已有共产社会的成见，便武断孔、老的理想社会，作为追想共产社会”的认识，吕思勉则回应说，“鄙人本未谓孔老之说，即欧洲十九世纪之共产主义也”，但“一人之思想，不能全无事实以为根据，儒家所述制度，谓其杂以理想，非纯粹古代之制度则可，谓其中全无事实，纯出理想，则不然也”。吕思勉的话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它说明中共建党除了外来的理论与支持，更有内生于中国、植根于历史的理想与事实。这些理论、支持、理想、事实共同构成了围绕于“中共建党”这一伟大事件的历史环境，其间有许多真相值得继续追索研究，有更多真实需要继续联系体味，而更多“历史真实”的联系和体味则与“理论反思”这一问题紧密相关。
理论时常需要反思是因为理论需要直面学术研究、社会生活与政治发展的矛盾处和尖锐处。在建党百年之际回望，大略可以说，中国自1840年以来走过的理论探索历程，很大程度上是向域外学习（无可否认，原初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舶来的、域外的）并不断使之中国化的过程。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之前，已有形形色色的域外理论传入，并在中国改头换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之后，它即处于与之前传入、同时传入和之后传入的各种理论的竞争之中。直到今日，竞争也不能说已经终结。这样的竞争对历史研究有着深刻影响，具体到党史领域大致有两个醒目问题。
第一，如何认识帝国主义。这个问题在40多年前答案是比较清晰的，按照《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经典说法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到1990年前后则变为了“现在我们的文章连帝国主义也不大说了”。从“最主要矛盾”到“不大说了”，变化不可谓不大。这个“不大说”的局面到当下也未有根本性改变，究其原因则有表象和实质两个方面。
从表象上看，这个局面的形成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党史研究的互通有关。近30年来，大量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人员进入党史研究，大量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具体成果为党史研究所借鉴和吸收。这一方面当然是令人欣喜的彼此开放和互通有无，但另一方面也不能说全无忧思之处。就笔者的有限观察，目前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理论依傍中，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党史理论，彰显度实在不足，蒋廷黻、陈恭禄等民国史家的观点和海外研究尤其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理论则占据了更为显著的位置。
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初兴，蒋廷黻、陈恭禄等史家的著作或因其自身学术位置，或因被遴选为大学丛书而风靡一时。近40年来，民国怀旧之风和“现代化史观”构建又让其人其书得书商追捧，受读者关注。时至今日，沉心而思，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不过是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则为一面面俱到之教科书。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有草创之功，但其水准评价到何种程度亦需有一定分寸，而其所涉之理论、史观则更有重加检讨之必要。
所谓“现代化史观”一说本有可讨论的余地，因为（阶级）革命史观从来也没有说不要“现代化”，只不过如胡绳所言，现代化（工业化）的道路有两条，其中一条道路是在不根本妨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发展工业，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发展工业的道路。走这条路，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而阅读蒋廷黻、陈恭禄等人之书，这种以“不根本妨害帝国主义”来实现现代化的论述比比皆是。比如陈恭禄就说：“小国政治入于轨道，内则维持境内之治安，外则遵守国际间之条约，实一主因也。中国对外，本于固有之思想，应付新环境之问题，徒供外人侵略之口实，造成现时国际间之局势。”蒋廷黻讲得更加直接：“一切的有作为的，向上的民族都在那里求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的膨胀。古代如此，现在亦如此……甲的势力膨胀过于乙的，如列强与中国之间，那末帝国主义自然而然的就来了。这是一种天然现象，无所谓善恶。如要谈善恶和责任，那末强者和弱者是同等的须负责。”
这些论述作为表象，背后反映着“不大说”帝国主义的实质，即历史研究事关万千人心目中“过去”的竞争，党史研究尤其如此。20世纪30年代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与其他人士分享、书写着一个共同的“过去”，这个共同“过去”的核心之一，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于全世界的压迫和对中国的侵略。但另一些人士虽然在同一时空下，他们是否分享、书写着共同的“过去”则相当可疑。上文所引蒋廷黻的说法即来自他在美国求学时阅读的霍布森《帝国主义研究》，读完此书后，他的想法是：“殖民地区与被殖民地区之间的力量相同，就不会发生所谓殖民地化的问题。在不同的力量间予以调和能解决殖民问题吗？彻底消除殖民对人类能产生绝对好处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殖民或帝国主义并不深恨……那些日益继日终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而不能提高自己生活水准的人，我认为他们是自戕、是怯懦。”
很明显，如何看待殖民问题，如何理解帝国主义，蒋廷黻等人的理论原点和基本观点都与党史研究的理论原点和基本观点大相径庭。时至今日，这样的冲突并未消解，当然也不宜消解，否则类似“英国对所有参预建立大英帝国的人，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都用不着抱歉，因为帝国主义的种种是混杂的，但总说起来，都是有价值、仁慈的”这样的观点，仍可能以各种面貌或明或暗地出现，进而影响党史研究的科学性。
第二，如何运用域外理论。40多年来，各种各样的域外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登场，层出不穷。仅就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影响较大的举例，就有费正清、施坚雅、柯文、福柯、哈贝马斯、萨义德等一众姓名，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就理论本身而言，这些学者的影响力本不在同一量级上，有的对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皆有影响，有的则只是在美国中国学中国史这一分支上有所影响。这还只是就国际学界的状况而言，他们的学说进入中国以后，又有另一番模样。福柯、哈贝马斯、萨义德等人的学说尚有各学科较深入的研究，而引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是挪用是否得当、焦点是否失准等。费正清、柯文等厚厚的著作则或已被缩略为几个词汇，如作为事件的、经历的和神话的义和团历史；或简化成几个表述，如“冲击—反应”模式、“在中国发现历史”等。其实他们的学说本身能否构成“理论”尚待斟酌，即使可构成“理论”，围绕这套理论的生成、延展、中国流布等问题也大多还缺乏细致扎实的研究，这里所谓“细致扎实”指的是厘清它们的前后左右，真正去探求、理解费正清、柯文等人的词汇、表述从哪里来，又以怎样的方式、在哪个层次发挥影响，而不是如目前这般，一些研究者只及其片言只语，不及其整体结构；多流为海外学林的掌故逸事，不做著作、论文的严肃分析；仅着眼美国中国学这一分支，而不探求欧美整体的学术环境。
进一步说，上述理论学说在严格意义上都已不算真正的“新”，各种以“新”“全球”“后”等为前缀的理论更为后出，也更为多样。这些理论学说作为学术百草园中竞存之一枝，均有其独特内涵和认知价值，但就党史研究乃至任何一种历史研究而言，求“新”与求“根本”一方面有相合之处，因为“新”若能立得住，就证明其有助于“根本”，但另一方面，二者也有所区别。因此，若以求党史研究之“根本”为本位，以“新”理论学说为辅助，则在建党百年之际有以下方向值得深入思考。
首先，围绕马克思主义原典所产生的诸种材料，一方面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根本”立足点，但另一方面也是从事新的报刊史、阅读史、传播史研究的起点。以世界上第一家无产阶级日报也是第一个共产党实际上的机关报《新莱茵报》为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直到2020年，在四川大学陈力丹教授的主持下，其编译和研究方获得较大进展，证明在此领域“根本”与“新”之结合的空间极大。本着进一步深入原典、理解原典的历史语境目的出发，党史研究者也需要在这一方面加强探索，至少要有所措意。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曾指出：“一些做学问的人，在时代和地域的局限下，要总括人类的发展史，眼前现成的资料就只能看到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日耳曼人的封建制，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兴布尔乔亚的资本主义。顶多，再从英国在印度的杀人放火者的记录的夹缝中得知一点水利灌溉和专制主义。”这就提示我们，对原典理论的批评不应简单地停留在这是“谁的错误”之上，后来者“继承了这些，发扬了这些”，也不应当被认为是后来者的错误。研究者需要认真探讨“时代和地域的局限”究竟是什么，毕竟如能辩证地看，所谓理论的发展，必有理论的局限。“新”与“根本”的结合是要把各个时代理论的局限不仅仅看作一个结论，而是看作一个历史过程。从原典开始讨论局限之“局”如何形成、“限”在何处，进而释放每一句富含时代特征之理论话语再研究的可能性。唯有如此，党史研究才能真正揭示历史的螺旋式上升，揭示中国革命如何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其次，党史研究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从来不是纯粹的概念演绎与辞藻发挥。理论除了具有知识结构之外，更具有情感结构。这又是“新”与“根本”可以结合的领域所在。理论的情感结构在党史研究中目前最主要的可拓展处有二。一是关注每一个具体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左翼人士凭借理论以“自我革命”的过程。赵俪生就提到他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精义滚滚而来”，带给他的影响不是一时而是终身，表现在中年以后的论文题目，多爱使用“分析”“剖析”字样，可见对此书的“爱慕之深”。他又说最爱读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记住了其中一句辛辣的俏皮话“脑袋钻不进去的地方就把尾巴插进去”。赵俪生对此语可谓终生不忘，几十年来每当读一些把明明白白的大道理偏偏引到诡辩的死胡同里去的时候，他就笑吟吟地说：“又在那里插尾巴了。”这样由理论冲击进入人生反思、由人生反思汇入终身认同的个案还有很多，非常值得深入梳理与分析。二是关注从“自我革命”到“社会革命”进程中理论的“人民性”问题。有研究者曾指出：“长期以来，党史著作中强调中共‘左’倾错误主要是不能正确对待资产阶级。这个论断其实忽略了‘左’倾另一个主要错误，即不能正确对待小资产阶级。”这一看法提示研究者，从中共诞生之日起，“人民性”即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阶级力量共同构成，但中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的先锋队“三位一体”要求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渐渐完整、渐渐清晰的，其间不仅充满着理论的发展、曲折和探索，更不乏情感的澎湃、无奈与皈依，留有大量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在这风华正茂中，党史研究亦如绿树般郁郁葱葱，在盎然绿意之下是“历史真实”的沃土与“理论反思”的活水。研究者需扎根这沃土，吸收这活水，立足日新月异的现在，考察苦难辉煌的过去，以走向光明宏大的未来。
编 辑：吴志军
审 核：沈传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