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捣毁孔庙的女红卫兵
谭厚兰，1937年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的一个农民家庭。
1958年，她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就留校工作，同年入党。工作几年，到1961年她又被推荐为“调干保送生”到北大政教系学习。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高校造反派的“五大领袖”，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
谭厚兰，农民家庭出身，她个头不高，体态略显瘦小，戴一副普通的白框眼镜，身着旧布衫，给人的印象是生活比较朴素。
但她性格则很要强，并且能说会道，喜欢出头露面，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她就“脱颖而出”了。
1966年谭厚兰最先响应聂元梓的举动，在北师大贴出大字报矛头指向校党委领导人，后又对准进校的工作组，酿成了“六二〇事件”。工作组被上面下令赶走，她就成了“英雄”和公认的学生领袖，8月底她组织了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并任总负责人。
1966年的一天，谭厚兰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在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联合当地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
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在曲阜的29天，他们砸毁国务院1961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发了给国务院的抗议信。
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书国故址，刨平孔坟(据说是经陈伯达批准)，挖开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共破坏文物6618件)，对其曝尸批判。
押着当地各级领导干部和高赞非等参加过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陪孔子塑像游街，称之“为孔老二送丧”。
红卫兵将大成殿的“万世师表“等大匾摘了下来，拉到孔林西南角纵火烧毁。
砸掉了“孔家店”，谭厚兰声名大振，成了一时轰动京城的人物。她以后又在别人的指使下，接二连三冲击国家机关，带头反击“二月逆流”，带人砸掉谭震林领头举办的大寨展览会，率先提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
还多次组织和挑起武斗，残酷打击北师大的反对派。她的表现得到了中央文革的肯定和赏识，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多，不仅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又兼任了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还和姚文元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过阿尔巴尼亚，她担任副团长，出尽了风头。
她从一个学生写大字报反对北师大的领导人，一路走来并坐上北师大革委会主任的宝座，实属不易，也无人企及。
红卫兵正在捣毁孔庙碑刻
然而，好景不长，1968年7月28日凌晨，谭厚兰他们五个人最后一次见到导师。导师严厉批评了他们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
次日，首都“工宣队”进驻北师大，谭厚兰被抛在一边。1968年10月，她作为大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农场劳动。
1970年6月，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清算。
1975年8月，审查结束，她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中，她痛心自悔，她用自己的揭发交代，证实了自己的痛切之言。
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是年9月，被允许回老家湘潭治病。
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
1982年11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年仅45岁，一生未婚。
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开进曲阜
红卫兵正在捣毁孔庙成化碑
砸毁大成门牌匾
将大成殿的孔子像胸前贴上“头号大坏蛋“的标语，用绳子将大成殿孔子像及其他十七座泥胎像拉出来，断头、腰斩、开膛、破肚
泥胎肚里的古书、银制内脏和古铜镜被捣毁或者顺手牵羊拿走了
将大成殿的“万世师表“等大匾摘了下来，拉到孔林西南角纵火烧毁。
焚烧“万世师表“大匾
这次扒坟的主要对象是“上三代、下三代”。
所谓“上三代”指的是孔子及其儿子、孙子，“下三代”即埋在孔林里的最后一个衍圣公孔令贻及其父亲与祖父，这种扒法大概象征着将孔家店从头到尾全部捣毁了。
革命群众正在捣毁封建石牌坊
许多人没有去参加讨孔大会，直接跑到孔林看热闹。
一些红卫兵在树林中跑来跑去不知忙些什么。一些红卫兵拿着油漆桶在明代和明代以前的石碑上用红漆涂“留”字。
又过了一会儿，就见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扛着铁锹，喊着口号涌进孔林来，人群分别向孔子墓和孔令贻墓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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