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现代文明的三个密码：颠覆常识的剑桥世界史三书
我们对国际形势、对自身处境的认识，很多时候取决于我们的世界史观，而且关系到现代文明中的常识。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拥有正确的世界史观，清醒地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却极为困难——
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时机极为不幸，看到的都是西方国家一次次走弯路的历史，学到的都是让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思想。
在西学东渐开始之后，中国就一直试图从西方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寻找文明的密码。从而找到了读懂现代文明的三个关键门径：近代史中的社会变革；科学的兴起与流变；以及资本主义的拓展。
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对于现代文明，我们认准了门径，却拿到了错误的开启密码。由此，我们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误区，甚至让这种谬误主导了对世界的理解，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谬误：
◎看到了近代世界历史对于自由和革新的追求，却错误地将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和暴力，视作革命和自由的唯一范本。
◎看到了科学在走向现代过程中的力量，却将科学等同于对技术的追求，甚至将科学等同于真理。
◎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推动作用，却把资本主义的本质定义为剥削，甚至视为罪恶的来源。
面对“近代史观”“科学”“资本主义”，我们匆匆地拾起一种自以为最有效用的观念，毫不犹豫地以此开启现代化的转型，却不曾想，从一开始就走入了误区。于是，学了一百多年，却始终走不出迷惘和苦难。
在当下想要看清自己，认识世界，首先就要刷新现代文明的常识，为这三大观念解毒。而最好的方式，就是站在世界的高度、全面地把握历史，在历史中认清文明的逻辑，而历史著作的选择尤其关键。
在历史领域，懂书的人都知道，有三个出版社堪称“通史”类著作的“免检保障”——美国的哈佛大学出版社、日本的讲谈社、英国的剑桥大学出版社，这三家不仅在国内享有巨大声誉，更是全球公认的经典和权威。
其中，剑桥大学出版社尤其久负盛名，在出版界，“剑桥史”一词，几乎是追求极致品质的代名词——所有出版物的内容、品质，都要经过学术委员会的反复讨论、苛刻检查，才能得以面世。
积累百年的文化“毒素”，只有历经百年锤炼的史学经典，才能彻底清除。纠缠已久的病根，只有从不同视野、精准地剖析才能对症下药。
在已经出版的诸多“剑桥史”中，有三部经典之作《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剑桥科学史》《剑桥资本主义史》，恰恰从这三个不同历史视角，重新审视那段熟悉又陌生的历史，精准地直指我们最难以看清的误区——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站在历史的最高处，重新理解现代文明的逻辑
阿克顿勋爵说：一个人对近几个世纪有怎样的观念，他大体就会成为怎样的人。因为，这些历史的观念，遍布于他的哲学、宗教和政治信条。
我们今天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由最近几百年的历史所塑造。因此，如何理解这几百年中的社会变革，如何理解近代史叙事中的自由和革新，往往关涉到自我的认识，以及当下世界观念的形塑。
是什么引发了近几百年的社会变革、推动了现代文明的形成？不幸的是，我们对自由和革新的理解，从一开始，就被十九世纪思想家们沉迷的“革命叙事”，引向了那些带来动荡和灾难的“自由”观，将法国革命视为自由和革新的典范：
人类社会的自由与进步是在革命中突然出现的——只需要设计好社会蓝图，就可以通过革命凭空创造一个新世界。旧世界的传统变成了革命的敌人，可以在正义的目的下被打倒，即使采用非法的手段也再所不惜。
于是，我们的历史视野局限于单一的世界史叙事，完全忽视了历史的教训：革命走向了自由的反面。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革命、屠杀和战争一次次重演。
然而，早在19世纪末，《剑桥世界近代史》的作者阿克顿勋爵受邀担任剑桥大学教授时，就毫不留情地揭示了横行西方世界的思想谬误。他对这些错误的“自由”观深恶痛绝。阿克顿告诫读者，太阳之下没有新鲜事，西方人经历的所有光荣和苦难，都源于其传统，只不过在历史上一次次地以不同的面目重演。
而一切改革，必须基于社会的自由传统，只有追根溯源，改革才不会陷入疯狂和迷失。而中国要学习世界文明，也应该从自由传统的真正根基开始。
但在阿克顿看来，历史真相绝非从材料中可以获得的纯粹事实，而且历史不仅关乎真相，更关乎道德和信仰。失去了道德原则的约束，对自由、宗教的美好追求，将变成对屠杀的召唤——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今天的危机，让这些预言一一应验。
阿克顿勋爵是人类历史中为数不多的深谙英美文明的人，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预言家”，从他的思想深处，可以探索出人类自由传统的真正脉络。甚至在此后的一百年间，也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思想高度。
▲阿克顿勋爵（1834年1月10日－1902年6月19日）
哈耶克曾感慨，现代的学者已经少有能像阿克顿那样，警示人类本身的弱点，向世人揭示自由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也许，阿克顿勋爵给了自己一个过高的标准，以至于作为一个现世的人类灵魂根本无法完成目标——
在这个苛刻的大思想家看来，绝大多数历史著作都应该丢到火里烧掉，以免谬误流毒人世，而他希望给真正的自由人留下一部永恒的作品，能够被带进坟墓里。而这个愿望，一直到他晚年才得以实现。
晚年的阿克顿，承担了一项宏大的使命，代表剑桥大学主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从四百年的历史现象中发掘三千年间的思想，这一次，他呕心沥血，最终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这部未完成的《剑桥世界近代史》于1902年一经出版，立即轰动世界，成为西方世界经久不衰的思想经典。
在这一伟大作品的鼓舞之下，剑桥大学又连续出版了《剑桥中世纪史》和《剑桥古代史》，这三部著作，被后世统称为“剑桥三史”，达到西方数百年来历史研究的顶点。
“剑桥三史”的出版，一举奠定了剑桥大学在历史作品出版中的地位，一百年来，先后300多本剑桥史系列作品得以出版，包含了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的历史，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宗教、文学、思想等。而这一切的源头，就是阿克顿勋爵主编的《剑桥世界近代史》。
《剑桥世界近代史》随后被不断修订再版，当得起“承载高贵的精神使命”之殊荣，是期望拥抱文明的现代人的案头必备、常读常新的史学巨著。
几十年后，因为许多新的材料和新研究成果的出现，于是全世界相关领域最知名的著名学者，在克拉克爵士的主持下，分别执笔重写这套近代史，成为《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这部近千万字的恢弘巨著，当得起“承载高贵的精神使命”之殊荣，是期望拥抱文明的现代人的案头必备、常读常新的史学巨著。
▌《剑桥科学史》：一部宏伟的科学史诗，让真正的科学精神走入内心
有人说，翻开20世纪的灾难史，几乎就是一部科学被滥用的历史。对于百年来的中国，尤其如此——
曾几何时，科学几乎成了“真理”的代名词，“这不科学”成了人们嘴里下意识的口头禅，似乎印证了科学的深入人心。但实际上，这却也代表着，科学被滥用于某些本不属于科学范畴的地方，比如，政治、艺术、信仰等等。
相反，在很多本属于科学问题的领域，比如：对“被卡脖子”技术的研发，疫情的防控等等，要问何为科学思维、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却少有人能说清。因此，现实中种种反科学的愚昧、荒诞、极端，屡见不鲜。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先生指出：我们对科学的最大误解，就是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
“在理解科学方面，我们有着强烈的应用倾向，因此，一直将“科”、“技”混为一谈，导致我们对“科学”的本质缺乏理解。”
正如决定一棵树能长多高的，并不是它繁茂的枝叶，而是它的树根扎得有多深，树干有多高——对于科学来说，基础学科就像一棵树的树干，它决定了一个国家对世界认知的深度和高度。
尽管如今市面上关于“科学”的书早已汗牛充栋，但绝大多数书籍依然只在普及科学知识，从未深入科学的“灵魂深处”。
《剑桥科学史》正是一套从科学精神入手，回应赛先生何以救中国的百年追问，破解对科学种种谬误的一套典藏版世界科学通史：
只有渴求真理、渴望自由的人，才能把真正理解科学与科学精神的本质，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科学精神的历史就是理性和自由的精神在人类文明演变中的历史。
因此，重新审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和认知，正是“赛先生”进入中国近百年后，我们仍亟需补上的一堂现代文明必修课。
这本《剑桥科学史》探究的，正是人类自有文明以来，科学在世界各地诞生的前因后果和重要成果。它以科学精神为主线，将与之相关的科学家、科学理论、科技成果、社会思潮甚至文化、艺术变迁，全部串联起来。
搞清科学精神的来龙去脉，恰恰是理解科学精神真正的可贵之处，也是培养科学思维的观念起点。
◎破解对科学十大谬误，还原科学最真实样子的“醒脑之作”
影响国人认识科学的最大阻碍，首先来自于对科学的“固有”误解：
科学是近代才有产生的吗？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科学是理科吗？科学与哲学是什么关系？科学与技术是什么关系？科学跟信仰水火不容吗？多学科学知识就能有科学精神吗？科学精神只有科学家才有吗？科学是高智商者的游戏吗？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界限是什么？
这套《剑桥科学史》还原的，正是科学最真实的样子，书中，不仅理清了科学与技术、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更在每一章节中，完美结合了科学理论与人文思考。
另有一卷专门探究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科学的社会学领域。因而被盛赞“融学科史、思想史、制度史、社会史于一炉，彰显了科学历程中每一处动人的风景”，堪称一套全面厘清对科学的种种误解的“醒脑之作”。
对于专业研究者，这套书是值得放在手边，以备随时查阅的工具书，而且40年都不会过时（吴国盛语）；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是目前理解科学发展、培养科学精神的最权威著作。
▌《剑桥资本主义史》： 为“资本主义”正本清源，认清财富创造的底层逻辑
相对于近代史和科学，我们对于“资本主义”这一观念的误解更加根深蒂固。
但凡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从小就相信这样一个预言：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近些年，围绕经济与疫情，媒体上铺天盖地的“中国奇迹与外国躺平”，更让这一预言大有即将实现的迹象。
然而，无论哪一方，多数人对“这个命题”的认识，还停留在“资本主义到底生存，还是死亡”这种二元叙事上。而2022年国内首次出版的四卷本《剑桥资本主义史》，却“彻底粉碎”了这一问题——这个预言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预言”的前提，并不存在
我们知道，要探究一个命题是否成立，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它的核心观点，而是概念本身。这一预言的前提，即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一种从“封建社会”发展而来的社会形态。
然而，这种概念从源头就误解了资本主义。
《剑桥资本主义史》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不是历史发展到某个阶段的结果，而是自有人类社会始，就以交易、协作的方式长期存在的一种秩序。
◎ 错把对危机的回应，当作灭亡的征兆
在很多人看来，“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预言”之所以实现，除了无数“名人、思想家”背书外，种种衰亡前的征兆早已出现。比如，经济滞胀、贫富分化、人的异化、战争。
然而，《剑桥资本主义史》认为，这些危机与冲突，不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征兆，而是自我修复以及对外部挑战的回应——资本主义自诞生起就很脆弱，这不仅源自内部周期性的危机，且面临诸如计划思维、法西斯主义等种种外部挑战。《剑桥资本主义史》第三卷、第四卷，正是从这一独特视角，重写1848年至今的历史。尤其对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的解读，足以颠覆我们的传统认知。
◎预言无法存在的终极原因：误解了资本主义的“本质”
当下，提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很多人不再简单归为某种“剥削式的怪兽”。然而，无论将其视为一个“死而不僵的世界体系”，还是一种“不断优化的可扩展秩序”都逃不脱“意识形态”的范畴。
实际上，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塑造世界历史，修复危机与灾祸的开放秩序，它不是专属于某一时代或国家的意识形态，更不会和“西方世界”画上等号——
《剑桥资本主义史》开篇就指出：今天资本主义所呈现的主要形态（如私有产权、契约精神、自由市场、强化市场型政府等），在传统中国、印度、阿拉伯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过，只是以上资本主义的先行者不幸相继夭折，其中缘由，也是本书重要议题。这一视野和价值，远比我们熟悉的“李约瑟之问”重要得多。
曾有人说，我们最看重历史，却被历史遮蔽最深。对外开放四十年，无论经济成就，还是个人自由的拓展，正是源于抛开了意识形态争论，逐步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松绑，而这一切，又源自对资本主义及其历史的认识回归常识。
因此，阅读这套大部头的《剑桥资本主义史》，并非与“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预言较真，而是一场关乎经济民生以及个人的自由的认知革命，无论研究者、企业家，还是普通人，不仅十分必要，且重要。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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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世界史，与其说是在寻找洞见、增长见识，不如说是为了刷新有关现代文明的常识，在常识中直面历史的真相。
这三部剑桥世界史经典，每一部都来自世界级学者和各领域大家巨擘的强强联合。它给予我们的，不但是对世界的理解、对自身的认识；同时也是在寻找真理和自由的过程中，帮助我们思考现代文明的发展逻辑。
这三套“剑桥系明星产品”，不但有学术的“免检”地位——豪华的编者团队和一流的翻译团队；同时注重全方位的阅读体验，极具典藏价值：
不但新出版的《剑桥资本主义史》印制极为精良，早已成为经典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也全面升级了装帧和纸张；堪称是家庭图书馆里必不可少的经典藏书。
只有渴求真理、渴望自由的人，才能洞悉历史，真正理解科学的精神与人文的本质。阅读这套著作，既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寻真之旅，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观念冒险。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