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开会照片，摄于39年前的春天。1983年4月18日，杭州大学专家楼会议室。
照片最右边的沙发上，坐着81岁的姜亮夫。他穿一件浅色对襟外套，白发往后拢着，标志性的深色帽子脱下来放在桌上。
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成立大会，就在这8平方米的会议室举行。
这天，姜亮夫出任杭州大学古籍所首任所长，他师从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等人，是海内外大家。8位杭大文史专业的顶流，组成了豪华导师团。副所长平慧善回家烧开水，拿了茶杯茶叶分给大家。
为什么要翻出这张老照片？
杭大古籍所的成立，以及这些年来关于古籍整理的种种成果，发源于1981年的“37号文件”。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吹响了我国改革开放时代古籍工作的号角，“整理古籍，把祖国的宝贵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
两年后，杭大古籍所成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属的十四个研究所之一，更是资助经费最多的五个研究所之一。
1983年，杭大古籍所成立（1983），左起：雪克、李行
杭大古籍所第一届6位硕士生里，有董平（现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傅杰（现为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陈野（现为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第二届，张涌泉的同学里，有刘跃进（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卢敦基（浙江省社科院《浙江学刊》主编），还有曹家齐（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昝亮（齐鲁书社社长）等如今的著名学者。
张涌泉和傅杰都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4月，中央再次出台古籍工作的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对新时代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出版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
明年，古籍所就“四十不惑”了，我们的目光，也聚焦到这张有点模糊的会议照片上。第二期“文脉赓续”的主人公，是一群人，一代代从事文化遗产整理研究的浙江古籍学人。
1983年春天，杭大古籍所成立，那年，张涌泉27岁。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老家义乌县文化馆上班。
阁楼里堆着4万多册线装书，很长时间没人碰，积满灰尘。一位退休后返聘的老先生和张涌泉一起工作，一个编目，一个写卡片。
此时，中央下发了首个关于古籍整理的“37号文件”，其中提到：“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于高等院校，有基础、有条件的某些大学，可以成立古籍研究所”。
古籍所成立后不久，他参加图书馆系统的一次学习，到杭州出差，顺路回母校看望老师郭在贻。
“你应该读研究生。”郭老师说。此时，郭老师带着三个研究生，其中一个是东北姑娘王云路。
左二为三礼专家沈文倬，右一为王云路
8平米大的办公室
如果不是杭大古籍研究所的成立，张涌泉和王云路的人生也许会不太一样。跟张涌泉一起分配到金华的同学，很多一辈子都在金华工作，直到退休。
1984年夏，张涌泉背着行李入学了。他重新走入杭州大学校园，两年后毕业，留在古籍所工作。
1985年，王云路硕士毕业，分配到古籍所工作。几年后，又考上了古籍所博士，导师是所长姜亮夫。
在古籍所成立大会的老照片里，平慧善坐在姜亮夫旁边。姜先生年事已高，所里事务主要由她负责，跑校办去盖章、跑房产科要钥匙、跑家具科要桌椅，都是她在弄。
学校没有空房子，古籍所的办公室哪里着落？
杭大新村（宿舍区）有一间小房间，8平方米，给了古籍所，也就是成立大会的会议室。
研究生面试，也放在这个小房间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杭大古籍所办公室
姜老师家的开学第一课
当时，人们对古籍的概念不了解，相关人才也很少。
王云路跟我说了两件事——
1981年中国训诂学会在武汉成立，横幅上写着“训诂学会”。
“看看，这是个‘训话学会’！”有人说。
某年夏天，姜亮夫在杭州大华饭店疗养，一起住在那里的还有行政人员。
大家聊天，对方问姜亮夫：“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做小学工作的。”小学，是指音韵训诂的学问。
哦，你是教小学的。对方说。
王云路是姜亮夫的博士生，如今的中国训诂学会会长，她能理解姜亮夫当时的迫切心态。
姜亮夫曾感叹敦煌学后继乏人：“国内真正敦煌专家如王重民、向觉民（向达），都因课务繁忙，突击性工作过多，未能专力于此。”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又忙于衣食，糊口四方，也不曾专力为之，实在辜负得很”。
这是姜亮夫的自谦，他觉得在敦煌学没能专一有所突破，所以对年轻人培养尤其用力。
1983年，敦煌学讲习班，就座者左起：平慧善、蒋礼鸿、江希明、商景才
新生入学后，姜亮夫把张涌泉班上10位同学叫到家里，上了第一课。
他开出一张书单，是12种中国传统经典。他将12种书分为“六大”“六小”，每个学生须至少选择“一大”“一小”读通。
老师比学生还多
姜亮夫以自己的人脉，邀请了众多老师来“兼职”，举“朋友圈”之力培养人才。
比如徐规是历史系教授，兼职任古籍所副所长；中文系蒋礼鸿、郭在贻，讲授训诂学；地理系陈桥驿讲历史地理学；数学系沈康身讲授古代建筑、数学史；历史系龚延明讲古代官制……
蒋礼鸿先生
除了本校的，还有很多全国各地的老师，古籍所里上课的老师，比学生还多。
章祖安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是姜亮夫、蒋礼鸿等人的学生。1984年下半年，姜亮夫聘请章祖安到古籍所上《周易》专题，每周两次课，每次一上午。因路途较远，约定好每次学校用公车来接他。
有反对的声音。章祖安是杭大毕业的学生，何必用车去接？让他自己骑自行车或者乘公交车来吧。
第一周课上完，有人向他宣布不再接送了。章祖安马上告诉古籍所负责对接的王荣初教授，下周不再来上课了。
王荣初顿时为难，因为小车接送是姜亮夫定下的，但车不归姜亮夫管。姜亮夫知道这件事后，写了一封信给章祖安。
祖安兄：
专题《周易》报告，无论如何请你讲完。为了孩子们，非为吾辈计也。
特此 即问近佳。
亮夫顿首
十一月十六日
”
章祖安在信里读出了老师的敬业，对教育的一片丹心，也让章祖安时时后悔，老师的这封信，他一直保留很多年。
后来，章祖安把这封手写信送给了傅杰。
1984年傅杰硕士二年级，是《周易》专题课的学生，信中的“为了孩子们”，孩子中，就有他。
上课就像聊天
王云路第一次见到蒋礼鸿是1982年。
硕士导师郭在贻带她去看望蒋礼鸿，66岁的蒋先生，“清癯的脸上泛着红光”，“表情严肃，话极少，让人生出几分敬畏”。
蒋礼鸿的嘉兴方言，王云路不能完全听懂，只记得蒋礼鸿那天讲到了古代跪拜礼仪。他自己学古人作揖、鞠躬，给学生做示范，学生们被他逗笑，但蒋礼鸿表情依然严肃。
大家越笑，他越严肃。
和蒋礼鸿一起教训诂学的郭在贻，1961年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郭在贻是姜亮夫早年的学生、助手，后来也受蒋礼鸿影响。杭州大学在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的奠基和培养下，形成了敦煌研究的传统。
1986年，古籍所师生合影，前排左起：郭在贻、雪克、平慧善、徐规、姜亮夫、沈文倬、刘操南、王荣初。
郭老师是山东人，他的山东口音很有特色。他称姜亮夫为“大姜先生”，称蒋礼鸿为“小姜先生”，因为山东方言，“姜”“蒋”听起来差别不大，为方便区分，前面加上大、小二字。
郭在贻是一位随和的中年教师，并不善于寒暄，只有谈到学问的时候才健谈。
他鼓励学生写文章，借此培养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不要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想法。
看完文章后郭在贻就跟学生约定时间去家里给他们讲。
当年那些文章，现在看来，张涌泉觉得“幼稚得很”。但郭老师就是有办法，从里面找出亮点，表扬，鼓励：嗯，这个点蛮好；哦，这个你能想到，厉害。
郭在贻的课，很受学生们欢迎。
他上课是以聊天的方式。除了学问，也谈人生甘苦、文坛掌故、诗友趣闻等等。他常对王云路说起，他当学生的时候，几乎天天晚上跑去姜亮夫家里，听姜老谈古今中外的学问和文人轶事。郭在贻教学生，也喜欢以这样的方式。
他有信必回，有求必应。
在省内外很多高校，很多人都自称是郭老师的学生，其实不少是私塾弟子，私下请教或者写信请教过。
郭老师的遗愿
张涌泉今年67岁，前不久接受了一档纪录片的采访。该纪录片第二集用15分钟的片段介绍了张涌泉多年来做的“敦煌文献缀合”工作。
节目播出后，很多年轻人被他“圈粉”。张涌泉自己不知道，我把豆瓣网页截图给他，他挺开心，年轻人在深入了解敦煌，了解古籍整理。
缀合这件工作，张涌泉已经做了10多年，是他的敦煌研究“宇宙”的一部分。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很多唐代以及更早的文献横空出世，吸引了伯希和等西方探险家。今天，敦煌文献散落在中、英、法、俄等世界各地，由于人为或自然原因，往往一件文献碎成几片。
张涌泉的缀合工作，就是把这些残片进行匹配，使破碎后分散的残片“破镜重圆”，展现出文献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对古代语言文学展开研究。
从张涌泉的院子里进入他家，右手边的柜子里，醒目处，摆放有两个青花盘子，风格朴拙。上面的字迹已经漫漶不清。
多年前，他与古籍出版社资深编辑吴战垒一起逛文物市场，“他很识货，说，这对盘子好。明代的。”
打动张涌泉的，却是盘子上的四个字：志在书中。
后来，他又请国学大师饶宗颐为他写下这四个字，挂在客厅的墙上。正对楼梯，每天清晨4点多，他从楼上下来，一抬头就看到这四个字，然后进入书房，开启一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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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马黎 宋浩
值班编辑：董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