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里读书记丨真大成 兰里读书记（五）：读严可均辑《全晋文》
清代严可均蒐考群书，辑得西晋袁準（准）《正论》（或作《政论》）佚文二十六事，收入《全晋文》卷五四[1]，后人可据以略窥《正论》梗概。然辑佚一事体大而思虑容或未周，其中个别条目实属他书而阑入，今试为辨正。
先具引条文如下：
《书》称“钦哉，惟刑之恤”，又曰“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此前王明德慎罚之意也。昔汉文感缇萦之孝，遂去肉刑；近则太宗视明堂之图，欲宽背罚。于公以阴德救物，袁安耻职罪鞫人。此前代圣主贤臣钦恤之志也。
据文末所记出处，此条引自《太平御览》卷六三六。
今覆按《御览》原书，可知此条《御览》实引《君臣正论》。然则《君臣正论》与袁準《正论》是否止为一书？事关佚文之信实与否，不可不辨。
今本《崇文总目》卷五“儒家类”著录“《前朝君臣正论》二十五卷”，不题撰人；《通志》卷六六《艺文略》“诸子类”载“《前朝君臣正论》二十五卷，晋赵莹撰”；又《宋史》卷二○五《艺文志四》著录“赵莹《君臣政论》二十五卷”，应即《前朝君臣正论》之省称（“政”与“正”通）。钱东垣等《崇文总目辑释》卷三题“赵莹撰”，当据前代书目著录补入。今按“晋”非司马氏建立之两晋，而是五代之“后晋”，赵莹乃当时名臣，《旧五代史》卷八九有传，“前朝”则指李唐。《玉海》卷六一《艺文》“天圣辅弼名对 儒术通要 经济枢言”条引刘颜《名对》序有“且吴兢撰《贞观政要》，止述太宗；赵莹著《君臣正论》，惟载唐室”之语[2]，据此可知赵莹撰《前朝君臣正论》（《君臣正论》）实为专记有唐一代君臣论对的著作[3]。由此可见，《御览》所引之《君臣正论》实为赵莹所作，与袁準无涉。
严可均于上引《君臣正论》“太宗”下加按语云：“案魏明帝自定庙号为烈祖，今此作太宗，岂少帝时易之邪？当考。”此乃严氏将其误作袁书而曲为之说。此“太宗”实指唐太宗李世民，“视明堂之图，欲宽背罚”之本事屡见于相关载籍。考《隋唐嘉话》卷中：“太宗阅医方，见《明堂图》，人五脏之系咸附于背，乃怆然曰：‘今律杖笞，奈何令髀背分受？’乃诏不得笞背。”（亦见《唐语林》卷二《政事下》）《通典》卷一七○《刑法》“宽恕”条下记唐太宗事云：“四年十一月，制：‘决罪人不得鞭背。’”自注：“太宗以暇日开《明堂图》，见五藏之系，咸附背脊，乃叹曰：‘夫箠者，刑之最轻者也。死者，生之至重者也。岂容犯最轻之刑而或致死？自古帝王不悟，不亦悲夫！’即日遂有此制。”[4]据此可知废鞭背之刑在贞观四年十一月。又据《唐会要》卷四○“君上慎恤”条“（贞观）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制：‘决罪人不得鞭背’”云云，可知颁下制勅实在当月十七日[5]。《旧唐书·太宗纪下》则谓：“（贞观四年）冬十月……甲子，至自陇州。戊寅，制决罪人不得鞭背，以明堂孔穴针灸之所。”然《新唐书·太宗纪》云：“（贞观）四年……十一月……甲子，至自陇州。戊寅，除鞭背刑。”又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四年”条及《册府元龟》卷一一三“帝王部”所载“十一月甲子至自隴州”，可明至陇州及废鞭背刑均在十一月，《旧唐书》成书时“甲子”前漏写“十一月”，或传写时脱落（中华书局点校本已补上）[6]。《君臣正论》记“前朝圣主”唐太宗李世民事，益可证其必非袁书，当出后晋赵莹无疑。
综上所述，《全晋文》卷五四《袁子正论》辑本所收“《书》称……”条实出后晋赵莹《前朝君臣正论》，非西晋袁準《正论》文，严可均囿于“正论”二字而误辑，又因错认时代、作者及不明史事，强作按语。此条疏误未见前人揭出[7]，今特辨正如上。
注释
[1] 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六《袁子〈正论〉〈正书〉叙》：“今辑各书所引《正论》三十三事，省并复重，得二十六事。”今检《全晋文》所辑佚文与此正合。
[2] 吕祖谦编《宋文鉴》卷八五载刘颜《辅弼名对序》作“且太史吴兢撰《贞观政要》，止述太宗一朝；又宰相赵莹著《君臣正论》，惟载唐室一代”，《玉海》所引当有删略。
[3] 《玉海》卷六一《艺文》又谓“晋张昭撰《唐朝君臣正论》二十五卷上之”，《唐朝君臣正论》应即《前朝君臣正论》，张昭（即张昭远）历五代唐、晋、汉、周诸朝，后入宋（《宋史》卷二六三有传，中亦云“昭又撰《唐朝君臣正论》二十五卷上之”）。此书或实出昭手（昭预修《唐书》事最久），而赵莹身为宰辅领衔上之，故后世或题“赵莹”，或题“张昭”。赵与旹《宾退录》卷五有“《唐君臣正论》载武后改易新字”云云，亦应即《唐朝君臣正论》。
[4] 《唐会要》卷四○：“太宗以暇日阅《明堂孔穴图》，见五脏之系，咸附于背，乃叹曰：‘夫棰，五刑之最轻者也，岂容以最轻之刑而或致之死？古帝王不悟，不亦悲夫！’即日遂下此诏。”又《太平御览》卷六四九引“唐书”有“太宗以暇日遍阅群书，因读《明堂孔穴》”之语（清人岑建功《旧唐书逸文》以为此条乃《旧唐书》之佚文，恐未必然），据此可知《通典》“开（開）”应是“阅（閱）”之讹字。
[5] 《唐会要》卷四○载唐文宗太和八年四月勅所记月日与此同（《唐大诏令集》卷八二亦载此勅，文末谓“太和四年四月”，恐误）。
[6] 《册府元龟》卷四二“帝王部”系于贞观四年十月，卷六一二“刑法部”系于贞观十四年十月，又卷一五一“帝王部”载唐文宗太和八年四月勅作“贞观四年四月十七日制”（残宋本作“十月”），均误。周勋初等校订本《册府元龟》亦未纠其讹谬。据《元龟》均系于十月下推度，很可能《旧唐书》成书之初即漏书“十一月”三字。
[7] 王利器《论严辑全文之失误》，《成都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证误》，《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程章灿《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阙误》，《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作者丨真大成
编辑丨蔡诗婕
审核丨边田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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