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忆当年「尿素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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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的小说《青春期》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一次，她利用休假日将日本进口的尿素口袋拆开来当布料，缝制成小汗衫及裙子般的半长裤穿来上工，满身散发着尿似的骚味…… 那时她穿着日本化肥袋做的半长裤在我眼中却非常滑稽，‘日本’两个字正好缝在她屁股蛋上，一边是‘日’，一边是‘本’，但她连‘旧本’两个字都不认识，显然不是有意的。她做时装表演的时候我发现了‘日本’而大笑她却以为我笑的是她屁股，便停下来弯下腰把屁股朝我面前一撅，笑道：‘你看你看你看！让你把女人的屁股蛋看个够！’于是‘日本’在我眼前更大大地膨胀起来。”

小说里的“她”身上那条“满身散发着尿似的骚味”的尿素裤，并非虚构。当年确曾风靡大江南北。

有一首名为《日本尿素袋》的“老干体诗”如此写道：

做成裤子乐陶然，

不串亲友不舍穿。

早就收藏入村史，

一提笑得把腰弯。

诗的作者是位体制内基层干部，看起来是个幸运儿，在1970年代拥有过“尿素裤”。尿素虽然是个农民种地用的，但那时大多数农民没有穿尿素裤的机会，所以他们自编的歌谣，基调与“老干体诗”大不一样，多出了一股讥讽的怨气：

干部见干部，

比比尿素裤。

前头日本产，

后头是尿素。

“前头日本产，后头是尿素”，指的是尿素袋子上的文字。这些文字使人尴尬，但也还有更尴尬的——陕西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五组的村民侯双喜多年后回忆说：“屁股上写着净重50公斤，裤裆里写着含氮量80％，你想想是什么感觉？”

尴尬归尴尬。在那些年月里，仍只有基层干部们才有途径得到足够数量的尿素袋子，给自己整上一两条尿素裤。普通社员只能一边嘲笑一边羡慕。

大干部，小干部，

一人一个尼龙裤。

有黑的，有蓝的，

就是没有社员的。

许多年以后，侯双喜仍记得这首传遍了巷尾地头的童谣。

河南作家周熠，在他的《散文自选集》里，也提到过尿素裤：

“公社革委会孙主任一上台亮相，便激起了人民发亮的目光和窃窃私语。……特别善于发现美的女人们终于有了新的发现，透过那轻轻淡淡的青蓝裤色，先是在孙主任的膝盖上方的裤脸上认出了‘日本’二字，继之又在后臀下隐约看到‘尿素’两个黑体字。很快就证实，这条卓尔不群的‘超丝绸’夏裤，是用两只进口的四十公斤装的日本尿素的外包装拆洗、染缝而成。孙主任的少夫人在县供销社工作……”

湖南作家王跃文的《我的堂哥》里，也能见到尿素裤的踪迹：

“我上大学几年，每次放假回来，都听说很多通哥的事情。想不到阳秋萍同他离婚了，跟了幸福。村里人说得难听，幸福用三条尿素袋子，就把阳秋萍睡了。……通哥看见阳秋萍新做了条尿素袋子的裤子，问是哪里来的，阳秋萍讲是幸福给的……通哥起了疑心……”

山东平阴县的董宪云，1970年代是当地“思想宣传队”的成员。这个身份让她有幸获得了一条“尿素裤”：

“宣传队的领导非常体谅我们的心情和难处，也想让我们穿得体面些，他们脸上也有光……也不知道找的哪位领导，走的什么关系，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弄到一批日本尿素尼龙袋子，到济南印染厂染成浅灰色，在县被服厂一人拼接了一条裤子……由于尼龙袋子上的字是黑色的，染色盖不住黑色，平阴县曾流传这样一个顺口溜：‘宣传队不害羞，穿着尼龙袋子满街溜，后边是‘日本产’，前边是‘尿素’，裤裆里还夹着‘含氮26%’。今天每当想起这个顺口溜，心里就酸酸的。”

董宪云是多年后回忆往事才觉得心里酸酸的。在当时，尿素袋子可是极其稀缺的资源，没有点特殊关系，实在还穿不上。周熠如此回忆起自己搞到“尿素裤”的经过：

“当时，刚刚同日本邦交正常化，进口尿素极有限。一个公社分配下来的尿素指标不过两万公斤，可得的尿素袋，四百至五百条而已。加上县里截流，能分到三百来只袋足矣。这对于六万人口的公社来说，僧多布少，无异于杯水车薪。这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征购尿素袋的独特现象。公社首脑机关的干部们除了孙一把，按人头扣工资1.6元（每只袋八角），由财会负责人直送供销社孙主任手中，郑重传达领导指示：保证供应，注意影响。只好暗度陈仓，不用外搬运工，由供销售主任带着仓库的人员，连夜开仓，秘密腾挪清点后送往公社。我给公社革委副主任写斗私批修心得，获全公社好评。这位副主任脸上有光，他就黑夜亲自打着手电到仓库，也套购到两只袋给我。”

在山西长治市做过市委书记的吕日周，也留有一段基层干部们抢尿素袋子的回忆：

“我们又到太行山调查，太行山也是如此，那里的农民，就是因为物质生活的贫乏引起一些干部与群众关系的紧张，那里有大队干部、小队干部和群众争抢一个尿素袋子的事，谁抢上谁就可以做件衣服或裤子穿。那时我们就贫穷到那样的程度，不得不用日本的尿素袋子来做衣服穿。争来争去，由于大队小队干部有权，就把这个尿素袋子争到了，做衣服穿了。农民没有权，所以他们就用民歌的形式唱出来，表示他们的不满：‘大干部，小干部，一个一条料子裤，前边写的是日本，后边写的是尿素’这样的歌词我们听起来感到很可笑，但实际上我们心里是很痛心的。”

那时节，抢不到尿素袋子的民众，自发创作了大量的讽刺民谣。除了前面提到的几首，还有：

干部见干部，

先比高级裤。

前边日本产，

后边是尿素，

裤裆里净重25。

——

哪个是干部？

先看穿啥裤。

前头日本产，

后头是尿素，

不是干部也干部！

“尿素裤”流行大江南北，主因是布、棉供应严重不足。

1954年，全国棉纱、棉布统购统销，供求关系紧张。9月份开始凭布票限量供应棉布。当时根据南北气候差异等因素，制订了不同的布票定量标准。北京市每人每次发放17尺3寸布票，刚够成人做一套蓝布制服。天津市每人每次可领取13尺，江西省发放11尺，严寒的哈尔滨每人每次24尺布票，可做一套棉衣；南方亚热带地区城镇每人每次只有7尺4寸布票。

1960年，布票限量普遍减少一半甚至更多。许多地区每年每人供应的棉布减至3尺左右。如四川城镇每年每人发3尺7寸；山东城镇每人每年发布票1尺6寸。四川的一位教师回忆说，因为连年使用布票，大家的家底都空了，猛一下又紧到这种程度。于是那时刚参加工作的人，通常只有两件褂子：平时是脱了这件换那件；裤子也只有两条：一条单裤，一条棉裤；单裤夏天穿外头，冬天当衬裤穿里头。所以裤子也就特别费！一条新裤，不出一年也就烂了。

1961年3-8月，上海市区每人发给2尺6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无法缝制一套成人的衣服。后来又有了所谓的“人造棉”。工程师刘某回忆说，18岁的他于1963年秋天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从一个贫穷的江南小镇来到首都。助学金交完每月的15元伙食费后，只剩4元零花。没有办法制办一件御寒的棉衣，冬天只好尽量不出门，若实在有要事得出门，就暂借一位北方同学的棉衣穿。如此这般一直熬到毕业。上学期间，刘某还得到过一张“购买人造棉证明”，上面写着“一次有效，不得转让”。他想买但又没有钱（需要3元人民币），最后只好作罢。只有极少数同学穿上过人造棉衬衣，衣料的飘逸感曾引起许多人羡慕的目光。

如此这般行至1970年代，就出现了“尿素裤”。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翌年1月，两国互设大使馆。随后，一系列贸易、航运、海运、渔业、文化交流的协定相继签署，其中就包括自日本进口尿素。

尿素的进口，让中国的粮食产量有了很大的提升，也让基层干部们发现了机会，原来两条尿素袋子就可以做成一条“尿素裤”。

因为当时也从加拿大进口尿素，所以还流行过一首这样的顺口溜：

大干部小干部，

一人一条尿素裤。

屙尿在日本，

放屁加拿大。

一条尿素裤，让干部们轻轻松松横跨了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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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吕日周自选集》，红旗出版社；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文汇出版社；《周熠散文自选集》，河南文艺出版社；董宪云回忆，收录于《启蒙行动》，山东大学出版社；《天涯》杂志《1970年代的童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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