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大导演：涉嫌性侵养女被指控！看他指导影片就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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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厌恶现实，
但现实是可以供应一块上等牛排的，
唯一地方。
——伍迪·艾伦
伍迪·艾伦近来烦心事不断。
在好莱坞 “Me Too” 运动热潮的助推下，伍迪·艾伦涉嫌性侵其养女迪伦·法罗的纠纷被迪伦·法罗重新发起指控。
这直接导致了伍迪·艾伦的新片《纽约的一个雨天》（2019）未能如期上映。新片也几乎无人问津。
这些使得在其从影的半个世纪中，近乎一年拍一部电影的节奏被就此打断。
Me too - 反性骚扰运动
女星艾丽莎·米兰诺等人，于2017年10月针对美国金牌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性侵多名女星丑闻发起的运动，提出了me too——“我也是（受害者）”口号。
呼吁所有曾遭受性侵犯女性挺身而出说出惨痛经历，并在社交媒体贴文附上标签，藉此唤起社会关注。
2017年12月，在全美范围内引发了对性骚扰的愤慨的“打破沉默者”当选《时代》杂志2017年“年度人物”。
无论遭人喜爱还是鄙视，伍迪·艾伦的电影在美国电影界一直是一种独特而又有深度的声音。
他的作品基本上都带有浓烈的自传性色彩，却又是由虚构主导的，玩着“自传条款的真假游戏”。死亡、性、宇宙膨胀、否认创世论、揶揄讽刺等都是贯穿他电影里喋喋不休的语言。
在现代天文学家看来，
空间是有限的。
对于那些从来记不清东西放在何处的人来说，
这种观点尤其令人欣慰。
《扭曲的命运》
要理解伍迪·艾伦的长片、戏剧、散文……，就必须同时开动头脑与心灵，因为艺术家从未将二者分开过。
可笑、怀旧、悲观、神经、厌世、下流、不羁，甚至还有些反现代的色彩。随着岁月的流逝，伍迪·艾伦承载了所有的标签。
他讲述的人物故事却成了寓言，甚至成了对“僧袍不能让人变和尚”的诠释。
为了反抗与肤色紧密相关的文化、身份及社会刻板形象，他的人物从反讽、幽默和戏谑中找到了反击的手段。他们并非觉醒后变得冷嘲热讽的男女，而是目光明锐、从全局来审视这个世界的人，不论在奇观还是恐怖面前，他们都同样毫不怯懦。这些人不仅明白死亡时人类所坠入的虚无，而且也知道死亡会导致胃酸升高。
“迷恋电影是最近才发现的一种急性疾病……这种可怕的疾病主要袭击民众之中所谓的‘知识分子’。其中，人们在昏暗的放映厅坐上两三个小时，并在随后几个月讨论他们看过的影片。”
你不相信科学。
你不相信政治体系会起作用。
你也不相信上帝。
《傻瓜大闹科学城》
伍迪·艾伦深谙个人境遇、世道冷暖、社会运作方式、时代的堕落与诱惑、达尔文主义法则以及人类自相残杀的生存现状。
为了不让个人论断使自己陷入抑郁的境地，伍迪·艾伦饱读从古至今所有伟大思想家（作家、哲学家、剧作家与诗人）的作品。通过这些阅读，他得以抵抗时间的冲击；通过精神分析，他可以探求梦境、欲望与冲动的机制，并深化对自我的认识。
如果他的作品让我们陷入对其头脑、内心、回忆与思想的沉思之中，这全然不足为怪。这些都是敏感而隐秘的角落。
死亡的焦虑、生活的意义、幻觉、失望，全都融汇在艾伦的平衡体系之列。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导演不仅通过电影表达个人固化或动态的感受、回忆和情绪，而且也再现出存在于人物身上使他们偏离中心的情感差距。
不论是苏格拉底、第欧根尼、柏拉图，还是康德、尼采、克尔恺郭尔、萨特、帕斯卡，这些哲学家都对这位电影人产生了影响，而他的影视作品中也到处回响着他们的话语、理论、反理论以及寓言。
不论是在言语、身体上，还是在相貌上，伍迪·艾伦与这些犬儒都有诸多共同之处：他们不修边幅、不穿制服、对愚昧毫不容情、性生活方式不合规约，甚至遭人指责、与众不同的信仰、抵御噪音与肉体需求、否认全能的上帝、信奉个人主义……
由于明眼之人往往被视为疯子或不会变通，伍迪·艾伦便在银幕上大肆利用这种世俗看法，并觅得反讽作为应对烦躁与不安的理想基调。
作为议论、叙事与戏剧形式，反讽由此将艾伦与他人区分开来。以不同修辞手段作为表现形式，比如曲言、夸张或反语，反讽由此成为伍迪·艾伦艺术表达的主要特征以及他的斗争工具。
我所有的作品基本上都带有自传性，
不过在经过夸张、变形之后，
看起来倒更象是虚构故事。
伍迪·艾伦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认识伍迪·艾伦，不论是从他的恋情、才识、体貌，还是从他所处的地理位置（纽约、伦敦、巴黎、巴塞罗那、旧金山）。
他的作品尤其丰富，其中的四十多部电影大玩个人自传条款的真假游戏。
其中的（文艺）原则却十分简单：直接了当地向观众讲述着自己的人生或其中的片段，本着揭示真相的精神，没有丝毫的矫饰。
如果伍迪·艾伦在片中出演角色，并谈论个人成长以及他与女性、沙发、上帝、性爱、死亡、格什温、科尔·波特、瓦格纳、波兰，甚至他与存在主义和宗教的关系，虚构最终都会重占优势，自传条款也只是遵守一半而已。
作为多次被提名并获奖的幻影大师，伍迪·艾伦喜欢将现实与个人想象或投射的现实加以映照——《曼哈顿》的开场就是最好的例证，由此邀请观众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对于喜欢互动和亲密接触的观众来说，这可谓是一种持续的召唤。
回忆在《安妮·霍尔》中发挥的作用；
自传内容在《无线电时代》中的效果；
偶像及其灵感在《开罗紫玫瑰》或《内心深处》中占据的位置。
这些正是构成伍迪·艾伦电影的核心元素，而影片在带有自传性的同时，也兼具浪漫色彩。
作为公众人物，正是他具有的双重性格编织了自己的传奇：一个羞涩却抛头露脸的男人，一个奋力抗争的胆小鬼，一个忧郁的丑角，一个外表洒脱但内心焦虑的人，一个笨手拙脚的情圣。在他身上，艾伦汇集了所有的矛盾。
对于那些令自己不安的惊厥与颤栗，他在影片《安妮·霍尔》中赋予它们一种（假想的）意义：他为自己扮演的角色艾维·辛格的神经症人格加以辩护，因为主人公曾生活在一栋建在过山车下面的房子里，甚至在他喝汤时都很难不四处扬洒。
在反对无知上，没有什么比光明更为有效；在反对蒙昧主义时，他以文化和哲学作为反抗的利器；在反抗沉默和压迫时，他以辛辣的言辞积极呼吁。
正是在这种体系之上，善言的伍迪·艾伦构建了个人电影作品的基础。他的影片抨击社会偏见、大众道德观念以及恐怖政权下思想的趋同。就哲学和思想而论，可以说导演已经与犬儒主义举行了“宗教联姻”，尽管他本人始终自诩不属于任何派别。
人即使再聪明，
也始终会做傻事，
但反过来就完全不可能。
伍迪·艾伦
在追求爱情、狂欢、幸福或真理时，所有艾伦式人物都追着一个人或一件事在跑。为达到目的他们采取的手段尽管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绝对的目标：自由。
他们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与社会专制展开斗争，断绝言语与意义的共谋关系，重申“上帝已死”，冲破道德束缚，行动起来而非苟活于世。
伍迪·艾伦坦言要讲“真相”并宣称：
“我并不愤世嫉俗，也远非一名艺术家。我只是一个幸运的劳动者。”
作为一个讲真相的人，难道他认为运气是这个复杂等式的唯一解释，而他本人则是其中的未知数？
正是对真相的迷恋，激发着他所有作品的创作，而他的追求也不可避免地导致简化思维、偏见、教条与边界的垮塌。最后，真正重要的是“一切顺利，且无人受害”，正如鲍里斯·叶利尼科夫的格言所说。
面对混沌之象，不是有体系地对它进行反抗，而是要有策略地组织反文化运动。显然，伍迪·艾伦正是这种反文化运动的象征之一。
“别把我当回事。对我而言，就是要逾越所有的限制，以便让你发笑。”
——伍迪·艾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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