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新：『北中淳子,『日本的抑郁症：困境中的社会的精神病治疗方法』』（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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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Jia-shin Chen. Junko Kitanaka, Depression in Japan: Psychiatric Cures for a Society in Distress [Book Review].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4; 8(4):491-494 (OI). 單一作者作者

作者

陳嘉新（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National Yang Ming University ）

译者

鳥師匠（如有任何不便请后台联系）

备注

参考文献、注释省略，图片、配乐自选。

众多的社会、经济、认识层面的因素对现有抑郁症的预后和治疗起到了作用(Horwitz and Wakefield 2007)。虽然日本的传统智慧承认苦难的普遍性・幸福的短暂性（Schulz 2009），但该国最近与抑郁症发病率上升的斗争，似乎与其民族文化的这一重要方面相抵触。尽管抑郁症诊断率上升的一个因素可能是大药厂决定大量进入日本市场（Applbaum 2006），但北中淳子的『日本的抑郁症（Depression in Japan）』一书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一个分析性说明。

北中探讨了日本精神病学界对过去几十年社会重大变革的反应。她将抑郁症与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后的「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中所发生的社会变革联系起来，描绘了一种精神病学语言，成功地「参与，事实上是重新挪用，关于抑郁症社会性质的文化话语（engages with—in fact reappropriates—cultural discourse about the social nature of depression）」（5）。精神病学家最初认为抑郁症是一种「体质的疾病（constitutional illness）」，源于病人的「内因性缺陷（endogenous deficit）」，但最近的精神病学语言把它变成了一种「病态的心理状态（morbid mental state）」，是由病人的个性和过度劳累的文化，以及压抑的社会规范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因此，抑郁症被提升为了「许多日本人在经济不确定性方面所面临的集体痛苦之象征（a symbol of collective distress faced by many Japanese in terms of economic uncertainty）」（5），但是，当这种诊断适用于那些过度勤奋的劳动者时，也成为获得补偿的筹码。总之，作者认为抑郁症不仅是社会弊病的症状，也是对社会弊病的抵抗。这一论点使日本现有的，关于抑郁症的文献变得复杂。

这本书的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历史上的抑郁症」、「临床实践中的抑郁症」和「社会中的抑郁症」。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将抑郁追溯到「忧郁症（うつ症）」，一种由「气（気）」（生命能量）停滞而引起的病态状态。接着，抑郁症逐渐被心理学化，要么被认为是过度痛苦的表现，要么被认为是懒惰的标志。十九世纪，当德国的神经精神病学传入日本时，人们对抑郁症（译为うつ病）和忧郁症（译为うつ症）进行了区分。前者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病，而后者则被认为是一种由抑郁引起的较温和的疾病。抑郁症后来取代了备受争议的「神经衰弱（neurasthenia）」的诊断。渐渐地，「忧郁症（うつ症）」被看作是病人个性的产物（忧郁型人格・typus melancholicus），它与社会的变迁相互作用，无论是1970年代现代性的无情力量，还是2000年代全球化的令人紧张的压力。

第二部分集中讨论了临床实践中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志材料和挑衅性的论点。作者认为，日本精神病学家治疗抑郁症的生物生理化倾向，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一种生物精神病学占主导地位的标志；相反，这是精神病学家历史上的一种实践，将他们的职权范围（即生物学式的）与病人的自我意识（即心理式的）划清界限。这种做法部分归因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反精神病学运动，当时神经生物学精神病学受到了激烈的批评。

这种生物学化的倾向在试图应对自杀时遇到了问题。在日本，许多人被鼓动着将自杀视为一种自由意志的行为，即传统上所谓的「意愿赴死（suicide of resolve）」，而不是心理病态的表现。这使精神病学家不得不面对病态冲动和生存焦虑之间的界限。因此，他们专注于治疗所认为的，基于生物学的，临床层面的抑郁，希望一旦病人的情绪得到改善，自杀的念头就会消失。用作者的话说，病人最终「以惊人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再现了关于自杀的叙述（reproduce narratives about suicide with surprising uniformity and consistency）」（127），而心理问题往往没有得到解决。

不愿意干预心理问题，是基于对社会和心理痛苦的「身体式的解决方案（somatic solutions）」的信念。作者称这种信念为「身心主义（mind-body dualism）」，以区别于「生物还原论（biological reductionism）」。精神病医生劝说他们的病人将自杀的意图视为脆弱的和病态的，与坚强的决议全然不同，尽管他们知道这种界限是多么模糊和恣意。

正如作者所强调的，把抑郁症说成是工作过度的男性的痛苦，是对女性抑郁症的轻视，这种倾向与继续困扰日本社会的性别歧视是一致的。女性的抑郁症状经常被驳回，隐性地被视为是不真实的和不合法的，因为女性比男性的症状更难定形和复杂。因此，不同年龄段的职业女性现在选择通过接受她们自己的不完美，或者通过在对职业的矛盾心理中的挣扎来管理她们的抑郁症。第三部分突破了诊所的围墙，研究抑郁症的新概念是如何与职场相关的。在著名的电通公司案例中，一名员工的自杀被归咎于过劳，引发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措施的实施。随后，过劳自杀的医学化激发了一场创造更好职场环境的社会运动。通过将男性劳动者的抑郁症和自杀诊断为社会问题，精神病学家为那些因选择顺从公司而遭受痛苦的人发了声。作者认为这些变化是不断发展的劳动精神病学的标志，它将提供对人类生活更细致的理解。尽管如此，归因于社会因素的问题最终还是要从生物学层面上来进行治疗。抑郁症的社会化和自杀的医学化都可能通过采取个人主义的方法使健康问题非政治化，这种方法更多的是注意提供药物补救措施而不是实现社会正义。

作者的论点，坚持社会和生物之间的模糊界限，导致了Arthur・Kleinman（2012:118）提出的问题：「社会痛苦和心理健康问题之间有什么区别？这种区别又是如何产生的（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cial suffering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nd how does  that difference make a difference?）」？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被诊断为抑郁症的比率不断上升，自杀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并且受到了工作、压力和「日本本体（being Japanese）」的概念的影响。北中似乎暗示，抑郁症的诊断，无论多么个人化，最终都是社会性的，但「她是如何将诊断后的抑郁症中的个人生物学概念化的呢（how does she conceptualize  personal biology in diagnosed depression）」？例如，如何考虑许多精神病学家认为抑郁症是一种纯粹的生物学层面的状况？

此外，北中生动地描绘了日本精神病学家对个体心理学的回避，更有趣的是，他们对神经性抑郁症或人格障碍的否定。她将这种倾向命名为「体质主义（somaticism）」。我不禁要问，这些体质主义的精神病学家试图针对的是什么样的「心理（psyche）」。精神分析和动态心理学似乎并不构成日本精神病学中公认的诠释框架，除了一些关于「心疗内科（心療内科）」的粗略段落，作者并没有描述其他用于治疗抑郁症的心理学方法。在她的描述中，对生物逻辑因果关系的强调，加剧了精神病医生在治疗神经症和人格障碍时遇到的困难，这种局限性部分地解释了女性和男性在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差异。当大多数精神病医生都在站队时，哪种职业可以填补空缺：临床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心疗内科或替代治疗师？作者告诉我们，这些替代疗法中的一种，即森田疗法，最初的作用是「通过向患者灌输自己独特的心理化过程，从而不再强调神经衰弱的社会病因（to de-emphasize the social etiology of neurasthenia by instilling its own distinctive process of psychologization）」(65)。鉴于日本精神病学家普遍拒绝将神经衰弱作为一个类别，而支持临床抑郁症，森田传统是如何演变的呢？

作为一名台湾的精神科医生和科学技术研究学者，我很想比较一下日本和台湾对抑郁症和自杀的临床实践和思考。在我的国家，抑郁症也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其发展轨迹与日本不同。自1990年代末以来，抑郁症和自杀的升级促使2002年成立了「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2005年成立了「自殺防治中心 」。从我与自杀预防工作者和他们转介给我的病人的个人经验来看，我的初步印象是，许多案件的动机是如此不被理解，以至于心理病理学都不够充分。这些案例难以被归入病态自杀、决议自杀、甚至在中国农村发现的归因于家庭不公的自杀类别（Wu 2011），因此它们构成了人类苦难的悲惨档案，等待着被解码。2012年，一个与工作有关的自杀案例首次被裁定为有资格获得赔偿。据报道，该委员会参考了日本的先例和标准。尽管如此，台湾的大多数精神科医生在诊断抑郁症或自杀是由工作直接引起的，从而使得逝者有资格获得赔偿方面似乎犹豫不决。需要对这些处理抑郁症和自杀的做法在不同国家之间如何流动和变化进行更多研究。

EASTS的作者、编辑和读者一直对探索什么是独特的东亚以及如何将这种区别概念化感兴趣，而北中的书对这一项目做出了丰富的贡献。北中不仅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有组织的、位于地方历史中的研究，而且还说明了将历史和民族志的观点结合起来以揭示精神病学的话语和实践的力量。

参考文献

Applbaum, Kalman （2006）. Educating for Global Mental Health: The Adoption of SSRIs in Japan. In Global  Pharmaceuticals: Ethics, Markets, Practices, edited by Adriana Petryna, Andrew Lakoff, and Arthur  Kleinman, 85–110.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Horwitz, Allan V., and Jerome C. Wakefield（2007）. The Loss of Sadness: How Psychiatry Transformed  Normal Sorrow into Depressive Dis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leinman, Arthur(2012). Medical Anthropology and Mental Health: Five Questions for the Next Fifty  Years.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at the Intersections: Histories, Activisms, and Futures, edited by  Marcia C. Inhorn and Emily A. Wentzell, 116 –28.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Schulz, Kathryn (2009). Did Antidepressants Depress Japan? In The Sociology of Mental Illness: A Comprehensive Reader, edited by Jane D. McLeod and Eric R. Wright, 74–8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u, Fei (2011). Suicide, a Modern Problem in China. In Deep China: The Moral Life of the Person. What  Anthropology and Psychiatry Tell Us about China Today, edited by Arthur Kleinman et al., 213–3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