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 | 南江涛主编《嘤其鸣矣：青年学者说文献学》出版
内容简介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是南江涛老师微信公众号“书目文献”设计的一个专栏，参与采访调查的青年学者多达五十余人，主要来自高校、古籍收藏机构和相关出版社及期刊编辑部。受访人或讲学于各大高校文献学课堂，或终日摩挲古籍，或矻矻于古籍整理出版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揭示。他们均从自身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他们眼中的“文献学”，回答了什么是文献学，讲述了他们关于文献学科的一些思考和想法，分享求学、治学过程中的经历、方法和体悟。
主编简介
南江涛，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策划、责编《国学基本典籍丛刊》等古籍影印丛书数十种。编有《新中国古籍影印丛书总目》（与贾贵荣老师合作），整理《徐乃昌日记》，著有《螺蛳壳中的曼陀罗：古籍影印蠡探》等。
内页欣赏
序言
2019年3月，国家图书馆《文献》杂志编辑部曾邀请多名北京地区文献学界的青年学者，就文献学研究的相关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后来在《文献》杂志发表了一组笔谈，题目是《文献学青年谈》。这组笔谈引发了青年同行的关注，南江涛发起的“青年学者说文献学”系列访谈，连载于公众号“书目文献”。这项活动向数十位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学者提出文献学理论的追问，得到参与者的热烈回应。这个追问的意义在于不断提醒大家去思考文献学的理论问题，这比得到具体回答更有意义。如今这组访谈结集出版，征序于我，不揣谫陋，略述文献学发展的点滴思考。
当下，文献学在名义上是不存在的，无论图书分类法还是学科分类表都没有“文献学”这个类名。名之不存的现象真实反映了我们的学术实况：文献研究无处不在，各科均有，但是通性的文献学却虚无缥缈、不着痕迹。正如《文献》所登发言稿中说到的，任何学科都需要有自己明晰的研究对象、概念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然而目前文献学恰恰缺少这样明晰的定义与分野，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于文献学也缺乏明确的共识。
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学术界有文献研究，但没有通性的文献学。由于文献调查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普遍存在于各个学科之中，所以因应各自学科需求的分科文献学在现代学科建立之初就相应建立了。于是我们在图书分类表和科学分类表上看到很多子学科类目，例如从属于历史学的“历史文献学”，从属于文学的“古典文献学”，从属于哲学的“哲学文献学”，从属于自然科学史的“科学文献学”，等等。这些子学科的基本属性是由其上位类学科决定的，如果强行将这些子学科组合起来，也不可能构成一个独立的“文献学”，关键就在于各科文献学并不存在超越各个所属学科属性的文献学概念体系和明晰的学科分野。
目前国内的文献研究主要面向汉文印本典籍，非印刷文献如简帛文献、写本文献被归为出土文献，非书文献如历代公私文书等被归入档案类，在收藏体系和教学体系中与印本文献分野清晰，相关研究往往排除在主流之外，汉文以外的文献更是研究不足，外国文献则极少涉及，以上类别在现有文献学教材之中也没有分量。从学科分野上看，因为文献研究需要关涉文字学、语言学，以及一般文化史知识，乃至溯及哲学义理，于是就又将这些通通纳入文献学领域，这是典型的学科对象和边界不清。
从学科构造上看，传统文献研究陷入古书琐碎知识的积累，互相之间的联系非常松散，通用性、体系性的学科理论和方法严重不足。跨文化、跨文明的文献研究又处于边缘，与思想史、文化史、文明史结合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即使论及这些问题也多空疏无当，缺乏坚实的文献学论证。
从学科之间的关系上，文献学不仅要为人文研究各领域提供处理文献的基础方法，也要为其他学科提供以文献为主要对象的研究理路和学术启发。但是目前的问题是文献研究多数只是文献研究者自己的事业，对于其他学科殊少方法论的贡献，这是文献学处于“学科鄙视链”末端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以为，文献学是以研究文本在不同载体上如何生产、使用、管理、流变为主要内容，兼及文本与载体之间在时间、地域、组织、权利、学术等几个维度之间的张力及其变化的通用学科，文献学会帮助我们厘清有关人类记录信息、知识、经验、智慧的基本类型与方法，研究跨载体文本转移与人类文化、文明延续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延伸到文献的文化史意义和文明史意义。“青年学者说文献学”系列访谈中有不少与谈者将文献学比作数学，既有工具性又有学科性，我非常赞成这样的比喻，但需要注意的是，数学在工具性之外有其自身意义，尤其以数论领域为其皇冠之珠，对比数学，目前我们的文献学恰恰缺少自身的理论构建。重新定义文献学，或云为文献学辩护，非常易于催生文献学的问题意识，摆脱前近代的泛滥无归的研究模式，转化为现代的有清晰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的学科门类。以上对于文献学定义的尝试肯定是非常不成熟、不完善的，之所以敢于提出来敦请学术界讨论，正是由于文献学非常迫切需要这样的理论建设。
文献是知识、文本和物质媒介的结合。关于思想、言说和文献之间的关系，先哲早有深刻的思辨，如希腊哲人柏拉图的太阳之喻，中国哲人庄子的轮扁斫轮之说，很明显，思想大于言说，言说又大于文献。但是人事代谢，万载悠悠，古人的文献是我们认知自身思维与知识积累仅存的遗迹，我们需要从此着手以发掘全部的知识和意义。这是文献学之所以具有基础性和通用性的原因。
我们目前处于文献载体转变的时代，有人号称纸本载体已经死亡，人类已经进入电子媒体时代。身处这样的时代，人文学者一方面享受新媒体技术的便捷，另一方面又深刻忧虑知识传承的巨大断裂。2000年盛夏，国家图书馆有件喜庆大事——电子目录检索系统开通。当时紫竹厅东侧目录检索室里满满的目录卡片柜变成了“无用之物”，作为青年馆员，我曾奉命亲手把数十个卡片柜搬到偏僻的走廊里，废置不用。这是一件颇具划时代意义的行为艺术，是无知而傲慢的现代图书馆技术对于目录学基本功能“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章学诚《校雠通义·互著》）的否定。今天，无论哪家图书馆都难觅目录卡片柜的踪影，馆方和用户都认为电子目录可以全面取代书本目录和卡片目录。短短二十年，目录体系已被MARC标准和库房架位管理代替，读者“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能力也随之严重退化。面对剧烈快速的媒体更新，我不仅和书籍史大师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一样担忧纸本书籍品种的大量丢失，更担忧的是，人类的知识管理方案与认知能力的丧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历史的系统性断裂。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预见多远的未来，我们倒是不用回顾太远，就已非常幸运地及身得见如此深刻而剧烈的变化。由此可以预见，这次更彻底的知识载体迭代历程中，人类智慧必然丢失得更多更快，对此我们必须有所警醒。我也许不是合格的图书馆员，常怀杞人之忧；乐观的数字图书馆首席专家大概座下都有千里良驹，不惧深渊在前。
人类社会不是单向度的线性发展，得失之间的利弊需要仔细衡量。在雕版印刷快速发展之际，苏东坡曾对青年学子处于日传万纸的环境中“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状态浩叹不已，我们今天何尝不是如此呢？电子媒体确实带来了文献获取的便利和平权，但是陷入信息海洋中的人类是否比以往吸收并传承了更多的知识，且因此生发出更高的智慧呢？从知识有序性的方面来看，这个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传统文献的体式以及由之构成的知识管理方案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类处理文献有五六千年的经验，不能在新媒体取代旧媒体的时候通通放弃，反而应该积极将这些资源加以总结，结合电子媒体的优势，将之优先转化为新时代的知识管理体系。
知识管理体系方面，中国书籍分类法的创立时代与世界其他文明比较，大致同时。除此之外，我们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曹魏时代（公元三世纪）发明的以类书总结知识的办法，特征是分类合理而精密，吸收各类文献的内容，基本知识粒度小，查询方便。在这一知识体系下，从释义扩展到相关语词、文句、篇章，可以进阶学习，实现规范控制，互相参见，根据主题可以生成各类专题汇编，极易实现知识重聚和创新，各类文献都能由类书转化，也能以类书形式管理，善莫大焉。类书开创了崭新的知识管理方式，打通了所有学科，使得人类能够快速简明地掌握全部知识的概观，并由此深入探索各个知识门类，实现知识重组和再创造。与之相似的，还有各种具有明晰分类功能的传统典籍，例如各类正史、地志、政书、目录、谱录、字书、韵书等，而且从类书到上述各种分类编纂的传统典籍之间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类书是总纲，而其他典籍都是类书的子类。五代后蜀冯继先《春秋名号归一图》即《春秋左传》的人名索引，具备现代索引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中国很早就有编纂单书索引或专题索引的做法，而且一直延续到近代。
我们注意到，这两种新颖的知识管理形式都是与文献载体更新同步的，类书的出现与纸本代替简帛大致同时，索引的出现与印本代替写本大致同时，两者的叠加，使得此后的魏晋南北朝和两宋时期文化发展取得重大成果。像我一开始就谈到的，索引增加了新的知识管理形式，是建立现代学术的基础。索引以有意义的关键词为单位，其知识粒度明显比书或者是篇章这样的粒度要细腻得多。有了索引，每个学者都可以共享编纂归纳的知识，每位用户都能超越个体的经验和能力获取更为详备的文献，做更多更精深的研究。所以研究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传承，我们不仅要注意文献载体和技术的发展，更要重视知识管理体系的更新。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文献学应当发挥作用。
如果说研究文本与载体关系及其规律的学科是文献学，而以文献的具体表现形式——书籍为研究对象，研究书籍的形态、体式、生命史，研究人类的阅读与习得、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即通过书籍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各种关系的学问，则属于书籍史。两者有局部的交叉，需要互相支撑，但是研究方法和目标各有不同。书籍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法国新文化史中的重要主题。书籍史深深根植于文献学，从研究对象上看，它的核心资料是书籍本身以及关于书籍的文献记录，最新研究开始关注非书文献和电子文献；从内容上看是研究书籍的生产、发行和接受，以及由此映射出的作者、编者、印制发行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从学理上看，是文献学与历史学的紧密结合，其最终关怀是较长时段的人类社会的变迁。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秦曼仪曾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历史与文明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对法国书籍史研究的理路做过非常精彩的分析。她指出，书籍史或书写文化史的研究与人文学术的很多学科都有密切的关联，例如社会学、文学批评、哲学等。在书籍史和思想史、宗教史、社会史、经济史的交叉研究实践中，费弗尔的目标是总体史体系之下书籍反映的心态史，马尔坦的研究旨趣是提供书籍与社会关系的总体性诠释，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和贺许（Daniel Roche）的书籍史研究采取社会经济史的路径，以探求认识社会普遍的、集体的心态观念和文化史（《书籍史方法论的反省与实践——马尔坦和夏提埃对于书籍、阅读及书写文化史的研究》，《台大历史学报》41期，2008年）。
其实，从传统书志学研究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学术中以典籍的目录、版本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路非常相似。对此，章学诚《校雠通义》有系统理论，清代学者有丰富的实践，以近代著名藏书楼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最为杰出，对于重要典籍版本体现的学术史问题皆有论列。即使最受诟病的鉴赏类书目——钱曾《读书敏求记》在著录朱熹《周易本义》也追溯了宋代易学史上复原古易的问题。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继承了目录学、版本学与学术史结合的学术传统，追踪文本变形与学术思潮的关系，又辅以科学的方法，解决了一系列很重要的学术史疑案，特色鲜明，贡献卓越。
书籍史又可与文学批评结合，中国古代也有丰富的资料可以用于研究，从南朝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到唐代刘知几《史通》，分别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模仿、删节、摘选、评论等等要素在书籍编纂和阅读中的作用。这个时代的类书和总集、选集的编纂，更突出了同时作为作者和读者操作同一文献的具体案例，非常适合作为书籍史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研究课题。
书籍史研究同样重视物质性与文本性的结合，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传统研究维度上叠加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维度，会使研究成果的价值激增。例如书籍版式、插图、副文本的研究，尤其是出版商的策略，是中国学术界较少涉及的领域。以写本书籍而言，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最早经、注、疏合一的《毛诗传笺及正义》产生于唐代，最早使用分栏方式，在不同区域以不同字径、不同颜色的文字书写经文、传笺、正义和音义。这个时代，同类的版式，在书仪、历日等写本中同样存在，文本的构成与阅读的顺序及其意义权重显得格外分明。直到明清时代各种批点评注印本的书籍，仍然延续了分栏、分区、分级、分字号、分颜色的版式，为阅读者提供了重要提示和最大便利。在写本背面书写注音、注释文字的音隐、义隐类书籍，也有敦煌文书作为实物证据，对于此类写本的研究如果加上阅读史的维度，局面会大为不同。
书籍的副文本是显露在文本表现层上的框架因素，或者附加的个性文本，如标题、分节符号、作者名、题词、注解、校记等，对正文的接受起重要作用。在简帛时代、写本时代，副文本是书籍不同副本间的差异，刻本时代则是书籍不同品种间的差异。当从写本时代过渡到刻本时代时，正文底本共性的延续，副文本差别的增加，为文本变形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探究这些丰富性也是书籍史的全新领域。如果加入身体史的维度，我们还能发现困扰白居易读书的飞蚊症是如何糟糕，而中亚传入治疗白内障的金篦术又是如何造福了唐代读者。当夜间照明是一种经济负担时，自然光时段的书写和阅读时光也变得十分宝贵，用雅正洛生咏或金陵音诵读经典所产生的力量能令乱臣贼子敛手，而域外僧人用本族语言记录的音译中古汉字佛经，俨然就是一位敦煌地区小沙弥所说的河西方言。以上案例说明，如果借镜西方书籍史的取径，回顾中国的书籍史，我们可以发掘出很多重要而且有趣的话题。
史 睿
2022年11月
目录
青年教师
暨南大学王京州·2
上海师范大学王贺·8
南京大学卞东波·21
北京师范大学方韬·35
扬州大学孔祥军·42
复旦大学石祥·51
中山大学史洪权·68
山东大学江曦·76
浙江师范大学孙晓磊·83
南京师范大学苏芃·90
河北师范大学杜志勇·109
北京师范大学李小龙·116
清华大学李成晴·123
河北大学李俊勇·130
武汉大学李寒光·145
中国人民大学谷曙光·153
北京大学沙志利·165
上海师范大学沈畅·173
北京大学张学谦·183
南京大学张宗友·191
华中师范大学陈冬冬·200
暨南大学陈志平·206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陈绪平·217
四川大学罗鹭·226
上海大学郑幸·235
同济大学赵成杰·243
兰州大学赵宇翔·252
南开大学赵建成·257
南京大学赵庶洋·270
山东大学姚文昌·276
陕西师范大学翁彪·283
辽宁师范大学高明峰·292
安徽大学唐宸·297
复旦大学唐雯·305
西北大学景新强·313
北京大学程苏东·320
北京外国语大学谢辉·329
东吴大学赖信宏·336
台湾大学简凯廷·342
湖南大学翟新明·348
香港中文大学潘铭基·359
青年馆员
敦煌研究院王东·370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刘明·376
国家图书馆刘鹏·390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显斌·407
天一阁博物院李开升·419
苏州博物馆李军·427
天津图书馆胡艳杰·434
南京图书馆韩超·447
青年编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马艳超·456
浙江大学出版社王荣鑫·462
中华书局朱兆虎·469
浙江古籍出版社况正兵·477
国家图书馆张燕婴·486
上海古籍出版社查明昊·501
浙江古籍出版社路伟·510
推荐书目·517
后记·522
限量毛边本——赠送签名页
转载自书目文献微信公众号
编辑丨于嘉悦
审核丨边田钢
往期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