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浐灞·保利戏剧节｜评·舞台剧《寄生虫》——东亚折叠：一体两面的欲望叙事

寄生虫

【前言】

《寄生虫》是一个非常值得在中国的舞台上再演一遍，再看一遍的故事。

2022年12月31日，改编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戏剧版《寄生虫》在演出市场格外波折的一年后，终于来到上海保利大剧院。这个绞缠着私欲，悬疑，阶层审判的东亚寓言，在今天依然映照着我们的现实。

它的再次改编，让我们终于有机会在中国的舞台去“在场”地探讨这个故事。这不仅是当代影视佳作舞台化的一次勇气不小的尝试，也是中国语境的剧场创作者与观众置身这个东亚圈所共感的社会悲剧中的一种集体反思。

【《寄生虫》叙事的第二种可能】

剧版的《寄生虫》基本采用了顺叙的叙事，比起电影持续铺垫悬念，剧版的惊悚和悬疑感减弱，这可能也是出于原作情节已经被过度曝光的考量。那不看悬念，看什么呢？剧版的《寄生虫》选择深入这出悲剧的每个节点，它更像是把每个人物的动机，心理都抽丝剥茧出来，将这一滩粘稠复杂的欲望杂陈都做上注解。

狼人入侵的戏用了两次，第一次解释了朴社长家的小孩多颂为何对Jessica老师言听计从，第二次则强化了暴风雨来临前的不祥之感，其实倒蛮能补足过于紧凑的电影中一带而过的细节。在最终的杀戮之前，剧版增加了一段精彩的蒙太奇，每个人物在慢动作中都有一段独白，把潜台词完全搬到了台前，这就让带着旁观冷感的电影语言和直抒胸臆的戏剧语言区分开来。

看电影《寄生虫》，是走入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都市深渊，看剧版《寄生虫》，则是将欲望都充分暴露和张开，让我们去重新思考“为什么”？

看到杨婷采访中说：“原著奖项与我无关，我面对的只是一个好剧本”，《寄生虫》刚好契合杨婷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黑色幽默，但也可看出他们在有意挖掘这个故事的另一面。

电影呈现时，一大亮点是在于用丝滑的镜头语言和特写，来展现关键细节和串联剧情，但在舞台上该如何呈现呢？尤其是一个更有距离感的大剧场舞台。戏剧选择了在灵活运用舞台调度的同时，引入肢体剧的设计，这在杨婷导演的作品中也不少见。比如原作中朴社长与司机父亲怀疑和周旋的戏份，车内紧张私密的空间气氛难以复制，剧版就索性把空间拉开，让朴社长与司机来了一段双人舞。在基宇一家躲藏于客厅沙发下时，朴社长和夫人也以一段双人舞缠绵。

横向比对下来，杨婷对肢体戏的运用还是比较精练的，在叙事中并不突兀，反而将人物的情感关系具象化。

而另一处亮点则在于对于《寄生虫》中“生存空间”的不同处理，比起可以探入现实生活，力求真实之残酷的镜头，舞台上的空间更像一个虚妄的景观社会，剧版意在强化这种隔离感，这从灯光上也可见一斑。

原作多处用到有代表性的绿色光，我们可以联想到同样爱用绿色调的《隐秘的角落》，这让画面看起来潮湿、幽暗，而在戏剧舞台上，《寄生虫》则大量使用了红色光，危险与焦躁不言而喻。

格外喜欢的是刘科栋的舞美设计，电影中别墅庭院的草坪被置于斜坡上，串联舞台的上下区域，这更有现代建筑天台铺上人工草坪的虚浮意味，又象征着主人公们在朴社长家妄图的阶层攀升。这令人不禁联想到李六乙版的《樱桃园》，同样是描绘一个庄园内的暴风雨，舞台是斜的，屋顶是斜的，墙是斜的，剧中角色在倾斜的空间里难求平衡。

而最吊人胃口的地下空间就隐藏于斜坡之下，随着基宇一家的闯入，整个底层世界在观众面前缓缓揭开。这样的“翻盖”处理，不是电影中的直径向下至阴暗内核的惊惶感，而更近似于展现一种生存空间的伪装和挤压。它让我想到郝景芳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拥有不同生存权利的人群生活在不同的折叠时空里，穿梭于其间的垃圾工老刀通过翻越界限和伪装来完成任务，这显然是一种更“中国”的阶层社会批判隐喻。如果说韩国的阶层讽喻是一种极难撼动的，由家庭出身、学历、职业所筛出的分明序列，雨水总是从上而下漫溢，那么中国当代的阶层讽喻则重在一种平行人生的交叠，你可以同时在各种身份中穿梭，依托着成为权贵的“帮手”、“得力心腹”来短暂地拥有特权，却无法真正摆脱那股来自于地下室的“奇怪的味道”。

这两种阶层之恶，一种是“压迫”，一种是“虚伪”。

而那个低于地面半层的地下室基宇家，则被巧妙地置入了大剧场的乐池。说起来，乐池座的利用真可以说是许多大剧场戏的一个附加彩蛋，池座本服务于音乐会演奏，并不在标准舞台的规划里，但如果忽视这块空间，观众与舞台就显得又远了一截。于是有不少剧目尝试在这块前延的空间里做文章，运用得当，它反而制造了一个最靠近观众，令人最能浸入的空间，《如梦之梦》就索性辟出一片莲花池。《寄生虫》将半地下室暴露于此，并用披萨盒材质，游乐园废墟般的质感在此搭建出一个异状的房屋，它较之原作更具有了象征意义和舞台张力。直到剧的后半段，一切生存的可能都走向崩塌，小屋的谜题才揭晓答案：在轰鸣的烟尘与灯光下映出巨大的蟑螂轮廓，“发现了一只蟑螂的屋子就可能有一百只”，倾巢而出的欲望再也无处掩藏。

我喜欢此刻它的映现，因为那不仅是一个单纯炫技的舞台效果，那是对一个坍塌的社会图景结构性的示众。

【来场酣畅淋漓的群戏】

如果说《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的光芒独聚松子一人之上，欣赏《寄生虫》的表演就一定要看群戏。比较新鲜的是，《寄生虫》选角没有顺着电影等比刻画，依据演员的气质做了调整。

观演前比较意外的选角是金基宇，马天宇现场的表现不错，台词和舞台感都是在线的。他饰演的基宇像是电影中两兄妹优点的结合体，年轻，聪慧，抹掉了浑不吝的气质，反而有种出尘的干净，即便与家教女生的师生恋也处理得像一场懵懂青涩的初恋，于是“出身贫寒”成了他唯一的污点和不幸的起源，这点似乎争取了更多观众的共情。

妈妈文光的角色更有柔和的母性，前任管家夫妇也削弱了影版的神经质气息，变成“也是个可怜人”的形象，朴社长夫妇也比原作中更有趣些，人物基本都有所挺现。

当场表演最出彩的是房子斌演绎的父亲，讨生活的谄媚，对现实的不甘与内心的羸弱都很到位。那个颤颤巍巍走出凶宅的中年男人，是整个东亚社会重负的缩影，最终俯身隐匿为一个社会残喘的影子。

最期待的郝蕾饰演基婷，设定改为家中的长姐，更有智识气息。郝蕾的台词和表演当然是精准的，可以说是舞台上最让人放心的存在了，但观演时我有点遗憾，感觉她的戏份和角色力量似乎少了些。基婷这个角色的改编，其实是比较险的，因为在原作中，妹妹基婷才是最年轻，最机灵，最有希望真正实现阶级晋升的存在。所以当剧末的谋杀桥段刺中基婷时，最美好可期的生命陨落，金家靠自己力量翻转命运的“希望”也被完全刺破，父亲几乎是瞬间完成了复仇心理的转化。但在戏剧舞台上，基婷是个看起来“什么都料理得很好的人”，于是谋杀看起来更像一场发狂的无差别杀人。基婷这个支点承受的力也就锐减，成了一种“被人遗忘的牺牲”。

但如果我们将其视作一个全新的角色再来审视，这个处理似乎有了另外一种解法。在中国当代的语境下，贫寒家庭的长姐总是承担了更多的实际责任，却也往往因为“令人省心”，是易被忽视的家庭存在。原作中的基宇一家，即便生活极其艰难，但仍然能感受到小女儿基婷被全家人宠爱着，因此Jessica的温柔与脆弱完全成立。但郝蕾呈现的Jessica姐姐，是隐忍的，在弟弟面前，她自己的欲望也是被压制的，这是另一种我们的观众应该更理解的悲剧性：即便郝蕾是一个那样拥有光彩的女演员，这个角色在剧中依然显得黯淡。

【去向何方？】

撇开惊悚故事和生存博弈的浮沫，《寄生虫》给我们更多的启示，还是关于“存在”和“希望”。谁能够定义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希望”又应当寄托在何处？

值得一提的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同样可以提给当代剧场的创作者们。在中国当代的舞台上，“东亚风”已经刮了好几年，尤其是在作品更新频率更快的音乐剧市场，放眼望去几乎全是日本韩国剧目的改编。那么在大剧场里，为什么还要去挑战日韩作品？尤其是像《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寄生虫》、《人间失格》等，都是已经斩获了良好口碑的影视作品。

在我看来，这些当代经典剑指了东亚整个文化的交集，我们可能面对着同样的困境，又理解着同样的美学。但当它们在剧场上相遇，推翻重来，这仿佛也是东亚观念与戏剧美学的一次“折叠”。日韩的戏照搬到舞台上，观众一定是能感觉到的，好的改编是在探索中找到自己的声音。

就像我在评论《松子》时指出，中国版松子的宿命是“不被理解”，我们愿意给予松子同情和爱，但我们却很难成为松子。而在《寄生虫》里，东亚社会的“现代病”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边，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它离观众是迫近的。

这几年的戏，很多让人看得很虚浮，要么往宏观层面高歌猛进，要么只能往小家小爱写，敢于直接叩问社会之病的剧作实在零星。《寄生虫》起码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剧本，它具备这样的潜力，在每一轮修改中去成为一个更具有对当下批判的社会文本。

这也回答了我们不断引进和改编当代影视佳作的一种期许：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好故事，经得起不同艺术形式的演绎，更是因为剧场能容纳足够多样的角色，足够颠覆的改编，从而才能借不同的寓言，对我们当下的社会做出最即时的回应。

一个好故事之外，我们更需要的，是离我们的生活更近，更真实的舞台。

演出信息

演出名称 

舞台剧《寄生虫》

演出场馆

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大剧场

演出时间

2023.5.12-14/19:30

演出时长

约150分钟（无中场休息）

*演出时长及阵容以现场演出为准

演出票价

180/280/480/680/880元

票价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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