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报案例和指导案例 | 生态环境保护案件裁判规则

01、水污染责任纠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裁判规则：

Ⅰ、污染物排放的精确数量无法查明的，可根据生产量、单位产量污染物产出量、单次排污量、排污频次推定污染物排放数量。

Ⅱ、为充分实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事后救济与事前预防的功能，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能否救济社会公共利益受到的现实损害、能否消除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风险两个方面，判断诉讼请求是否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1年第11期

02、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裁判规则：

Ⅰ、在环境公益诉讼审理期间，省级人民政府针对同一污染事实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两案案件事实相同、诉讼目的一致、被告相同、诉讼请求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可以将两案合并审理。

Ⅱ、环境污染行为已经经过刑事和行政诉讼程序审理的，被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可以直接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的证据但由于证明标准和责任标准存在差异，故最终认定的案件事实在不存在矛盾的前提条件下，可以不同于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认定的事实。

Ⅲ、鉴于委托排污型环境侵权中委托人侵权故意的隐蔽性，对委托人和受托人共同侵权主观故意的认定可以采用推定的方式，依据排污主体的法定责任、行为的违法性、主观上的默契及客观上的相互配合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Ⅳ、受污染水体处于流动状态，难以直接计算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可以采用虛拟治理成本法对损害后果进行量化，即以单位实际治理成本作为单位虛拟治理成本，结合违法排污数量，计算出生态环境损害量化数额，并以替代修复的方式让侵权人承担责任。

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中，对于律师费、鉴定费等合理费用应当予以支持，在原告请求的律师费、鉴定费只有合同而无票据作为证据的情况下，当地政府指导价可以作为界定合理费用的参照标准。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9年第11期

03、特殊区域合作勘查合同纠纷案

裁判规则：

当事人关于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内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合同约定，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环境公共利益，否则应依法认定无效。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即便未明确违反相关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认定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将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第04期

案例文号：（2015）民二终字第167号

04、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裁判规则：

Ⅰ、对环境污染损害因果关系，主张者只需证明被主张者存在污染环境的可能性，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则由被主张者承担。

Ⅱ、水产养殖物灭失后，可以根据实际养殖状态与条件，参照地方性行政规章对国有渔业水域因工程建设占用补偿标准确定经济损失。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03期

05、环境污染侵权赔偿纠纷案

裁判规则：

环境污染案件中，危险化学品和化工产品生产企业对其主营产品及副产品必须具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必须全面了解其主营产品和主营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是否具有高度危险性，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必须使其主营产品的生产、出售、运输、储存和处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使其副产品的生产、出售、运输、储存和处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或者产生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重大风险。虽然河流具有一定的自净能力，但是环境容量是有限的。向河流中大量倾倒副产酸，必然对河流的水质、水体动植物、河床、河岸以及河流下游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如不及时修复，污染的累积必然会超出环境承载能力，最终造成不可逆转的环境损害。因此，不能以部分水域的水质得到恢复为由免除污染者应当承担的环境修复责任。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05期

案例文号：（2015）民申字第1366号

06、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公益诉讼案

裁判规则：

造成环境污染危害者，有责任排除危害。行为人未经许可将工业废酸违法排放到河流中，造成环境污染，应当承担修复受污染环境的责任以排除已经造成的危害。为了达到使被污染环境得到最科学合理的恢复这一最终目标，法院可以采取专家证人当庭论证的方式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当行为人的经济赔偿能力不足时可以参照目前全国职工日工资标准确定修复费用，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损害，谁赔偿”的环境立法宗旨，可要求行为人通过提供有益于环境保护的劳务活动抵补其对环境造成的损害。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08期

案例文号：（2014）连环公民初字第00002号

07、不予受理裁定案

裁判规则：

Ⅰ、判断社会组织是否属于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组织，应当综合考量该组织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是否实际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以及维护的环境公共利益是否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

Ⅱ、社会组织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应根据期内涵而非简单依据文字表述做出判断。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09期

案例文号：（2016）最高法民再51号

08、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裁判规则：

我国对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实施污染者依法负责的原则。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进口者、使用者对其产生的危险废物依法承担污染防治责任，应向环保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以及处置等资料，同时应按照国家规定交由有相应处理危险废物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危险废物产生者未依法申报危险废物的具体情况，擅自委托不具备处理危险废物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处理危险废物的，属于违反污染防治责任的行为。因上述违法行为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危险废物的产生者对于相关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放任的故意，不能以其并非直接的环境污染侵权人为由免除法律责任，又由于危险废物产生者的擅自委托行为系环境污染事故的必要条件，故应与危险废物的实际处理者承担连带责任。存在多个生产者的，可结合各自违法处理危险废物的数量以及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分担责任。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04期

09、环境信息公开案

裁判规则：

依法获取环境信息，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一项重要权利，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监督环保法律实施的一项重要手段。具有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和社会监督职责的公益组织，根据其他诉讼案件的特殊需要，可以依法向环保机关申请获取环保信息。在申请内容明确具体且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公开范围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01期

10、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

裁判规则：

Ⅰ、社会组织的章程虽未载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但工作内容属于保护环境要素及生态系统的，应认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四条关于“社会组织章程确定的宗旨和主要业务范围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

Ⅱ、《解释》第四条规定的“环境保护公益活动”，既包括直接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也包括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有利于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环境治理能力、促进全社会形成环境保护广泛共识的活动。

Ⅲ、社会组织起诉的事项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对应关系，或者与其所保护的环境要素及生态系统具有一定联系的，应认定符合《解释》第四条关于“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的规定。

案例文号：指导案例75号 （2016）最高法民再47号

11、李某诉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裁判规则：

由于光污染对人身的伤害具有潜在性、隐蔽性和个体差异性等特点，人民法院认定光污染损害，应当依据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是否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以及是否超出公众可容忍度等进行综合认定。对于公众可容忍度，可以根据周边居民的反应情况、现场的实际感受及专家意见等判断。

案例文号：指导案例128号 （2018）渝0116民初6093号

12、江苏省人民政府诉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裁判规则：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将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交由不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企业或者个人进行处置，造成环境污染的，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主观过错、经营状况等因素，在责任人提供有效担保后判决其分期支付赔偿费用。

案例文号：指导案例129号 （2018）苏民终1316号

13、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诉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首旭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裁判规则：

Ⅰ、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企业，负有确保其排污处理设备正常运行且排放物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的法定义务，委托其他单位处理的，应当对受托单位履行监管义务；明知受托单位违法排污不予制止甚或提供便利的，应当对环境污染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Ⅱ、污染者向水域排污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计算的，可以根据环境保护部门关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有关规定，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对损害后果进行量化，根据违法排污的污染物种类、排污量及污染源排他性等因素计算生态环境损害量化数额。

案例文号：指导案例130号 （2017）渝01民初773号

14、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裁判规则：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多次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后仍未改正，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对其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案例文号：指导案例131号 （2015）德中环公民初字第1号

15、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裁判规则：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期间，污染者主动改进环保设施，有效降低环境风险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超标排污行为的违法性、过错程度、治理污染设施的运行成本以及防污采取的有效措施等因素，适当减轻污染者的赔偿责任。

案例文号：指导案例132号 （2018）冀民终758号

16、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某殿、马某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裁判规则：

污染者违反国家规定向水域排污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以被污染水域有自净功能、水质得到恢复为由主张免除或者减轻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案例文号：指导案例133号 （2017）鲁06民初8号

17、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诉恩施自治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水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裁判规则：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人民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的，可以责令其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审查批准及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之前，污染者不得恢复生产。

案例文号：指导案例134号 （2016）渝02民终77号

18、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诉苏州其安工艺品有限公司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裁判规则：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有证据证明被告产生危险废物并实施了污染物处置行为，被告拒不提供其处置污染物情况等环境信息，导致无法查明污染物去向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原告主张的环境污染事实成立。

案例文号：指导案例135号 （2018）苏03民初256号

19、吉林省白山市人民检察院诉白山市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白山市江源区中医院环境公益诉讼案

裁判规则：

人民法院在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时，对人民检察院就同一污染环境行为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以参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采取分别立案、一并审理、分别判决的方式处理。

案例文号：指导案例136号 （2016）吉06行初4号 （2016）吉06民初19号

20、云南省剑川县人民检察院诉剑川县森林公安局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裁判规则：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人民法院应当以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是否得到有效制止，行政机关是否充分、及时、有效采取法定监管措施，以及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护，作为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履行法定职责的标准。

案例文号：指导案例137号 （2017）云2931行初1号

21、陈德龙诉成都市成华区环境保护局环境行政处罚案

裁判规则：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通过私设暗管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依法应当予以行政处罚；污染者以其排放的水污染物达标、没有对环境造成损害为由，主张不应受到行政处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案例文号：指导案例138号 （2014）成行监字第131号

22、上海鑫晶山建材开发有限公司诉上海市金山区环境保护局环境行政处罚案

裁判规则：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堆放、处理固体废物产生的臭气浓度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适用处罚较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对其进行处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主张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其进行处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案例文号：指导案例139号 （2017）沪0116行初3号

23、秦某滥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裁判规则：

Ⅰ、人民法院确定被告人森林生态环境修复义务时，可以参考专家意见及林业规划设计单位、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等出具的专业意见，明确履行修复义务的树种、树龄、地点、数量、存活率及完成时间等具体要求。

Ⅱ、被告人自愿交纳保证金作为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担保的，人民法院可以将该情形作为从轻量刑情节。

案例文号：指导案例172号 （2018）湘3125刑初5号

24、北京市朝阳区某环境研究所诉水电集团某开发有限公司、电建集团某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裁判规则：

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贯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原告提供证据证明项目建设将对濒危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及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不可逆转的损害后果，人民法院应当从被保护对象的独有价值、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损害后果的严重性及不可逆性等方面，综合判断被告的行为是否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

案例文号：指导案例173号 （2020）云民终824号

25、某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某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裁判规则：

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和风险预防原则，根据现有证据和科学技术认为项目建成后可能对案涉地濒危野生植物生存环境造成破坏，存在影响其生存的潜在风险，从而损害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可以判决被告采取预防性措施，将对濒危野生植物生存的影响纳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协调。

案例文号：指导案例174号 （2015）甘民初字第45号

26、江苏省某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某朋等59人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裁判规则：

Ⅰ、当收购者明知其所收购的鱼苗系非法捕捞所得，仍与非法捕捞者建立固定买卖关系，形成完整利益链条，共同损害生态资源的，收购者应当与捕捞者对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Ⅱ、侵权人使用禁用网具非法捕捞，在造成其捕捞的特定鱼类资源损失的同时，也破坏了相应区域其他水生生物资源，严重损害生物多样性的，应当承担包括特定鱼类资源损失和其他水生生物资源损失在内的生态资源损失赔偿责任。当生态资源损失难以确定时，人民法院应当结合生态破坏的范围和程度、资源的稀缺性、恢复所需费用等因素，充分考量非法行为的方式破坏性、时间敏感性、地点特殊性等特点，并参考专家意见，综合作出判断。

案例文号：指导案例175号 （2019）苏民终1734号

27、湖南省某市人民检察院诉夏某安等15人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裁判规则：

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贯彻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对于破坏生态违法犯罪行为不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还要依法追究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认定非法采砂行为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范围和损失时，应当根据水环境质量、河床结构、水源涵养、水生生物资源等方面的受损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合理认定。

案例文号：指导案例176号 （2020）湘民终1862号