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讲座是支遁人文讲座的第四讲，亚洲文明系列讲座的第三讲。孙砚菲老师是浙江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并曾在哈佛大学做过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宗教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涉及宗教变迁、宗教运动、宗教/族群冲突、帝国和民族国家。在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Theory and Society、Modern China、《社会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两度获得科学宗教研究学会年度最佳论文奖。
浙江大学历史系韩琦老师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内容】
非常感谢孙英刚老师的邀请，也非常感谢亚洲文明讲坛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使社会学系能够跟其他学科进行交流。我本人非常期待跟历史学系及其他人文学科的老师切磋，我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研究涉及到大量的历史，希望历史学的同仁们多多指正。
我的讲座题目是《前现代帝国与宗教宽容》，宗教宽容加上引号，稍后我会解释“宗教宽容”的含义。大家可能知道，最近十几年来西方学界对帝国的研究兴起了一个新的热潮。这浪潮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学者们认识到帝国的遗产依然影响着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秩序；学者们意识到民族国家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后果，比如说族群冲突、种族清洗甚至是族群屠杀。他们开始思考，过往几千年都是帝国的历史，那它有没有值得民族国家借鉴的促进族群等议题解决的方式？他们也在思考，有没有其他的国家形式，能够使我们突破当下民族国家的格局？而帝国能否成为一种可能性？正出于这些考虑，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开展了帝国研究。
如果看这些帝国研究，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比如最近帝国研究有三本非常重要的著作，一本是社会学家Karen Barkey的Empire of Difference：The Ottoma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另一本是两位历史学家Jane Burbank 和 Frederick Cooper合著的Empires in World History：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还有一本是社会学家、弗吉尼亚大学教授Krishan Kumar（他本人也有非常扎实的历史学训练）所写的Visions of Empire：How Five Imperial Regimes Shaped the World。他们所涉及的帝国有所不同，但有一条相似的主线贯穿这三本书：帝国的文化是多元和包容的，帝国非常娴熟地施行差异性政治，由此形成了多元宽容的局面。当然，多元也意味着宗教上的多元和宽容。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我们需要考察案例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性。如果看前现代帝国对宗教的政策，我们可以发现差异极大。有一些帝国确实对宗教实行非常宽容的政策，多种宗教都能够在帝国的疆域之中并存。但也有一些帝国，将国教强加于被征服地区，并对异端进行非常残酷的镇压。可见，前现代帝国对待非主导宗教（国教之外的宗教）的态度和政策并非都是宽容和多元的。那有没有办法对前现代帝国宗教政策的差异性做进一步探索呢？能否得出一个pattern（模式）并探究这些差异性模式背后的原因、机制以及结构性条件？这就是本次报告要探讨的问题。在进行这个议题的讲述之前，我们先定义几个概念。一个是什么是“帝国”。我在这采取了非常宽泛的定义，帝国就是一个通过征服、联姻或继承所形成的政治实体。在这一政治实体中，核心地区对有着不同文化、宗教和族群的边缘地区居多时候通过间接统治的手段来实施政治控制。帝国在这儿只是一个学术性概念，并不带有天生的负面意味。什么是“宗教宽容”呢？大家一谈到宗教宽容，往往会把它跟启蒙时代以来人生而自由，在宗教上也是自由的这样一个信条联系在一起，但我讨论的是没有受到这些启蒙思想影响的前现代帝国的宗教宽容。在我的研究里，不论国家对某一宗教团体和信徒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是赞赏、憎恶、还是中性，只要容许它们的存在，即被认为是对它们施行了宗教宽容。近现代帝国的宗教宽容，由于受到了18世纪以来宗教宽容与宗教自由思想的影响，与前现代帝国实施宗教宽容的原因不一样。我选取的这些前现代帝国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持续性（稳定期），比如马其顿帝国虽然征服了广大的地区，持续时间却非常的短暂——亚历山大死后就分崩离析了，宗教政策还没有完全成型，这样的帝国就没有被纳入考察的范畴。因为考察的帝国非常之多，不可能做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我主要考察了历史学家已有许多研究、并有相当学术积累的前现代帝国。
我选择了23个欧亚大陆出现的前现代帝国，它们是阿契美尼德帝国、帕提亚帝国 、拜占庭帝国、罗马帝国、一系列伊斯兰帝国（如四大哈里发，倭马亚哈里发，阿巴斯哈里发，科尔多瓦哈里发，法蒂玛哈里发）、蒙古帝国及元帝国、金帐汗国、察哈台汗国、伊利汗国、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莫卧儿帝国、明帝国、清帝国、西班牙帝国（到17世纪中）。要考察前现代帝国的宗教宽容/不宽容的程度，我们需要确定衡量指标。我确立了四个衡量的维度：被许可或压制的宗教有多少；对被许可宗教的歧视程度；对不被许可宗教的压制程度；有无强迫改变信仰的行为。按照这四个维度，我将23个帝国分成了六个梯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帝国中奥斯曼帝国、科尔多瓦哈里发和莫卧儿帝国以宗教宽容闻名。在基督教帝国中，神圣罗马帝国比拜占庭帝国更不宽容。如何解释这个pattern呢？Barkey采取功能主义的视角，认为宗教宽容政策能帮助帝国维持和平和秩序，赢得不同群体的忠诚，让他们在政治、经济、行政等方面发挥作用。这个视角的问题在于不能解释前现代帝国内部的差异性，因为如果仅仅从功能主义角度出发，会得出结论认为前现代帝国都应该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实际却并非如此。还有一种流行的理论可以被称为“国家能力理论”。前现代帝国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悖论，它通过征服或联姻获得了极其广大的疆域，疆域之中有着非常多样化的人群，但另一方面它的渗透能力又非常弱，没有很好的通讯工具、道路系统，也没有非常强大的官僚系统，至多能称作一个“侏儒的巨人”。帝国要对边缘地区进行统治，很多时候采取的是间接的方式。间接统治因俗而治，导致宗教上的宽容与多元局面。国家能力理论容易推导出这样一个假设：国家能力越强，帝国的宗教宽容就会越弱，反之宽容性则越强。这一理论仍然无法解释我所列举的六个梯队之间以及同一梯队内在的差别。比如论及国家能力，明清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比较强大，但是这些帝国的宗教宽容程度却是比较强的。萨法维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都是宗教不宽容的典型，但是它们的国家能力却是比较弱的。显然，这些帝国的宗教宽容程度都不能用国家能力理论来解释。我提出的是一个以国教性质为中心的解释。Hume和Gibbon在探讨罗马帝国基督教化前后的宗教政策变化时，把宗教分成了两类：多神教和一神教，认为多神教有着内禀的宽容个性，不同神分工不同，并不互相冲突，管辖权相似的神甚至可以糅合在一起。与此相反的是一神教，唯独信仰一神，对其他神、其他宗教自然是排斥的。Hume和Gibbon的这一区分很有道理，但如果采用多神教/一神教划分的框架来分析国教的性质，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儒教和佛教就很难置于多神教和一神教的框架中。其次是很难对一神教内部进行区别，如琐罗亚斯德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一神教，但它们之间也存在非常大的区别。我的创新之处在于，我从两个维度出发来衡量国教，一个维度是看国教的“零和”性有强，另一个维度是看国教的“传教”动力有多强。按照这样的划分，前现代帝国的国教性质可以分为四种类型：零和宗教内部也存在差别，如基督教的零和性要大于伊斯兰教。再者，如果国教属于激进的宗教派别，它的零和性也会更强，如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在伊斯兰教的派别中零和性就很强。最后，如果一个零和宗教曾经从高位掉下来，它卷土重来后会带有强大的报复心态，这种“光复”性质的宗教会大大增加它的零和性。天主教在再征服运动后的西班牙就是如此。依据其国教的零和和扩张性，我们可以对帝国的宗教宽容程度作出这样的排序：基督教帝国＜伊斯兰教帝国＜祆教帝国＜儒教、多神教帝国。同样我们也能解释：为什么罗马帝国在奉基督教为国教之后变得不宽容？为什么萨法维帝国在伊斯兰国家里那么不宽容？为什么西班牙帝国比其他基督教帝国更不宽容?还有两个因素需要考虑。首先是教权对政权的牵制程度，这个因素是跟国教的性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为什么呢？如果教权凌驾在政权之上，帝国的宗教政策就更容易受到国教性质的制约。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国教的性质是零和扩张的话，这种零和与扩张性就更影响到帝国的宗教政策。反之，即使国教性质是零和与扩张的，只要政权能在相当程度上能控制教权，当权者就有一定的空间能够实施比较灵活的宗教政策。拜占庭帝国相较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很大程度上能控制教权，因此它的宗教宽容程度就比后者要略高一些。还有一个因素是国家掌控能力。刚刚我对国家能力作为主要解释因素进行了批驳，但并不否认它仍有一定的解释力度，只是它居于次等的地位。它能帮助我们对某些案例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并在具体的排名上进行一些微调。国家能力尤其指帝国成型期的掌控能力，主要依据核心族群（地区）与非核心族群（地区）的人口/实力比、基础设施、军事实力、官僚集团、帝国范围内精英文化的同质性等因素衡量。在相似的国教性质下，国家的掌控能力越弱，帝国越倾向宽容。这能解释同样尊奉非零和非扩张宗教，为什么蒙古帝国（第一梯队）比罗马帝国、明清帝国（第二梯队）的宗教宽容程度更高。相较明帝国与清帝国，蒙古帝国没有那么强的国家掌控能力，因此它的宗教宽容程度还要更高。同样，它也能解释为什么在伊斯兰帝国中，奥斯曼帝国、科尔多瓦哈里发、莫卧儿帝国以宽容著称。因为这三个帝国在成型期掌控能力并不是特别强，奥斯曼帝国征服的是经济实力强大、人口众多的巴尔干半岛，不得不与基督教等宗教徒达成一种协议，也就是以米勒制（millet）来治理多元帝国。科尔多瓦哈里发也是这样，少数的穆斯林统治着基督徒占多数的地区，此外犹太人的经济实力也很强。莫卧儿帝国更是如此，一小队穆斯林精英进入了印度教徒的海洋，不得不倚重印度教的精英，宗教上也不得不实行非常宽容的政策。这些都是在相似国教性质下由于国家能力不同导致的帝国宗教宽容排名微调。 四、总结与结论
我刚才讲到前现代帝国有一个内在的矛盾：它的疆域广大、人群多样，但是国家的渗透能力并不是特别强，因此它不得不依靠代理人进行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统治，对于帝国的统治者而言，采用容忍与多元是实用主义的选择。但是这样的政策容易造成另外一个逻辑性的发展，它的边远地区会产生强烈的离心主义倾向。因此，帝国的统治者面临着一个致命的诱惑，我把它叫做“救世宗教”（Salvational religion）的诱惑，它能提供更加强烈的合法性，它还能使帝国境内多样化的人群达成某种涂尔干意义上的solidarity（道德共同体），还能使帝国的影响力到达政治和军事能力所不能到达的地区。但是，一旦奉救世宗教为国教，帝国的宗教政策就会受到它的制约，尤其是如果这种救世宗教的零和扩张性非常强，要实行容忍和多元的实用政策就不太可能了。以往的帝国研究在强调帝国治理逻辑的时候会侧重分析帝国的组织、能力和地缘政治等等，但我这个研究显示意识形态尤其是国教对帝国行为的强大塑造作用。正是主导意识形态上的区别使帝国对待宗教乃至其他方面的政策走向了分流。我还想指出，现代宗教自由的观念来自极端宗教不宽容的土壤，在诸大宗教中零和性最强的宗教当属基督教。16世纪时，基督教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两大阵营，各自与不同的国家政权相结合，双方都延续了传统基督教的零和性，为了捍卫唯一真理而视对方为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连绵不绝、多国参与、民众广泛投入的宗教战争将零和扩张思维的逻辑在前现代欧洲大地上演绎出了史无前例的残酷性。也正是由于这史无前例的惨烈和谁都赢不了谁的死局，才使宗教宽容与宗教自由的观念在欧洲大地上如此深切地被阐发出来，并赢得了广泛共鸣。从极端宗教不宽容的土壤里生长出宗教宽容与自由之花，这印证了历史发展背后的辩证逻辑。虽然现代西方奉行宗教自由的信条，但一些从西方基督教文明里生长出来的世俗意识形态依然带有零和扩张思维的印记。（【延伸阅读】孙砚菲：《零和扩张思维与前现代帝国的宗教政策——一个以政教关系为中心的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2期，第96-122页，244页。）【孙英刚老师评议】谢谢孙老师的精彩报告，孙老师给我们展示了非常丰富的信息，而且用到了很多社会学的理论，很有启发，有很多的闪光点。比如提到的salvational religion——救世主义，这对中国古代影响也很大，一直从南北朝到唐代，很多统治者利用这样的号召，意识形态也好，对民众的诱惑也好，或者对统治者的诱惑也好，唐帝国的建立就跟这些带有救世主义色彩的理论有关系，也由此加强了渗透性。我们很少去把这些细节总结出来，其实这样一总结，很多东西就豁然开朗了，包括唐代州县都要建立国家资助的寺院，这也是一种国家治理。毕竟如孙老师提到的，帝国幅员辽阔，种族多样，有很多分离主义的因素，宗教能扮演起凝聚帝国的这样一个角色。唐代就反反复复地到各地去建立这些寺院，甚至我们到外蒙古、新疆都发现大量的汉传佛教寺院，除了信仰的部分，它还有通过政治、经济手段维系帝国的目的。还有一个是我们历史学写文章，讨论问题，对概念经常是不定义的，比如说“帝国”，我们提到什么都是帝国，但实际上帝国是一个非常学术的概念，是相对民族国家而言的，形容一种包括了多种文明的，多种意识形态的，多种人群的这样一个政治结合体，我们甚至一提到南北朝都是帝国……我们需要严格定义我们的概念。讲座有非常多这样的点，我觉得非常有启发。Q1：您把蒙古和元帝国列为一个单元，明、清列为一个单元，但是从民族成分的角度来看，历史学比如新元史和新清史可能更倾向于把元和清列为一块。您将明和清列为一块是不是因为它们都把儒教作为主要的意识形态？清帝国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满族作为少数民族没有将地方的萨满教作为主要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出发，是不是您今后的研究模型中可以使用一个征服者采用被征服者文化作为主要意识形态的因素？A：元属于一个梯队，清与明列在另一梯队，这是因为从它们宗教政策的宽容程度来看，清更接近明，而不是元。另外，清帝国的治国精英包括皇帝的培训都受过儒教的极大影响，这使得它与明更接近，而与元帝国非常不一样。尽管新清史和新元史（大元史）的学者会把凸显元和清相同的地方，但从我刚谈的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的性质来看，清还是与明更接近。帝国奉行什么宗教为国教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一个原因可能是征服者属于少数人群，面对被征服者人口占多数的压力、面对更高程度的文明，不得不把被征服人群的宗教作为国教。还有，帝国转信某一宗教为国教也可能是迫于地缘政治的压力，旁边都是基督教帝国或者伊斯兰教帝国，帝国不得不转信它们的宗教。另外，统治者个人的信奉也可能成为帝国变换国教的原因。正因为帝国奉什么宗教为国教的原因多种多样，所以我的解释框架里不探究帝国信奉国教的原因，而只从国教的性质开始谈起（孙英刚老师补充：新清史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讨论宗教，哈佛大学的这几位教授在讨论新清史的时候没有涉及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后来一谈到宗教就被很多人批评，认为你谈的这些东西很多人以前都谈过了，就没有很好的纳入进去）Q2：大家刚刚都在讨论宗教组织跟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学提到所谓没有明显国教的这样一种帝国。那么当一个帝国没有树立明显国教，它的宗教政策是什么样的，能不能放到您的零和扩张框架里面？A: 一个帝国存在时间久的话一定会依靠意识形态的支持。即使帝国没有一个确定的国教，我们也可以依然分析它意识形态的零和扩张性。比如，对于贵霜帝国，假如资料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分析贵霜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主要由哪些元素构成，哪些为主哪些为次，这些元素的零和与扩张程度如何。理论上来说，我们可以以零和性和扩张性建立XY轴，然后来判断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是在哪个点。
Q3：即便是同一个帝国，在它的统治时期内，它也会表现出宗教宽容政策的一个动态变化，比如说三武一宗灭佛，但灭佛后数年内佛教又重新兴盛，宗教也更宽容，我也看到孙老师把罗马帝国的380年作为一个重要节点。那么怎么来把握这种动态的变化呢？最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您用的案例要更少，还不能理出现在这样清晰一贯的线索，后来增加案例反而更清楚，您能不能讲讲做这个研究的心路历程？A：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学都特别强调时间，你现在似乎看到的是我非常静态的比较，通过各个案例看它的国教性质等等。但其实我有考虑到时间这个因素，比如罗马基督教化前后的帝国政策在宽容程度是不一样的，它在380年后出现了很大的突变，并且稳定了下来，这样我就把它分成了两个案例。蒙古几大汗国伊斯兰教化之后，我也把它们前后作为不同的案例处理。时间就以这样的形式进入到了我的考虑框架里。但如果一个帝国内部出现了一些突变，但政策并没有持续下去，我还是会把它作为一个单一的案例来处理。刚刚你提到的三武一宗灭佛，历史上还有许多其他由于君王个人原因所导致的宗教政策变化。历史学家可以来探究这些君王改变信仰、推行某种政策背后的原因和动机。这个需要交给历史学家来处理。当然，这些问题不但材料少，而且本身的性质也导致它们说不清，历史学家只能争论不休。比如，就君士坦丁大帝的归信来说，你可以说他是审时度势，要利用基督徒的势力，你也可以说他母亲是基督徒，而他与母亲的关系非常紧密，导致了他对基督教有好感。你也可以说，这些原因都有，但还有其他原因。总之，一个帝王的conversion背后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他的信仰改变了之后，是不是改变了结构，是不是形成了稳定的有持续影响力的政策，是不是成为帝国宗教政策变化的转折点，这是社会学家所要考虑的。至于心路历程，我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想要做23个帝国。最早的时候我在芝加哥大学给研究生上宗教社会学的课，课上谈到帝国处理宗教有着挺大的差异，当时对帝国的知识也不像现在这么多，只是谈到伊斯兰帝国、基督教帝国、儒家帝国的宗教宽容度不一样。后来决定要把它写成文章了，就要增加考察案例。在原来案例比较少的时候国家能力看着也很重要，但是当我增加更多的案例的时候，我发现国家能力的解释性一下子就变弱了，国教性质更加凸显，而且变成了最重要的解释因素，有这么一个过程。地点：浙江大学人文学院319会议室
题目：隋唐帝国征讨高句丽、百济战争研究——六至七世纪东亚汉籍的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